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不知恤民民不聊生

崇祯帝不知恤民，对老百姓不断加征，大肆搜刮，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祯时，但以崇祯时为最烈。嘉靖时因倭寇问题而始行加征，时称“提编”。万历时因辽东战事紧急，开始加征“辽饷”。崇祯帝不仅保留了辽饷原额，而且在原额520余万两的基础上又加征140余万两。除辽饷外，崇祯帝又陆续向老百姓加征“剿饷”和“练饷”。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又加征银200万两，在原赋额上均摊，称作“剿饷”。按照崇祯帝的说法，这次加征是“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即原定只征一年。但饷银很快用完，农民起义军却愈剿愈多。于是，崇祯帝也不管是不是失信于民了，将这次加征也变成了定额。崇祯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内犯，再加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练兵而加征“练饷”，数额达730万两之巨。至此，除加征辽饷外，复增剿饷、练饷，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且一开征就没有止息，并且加征的数额越来越大。不少大臣屡次上疏切谏，指出这种加征是剜肉补疮，不仅不能平息内忧外患，而是为渊驱鱼，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祯帝却执迷不悟，一边说着同情老百姓的话，一边严令各级官员追缴。催征饷银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许多官员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

除了加征，还有私派。这种私派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各级贪官污吏趁加征之机额外加派，以中饱私囊。这种私派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火耗”，指铸钱时的损耗。因这种火耗的数额由地方官员自定，故为害特别严重。另一种是流动作战的将领随意向地方私派。明末战事频繁，军队到某地后，立命地方送上粮草多少多少，急如星火，且分文不付。更可恨者，车队所需的是粮草，但有的将领却不要粮草，而是要银两若干。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落在农民头上。崇祯帝似乎也知道加征之外私派的祸害，所以他在崇祯末年也说过“痛禁耗羡”的话，但三饷加征还是要征，各种私派也越来越多。直到他吊死煤山的前一个月，他还颁了一道催征的诏令。因此，他那“痛禁耗羡”的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以前，人们大都知道崇祯年间连年大旱，造成大饥荒，认为这是导致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如果政治清明，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就会减轻许多，不会酿成大的社会动乱。如果政治腐败，小灾害也会造成大饥荒，甚至本来没有自然灾害也会出现人为的饥荒。仔细考察一下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崇祯年间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休止的加征和私派逼迫农民大规模逃亡。地方官迫于严令，为征足数额，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户逃则由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由那未逃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就使整村整村的农民逃散一空，大片良田变成了荒地。因此，本不应出现饥荒的年头也出现了大饥荒。地方官实在征不足数额，又不敢指责皇帝，就只好说成大旱所致。因此，史籍中关于明末连年大旱的记载连篇累牍。但科学知识告诉人们，大的自然灾害大体上是有规律的，不会故意与崇祯帝过不去。大旱可以是一年、两年、三年，而不会一连十余年。如果盲目地相信这类记载，我们就会被这类有意的误记所欺骗。

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从未有过官府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的记载。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而崇祯帝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一次，崇祯帝当着众大臣的面感叹民生艰难，给事中黄承吴误以为时机到了，便建议兴修水利。但崇祯帝一听说“需要钱粮”，便顾左右而言他，将此事轻轻放下。水利不修，小灾也就可能成大灾了。

打开有关明末的史籍，一幅幅农民凄惨生活的图景令人欲哭无泪。老百姓吃草根树皮、观音土、青叶石，吃大雁粪，甚至人吃人，公开在集市上卖人肉，还有大量夫食妇、母食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明末农民所遭受苦难之深重，大概只有秦末可与之相比。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祯帝向农民加征再加征，而他的后宫却储存着大量的“内帑”，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银两。自万历以后，朝廷不断对全国进行各种名目的大搜刮，将搜刮来的钱财送入内宫，成为“内帑”，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当特别紧急时，有些大臣就请求拿出些“内帑”，崇祯帝也确实不情愿地拿出过一些，但毕竟是九牛之一毛。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这些内帑金银全归了李自成农民军。如果崇祯帝肯捐出这些“内帑”，则完全不必对老百姓一再加征。身为一国之君，崇祯帝如果重视抚恤天下黎民，社会矛盾就不会空前激化，农民起义就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明朝也就不会灭亡得如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