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
昔日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严嵩被削职为民,其独生子严世蕃被斩首,家产被抄,查抄黄金高达三万二千九百余两,白银二百二万余两,田地二万七千余亩,至于其他玉带、玉盘、金壶、珍珠冠等物件高达上千件,一时间,嘉靖皇帝震怒,朝廷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讨严”政治运动。
这位被世人指作明朝第一大奸臣的严嵩,风光不再,倒台之后,身败名裂,沦为庶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只得在自己祖坟旁搭一茅屋,寄居而食,两年后,八十七岁的严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嘉靖一朝,几乎长达半个世纪里,明王朝日渐衰靡,皇帝本人长年深居后宫,修道炼丹,不理朝政,官场日趋腐败,贪污成风,道德沦丧,如同毒瘤般疯狂增长,吞噬着这个貌视强大的帝国。
朝廷上下一片污浊,官员们相互倾轧,一个首辅大臣倒台,另一个首辅取而代之,他们都是踩着前任的尸骨登上历史舞台。
大贪官严嵩倒台了,新的首辅大臣徐阶上来。之前徐阶一直对严嵩唯唯诺诺,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大义凛然,似有忠肝义胆。徐阶担任首辅期间,力主平叛倭寇,重用贤才,朝廷上下为之一振,尤其在嘉靖要杀海瑞时,徐阶力谏不可,挽救了这位清官的性命。徐阶任首辅多年,两朝元老,人称“徐阁老”。
然而,这位以“廉政”著称的老臣也步严嵩后尘,贪赃枉法,侵占田产,纵容子女亲戚胡作非为,“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隆庆年间,在徐阶家乡松江,徐家巨额田地,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亩,资产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这些田产多数以“投献”为借口,强占周围农民的。徐阶家乡的人民愤恨不已,纷纷状告这位昔日首辅,乃至几年后任该地巡抚的海瑞惊呼:“产业之多,令人骇异!”相比较下,以严嵩之贪名,只不过有二万余亩田地,而颇有廉名的徐阶拥有的却是四十余万亩,相差二十倍!真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徐阶下台后,高拱继任首辅。上台之后,高拱励精图治,不几年内,政绩卓然,办事有胆有识。然而很快,高拱也变得专横跋扈,目空一切,“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与朝臣关系越发恶劣。高拱初年尚持廉操,几年后就迅速腐化,常常对手下人说:“日用不够,该怎么办?”手下大臣、门生纷纷贿赂、进献,谄媚回答:“这些钱财物品请您笑纳。”(“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
隆庆帝驾崩,万历帝即位,高拱又被整下台。继任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大臣是中国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深谙权谋的政治家,和前几位首辅大臣一样,他也是通过把自己的前任高拱整倒,从而获得独揽大权的地位。
在张居正的锐意改革下,大明似有蒸蒸日上景象。他深谋远虑,重用贤能,治理黄淮,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又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在国防上颇有建树。明朝中叶的衰竭颓势,经过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又重新出现振兴的曙光,乃至后世有人称他为“宰相之杰”,实不为过。
当然,历史再一次重演。作为文官群体中的一员,张居正同样大权独揽,打击异己,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虽然这位首辅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严厉打击腐败,但自己贪污起来从不在话下,在辽王被废之后,张居正将其府宅据为己有,又有湖广巡抚汪道昆、赵贤等为讨好张居正,用公款为之营建私宅,张居正也欣然接受。越到后来,越凭自己的关系提拔人,自己也得了不少好处,《明史》载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当然,比起前任几位首辅,张居正无疑使国家得到了巨大发展,因此威望颇高,手下依附的群臣也多如牛毛。
公元1581年,万历十年的春天,张居正患重病,急坏了朝中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门吏,纷纷设道场为首辅“祈福”,上百位官员置本职工作于不顾,日夜奔走,在政府机关的门前广场,烧香磕头,京官们夸张媚上的举动在全国引起反响,紧接着,各地的封疆大吏也都纷纷效仿,“百官并斋醮为祈祷”。
然而文官群体的“祈祷”并未能给张居正带来福音,几个月后,这位权倾朝野的首辅病逝,朝廷的态度迅速转变。很快,言官们口诛笔伐,纷纷弹劾张居正贪污受贿,明神宗万历皇帝下令抄家,并剥夺了张居正身前的荣耀,以其大罪诏告天下。张居正家抄出“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那些原来巴结的官员立马一变,争先恐后把张家门封了,以此邀功,乃至于张家老小困在府内,十多天之后,打开门才发现饿死了十几口人,“子女多遁避空室中,饿死者十余辈”。
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严刑拷打,大儿子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投井绝食,自此这位政治改革家身前荣耀一扫而光,成为天下人唾骂的对象。万历皇帝“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还声称本要把张居正剖棺戮尸,念及他对国家有功就姑且免了,他的弟弟等亲人全被发配流放。
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帝国的中枢首脑一个个倒台,背后是上千万两的黄金白银、田产家财,让天下人瞠目结舌,蓦然间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什么都不值得相信。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就歪,在学习首辅们“厚黑学”方面,官员们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一面高唱儒家仁义的大道理,一面马不停蹄地捞取钱财。此后的内阁大学士在贪贿方面更是有恃无恐,如大学士张位初入翰林时颇有名望,但很快他就“黩货如蝇,每次讨缺不下数十,多者千金,少者数百金”,沈一贯辅政万历朝有十三年,家中“货财如山,金玉堆积”,沈一贯下台后,继任的朱赓更是贪婪,贪污受贿使其暴富,以至于“富至八百万”。
中央朝廷里的官员们,一个比一个贪,上行下效,全国各省地方官也搜刮民财。所谓敛财,颇有门道,每年各省地方官都要进京,总要到各个熟悉的京官府邸去拜见,少不了要孝敬,巴结一下上司。这种孝敬称为“冰炭敬”,夏天天热要送冰给中央高官消暑,冬天天寒要送木炭供给取暖,但没有谁会真的拉上几车冰和炭,都会换算成银两,数目多少凭自己的“孝心”来定,于是京官受贿、地方官行贿就进入了这种明目张胆的系统里。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等定规定制,少则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银子,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央高官的口袋里。地方官们大肆行贿,自然得到了上司的青睐,反过来他们在当地就更拼命搜刮民财,捞取油水,最终受苦的是百姓。
所谓“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贿自执政始。”京城官员、地方各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受贿网络,层层递进,直到朝廷的政治中心——内阁,像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内阁首辅,一旦查出巨额贪污,牵连的就是上百上千个下面的官员,整个官场都引起剧烈振荡。
儒家学说到明朝后期已经彻底沦为“假道学”,被当做官员们沽名钓誉的政治资本。那些在朝廷上自我标榜的道德君子们,其实不知背地里捞了多少好处,即使是有“君子”美称的东林党人,也不纯净。
前面已提到过,东林党人活跃于万历、天启年间。他们在攻讦异己、口诛笔伐之余,对国家社稷最大的“贡献”是反对矿税。何为矿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许多中小地主改行开矿挖煤,私设矿场,赚得大笔金钱利润,神宗万历皇帝发现这些新兴产业都未纳入国家纳税范围,于是开始对矿场收税。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万历帝任用太监做特使,导致横征暴敛,大肆勒索,许多刚刚起家的小农资本家被逼破产,全国工商业经济下滑。
以李三才为代表的东林党抗议皇帝的政策,上书请求免去矿税,他们的理由是要保护百姓、保护新兴产业。人们因此认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是国之栋梁。其实,作为以江苏无锡为主体的东林党,许多成员都出生在这片经济发达的富裕之家,他们在当官之外,本身就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有的家庭是盐商出身,有的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有的虽非工商业者出身,其社会关系却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以来,开矿、经商在明朝都不收税,官僚商人们得到的利润常常高得惊人,当万历帝要征税时,无疑触动了东林党人的利益网,所以他们打着“为民请愿”的幌子最为积极。
这其中,反对矿税最激烈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就是典型,他不仅是朝廷要员,更是大运河漕运枢纽“北京—通州”这一带商人的总头目。他生活奢侈、大肆挥霍在朝廷中已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家产多达四百七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这些自诩“清流”的东林党自身其实是商业集体的代言人,他们靠开矿、漕运、工商经营取得极大利润,而明神宗下令要从中收税,无疑激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的矿税,一直到万历后期,要求取消工商税的大臣中,东林党人是叫得最响亮的。
如果要以此称赞东林党人“为国为民”,那实在是太高看这群人了,他们当中,更多是站在自己群体的利益做事。至于除此之外的政策,从万历到崇祯,数十年间未见东林党人有过什么利国利民的贡献,只是年复一年地与其他政治派别吵闹不堪、相互倾轧。
整个明朝的官场都陷入“钱”的旋涡中,有的人私下暗地里大肆捞取,有的人明目张胆要求暴利合法化,一幕幕你攻我讦、口诛笔伐乃至慷慨大义、正气凛然的闹剧上演。
明王朝最高层的政治核心都已经贪污腐化成这个样子,至于地方上千千万万的大小官吏,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从正德以后,到嘉靖、万历年间,贪污已经被全社会“合理化”,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纵观中国历史,西汉时期民风淳朴,机构精简,从东汉到隋唐时期是“贵族政治”,精英执政,两宋的官员待遇优厚,政治宽松,只是到了明朝,随着帝国人口增加、机构臃肿,市场经济萌芽催生,这时人心浮躁,官场“潜规则”真正开始普及蔓延,乃至成为“常态”。各种常例、摊派、乱收费、土政策层出不穷,官员们想方设法地敲诈下层,最终倒霉的是平头百姓。腐败侵蚀了整个社会机体,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从最高层的皇帝开始,就设自己的内库,靠增加矿税、工商税等手段大肆敛财,挥霍享乐,下面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层层剥削,买官卖官,如同市场交易,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
明朝中叶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已经彻底堕落。有一部分人,如前章所说,沽名钓誉,通过“逐名”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更多的人,则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大肆贪污,暗地里暴发起来。
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一再强力打击贪污腐败。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不惜采用耸人听闻的血腥手段: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斩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
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
在著名作家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对朱元璋执政时期有详细的描述: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一时之间,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全国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全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自己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明帝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十九年间,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纵观千年历史,朱元璋是惩治腐败最严厉的帝王,然而他的朱明王朝却也是中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代。老年的朱元璋曾经感叹,为何天下贪官杀不尽,他不知道,正是他一手缔造的明王朝低薪政策,造成了中国社会贪污严重的现象。
此后的清朝,也效仿明制,官员俸禄颇低。乃至于中国明、清两代社会是腐化最严重的时代,最终成为葬送封建王朝的一个不可遏制的毒瘤。
§§五 落日余晖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