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远交近攻”的悲歌——导致两宋亡国的战略决策

　　宋朝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朝代。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宋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市民社会初步形成，人们的收入、自由也大大增加。然而，北南两宋王朝竟先后断送于经济、文化远远低于自己的两个异族手里。北宋先亡于金，南宋后亡于元，更让后世唏嘘不已的是北宋和南宋竟亡于同样的战略决策失误——即远交近攻。

　　@@火中取栗酿亡国大错

　　燕云十六州位置图宋立国之初，开国君主赵匡胤采取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的建议，集中精力，打败南方诸国，统一了中国。但被后唐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还一直在辽朝手里，这让一心想恢复汉唐故土的宋朝上下极为不满。燕云十六州在地理上具有很强的战略地位，它对北宋和辽朝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一旦北宋收复了燕云十六州，那么它的北方就会有一个安全保障，进可攻取辽，退可保障中原不受辽威胁。如果燕云十六州在辽朝人手里，那么北宋的北方就一直处在辽的铁骑之下，门户洞开，这对于宋朝君主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同样，燕云地区对于辽来说也极其重要，有了它，辽就可轻松南下，一泻千里地攻取宋，掠夺财物；退可据险而守，保障国门的安全。一旦失去，辽也将面临南方无险而守的局面，极有可能会遭到北宋的进攻，甚至像汉唐时被中原王朝大军驱逐到遥远北方的匈奴那样，再也无法到南方图谋霸业了。可以说燕云地区也关系到辽的兴亡。

　　宋太宗时，北宋已统一了南方，经济得到恢复，国家实力大大增强，收复燕云地区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匡胤在灭北汉以后，乘势攻取辽朝燕京，于是宋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但由于用人不专，战略失误等原因，第一次宋辽战争以北宋失败而告终。到雍熙三年（986），北宋再次北伐，同样遭到失败。金代玩具骑马人——反映了金代人在马上的生活习惯至此，北宋停止了北伐，由进攻转入防御阶段。

　　景德元年（1004），辽兵南下，势如破竹，很快到达黄河岸边，宋真宗在寇准的极力鼓动下，迫不得已亲征到澶州城下。由于宋真宗的妥协，北宋被迫与辽朝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澶渊之盟”，约定由宋对辽纳岁割币。从此，宋朝生活在辽国的威胁之下。在条约签订后，虽然辽朝也不时侵扰北宋，但双方没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边境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虽然边关相安无事，但强大的辽朝给北宋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宋也一直把辽朝当作最强大的敌人。纳币割地的痛苦，一直萦绕在北宋君民的脑海中，汉唐故土的情感，也一直萦绕在北宋君民脑海中，他们都在幻想着有朝一日收复故土，建功立业。

　　就在宋辽维持和平的时候，在辽朝的北方有一个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地崛起了，并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迅速壮大，转而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辽朝。女真族的存在剧烈地撼动了辽朝的统治基础，并很快成为辽朝面临的最大敌人。此时的辽朝面对女真族的进攻，节节败退，对北宋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发动什么进攻了。然而此时的北宋对辽朝和金国的情况并不了解，仍然对辽朝充满恐惧，把它当作最大敌人，只求能与辽朝相安无事。

　　政和元年（1111），太监童贯作为北宋的使者出使辽朝，当童贯到达辽朝的卢沟桥时，一位关系到北宋王朝走向的神秘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马植。马植本是契丹国民，“世为辽朝大族”，官做到光禄卿，却因“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溜进童贯的营帐，声称他有灭辽的妙计。

　　童贯认定了马植是个难得的奇人，于是就为马植改名为李良嗣，把他匿藏了起来，当作一件宝贝带回了北宋。

　　童贯回京后向宋徽宗大力推荐马植。听完童贯的一番介绍，徽宗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相当规格的礼遇，特赐见于皇宫延庆殿。徽宗对辽朝内部的局势颇为关注，在廷见中对马植详加垂问，而马植对答如流，颇为机敏。

　　马植向徽宗慷慨陈词：“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因为宋辽两国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马植的提议遭到了在场大臣的反对，名将种师道等人认为，一旦轻启边衅，必非中国之福。这时马植充分发挥了他天才鼓动家的本领，对徽宗动情地说：“辽朝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这番话与徽宗心思暗合，故他对马植颇为赏识，慰勉有加，授其官职为秘书丞，赐姓“赵”，改名“良嗣”，并授予其所行之事不受宰辅制约的特权。于是在辽朝“不齿于人”的马植，摇身一变就成了宋朝皇帝身边的“红”人赵良嗣了。

　　宋代攀城垣用的云梯模型为了增加对金国的了解，也为了进一步试探金人对结盟的态度，徽宗决定绕开外廷，秘密遣使赴金以探消息。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宋徽宗所谓的“遣使买马”的真正目的，已尽为朝野知晓，一时间言论哗然，至于对皇帝联金攻辽的决定，朝野上下有人反对，有人赞成，有人则不置可否，一时间吵成了一团。

　　以蔡京、童贯、王黼为首的实权派主张“夹攻论”，认为：“中国与契丹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来，彼常开边衅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

　　以太宰郑居中为首的主和派坚守坐观论，他们奏请守盟誓，罢使节，严厉谴责蔡京、童贯身为国家重臣，废弃祖宗盟约，凭空制造事端的行为。郑居中剀切指出：“澶渊之盟后，两国百年平和，边境宴然，兵不识戈，农不加役。今若毁约背盟，自当仔细计议，何况用兵之道，胜负无常，即使获胜，府库乏于犒赏，编户困于供役，也是蠹国害民之举，如果失败，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知枢密院事邓洵从军事角度上也反对与金联袂攻辽，他说：“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之能将，百战百胜，征伐四方，唯独燕云未下。何况今日，怎可轻议？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

　　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想法有些特别，他反其道行之，向朝廷提出了联辽论。而此时，奉命远赴高丽为国王治病的宋朝医官回国了，还特别捎来了高丽国王的口信。高丽王建议朝廷存辽、援辽以为宋捍边。这番话倒是与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不谋而合了。

　　宋徽宗听罢这些话，其收复燕云之地，尽祖宗未成之业的雄心壮志，不啻被迎头浇了一盆凉水。平心而论，反对派所言多是实情，尤其是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想法和高丽王的建议，是有着前瞻性的。因此，徽宗的底气也没以前那么足了，他私下里对蔡京说：“北事休作，祖宗盟誓，违之不祥。”眼看结盟之事就要彻底“搁浅”的时候，北宋宦官“军事家”童贯的一份军事策划书又给皇上打了一针兴奋剂。

　　童贯用了十来天搞出了《平燕策》，认为就燕云形势而言，燕京为根本，云中为枝叶，朝廷应该将陕西与河北之兵互调，以河东一军牵制云中，而集精兵锐甲攻取幽州，此后据关守险，则天下可定，社稷可安。童贯的这一番军事计划，重新激活了宋徽宗的雄心壮志，使他又看到了“平定燕云”的希望，他不禁怦然心动，遂不复犹豫了，下定决心同契丹决裂。这样，导致北宋自掘坟墓，引得各方非议的宋金“海上之盟”被正式启动了。

　　为保障这一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徽宗精心物色了一批人，其中有谈判家马政，精通女真语的翻译官呼延庆，了解辽东风土人情的随行向导高药师等以及禁军中的得力将校和士兵共计80余人。访金使团出行前，进宫面圣请示方略，徽宗皇帝在延庆殿发表重要讲话：如见女真首领，先言两家旧日之好，尔后试探观察金主的反应，如果金人有意，可代表朝廷徐徐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同时邀请女真使团报聘回访。

　　以马政为首的使者一行漂泊海上，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辽东海岸，却被金当作奸细关了起来。费尽口舌，金军才押着这一行使者上路。途中历经艰辛，在金国腹地行了1000余里。精疲力竭，吃尽了苦头，宋朝使团终于到达涞流河（松花江支流），见到了完颜阿骨打。当金方弄清宋朝使团的来意后，当然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连忙派李善庆等携带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海东青（名贵猎鹰）等回赠礼物随宋使回国报聘。

　　经过宋金双方一年多的联系谈判，双方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宋金联袂夹攻辽朝，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中京大定府，然后南下，到达长城古北口；宋朝发兵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析津府，然后北上古北口；西京云中府由宋金联合攻取，如一方不能如期履行，便算失约。

　　二、灭辽后，宋收回燕京故地，并将原来对辽朝的岁币岁帛转献金国。

　　三、宋金双方不能单独与辽朝媾和，不可单方面招降纳叛。

　　四、金朝同意西京诸州原则上归属宋朝，但具体归还时间，双方再行商议。

　　宋金的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第一次打交道就暴露了宋朝的懦弱和无能。

　　宋代用以破坏城防工事的饿鹘车模型宣和二年（1120）十月间，正当北宋朝廷为收复燕云作军事准备的时候，席卷东南的方腊起义爆发了。宋廷的整个军事部署全被打乱了，朝廷急命童贯率陕西军前往江南平叛，这一打就是半年的时间，一直到次年四月，方腊兵败被杀，宋朝北伐的计划已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冬去春来，时间转眼到了宣和四年（1122），此时辽朝的形势急转直下，西京已被金军攻陷，天祚帝抛弃辎重，率轻骑疾驰逃入大青山附近一个外人无法找到的夹山避难。燕京实际上已成为夹在宋金两国之间，孤悬于外的辽朝飞地。

　　宋朝君臣见到这一片大好形势，都认为燕京已是唾手可得，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同年四月北宋王朝正式撕毁了两国之间相互信守了120年的澶渊之盟。宋徽宗下诏收复燕云，恢复汉地，以讨伐无道为名对辽朝宣战，童贯率15万宋军从京师出发，以种师道为都统制节制各路宋军。临行前，宋徽宗授予童太师御笔三策作为指导平燕战争的三项基本原则。“如燕人望风投降，上也；燕王纳款称藩，中也；燕人不服，按兵巡边，下也。”原来这个书画皇帝是想要追求《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打仗的最高境界。

　　辽朝得知一向和好的北宋也出兵夹击的消息后，派出使臣对童贯说：“女真叛变作乱，贵国作为我们的盟友，也应当对它厌恶，现在如果贪图小利，抛弃了我们两国间百年来的友谊，只会种下无穷的祸根。”这种外交辞令只会令童贯更加狂妄，他下令军队继续前进。到达卢沟桥附近时，辽朝的一支叫常胜军的部队在首领郭药师的率领下，投降了童贯。童贯以八百里加急文书的方式向徽宗报捷，徽宗则下令童贯一鼓作气，拿下燕京。

　　辽朝以为必然会灭亡，于是派出使臣韩防求见童贯，希望念及120年的邦交，不要再进攻辽朝，辽愿自动降为藩属，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童贯仍然一口回绝，并把韩防赶出中军大帐。韩防在庭院中痛哭说：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

　　童贯随即指挥宋兵团对燕京发动进攻，辽朝在都城之下背水一战。战斗的结果令辽、金和宋都大吃一惊：宋兵团几乎全军覆没，辽军从燕京一直追杀到卢沟桥，宋兵团15万人马死者相枕，布满了几十里长的道路。辽朝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金国固然知道宋军的衰弱，却不知道他们竟衰弱到了这样荒唐可笑的地步。这对雄心勃勃的女真骑兵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和诱惑。宋伐辽朝不仅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让金国看清了北宋军队的外强中干，同时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辽朝最终灭于金。作为金的盟国，宋帝国却无法收回原本约定的燕云十六州，北宋自己搞不定辽朝，只得出钱请金军代劳收复燕云十六州，答应以30万匹绢、20万两银给金，并纳燕京租税100万贯。北宋以巨额的岁贡作代价，收回了其中的六个州——在移交给宋帝国之前，金人已迁走了土地上所有的人民，宋帝国得到的只是一片肃杀没有生命的土地。

　　宋金在1123年联合灭辽两年后，金即反目，率大军进攻北宋。正是童贯率领的北伐军队表现出来的可欺软弱，使金人无法抑制进攻北宋的欲望。在靖康元年的1127年，金国的大军终于兵临北宋的都城下，俘虏了北宋徽宗、钦宗二帝，北宋得到了一个可耻的亡国下场。

　　@@覆辙重蹈葬大宋基业

　　北宋灭亡后，赵氏宗族的康王赵构逃亡到南方，收集渡江南下的遗民臣子，建立了南宋。靖康之耻、大好河山的沦丧，使南宋军民对金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可以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已蒙古军的铠甲与武器成为南宋军民的一致心态。刚刚建立的南宋权利，对金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南宋军民的坚决反抗下，金国最终退出了江南。赵构在其统治稳固后，身上继承的投降消极基因又复发了，于是伙同秦桧杀害了抗金英雄岳飞，与金签订“绍兴和议”，由此结束了双方的大规模征战。韩侂胄北伐的失败，更让南宋小朝廷不敢再对收复故地有任何想法，甘心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时间是无情的，几十年的时光在双方的相安无事中度过。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在此期间，金国的北方也崛起了一个强悍的蒙古族。它比当年刚兴起的辽朝更为强盛，在其民族英雄铁木真的带领下，蒙古铁骑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摧残着金国。往日不可一世的金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1229年，蒙古太宗窝阔台即位后，遣克烈亦惕人速哥出使金国，劝谕金哀宗向蒙古纳“岁贡”，遭金哀宗拒绝。1230年七月，窝阔台汗命斡勒答合儿豁儿赤留守和林，亲率大军伐金。蒙古大军久攻大梁不果，窝阔台采用成吉思汗的遗法，决定联宋灭金，与宋人订立协议，由蒙古出兵，假宋道灭金国，灭金之后，瓜分其地。

　　金国如同当年被消灭的辽朝一样，在作垂死的挣扎。南宋此时的处境如同一百多年前的北宋一样，又被推到了同样的历史面前：是联蒙灭金以报靖康之耻，还是有唇亡齿寒的意识联金抗蒙，共同抵御强敌。重大的决策又摆放在南宋统治者面前。

　　然而此时，南宋的统治大权掌握在奸臣贾似道手里。这个无赖对国家兴衰不感兴趣，只求能维持一个腐朽将死的安乐窝。但整个南宋的统治阶级包括贾似道再次被仇恨冲昏了头脑：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有切齿之痛的仇人，一定要好好报复、惩罚它。在这种心理下，南宋统治阶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报亡国之仇，哪怕它并不会实际得到什么。

　　@@蒙古、西夏、金、宋形势图

　　南宋于是答应了蒙古的提议。1231年夏，拖雷进入宋境邓、唐二州，并由宋军提供粮草和向导。但南宋军队甚是消极，提供粮草甚少，拖雷催促再三，最后命大将搠不罕亲自前往。搠不罕自恃身份，措辞强硬，激怒了宋将张宣，张宣杀死搠不罕。拖雷与速不台得讯愤怒，统领3万西路大军，折道向南，进攻南宋，所向无敌，打到襄樊一带，方才与窝阔台取得联系。窝阔台出于灭金大局考虑，制止拖雷的军事行动，同时遣使宋廷，要求并力灭金，平分河南之地。南宋朝廷已经吓破了胆，急忙答应。拖雷遂退兵，进攻金国。

　　1231年末，拖雷率蒙古4万精锐大军与金大将合达的20万主力大军决战于钧州南三峰山。当时恰值天下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在窝阔台派来1万名援军到达后，1232年正月，托雷下令发起进攻。金15万大军被“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金将合达被迫放弃钧州，大将蒲阿被蒙军俘获。

　　三峰山战役后，金国主力已损失殆尽，彻底丧失了抗衡蒙古大军的资本。窝阔台汗至三峰山组织蒙古军继续进攻，先后占领钧、许等河南十余州。这年三月，蒙古大军围攻金国都城汴京，金哀宗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

　　同年七月，蒙古遣唐庆入汴京劝金哀宗投降。金将领蔡元杀死唐庆，于是蒙古军决定诉诸武力，不再议和。此时的汴京已粮尽援绝，1233年正月，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四月蒙古大军攻占金国都城汴京。

　　金哀宗逃到归德，受蒙古军围攻，无路可逃之下投奔紧挨南宋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又遭塔察儿围攻。然而，这次蒙古大军却在蔡州打了败仗。由于蔡州远离蒙古本土，蒙古大军已攻蔡州将近半年，随行粮草严重缺乏，如果没有后续粮食的支持，就只有撤军了。

　　铁嘴火鹞——为燃烧性火器在这个时候，南宋的态度可谓已非常关键了，因为它紧临蔡州，既可落井下石给金国最后一击，报北宋亡国之仇；也可给金国以支持，保其国脉延续，共同抗击自己未来更强大的敌人蒙古。于是，蒙古再遣使要求南宋出兵会攻蔡州，并许以厚重条件，答应灭掉金国后，将蔡州以南领地归宋所有。同时，金国也于九月派使者完颜阿古岱来到南宋乞粮求和。

　　金主谕使者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为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陈，生获数千人，悉资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意晓之。”阿古岱到达南宋把道理说了再说，但还是被赶了出来。

　　与一百年前的祖先如出一辙，南宋君臣被无可遏抑的复仇情绪所控制着，尽管“海上之盟”的前车之鉴是那么清楚，尽管拖雷的蒙古大军两年前已对南宋充满了敌意并予以实施，但他们还是做出了与一百年前的祖先一样的选择——“联蒙灭金”。

　　“（绍定六年）十月，孟珙、江海帅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宋军终于参与了蔡州之战，先前双方僵持不下的战局马上明朗化了——“运米三十万石”意义重大。它足够十万大军吃十个月，而这个时候，蔡州城内的金国军民已经开始挨饿了。

　　1234年正月，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自缢身亡。蒙、宋联军大举入城，末帝死于乱军中，金国终于灭亡。

　　1235年七月，窝阔台汗在答兰答入思召集“忽里勒台”（大会），说：“先可汗成吉思汗创业垂四十年，今河西、女真、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服，唯宋人尚负隅败盟。”遂议决出兵宋朝。

　　第一次蒙宋战争拉开序幕，时间为1236-1241年，宋将孟珙主持大局后，蒙古中路军在江汉遭到顽强抵抗，被迫退军。其后蒙哥从相对薄弱的四川进攻，也没有打破僵局。他的死直接导致蒙古内战，进攻鄂州的忽必烈为了夺取汗位，听取谋士郝经的建议，与贾似道议和，贾似道答应给予金帛岁贡。但忽必烈北还后，贾看到蒙古内战激烈，就没有信守诺言。并且将忽必烈退兵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对宋廷掩盖议和真相。1259-1268年间，蒙宋并未发生战争，但宋军却更加虚弱。1260年，忽必烈登基，派心腹重臣郝经前往南宋，要求贾似道实现诺言，但贾似道为了掩盖议和真相，将郝经囚禁在真州十年。忽必烈大怒，但战争准备没有完成，未立即出兵。1268年，他终于以南宋扣留郝经为名，派大军进攻南宋。1279年元朝最终灭亡了宋朝。

　　@@前车之鉴痛定思痛

　　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的战略决策实际就是大宋王朝远交近攻的策略，它可谓是中国古代远交近攻政策的翻版。这是一个减少敌人，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应该说远交近攻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在面临多个国家的竞争时。当年秦国统一六国，就是采取了这个方略，逐个吞并自己周边的国家，最后统一全国，开创中国第一个大统一的封建王朝。那么，为什么北宋与南宋王朝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却导致亡国的结果呢？就战略而言，似乎并无错误，但北宋与南宋的错误就在于它不顾乎自身实际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盲目照搬，终于加速了自己亡国的步伐。

　　北宋和南宋末年都处于政治腐败、经济匮乏、民生凋敝之际，国防衰微、军事实力极为低下，已没有能力再涉及战火。“兵者，国之大事也。”一个摇摇欲坠、行将坍塌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定，与民休息，在稳定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他国的战争时，上策无疑是中立，避免被卷入其中，万不可引火烧身，不可做火中取栗的非分之想。

　　远交近攻适用于强盛的积极进取国家，不适用于积贫弱困的消极自保国家。秦王朝当年，君臣上下都有扫平天下、一统华夏的雄心，在其实力大大强于东方六国的每一个国家，只是为了顺利地扫除六国，瓦解六国结盟抗秦的战略，才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分化六国的合盟，逐个予以消灭。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秦王朝早日顺利地灭亡六国、一统华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时至北宋、南宋末期，自身的实力大为削弱，仅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君臣上下毫无振兴向上的雄心，只以自保为最高目标，又有何能力去追随当年秦朝的战略呢？

　　另外，北宋、南宋王朝没有认清金朝和蒙古作为新兴的牧猎民族，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和侵略性，对宋朝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那些完成定居化、农业化、封建化和部分汉化的前牧猎民族权利辽朝和金朝。辽和金固然曾对两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那当时双方已和平相处多年。从实际情况来说，如果上不能收复失地，一雪耻辱，中就要暂保两国和平，积蓄实力，以图将来，如果还不能达到，那就要下求自保。然而北宋与南宋末期明明面临的是下下之局面，却非要求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之上策，那无异于水中捞月，白日做梦了。

　　一个理性的国家在做出决策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在将来会给自己国家带来什么后果。因此，两宋统治者应当以综观全局的眼光看到，辽和金虽先前与北宋和南宋兵戎相见，但它们现在却是自己的屏障。如果辽或金灭亡，北宋和南宋就会直接面对更凶残、更强大的敌人，成为他们下一个猎取目标。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对北宋和南宋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根据自己实力，上策是联辽抗金、联金抗蒙，表面看是帮助自己的仇敌，实则是为了保存自己，且可在联盟中恢复自己的失地和权益；中策则可中立自保，让他们自相残杀，在看着辽或金面临强敌吞食同时，可以奋发图强，避免自己沦为辽朝、金朝第二。然而，北宋与南宋的统治阶级却选择了最糟糕的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焉有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