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在皇家的畅春园里,大学士们正与皇帝探讨东南沿海的情势。
据福建、广东官员的奏报,最近几年来,南洋海盗频起,尤其是吕宋(菲律宾)、噶啰吧(印尼)等岛屿上聚集了大量荷兰人,这些“红毛鬼”扰乱沿海,抢劫闹事,又有内陆许多汉人与他们私自结交,互相贸易往来,乃至规模越来越大,许多中国人在当地聚集,有些成为豪强。
在此之前,康熙皇帝曾开放海禁有二十年。中国沿海贸易一度发展迅速,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受到海外极大欢迎,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纷至沓来,此时的东洋、西洋诸国实力不强,相互平等互惠贸易,是中国发展海外的有利时机。
只是,随着海外贸易的频繁,许多弊端就出现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的沿海就被海盗威胁。从明朝到清朝,东海、黄海、南海就充斥着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许多生活穷困的汉人也加入其中,变成海盗,打家劫舍,掠夺海上运输的财物。
康熙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的目光从北京延伸至南方方向,希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海上,可是鞭长莫及,对于这个驰骋北方草原的皇帝来说,遥远的南洋海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岁末寒冬,紫禁城在皑皑白雪中显得那么宁静肃穆,大清帝国在第三代帝王康熙的统治下,已经趋于稳固。这一年,康熙已经六十二岁了,年过花甲的康熙不希望国家再出什么乱子,他奋斗一生,南征北讨,为的就是让这片土地安稳下来。如今,当听说南洋海盗猖獗时,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在看过奏折之后,康熙喃喃自语着,这位深谋远虑的皇帝已经意识到——百年之后,西洋等国会兴盛发展,到时可能危及中国。然而,他对此采取的措施却是消极防范:
“朕临御多年,虽致力于满汉一体,但终究发现汉人难治。如今,朕老了,海外也不太安宁,吕宋岛、噶喇吧等地常常留有汉人,他们偷渡过去就不再回来,早在明朝时就是如此,逐渐沦为海盗……”金銮殿上,康熙眉色深重地对大臣们说,“往年福建运米去广东的民船有三四百只,每只船装载三四十人,那就是上千人、乃至上万人,一旦被海盗抢劫了,损失极为严重,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虽然平定,但台湾人常常与吕宋岛等地互相往来,暗中做些朝廷不知道的勾当,不可不深思远虑啊。”
大臣们匍匐在地,细细揣摩着圣意,他们猜想皇帝要改国策。
年老的康熙对汉人的戒心提高了,尽管他一生提倡“满汉一体”,但老皇帝还是发现,两个民族之间依旧存在隔阂。他有些担忧,南方汉人偷渡到国外,会不会与南洋海盗联合对抗朝廷?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早年的台湾郑氏家族,就是由海盗发展起来的。
鉴于防范海盗,康熙帝开始施行“海禁”政策,于第二年正月向全国下达:中国即刻停止与南洋吕宋、噶喇吧的贸易,沿海所有商船渔船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不得随意出海,禁止向国外出售船只、运米出境,更不能有人留住南洋。并严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水师加强巡查,一旦抓住违禁者,严加治罪。如果有人私自将船卖给外国人,一旦查出,立即将卖者、买家全部斩首示众!
在康熙帝封锁南方海域的同时,他对西北方边疆却显得颇有兴趣。这位擅长骑马射箭的帝王曾三次征伐西北准噶尔,三十六岁时出兵二十万,在乌兰布通大败游牧领袖噶尔丹,四十二岁时又发兵十万,在昭莫多再次击败噶尔丹,四十三岁时又出兵西征,在宁夏彻底剿灭噶尔丹部,西北尽皆臣服大清。可以说,正是康熙大帝为中国近代版图奠定了广袤的基础,功不可没。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一切之根本。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帝尽他所能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在十七世纪达到鼎盛,北抵西伯利亚,西达新疆盆地,蒙古、西藏等全部归属于中华领土,这些边界已经达到陆地所能超越的极限,因为再过去就是戈壁大漠、寒冷雪山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强敌都来自北方,历朝历代把重点军事防御放在北方,修长城、屯军田几乎是必须做的。传统观念里没有对海洋的关注,人们也从不认为那些浩渺无垠的大海上会出现什么隐患,即使有隐患,我泱泱中华只要关起大门来,海贼们如何能上得陆地?
其实,早在十五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就关起了海洋大门,“寸板不许下海”,为的是防止国民与外国人串通。岂料愈是闭关自守,海外势力愈是猖獗,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东洋倭寇兴起,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十七世纪清王朝曾一度开放海禁,但由于聚居南方的汉人纷纷踏足南洋,让远在北方的满洲贵族心怀忧虑,久而久之,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索性还是把海洋大门关起来算了。
这是中国皇帝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是开疆拓土的永恒梦想,一方面,是“寸板不得下海”的严酷禁令。
1716年康熙帝的“海禁”政策,将影响到后世中国。而正是在这两年前,远在欧洲的俄国,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彼得大帝,力排众议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目的就是使俄国由内陆向海洋扩张,与西欧各国频繁接触,学习先进科技。
16、17世纪的世界格局已然发生变化,从陆地到海洋,这是东方天朝大国所未能意识到的——
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率领三百艘帆船,到达加勒比海,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大航海时代”,这一年,中国明朝的弘治皇帝拨国库银两,全力整修辽东长城,目的是维持北方边疆的稳定;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一百七十名船员,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印度,这一年中国北方又遭受蒙古人袭击,甘肃、宁夏等地发生混乱,政府再次调集重兵防守;
1519年,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率船到达菲律宾群岛,经过长达三年时间,向世界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一年中国的头号“顽主”正德皇帝又闹着要离开京城,南巡出游,遭到群臣反对,一气之下,把大臣们全都打了P股;
1529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萨拉哥斯新条约》,在东印度群岛划分势力,在亚洲成为两大殖民国,而正是在几年前,中国的嘉靖皇帝正与群臣为“大礼仪”事件争吵不休,置国事于不顾;葡萄牙海盗侵入广东,日本贡使抢掠宁波府,海盗开始盛行。十年后明朝海患发展到猖獗地步,东海倭寇杀死江浙军民数十万人,南海的葡萄牙人占领中国澳门,强行“借用”此地做港口;
1596年,荷兰人征服印尼群岛,靠香料、矿藏等获取暴利,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殖民者,这将在一百多年后对中国南海造成直接威胁。正是在这几年之前,中国的东海出现另一个强敌:日本。日本实现全岛统一,国力蒸蒸日上,丰臣秀吉推行军国主义,制定了“十年三步走计划”:三年内灭亡朝鲜,五年内灭亡中国明朝,迁都北京,最后征服印度支那,称霸世界。日本二十万大军直扑朝鲜,明朝军队前往支援,与日军展开殊死奋战,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历经七年抗战,最终以“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财元”的高昂代价获得惨胜。但是,三百年后,日本再次卷土重来,征服朝鲜,攻入中国腹地,中国历经八年抗战方战胜日本。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印度成为英国新财源,此后英国开始崛起,在世界各地扩张,号称“日不落帝国”,这时的中国万历皇帝与群臣大争“国本”,双方互不相让,万历心灰意冷,荒废国事,齐、楚、浙、东林党各政治派别纷纷亮相,相互攻讦,党争开始,明朝已是日落黄昏;
1648年,荷兰殖民者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全球各地都拥有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曾一度征服台湾,海上贸易达到巅峰,经济鼎盛,荷兰率先成立了世界第一家银行,英国、西班牙纷纷购买荷兰股票;此时中国正陷于满汉两族残杀,南明朝廷仓皇逃往缅甸,多尔衮率清军席卷中原,全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江南地区惨遭屠城,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血流成河。
西方各国已经雄心勃勃地在海洋上进行争夺,毛瑟枪、火炮、炸药、战舰等新式武器一一登场,而中国士兵还在骑着战马、挥舞弓箭进行征伐。当英国女王鼓励海盗们出海探宝、彼得大帝引领俄国建立海军时,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帝们则希望把百姓牢牢拴在土地里,禁止海外贸易,更拒绝与西洋、南洋人打交道。
清承明制,明朝有“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更有“闭关锁国”。早在清顺治年间,为了防止内陆居民与台湾郑氏串通,清政府就下达禁海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磔死连坐”,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所有村庄尽皆焚毁。这种做法是台海战争需要,但后果也极为严重,福建、广东沿海一代,竟是荒凉不堪,经济破坏严重。据《清史资料》第一辑中《榕城纪闻》记载:“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食之粮,饿殍已在眼前。”
在中国东南,福建、广东两省山地居多,人稠地狭,耕田本不足以供给人们的生活。沿海居民纷纷出海谋生,占到了总数一半以上。海禁之前,闽、广两地贸易发达,人民生活比较不错,利用海洋优势发展渔业、煮盐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但海禁之后,“片帆不得下海”,渔盐业衰败,货物不通,民生凋敝,顿时陷入窘困境地。
沿海居民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船只上,耗尽家财建造的商船,如今都被搁置荒废,让人痛心疾首。一条船废弃了,就代表着上百人的生活没有来源。这种情况下,生活无着的穷苦渔民被迫亡命海上,遂至铤而走险,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海禁越严,人民生活越困窘,海盗数量也就越多,南洋也就越乱,政府的控制就越发严酷……而且,“海禁”不仅关系到闽广江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西洋流入中国银元的减少,又影响到全国财政、金融的正常运行。
清朝的禁海政策,比明朝更为严酷。自康熙五十五年再次重申海禁后,清廷将此政策一直延续下去,雍正、乾隆朝每况愈下,束缚日渐加深。
雍正帝曾下旨:严令海外国人三年内回国,按期不回,则撤销户籍,不再是中国人。许多百姓迫于生存压力,私自偷渡南洋者不在少数,于是法律越来越严峻,到最后,政府规定:一旦抓住偷渡南洋的,就地正法,斩首示众。
公元1740年,乾隆五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起残酷的“红溪河大屠杀”。
当时南洋群岛已经到处是中国人,这些华人在当地落户生根,做各种生意,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等行业,成为当地富裕阶层。荷兰人眼红华人,杀心渐起。在荷兰总督军队的部署下,有计划地对华人进行大规模屠杀,杀死华人近一万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华侨居住区的红溪河被染成了红色,至于被焚毁的房屋、抢夺的财产不计其数,消息传来,震惊华夏。
事后,荷兰人害怕中国报复,派遣使节前来北京和解。此时《大清律例》刚刚编纂完成,按《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如有私自出洋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反叛律处斩立决。”——在皇帝和政府眼中,南洋华人根本不是“大清子民”,被荷兰人杀了也无所谓。相反,乾隆皇帝竟然还安抚荷兰使节:“这些人本就不是良民,违抗朝廷旨意私自出海,即使是回来了也要全都斩首。现在他们在南洋生事被你们杀了,是咎由自取。”(“内地违旨不听召回,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在乾隆看来,荷兰人正好帮了他大忙,帮他处决了那些鞭长莫及的华人,或许高兴还来不及。
当然,对于西洋人,乾隆帝也是很反感的。在这位自负帝王的眼中,那些红毛鬼、黄毛鬼都是些不懂礼法的蛮夷,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血腥手段。海外的屠杀无所谓,但如果是在大陆国土上,就不得不防了,尤其这些西洋人如果与汉人联合起来对抗清廷,就更是令人担忧。
当乾隆帝下江南游玩时,在苏州、宁波等地看到许多西洋商船,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而且这些西洋人还随身携带武器。乾隆皇帝愈发担心起来:我中华本土如何能充斥这些外籍蛮夷?万一哪天发生变乱,或是汉人联合他们造反,该怎么办?这种事件不是没有发生过,早在明朝嘉靖时期,澳门岛就被葡萄牙人占据,一边做贸易,一边生产军械火药,最后明朝政府只好与葡萄牙签订“借地条约”。
从江南回京后,乾隆立刻下旨:关闭浙江、江苏等地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是为“广州十三行”。不仅如此,还规定外商在广州只能住在会馆里,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四处游玩,中国普通百姓不得与外商接触,谨防受到西洋人的蛊惑。这是继康熙五十五年之后,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又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这种极端保守思想在乾隆帝身上可见一斑。此后,广州一口岸贸易的体制,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没有变化。
“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对外界知之甚少。皇帝害怕人们出海,限制船只的政策越发严厉:“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当年郑和下西洋所建造的大船技术已经失传,清朝中后期的海船变得又破又小,被限制得只能在浅海域划行。这正是清朝皇帝们所期望的,这样百姓就无法出海,不能与海外蛮夷接触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访华,这是中、英两种文明的一次零距离接触。
正是在这次访华过程中,马嘎尔尼敏锐地发现中国庞大下的虚弱,看到中国军队的落后腐化,尤其对于中国水师,马嘎尔尼认为几乎不堪一击:“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英国使团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在日记中感慨道:“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二百五十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此时,距郑和下西洋已有四百年,距万历年间击败日本舰队有两百年,距郑成功击败荷兰海军也有一百年,当年西洋人、东洋人对中国海军的惊叹,已经荡然无存了,当历史走到乾隆时代,中国舰船已经衰落到被欧洲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这一切,被“日不落帝国”看在眼里,英国人已经开始考虑用什么政策对付中国了。
乾隆皇帝应该是幸运的,他一生都生活在“天朝大国”的意识里,所有灾难都在他死后才发生。当1740年那一场印尼群岛上屠杀华人的事件被乾隆帝轻描淡写忽略时,他怎么可能知道,整整一百年后,在1840年,他的后世子孙要为他当年的自负浅薄付出惨痛代价——英国人因鸦片纠纷,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的当时,清朝全国水师的外海战船共约九百三十艘,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的水师兵力共约十万人,大小战船约七百多艘。数量上颇为可观,也一直让大清朝的臣民得意不已,对付欧洲那些蛮夷小国的数千兵士,我大清每个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
可是,当我们仔细比较一下,就能悲哀地看到,中英双方的差距之大:清廷战船全是松杉木质制造的,用布帆作驱动导航,船上安有十门左右的小型火炮,但行动弛缓,吃水很浅,只能在近海作战,一旦进入深海则有颠覆的可能;英国的十几艘远航战舰,采用的是当时最新发明蒸汽机驱动,装有六十至八十门大炮,船身全是以铁壳建造,在海上如庞然大物,行动迅速而沉稳。
中国木质舰船在英国铁甲战舰面前,几乎毫无还手能力,更为糟糕的是,中国“重陆轻海”的思想使清廷放弃了海上控制权,只在沿岸布置火力。这使得中国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任英国人随意游弋,英国战舰进攻广州、攻占虎门、攻陷厦门、又北上宁波,一路上指哪打哪,清廷束手无策,只能跟在P股后面追。英军的炮火轰灭了清王朝的大国梦,海洋的力量击败陆地,中国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被攻破,数千上万的兵士无谓地战死,依然阻挡不了大英帝国海军的前进。最后,英军攻占南京,兵临城下,切断京杭大运河的南北通道,东南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北方地区物资供应不足,北京也陷入恐慌之中。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在炎热的南京城外,在英军“汗华丽”的战舰上,清王朝与英国双方代表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所有条文均为英国单方面制定,中国无权商量、修改。
陆地VS海洋,中国已经在世界大潮的兴起中输了。从明朝到清朝,从嘉靖皇帝的海患到乾隆皇帝的闭关锁国,从明朝的澳门被占领到清朝的海岸线全面崩溃,中华彻底丧失了自己在海洋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