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派别,一般说来,东林党人是由一些比较有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头脑比较清醒、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个人品质也较为正直廉洁的士大夫组成。他们不尚空谈,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以求经世致用。他们认为“自古未有关门闭户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要求士大夫走出书斋,进行救世活动。特别是早期的东林党人,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不乏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
著名的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在讲学时说:“在朝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为官,志不在民生;闲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这些话被传为一时名言,顾宪成及其同志被誉为“士林标准”。
曾任翰林院检讨的东林党人姚希孟,反对“加派”和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着“竭泽而渔”的痛苦,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
明神宗“好货成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搜刮财货,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裁抑其爪牙,捕杀其党羽,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东林党反对矿税监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但是也反映了工商业者限制封建掠夺的要求,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天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更是不畏强暴,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缇骑到江南等地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曾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当时,苏州居民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将其当场击毙。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五人。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阉党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对于日益隳弊的官僚机构,东林党人也力图严肃吏治,这也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不过,由于门户之见,激烈的政争牵住了东林党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变得傲慢、褊狭和难以容人,逐渐丧失了过去力图整饬朝政的壮志。他们与其他党派在政见上的差别日见其微,澄清吏治的愿望不仅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而且还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更为腐败。东林党人当政后,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贬的党人,让他们控制军政、监察和人事大权;二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利用“京察”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敌逐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党争不已使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吏治就成了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手段,不仅使得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且也给晚明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晚明的朋党混争加速了明朝在政治上的腐败,也使得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更趋严峻。随着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崇祯年间,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林党人越来越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整日袖手空谈,交章攻讦,汲汲于毫无原则的门户之争。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东北的满族势力也咄咄逼人。东林党人对于政局虽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论甚高,筹边制寇,却并无实着。激烈的党争,使得原已衰败不堪的国家机器愈益难以正常运转。
天启年间,鉴于辽东战事吃紧,明廷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不畏艰险,抚恤辽民,调兵遣将,兴修城堡,整顿军纪,使“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但因遭权要排挤,罢任听勘,由袁应泰继任。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不谙兵法,完全是个外行,到任没多久,便失掉辽阳、沈阳等七十余城,明廷大震。熹宗无奈,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但又擢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力挽狂澜,调兵募兵,召集残兵,加以训练,赶运粮草枪炮军械,到当年(1621,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十二月,已集聚大兵十四万,形势迅速好转。可是明帝却轻信骄傲、怯战、不会用兵的王化贞,冷落熊廷弼。王主速战轻进,熊主固守持久战,双方争论激烈。明帝以大兵十三万委王化贞,熊只领兵一万,成了一个虚有其名的经略。努尔哈赤知“经抚不合”,于天启二年大举进攻广宁,王化贞狼狈逃窜,熊廷弼随之入关,后金军大胜,攻克广宁、锦州等四十余城。广宁失守后,辽东的形势更加紧张。当时正值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得势时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而王化贞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东林党人出于朋党考虑,对之事事加以袒护。而熊廷弼则因早年隶属于东林党的政敌之一——楚党,并在御史任内曾经排斥过东林党人,故而深受东林党人的嫉恨,故二人之间的矛盾很大,王化贞处处与熊廷弼作对。辽东战败后,明廷把熊、王二人逮捕并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不顾熊、王二人责任的轻重,力主一并处死。特别是邹元标、魏大中等人,对于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熊廷弼无奈之余,只得乞救于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他托了内阁中书汪文言,答应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其后却筹不出,又得罪了阉党。努尔哈赤而东林党人看到熊廷弼为阉党所嫉恨,马上又改变初衷,上疏申救其冤。这又让阉党以为熊廷弼与东林党人早有瓜葛,于是更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阉党诬陷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终于被杀,头颅被传送到九边示众。对此,后人吟咏道:“长城自坏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其实,类似于此因党争而受祸的边防将领,又何止熊廷弼一人!
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是功高权重的资深朝臣,他素来与首辅叶向高等人关系密切。他见辽事危急,自请督师,以原官督山海关、蓟、辽、天津等处军务,筑城堡,汰冗兵,练士卒,缮甲仗,买马匹,军备大整,成效显著。魏忠贤因孙承宗功高望重,欲拉为己党。承宗嫉恶如仇,拒不应命,并欲面奏熹宗,劾除忠贤。魏忠贤因此恨之入骨。魏忠贤对其拥兵关外深怀忧忌,遂想方设法陷害他,不久,孙承宗也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十月,阉党借柳河明军小败,极力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被迫去职归里。
抗金名将袁崇焕威振辽东,令金兵闻风丧胆,为大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本应重赏,不料却遭到魏忠贤排斥,指使其党徒进行弹劾,袁崇焕只好上疏乞休,于天启七年罢归。后来,明廷虽然被迫起用袁崇焕,但由于魏忠贤余党进谗言陷害,加上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致使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被杀。袁崇焕袁崇焕之死,可以说也与明廷内部的树朋结党有关。“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绝矣”。
在内有农民大起义、外有金兵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和大臣们不思整顿朝政,解决危机,反倒斤斤计较党派利害得失,陷入无休无止的内部斗争中。特别是从抗金的军事形势来看,自辽、沈、广宁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焕诸人被杀,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著名的将领熊廷弼等人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相互攻击的牺牲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其遭受灭亡的厄运将不久矣。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党混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