王朝的烙印

1.大臣VS皇帝：嘉靖朝的典型“礼仪”

　　公元1521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即位，年号嘉靖。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即位之后，就与群臣上演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之争”事件。

　　朱厚熜的登极与之前皇帝不一样，因为在他之前，正德皇帝死后无子，朝廷只好从皇室近支中选取，朱厚熜作为正德的堂弟，无疑是最佳人选。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出人意料。按程朱理学观念，大臣们要求新皇帝嘉靖以“过继”的身份，尊称正德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伯父为“皇父”，称正德的母亲也就是伯母为“皇太后”，而要改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这大大激起了嘉靖的不满，不由反问：“父母关系怎可以如此篡改？”

　　作为外藩继任，嘉靖对大臣们并不信任，尤其对这种篡改血缘关系难以接受。早在入宫时，当时大臣要求他以“皇太子”身份从侧门进，嘉靖就很生气：“遗诏是以我这个堂弟继任皇位，怎么变成‘太子’称谓了？”嘉靖的生母蒋氏也在从藩邸前往京城途中，听说朝臣要求自己的儿子做别人的皇太子，拒绝前进，朝臣们这才让步。

　　中国从明朝开始，文人士大夫就开始接受以朱熹为中心的四书五经儒学，思维模式一个样，凡事先要“正名”，尤其对于皇家血统论，动辄上升到社稷的程度，士大夫们的“认死理”是出了名的。为了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他们继续要求嘉靖认自己的伯父为父亲，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名正言顺”，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毛澄写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于是朝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嘉靖帝改称号，正名义。

　　作为旁支血脉的嘉靖皇帝，同样性格执拗，牛脾气一个，死活不答应大臣们的要求。这也难怪，非要认他人为父，这种灭绝正常的观念只有那些道学家能够坚守。双方各不相让，皇帝认为此举荒唐，大臣们则自我标榜正义，朝廷陷入僵持。这时一位新科举士张璁站了出来，支持皇帝的观点，认为“继嗣不继统”，顿时激起了群臣愤怒。首辅大臣杨廷和立刻引经据典，弹劾张璁乃大逆不道，把他贬黜到外地。

　　嘉靖寡不敌众，执拗不过。偏这时宫中发生大火，杨廷和等人借此大造声势，称这是上天发怒，皇帝违反了礼教，危机潜伏。嘉靖年纪尚浅，被大臣们说三道四，深为忧惧，只好暂时妥协。

　　但嘉靖初年的争论并没有停息，随着新皇与老臣的间隙加深，首辅大臣杨廷和受到冷落，只好提出辞职。嘉靖求之不得，很快就答应了，立即召回当初维护自己的张璁。于是朝廷分裂为以张璁为首的“护礼派”和诸多旧臣的“议礼派”，双方在朝廷上各自引经据典，从相互辩驳发展到攻讦对方，从唾沫横飞发展到仇视相向。

　　士大夫们高举着理学的正义，讨论的不是国计民生的实事，而是陷入喋喋不休地对所谓“正统”的辩论，日复一日，毫无休止。

　　“大礼仪事件”从嘉靖即位初，争论了长达三年时间，双方依然没有罢休。到1524年，嘉靖即位第四年，决定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是父亲。这无疑捅了马蜂窝，道学家们大为震动！这岂不是违反圣人的“天理”？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护礼派大臣们空前团结，包括各部尚书在内的上百名官员，一齐聚集在左顺门外，强烈抗议皇帝，导致事态迅速升级。

　　这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当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最为激动，向群臣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一位大臣王元正也慷慨激昂大叫：“万世瞻仰，在此一举！”群臣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个个都视死如归的气概，纷纷表态：“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了维护虚无的“名义”、“道统”，这些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大臣们表现得极为夸张，在宫门外大吵大闹，跪拜号哭，闹得人心惶惶。

　　嘉靖皇帝正在休息，听见外面吵闹，非常无奈，只好派几个太监劝大臣们回去。可大臣们铁了心要和皇帝干到底，誓死不从，坚决跪在门外，大声号哭，要求嘉靖一定要出来给个说法。就这样，从早上七点僵持到下午一点，皇帝和大臣们谁都不肯妥协。

　　正午的太阳已过，嘉靖皇帝越来越恼怒，于是命令锦衣卫驱赶群臣，以此威吓。谁知，这一举动对群臣更是火上浇油，大家情绪激动，跳骂起来。大臣王元正的表演尤为夸张，他冲上前去，使劲敲打擂击宫门，扯开喉咙大哭大叫，群臣们发现如果不跟着他这样夸张哭闹的话，有可能被指控不够忠心，于是都跟着纷纷大声哭号，敲打宫门，乃至于金銮殿的瓦片都摇晃了。此情此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官员们声称，如果皇帝不称自己的伯父为父亲，那么皇室不纯，就是天理难容，国家要面临大灾难，社稷将毁于一旦！

　　年轻的嘉靖终于无法忍受！这些朝臣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要把朕逼到绝路不成？

　　嘉靖命令锦衣卫全体出动，涌向宫门外，一股杀气袭来。顿时间，左顺门外哀声震天，厮打、抓挠闹剧上演，到处血迹斑斑，这些昔日里温文尔雅的大臣，今天可是出尽洋相，吃够了苦头。锦衣卫把所有五品以下共一百三十四名官员全部抓起来，硬生生投入牢狱，其他四品以上官员全部待罪！

　　第二天，嘉靖又下令抓捕了九十多位大臣，全部廷杖。光天化日之下，文官们的衣裤脱去，锦衣卫的大棒齐刷刷举起，便是血肉横飞，鲜血横流，哭声震天，这次廷杖比当年正德皇帝杖打满朝文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场打死十六位官员，其余一律流放发配。

　　至此，这场长达三年之久的“大礼仪事件”才告终，嘉靖皇帝依旧称伯父为伯父，父亲为父亲。

　　文臣们对社稷江山是忠心耿耿的，但为表忠心，他们行为偏激极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越闹越糟。纵观明朝社会，这种现象出现得非常频繁，士大夫们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一个个都偏执顽固。他们自以为懂得了书本上所谓的“真理”，就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傲气不已，丝毫不让，愈发刻薄，让人难以接受。

　　朝臣们的刁钻刻薄，常常让皇帝们下不了台，大臣们把皇帝逼到绝路，也把自己逼到绝路。这种激化导致皇帝愤怒至极，大发雷霆，结果都是酿成惨剧——你们不是慷慨激昂吗？你们不是目空一切吗？朕就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最后只能越弄越糟，双方以悲剧收场。

　　明朝的君不知如何为君，臣也不知如何为臣，却不知早在唐代，一对君臣的典范就已阐明了君臣之道。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唐太宗与魏徵的对话，探讨“忠臣与良臣”，颇耐人寻味：

　　（魏徵）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

　　（唐太宗）上曰：“忠、良有以异乎？”

　　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魏徵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忠臣与良臣的区别在哪里？

　　在魏徵看来，忠臣只知忠心于君王，但他们往往言辞不当，“面折廷争”，当着皇帝的面大吵大闹，似乎这样就是忠的表现了，然而这偏偏惹恼、刺激了君王，逼得君王变成了昏君、暴君，最后自己也跟着殉葬，导致“身诛国亡”；而良臣则不然，他不图“忠贞”的虚名，而是想办法使国家得到治理，用委婉、柔和的手段，潜移默化，像稷、契、皋陶那样，使君王与自己同心，共同创造尊容盛世。

　　魏徵的话，一语点破臣子们的得失。纵观唐、宋时期，大臣们劝谏皇帝，绝没有像明朝大臣那样聚众闹事、大吵大闹的，明朝文人的方式实属于“下下策”，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乃至酿成大祸。

　　嘉靖皇帝只是把官员们打了一顿，降罪流放，还算轻的，而明初大臣方孝孺的惨剧，比“大礼仪之争”下的群臣们更加恶劣：

　　公元1402年，当时是燕王的朱棣率兵叛乱，攻占京城，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是为明成祖。朝廷里最有声望的大臣是方孝孺，朱棣虽然嗜杀残暴，但对方孝孺久闻大名，心中钦佩，希望得到他的效力。

　　朱棣想让方孝孺为他写一份诏书，于是亲自去请他，说：“先生，我是想效仿昔日周公辅佐成王，您不要见怪。”

　　方孝孺冷冷地问：“成王安在？”指的是建文帝。

　　朱棣有些尴尬：“成王自焚死了。”

　　方孝孺责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而你自己做皇帝？”此话明显让朱棣招架不住。

　　朱棣只好狡辩：“国赖长君。”

　　方孝孺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继续责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明显有些不耐烦：“这些都是朕的家事罢了。”然后拿了纸和笔，“诏书还是要您老先生亲自写才行。”

　　朱棣在方孝孺面前，倒是非常耐心迁就。

　　只是受正统理学熏陶的方孝孺死活不给面子，像那些擂打宫门大肆哭号的群臣一样，愤然把纸笔一丢，跳起来大哭大骂道：“死就死了，我就是不写诏书！”这种偏激的态度在明朝士大夫们身上如出一辙。

　　大庭广众之下，明成祖朱棣觉得很没面子，阴沉着脸威胁道：“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

　　谁知方孝孺丝毫不让，真像发了狂一样，大声叫道：“你就是诛我十族都不怕！”

　　朱棣也发狂了。狠心一发，难以收拾。好！既然你不怕，那我就诛杀你十族！方家男女老少全部被杀光，乃至于朋友、学生都统统处死，这一场屠杀，人数高达八百多人，那么多无辜性命因偏激的一句话而死亡，彰露了朱棣的残酷，也讽刺了方孝孺的迂腐。

　　明成祖夺皇位，说白了只是皇族内部斗争，无论谁赢谁输，都依然是朱家天下，这种易位在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时代都发生过。“内部矛盾”与外敌入侵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大臣，方孝孺的正直不屈应当赞赏，可又过于迂腐，过于执拗，为了自己的“忠义”名声，把皇帝逼到绝路，也把自己逼到绝路，不惜害得全家老小乃至全族同胞惨遭屠戮。

　　这就是儒家传统所要宣扬的吗？这种虚无的所谓“节气”，意义何在？乃至于后人评价方孝孺“自激之甚，轻重失宜，忠之过者”。

　　自宋明理学后，知识分子普遍把朱熹当做圣贤，把经朱熹注解过的“四书五经”当做普世真理。儒学早已失去了先秦孔孟时代的那种脉脉温情，更缺乏了宽容和大气，变得狭隘固执。由于道、佛等精神元素的融入，理学思想强调唯心主义，把主观意志力量看成是唯一准则，号召人们要重“气节”，为维护虚无的道统天命奋不顾身，乃至于有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心性天理系于一身”等极端化的群体思想。

　　正是在这种知识的灌输下，明朝士大夫们一个个变得固执、清高，动辄以“天理”自居，自我标榜是正人君子，凡是与自己不同的则为“小人”、“禽兽”，大肆斥骂，强烈排斥。汉唐时代的大度消泯了，文人们遇见一点点小事就斤斤计较，要争出个对错是非来，遇见有关国家大事那就更要惊天动地，不闹出人命、不血溅当场几乎就不罢休。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被扭曲到如此地步，真可谓是程朱理学所祸害！

　　事物影响总是相互的，文官群体得理不饶人，皇帝们就常常很丢面子，恼羞成怒。明成祖、明武宗、明世宗，这些帝王当政期间，都发生了极端白热化的流血事件，给明王朝的历史留下巨大阴影，尤其这种打击是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被后世文人责难。皇帝们本身性格偏激，再加上大臣们不依不饶，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暴力解决。

　　可士大夫们的牛脾气向来没有收敛过，从正德皇帝到嘉靖皇帝，文官们一次次发起责难，从最初的劝谏发展到责备，再发展到漫骂，整个朝廷上下似乎都有一种趋势：你骂得越狠，顶撞得越激烈，就越是忠臣，大有“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架势。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1565年，“天下第一国骂”的海瑞出现了。

　　这时的嘉靖皇帝已经执政四十多年，国势日衰，朝纲凋敝，嘉靖整日沉湎于修道炼丹，不理国事，让臣子们忧心忡忡。

　　海瑞很长时间里只是地方小官，他的出名就是因为一次次顶撞上司、偏执顽固，朝廷上很看好海瑞，认为海瑞是绝对的忠臣，让他升任为中央官员，主管户部。

　　这位疾恶如仇的“海青天”对国家的衰落感到忧虑，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用偏激和固执来对抗，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认定了书中圣人所言，只要严格遵守天理，就能战胜一切邪恶。在这种极端思维下，海瑞决定写一份长长的奏折，猛烈抨击嘉靖皇帝，希望重振国家。

　　海瑞的行为极端，在他担任地方官时就出名了。这次，他做得更绝，在写好骂皇帝的《直言天下第一疏》后，竟遣散了家人，打发走仆人，自己买了一副棺材，以表明视死如归的决心，然而把《直言天下第一疏》呈递上去。

　　这份奏折对嘉靖皇帝四十年执政大加批评，言辞激烈，指责嘉靖“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更露骨地说了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明朝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敢于这样直截了当骂皇帝、而且理直气壮的官员，实不多见，尤其是自己买棺材、抱着必死决心的官员，更绝无仅有。

　　海瑞是唯一一个，他的一生都是以这种极端方式来证明自己。他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是道统的严格捍卫者，一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青天”，廉洁耿直，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体现，为了心中的“天理”，他几乎以自虐方式来表达：长年累月地像工作狂一样操劳，不请师爷不请助手不要仆人，为了节省开支自己在后院种菜吃，因为工资低人口多所以全家长年不吃肉天天吃青菜，因为小女儿吃了邻家一块饼而大怒导致小女儿绝食饿死，为了坚持二百年前朱元璋开国时的政策不惜把所有同僚上司得罪光……在这年复一年自虐般的过程中，海瑞清廉的名声也随之扩大，独一无二。当他成为中央官员时，他登峰造极的大骂皇帝的举动无疑让其他文官都黯然失色。

　　嘉靖皇帝当时五十九岁，由于长年乱吃丹药，身体已经很差，脾气也越来越坏。看到海瑞写的这篇“国骂”，大为恼怒，对左右人说：“赶紧去抓海瑞，不要让他跑了！”这时，身边的人告诉他，海瑞早就买好了棺材，等着被捕。嘉靖闻听如此，愣住了，面对倔犟得如此天真之人，嘉靖不禁有些感动，把海瑞的奏章又看了三遍（“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不过几个月后，嘉靖皇帝还是为此耿耿于怀，终于还是把海瑞投入大牢，按照刑部定刑，海瑞该判死罪。

　　嘉靖皇帝一生贬斥、杖杀官员不少，然而这次，年老体虚的嘉靖尚未对海瑞作出判决，就一命呜呼，驾崩了。

　　这位大明朝最偏激的官员，竟然活了下来。他因为骂嘉靖皇帝，从此扬名天下，成为“忠臣”的标志。

　　明成祖时期的方孝孺慷慨激昂，全族抄斩，留下千古名声；

　　嘉靖初年的官员们大闹宫门，被皇帝严厉处罚，一个个都以此为荣；

　　后来的海瑞赌上自己身家性命，把皇帝骂个狗血喷头，更成为社会典范……

　　只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通晓的是圣贤书中的大道理，熟读的是四书五经里的谆谆教诲，他们一次次以自己的性命维护心中的真理，可对社会现实能有什么贡献呢？方孝孺身为国之重臣，屡屡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出现错误，和建文朝的齐泰、黄子澄等书生一样，恰恰是他们成了国家灾难的罪魁祸首；嘉靖朝的文官群体动辄以天理教训皇帝，乍看上去好像是无比忠诚，其实正是他们将年轻的皇帝陷入不仁不义的地步，把现实社会搅得越来越糟；海瑞的慷慨激昂没有任何实质效果，除了成为“模范旗帜”外，他一生没能留下多少利国利民的功绩。

　　这些人代表着明朝文官群体的主流，与其说他们正义、耿直，不如说他们迂腐、狭隘。

　　反观明朝另一位官员——张居正，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务实的政治家。他同样满腹学识，同样忧国忧民，但他从来不争一时的意气，更不会为了虚幻的名义而闹得不可开交，而是实实在在改革国政，富国强兵，低头埋首走一条务实的道路，甚至特殊时刻采取特殊手段，为国之大利可舍小节，从而使明王朝再现“中兴”之景。

　　万历皇帝即位，张居正继任首辅大臣。张居正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位改革家，他学识渊博，在政治上更游刃有余。张居正清楚这些文官群体都是极能煽风点火、大造声势的家伙，要想改革国家，坚定道路，必须压制这些非议，于是对言官钳制颇严。

　　可是张居正一死，底下的群臣们就全都蹦跶起来，对张居正大肆贬斥，……

　　明朝文官群体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这些文官们争论的从来不是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名义”争辩不休，对张居正的改革也一律以其人“道德不纯”一棍子打死。

　　平心而论，张居正一生颇有争议，他对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作出极大贡献，也在政治手腕上游刃有余。张居正也有过贪污，但他真正的贡献在于促使国家强盛，改革变法；海瑞一生清廉，可他做的每件事都让人难以接受，除了为自己留下“正直”的名声，对整个社会不仅没有半点改善，反而加剧了这种偏执、怪异的群体行为。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说：“一个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个清官则可以危害至大。”言下之意，明眼人该能体会得出来了。

　　官僚们应该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

　　然而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慷慨乎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张居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却是真正的实干家。

　　方孝孺、海瑞等文官群体做不出实在的功绩，只不过是在空洞的道德模范。

　　继海瑞之后，大明朝的官员们开始纷纷效仿，以“漫骂”方式求名者越来越多，文官们陷入“沽名钓誉”的价值迷失中，直到万历年间，发展为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