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良驹亦有失蹄时——名相寇准的败笔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由知县起，历任参知政事、宰相等。以刚直、清正、善断大事而闻于世。在朝为官，对太宗敢“挽衣留谏”；对真宗能“促驾北征”。为大宋江山可以说鞠躬尽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高大人物，却也有“失蹄”的败笔，不免令人叹息。

　　@@援而不发立太子促驾亲征弭战端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殿试资格。一寇准试得中，授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他不许衙役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并在县衙前张贴布告，上边写清应征对象的姓名、住址。百姓见此，便主动前来缴税和服役。寇准还奖励耕织鼓励垦荒，使成安县境田野垦辟，百姓安居，人民交口称赞。

　　因政绩卓著，寇准数年间屡屡升迁，后任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之事。他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犯我边疆，只应加派劲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此番议论深受太宗赏识，寇准遂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此后，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颇敢直言。一次，寇准奏事，因语言不合，惹得太宗发怒，起身就要退朝，寇准却上前挽住其衣角请太宗坐下，继续劝谏，直到事情决定之后才算结束。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的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徵。”

　　太宗进入暮年后身患脚疾，十分痛苦，对立太子之事的犹豫不定也使他烦躁不安。冯拯等人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太宗不仅驳回奏疏，而且还把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此后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

　　寇准此时也已因事遭贬至青州（今山东益州）。虽然被贬，但太宗仍然信任他，将他召回到京城，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寇准不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选立太子的原则，即立太子一事不可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商量，只要选择符合天下人期望的即可。太宗听罢思之良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宋真宋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语后嫔，宫中皆前贺。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寿王元侃）即位，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后，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进朝谢恩时，真宗告诉他还将拜他为宰相，并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毕士安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不如他。

　　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

　　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恶势力。因此一些庸夫俗子嫉之如仇。当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常受到辽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

　　领兵中的萧太后真宗也认为两人的优缺点可以互相弥补，于是在当年八月间，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构陷，多赖毕士安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洲（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震惊。宋真宗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可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身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叟请求真宗躲往成都。本来就顾虑重重的真宗，不免动摇起来。寇准知道是王、陈二人扰乱视听，就厉声质问：“谁为陛下提出南迁之策，就有可杀之罪。当今皇上神武非凡，武将与文臣又能同心协力，若大驾亲征，敌军就会逃走，即使不退还可以出奇计挫败辽兵的阴谋，坚守城池，敌劳我逸，可以稳操胜算。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逃亡到偏远的楚、蜀之地呢？如果那样，人心动摇，辽兵乘虚而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坚持，使宋真宗决心御驾亲征。

　　宋代的战船和战车宋真宗率军北上的途中，又有人旧话重提，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豫起来，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銮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众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入，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有人劝真宗暂驻于此，观察敌情，然后再决定进止。寇准力排众议，执意对真宗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越发不安。若不前进威慑敌兵，我军绝难取胜。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等将领已经率领精兵分屯在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等将领也已经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四方各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勤王；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不进呢？”真宗于是同意渡河北进。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后登上城楼检阅河北军民。远近将士和百姓望见御盖旌旗，欢声雷动。辽兵见此惊愕万分，以至于扰乱了队列。

　　在前线，宋真宗把军事大权都交给寇准，寇准号令严明，军队士气振奋。有一天，几千名辽军骑兵进攻北城，宋真宗亲自登城督战，杀死、俘虏了一大半敌兵，剩下的仓皇逃走。宋辽相持多日，宋军无懈可击。

　　见此情景，辽军统帅萧达揽亲自到阵前督察军情，却被宋军射死。萧达揽一死，辽军士气大挫，宋军更受鼓舞，双方战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萧太后不敢久陷在中原战场，便秘密派使臣来到澶州北城，要求议和，并提出了土地、钱绢的要求。本来对抗战不积极的宋真宗在战场也是寝食不宁，巴不得赶快结束此役，除对辽方提出的土地要求没有答应外，对辽的无理要求一概应允。然而，寇准的态度非常坚定，不但不同意馈送金银且想令辽称臣并献出燕云十六州土地（燕云十六州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在936年割让给辽朝），但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不忍生灵重困，希望早成和议。许多大臣也不愿久战，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谗。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宋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营，并授意只要辽方退兵，每年可赠他百万金银布帛。寇准闻讯后，将曹利用召至自己帐下，威严地叮嘱说：“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但你所谈的银两不得超过30万，否则，回来后我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辞力争，最后以每年交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条件成约而还，双方约为兄弟盟国。辽在结盟之后引军北归。

　　寇准在与辽开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真宗认为他为大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然而，因为寇准斥责了主张逃跑的王钦若，所以遭到王的攻讦。

　　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因敬慕寇准，注目远送。这一情节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他进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捍卫国家的功劳？”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愕然。王钦若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近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这种盟约，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击中了宋真宗的痛处，顿使他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便尽其所有来作赌注，这叫做‘孤注’。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道吗？！”

　　宋真宗受到王钦若的挑拨，渐渐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

　　@@不入浊流迁武胜进献“天书”委求全

　　寇准被罢相后，朝政被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把持。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人称作“五鬼”。这些人治国无方，但惑主却有术。他们迎合真宗心理，大搞“天书”“封禅”活动。这活动一搞就是十几年，把宋王朝弄得乌烟瘴气。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宋真宗召集文武百官说：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将近半夜，我正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大放光彩，出现了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他对我说：“下个月如在正殿做一个月的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我肃然起敬，想起身回答，神人已不见踪影。从十二月初一开始，我就在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到今天，正好皇城司来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挂着一条黄帛，派太监去观察，帛长约二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

　　宰相王旦立即率群臣称贺。随后真宗步行到承天门，派两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王旦跪进天书，真宗下拜接受，亲自放在轿子中，引导到道场，授予陈尧叟启封。只见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跪受后，又命陈尧叟宣读黄帛上的字。其所写内容都是赞扬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简俭，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长。皇帝又跪奉天书，用帛裹住后放入金匮。群臣在崇政殿致贺，皇帝赐宴款待。又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赏赐群臣。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各种祥符纷纷上报。王钦若怂恿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24300多人，五次上书，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真宗命翰林院、太常寺等主管部门研究制定详细的仪式。

　　对天书降临作过特殊贡献的王钦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管封禅大典的日常事务。六月初六，王钦若从乾封县（今山东泰安）报告：泰山涌出醴泉，苍龙降临锡山。不久，木工董祚在醴泉亭以北又见到挂在树上的一块黄帛，上面有字，但不认识。皇城使王居正接到报告，立即奔赴现场，见帛上写着真宗的名字，赶紧报告王钦若。王钦若躬奉帛书，让太监飞马捧往首都。真宗立即在崇政殿召集群臣，又宣布：五月十七日子夜，我又梦见上次见到的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我马上密令王钦若等人，一旦发现祥异就立即上报，如今果然与所梦符合。上天如此关怀保佑，我真怕担当不起呀！

　　十月初四，在载着天书的豪华玉车的引导下，真宗一行浩浩荡荡离开开封，前往泰山。经过三天的斋戒，真宗登上泰山山顶完成了祭天仪式，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真宗登寿昌殿接受群臣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升一级，首都开封府与皇帝途经州县增加举人名额，特许全国百姓欢庆三天。接着又在穆清殿举行盛大宴会，还在殿门外为当地父老开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回到开封，群臣的歌颂又掀起新的高潮。十二月初五，真宗在朝元殿接受尊号，封禅大典圆满结束。

　　其实，天书、祥符、封禅等等都是真宗与“五鬼”编造的骗人把戏，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树立真宗的威信而已。寇准虽然遭贬地方，也对此颇感不满，不过因为正遭贬斥，不能发表观点罢了。真宗的初步目的达到后，也渐渐对王钦若之流的阿谀奉承失去了兴趣。

　　王旦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因罪免官。宰相王旦便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成水火，格格不入。林特当时正蒙厚宠，负责征收河北地区的绢帛，催逼很急。寇准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宋真宗对寇准不满。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好人怀惠（希望别人怀念自己的恩德）；又人畏威（又喜欢别人畏服自己的声望），皆大臣所避（这都是做大臣者应当避免的弱点），而准乃为己任（寇准却认为这是应该的），此其短也。”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同年。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天禧元年（1017）宰相王旦病死，死前又推荐寇准为相。然而真宗却任命王钦若为相。

　　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祐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这时有人献计，如能让寇准进献天书，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开始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后由于女婿王曙从中怂恿才勉强同意。当时，寇准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盘结、人情险恶，寇准过于刚直不阿，日后难以脱离官场横祸，便向寇准献策：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为上策；见到皇帝立即揭发天书是假，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这是中策；假如再进中书省为宰相，是下策。但是寇准在外为官实在是太久了，他急于进朝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身处名利之间难以自拔，寇准最终还是谋错一筹，违心地到朝中从事逢迎。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

　　进献“天书”是寇准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寇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用错误的手段再进中书为相。此事大大降低了他的威望，也使他从此陷入难以自明的是非漩涡之中。当时陕州著名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对此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以答之：

　　人闻名利走尘埃，惟子高闲晦盛才。

　　欹枕夜风喧薛荔，闭门春雨长莓苔。

　　诗题远岫经年得，僧恋幽轩继日来。

　　却恐明君征隐逸，溪云难得共徘徊。

　　@@错把奸贼做梁栋远谪天涯断魂幡

　　当寇准在宦海中搏击的时候，有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个人就是丁谓。丁谓（996-1037），字谓之，后更改为公言，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淳化年间进士。以后升为夔州路转运使，任上在解决民族纠纷方面很有成绩。以后入权三司盐铁副使、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景德四年（1007），辽进攻河北，丁谓被任命为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他负责组织部署难民渡河及守备任务，表现出相当的才能。第二年被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他还主持整理了《会计录》，得到褒奖。丁谓通晓诗、画、博弈、音律，机敏有智谋，奸狡过人，善于揣摩人意。

　　寇准素来尊用有才气的人，但他只看到了丁谓有才，却未能及时察觉丁谓的无德，甚至在他人的警告下仍不觉悟。宋岁朝图早在真宗即位之初李沆当宰相的时候，寇准就举荐过丁谓，李沆说：“综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却尖刻地回敬说：“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道：“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寇准当时很不以为然。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丁谓诱导朝廷君臣封禅祀神，从事虚诞邪僻的活动，寇准的同年张咏对此义愤填膺。大中祥符八年（1015），张咏病重时，还上疏要求杀掉丁谓，其中甚至提出“请斩丁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可斩张咏之头悬于丁氏之门，以谢丁谓”，实际上是以死极谏。可是这仍未引起寇准的警惕。寇准在最后一次入相不久，竟然盛赞丁谓，并推荐他担任了参知政事，作为自己的副职。

　　丁谓当上副宰相以后，开始时对寇准仍然十分谦恭。一次中书省宴会群僚，寇准在豪饮之后，被羹汤沾污了胡须。丁谓见到后连忙走过来，慢慢地为寇准拭抹胡须。寇准见他这般奴颜婢膝的行径，不由得心生厌恶，就用轻蔑的口吻讥笑说：“你现为参政，本国家堂堂重臣，怎能为长官拂拭胡须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种尖刻嘲讽简直羞得丁谓无地自容。从此，他暗自怀恨在心，开始寻找机会陷害寇准。

　　同年十二月，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谓为枢密使，执掌军机。曹利用与寇准结有宿怨。当初寇、曹曾同在枢密院分任正副长官，寇准素来轻视曹利用的品行、才气，商议事情时每有分歧，寇准动不动就用不屑置辩的口气训斥曹利用，说他是一介武夫不能识大体。澶渊之盟前夕，寇准又说过将杀曹的话，因此曹利用久已怀恨在心。如今曹、丁联合，手握重权，又得宠于真宗皇帝，其势力已足以与寇准分庭抗礼。

　　天禧四年（1020），真宗得了风瘫病，朝中大事多由刘皇后主持。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人曾经依势抢夺百姓盐井。真宗顾及到刘皇后的面子，准备赦免，但寇准铁面无私，请求依法惩处。刘皇后于是与寇准也结下冤仇。刘皇后主政后，凡事都征求丁谓的意见，而将寇准为首的一班忠臣撂在一边。此时寇准等人已将丁谓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极力抗争。于是，寇准、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意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

　　可计划泄露，丁谓与刘皇后等人立即在真宗面前污蔑寇准要挟太子夺朝廷大权，架空皇上。宋真宗在愠怒中也忘记事前曾经商定过传位之事，竟昏庸地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降其为太子太傅，让他担当有名无实的职务。随后挑选当时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同年七月李迪和丁谓并任宰相。

　　寇准谋事不密，连连失利，致使政局急转直下。周怀政见形势愈趋险恶，深感不安。他铤而走险，策划了尊宋真宗为太上皇、立皇太子为帝、废皇后、杀丁谓、任寇准为相的方案。这件事被客省使（接待外使的长官）杨崇勋察觉，报告了丁谓。丁谓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第二天，丁、曹立即上奏皇帝和皇后。宋真宗暴怒，要严惩寇准。幸有人从中斡旋，寇准才免于其难。后丁谓与刘皇后合谋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一事，意即指寇准也参与造假。当年七月，宋真宗将寇准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八月，丁谓又伪造旨意，将寇准远远地徙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任宰相，他把寇准一贬再贬。乾兴元年（1022）寇准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到雷州后，寇准生活艰难，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排挤走寇准等一班清正大臣之后，丁谓更是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京师官民憎恨丁谓，怀念寇准，编了几句顺口歌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在贬寇准去雷州的同年六月，丁谓也因伙同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动建造黄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免官。不久，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

　　丁谓到崖州的途中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将到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有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丁谓远放南国，举目无亲，长途跋涉，也颇有些心力交瘁，想在雷州休息几天。但寇准把仆人、衙役全部关在府内尽情饮宴、赌博。丁谓知道自己没人招待，只得讪讪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