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人亡政息启及后人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旋即凋谢。张居正离世后，保守势力得势，进行了迅猛的反扑，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张居正改革在其身后惨遭失败的厄运。

在以人治为主体的明代，具有绝对权威的皇权的反对，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师保首辅，于是张居正代行皇权，从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说，其取得压倒反对派的优势，实际上只是皇权对于臣僚的优势，他拥有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力量，实际上只是皇权的力量，而不是张居正本身的优势或改革本身的力量。这里就包含有很危险的因素，即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

张居正执掌皇帝权柄只是暂时的，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的加强，其好权多疑、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习性也日深，与张居正希望其勤政恭俭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君臣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特别是万历六年（1578）皇帝大婚后，对各种贪图享乐的欲望越来越不加以掩饰。但他每每下诏敛财或倦于上朝，都遭到张居正的谏诤劝阻。如针对万历七年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之事，张居正虽然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谏言道：“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按封建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急于收回自己的权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明神宗即对其进行残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权，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张居正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都迅速集结在皇权之下，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

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使改革无法彻底进行。改革是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豪门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张居正改革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张居正的改革，是利用皇权的强制力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均赋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即土地兼并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改革并没有在劳苦大众的心中引起共鸣，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一条鞭法的推行，虽然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业者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张居正在“夺情”之后许多举措失当，以致一些开明之士最后亦放弃了对改革的支持。这样，张居正在各个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与保守势力相比，改革的力量并不具有优势，因而，也就难以维持了。

此外，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府邸。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不仅有锦衣卫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如此庞然大物，绝非“八抬大轿”可比拟，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他虽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为其家人谋求进身阶梯。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皆通过社会关系得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了。

针对“夺情”风波，张居正处理不当，使自己更加孤立。所谓“夺情”，是施用于军前的将帅偶遇父母之丧的一种变通的办法。因为在出征之际的将帅，若忙着奔丧回家，必会贻误军情，为患不小。为了免于此患，皇帝可以命他移孝作忠，仍在军中任事。这么做，便被称为“夺情”，所以叫“夺情”，乃是以国事为重，而夺去亲子之情的意思。但“夺情”的限制很严，只限于征战之时的军前将帅，如果官居将、帅之职，而并无征战之事，仍然不能适用。至于文官，则永不会有“夺情”之举的。

而张居正父亲死后，神宗皇帝却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推行改革，故而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因为根据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故而张居正“夺情”一事，让许多士大夫深感不满。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之流，便以此为口实，趁机群起而攻之。他们打出维护封建礼制的幌子，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此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宰相，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张居正还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以致冯保被抄家之后，张居正也“祸发身后”。

上述的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赍志以殁。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掌权柄期间，大明帝国摆脱了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观。但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由于明神宗怠于政务，此后的内阁首辅平庸无为，致使整个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后灭亡，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