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沆瀣一气的厂卫

在明代的特务机构中，厂与卫是密不可分的，故人们称之为厂卫。“厂”即指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卫”即锦衣卫。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因为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抗衡。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的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本人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明武宗死后，世宗继位，他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颇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并非武宗的后代，而是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因此他极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尊贵的追封，不料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史称“大礼议”。最后，恼羞成怒的世宗命锦衣卫官校将一批官员或棒笞，或下狱，总算将反对者暂时压制住。世宗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即希冀长生，喜爱方术。为此他四处寻访方士，待若上宾，又日夜在宫中设斋醮，供奉甚谨。这自然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执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厂卫”及“诏狱”对劝谏的大臣进行打击。如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虚妄，世宗大怒，“立下诏狱拷掠”。太仆卿杨最上疏强谏，“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后御史周相上疏建议世宗毋听虚妄的“祥瑞”征兆，没想到世宗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经过这样的残酷打击，绝少有人敢犯颜强谏了。最后，还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但同样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当时世宗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见，明代“厂卫”的存在及发展是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结果，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们在做出违背纲常的荒诞不经之举时，都需要像锦衣卫及东厂这样的机构与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屡有消长，但锦衣卫及东厂的地位却一直相当稳固，其势力在不断膨胀，个中的症结即在于此。

锦衣卫与东厂即为维护专制帝王“超级”权力的最得力、最凶残的工具，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而由众多大臣组成的朝廷机构成为其监视、挟制的对象。专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处置手下的大臣，这自然使极欲肆意妄为的君王心满意足，惬意无比。对于一个深居皇宫内院的孤家寡人来讲，拥有这样的权力已经足以使偌大的帝国陷于纲纪紊乱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却表现在这种超级权力事实上的转移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厂卫”这样的特殊机构的，他们在奢侈享乐及处理朝政之余，虽然能通过锦衣卫官校每日所汇报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琐事来了解下情，但他们蛰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之中，根本不可能将锦衣卫报告的事情进行验证，只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就给锦衣卫长官瞒天过海、罗织构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锦衣卫自设公堂，自备监狱，生杀予夺，而皇帝对锦衣卫拷讯而来的罪名根本无心勘验，无数冤假错案由此发生，锦衣卫长官及其爪牙作为御用鹰犬，敢于施暴于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统三法司形同虚设。锦衣卫成为超级监察与司法机构，其长官也就拥有了非同寻常的超级权力，这无论对正规官僚机构的运转，还是对专制皇权的维护都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明成祖朱棣看到了锦衣卫的这一弊端，但出于自私褊狭的心理，他并没有仿效其父废除锦衣卫，而是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另设东厂，以亲信宦官提掌，形成与锦衣卫相抗衡的局面。在事实上，锦衣卫衙门也是东厂监督的对象，主管太监日夜守候于皇帝身边。相形之下，锦衣卫长官的地位就大为逊色了，东厂太监便成为明代“厂卫”系统的最高领导者。

宦官窃权专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无法根治的痼疾之一，为害酷烈，屡见不鲜，而明代之所以又成为宦官肆虐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宦官把持了“厂卫”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卫”机构原本为专制帝王处心积虑维护其特殊地位而设置，实际上却成为宦官执掌特权最有力的保障。宪宗时汪直的专权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日后武宗时期的刘瑾及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证明。掌权的太监无一例外地利用“厂卫”爪牙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进行残酷打击。

熹宗去世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贤末日的来临，魏忠贤死于非命。朱由检本人也颇有重振朝纲之意，但他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继续重用宦官操纵“厂卫”，依旧维持着恐怖而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机重重，无法摆脱覆亡之厄运。《明史》载：庄烈帝（即朱由检）疑忌群臣，令王德化执掌东厂，号为“惨刻”，（吴）孟明虽掌管锦衣卫，但行事须观望东厂之意，不敢丝毫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等朋比为奸，大凡缙绅府宅前，必遣数人往来侦察，因此群臣都晚起早阖，毋敢私语。那些高门富豪，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锦衣卫校尉恣意敲诈，稍拂其意，诬陷立构，只须片言只语，便可株连至数十人。试想在天下大乱之时，朝廷大臣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如何能尽心尽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敌当前之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监仍然将监视将帅视作第一要务，互相倾轧而又离心离德，又怎能避免不击自溃，土崩瓦解？

总之，厂卫是明朝统治者施行特务政治的特别专政工具。它的出现，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专制的政治需要，同时又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它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明朝统治者的独裁自私，暴虐残酷。如果说它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对巩固统一还多少起过一些作用的话，到后来则完全变成了镇压人民、党同伐异、祸国殃民的工具。明代特务政治在许多情况下，成为掌权的一派对失势的一派进行迫害摧残的工具，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极不得人心。所以从明代历史的发展看，特务政治的客观效果，不是加强了国家的安定，而是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使明政府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危机面前非但不能团结一致，反而彼此倾轧，互相拆台，终于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