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宋词的兴起与发展

　　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文艺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散文、诗、词、书法、绘画、诸宫调、宋杂剧等广泛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但宋代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是宋词。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宝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而极盛于宋。宋词的兴起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是其本身的因素使然。

　　@@长词短歌应时而生也

　　北宋统一全国后，开国君主赵匡胤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宋朝杜绝了五代十国以来军人割据局面，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宋朝的前三任皇帝基本都采取平和的治国方略，对商业的发展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极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黄庭坚《李白忆旧游卷》拓片宋代的财政收入在清朝之前是中国历代最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为殷实，从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可以看出宋朝经济的繁盛，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也真实地反映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北宋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宋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宋朝是我国市民阶级正式产生、形成的年代，宋代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有6个，10万户以上的城市增加到46个。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城市市民。他们经济富足，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这些新兴市民阶层的诞生，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肆、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市民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如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宋词等都得到了高度发展。这时宋词因其通俗易懂、抒发感情、易于传唱的特点，很快就得到了市民阶层的欢迎。于是，宋词就有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和接受群体，那么它的兴起和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重视。《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被如此尊重，诗坛上便出现了大量的不朽之作，尤其到了唐朝，诗不论是形式、音律还是内容风格，都达到了美轮美奂的程度。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词意图后来的文人虽然有心制作，亦难出其奇巧，独成一家，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前人的桎梏和束缚，给人一种拾前人牙慧的感觉。这对才高气傲的宋代文人来说，实乃万万不甘也。这并不是宋代文人才气不如唐朝人，而实在是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云：“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体，以自解脱。”到宋时，在诗中说理、显示博学的成分越积越重，而士大夫文人的闲暇时间和宴会应酬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一种更为自由的文体和文风来表达他们的心中诉求和渴望。而诗歌这种载体又不能令文学之士把自己的一往情深、万种闲愁倾泻，于是他们便另辟天地，起于隋唐之间的词便成了继承诗歌的一种新兴文体。词经晚唐传至宋，恰如正在茁壮成长的苗木，它幼小的生命正待发展，而对文人来说，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词自由奔放、能歌能唱、易于传播的特点，一下子使文人才子们找到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于是宋朝大批的才子文人便投入到了词的创作之中。可以说，词来的是正当其时。

　　宋词兼有文学和音乐两方面的特点，或者说词本身就是一种依附一定曲词配乐读唱的诗。词初名小曲、曲子、曲子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长短句等。从以上众多的名称中我们就可看出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词在唐五代时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填词”。

　　宋词唱法虽久已失传，但今天的我们读当时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它们或缠绵婉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正是这种丰富的感染性，使得宋词一出生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些文人骚客纷纷加入，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创作作品。而另一方面，这些词经由市民、歌伎的传唱，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宋人云：“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永词。”可见宋词这种音乐性的特色，使宋词一面世即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传播。

　　在君主极权的环境下，皇帝的好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如西汉成帝喜欢细腰的皇后赵飞燕，一时细腰成为女子美丽的标准，国中女子纷纷节食减肥效仿赵飞燕，以求得到皇帝的召见和宠爱，甚至不少女子为之饿死。到唐玄宗时，由于其喜欢丰满的贵妃杨玉环，一时整个国家又皆以丰满为美，丰满者扬眉吐气，苗条者皆唉声叹气，疯狂饮食以求发福。同样，君主的好恶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如唐代君主爱好诗歌，于是诗歌便在唐代得到极大的发展，李白因其诗歌而得到唐玄宗、杨贵妃的称赞，一时名满天下，傲视群雄。在唐代科举考试时，考生文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功名，所以文人才子皆发愤苦学钻研诗歌，一时诗歌创作蔚为壮观，达到了其发展顶峰。到了宋代，词是最流行的文体，当代的皇帝贵族也竞趋风尚。宋代的皇帝虽然治国一般，缺乏雄图大志，但大都是艺术家，对琴、棋、书、画、诗、词样样在行。这些皇帝大都能妙解音律，自制新篇，于是他们就以作词的好坏，作为提拔、奖励、拔识新人的标准。在这种名利诱惑之下，自然上下成风，词作者日众，造成宋词普遍发展的盛况。

　　史云：“真、仁、神三宗俱晓音律，徽宗之词，尤擅胜场，即所传十余篇，固已无愧作者。至于韩缜北使西夏，以离宴作《凤箫吟》一词，神宗呼中批步兵司遣兵为搬家追送，而出疆使节，得以爱妾追随。宋祁以《鹧鸪天》一词，而蓬山不远，遂拜内人之赐。蔡挺以《喜迁莺》一词，而有枢管之命，苏轼以《水调歌头》一词，而获爱君之叹。至周邦彦以《兰陵王》一词，而追回为徽猷阁待制，则事所或有也……南渡以后，流风未泯。高宗能词，有《舞杨花》自制曲，廖莹中《江行杂》录谓其《渔歌子》十五章，备骚雅之体，虽老于江湖者不能企及。又复刻意提倡，奖掖词才康与之、张抡、吴锯之伦，皆以词受知，赏赐甚厚。孝、光、宁三宗虽鲜少流传，而歌舞湖山，其游赏进御各词，至今犹有清响。两宋词流之众，多由君主提倡，非一时之风令已也。”可见皇帝的好恶，对宋词的发展，确有很大的推动。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后，为防止武将以兵篡权情况出现和杜绝五代十国以来的战乱，开始重用文人，限制武将权力。一时文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群体大规模增加。在宋朝达到完备成熟的科举制度，更是源源不断地为宋朝统治者输入大量的文人官吏，以致形成了士大夫群体。由于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宋朝官吏的俸禄得以极大增长，是整个封建社会中官吏俸禄最高的。这些文人官吏们，闲暇之余，即以文会友，游山玩水，也纷纷加入到新兴的宋词创作中，在消遣游乐中，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词曲。另一方面，朝廷的盛典、士大夫的宴庆、长亭离人的送别、歌女舞伎的来往应酬也需要大量的词曲，于是，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士大夫们蓄妾接妓的浪漫生活中，在各种娱乐艺术蓬勃生长的空气中，词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创作和应用，因而也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妍媸百媚各有其时也

　　两宋近320年的历史中，词人灿如群星，为中华文化书写了光辉不朽的篇章。可以说，宋词作品卷帙浩繁，灿若星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画廊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柳永词中“杨柳岸晓风残月”词意图。

　　在这近320年的岁月中，宋词也经历了它成长、壮大、成熟、衰亡的过程。

　　北宋前期（1017-1067）这近半个世纪，历经真宗、仁宗两朝。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柳永、欧阳修和晏殊。

　　这一时期是北宋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时期也是宋词的继承与发展时期，晏殊和欧阳修等人，身份显赫，作词为其闲暇之乐，他们以此抒发士大夫生活中的闲愁，基本沿袭五代婉丽软媚的风格，与西蜀花间词人相类似。但欧阳修也创作了许多贴近现实的作品，对词的传统表达内容有些突破。柳永则是使宋词广泛传播的第一人，可谓功莫大焉。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开拓了宋词的描写范围，把以前徜徉在士大夫的小庭深院中的词引向了集市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易于传唱的“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一生落拓失意，浪荡于青楼妓馆之中，只能将他无尽的才华挥洒在妓馆酒楼之中。他摆脱束缚，大力创作慢词，增加了词的含量，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和文本规范。柳永的词情感真实，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这个时期词坛为婉约派统治，词尚婉丽，未完全摆脱五代羁绊。柳永的词虽开拓了词调和词风，但始终未能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北宋中期（1068-1125）这近半个世纪，主要历经神宗、哲宗、徽宗前期。宋词创作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秦观、周邦彦等。

　　这一时期是北宋政治变革的重要时期，朝廷政局变幻，竞争激烈，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新旧两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苏轼等人大多被排挤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执政，废除新法，起用司马光等旧派人士，大力排挤新党。高太后归西后，新党卷土重来，大肆杀害旧党人士，旧党人士受到残酷打击，几乎无一幸免。徽宗即位后，奸相蔡京打着改革的大旗，再次对旧党施行残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险恶。这个时期的人物，又可分为两个群体：苏轼楷书《祭黄道文帖卷》一个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

　　神宗、哲宗二朝是苏轼及其门人的天下。苏轼的词冲破了词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他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

　　到徽宗时，随着苏轼、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等先后去世，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开始登上词坛。而周邦彦使词坛又重新回到了婉约派的老路上。周邦彦是一位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在词的创作上有很多贡献。一是提出了词的“平仄”与“四声”之说；二是极为重视词的章法结构与句法炼字。三是使恋情词开始转向自我化。他的恋情词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写自我的恋爱哀愁等，使恋情有了具体明确的指向。

　　北宋后期及南宋初期的半个世纪（1110-1162），历经徽宗后期、钦宗、高宗三朝。这是个动乱的年代，尤其是1125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很多词人经历了战乱亡国之痛，词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阶段代表性词人有叶梦得、李纲、李清照、朱敦儒等南渡词人。

　　靖康之难前，这些词人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吟风弄月，过着风花雪月的享乐生活。大晟词人们还在吟唱着，婉约派仍占据着领导地位。1126年，金灭北宋，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直到1130年，金与南宋才以淮河为界分疆而治。词人们随着赵构渡江南下，李清照作词图经历了战乱与亡国的苦痛，颠沛流离的生活，铸就了他们的新词风。

　　这批词人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如叶梦得、朱敦儒、岳飞、李纲等。他们壮怀激烈，渴望收复旧山河，建功立业。其词敢于表现民族的苦难生活，词风较为慷慨激昂。另一个群体是遁世与玩世的隐世词人群，如周紫芝、吕渭老等人。南渡词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清照，她具有天才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日常生活提炼出来的最平常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微妙的情感。其词属婉约派，早期作品清新明丽，南渡后，随着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其词的内容、情调都发生了变化，转而低沉惆怅，深哀入骨。在词的创作上，她主张：“词别是一家”，既反对柳永式的轻浮词风，又不赞成苏轼式的豪放词风。

　　陈亮南宋中期近半个世纪（1163-1207），历经孝宗、光宗两朝。这是词坛最为辉煌的时期。此期的词人在“靖康之难”后出生，生活在一个号称“中兴”的时代，朝廷上下都怀着收复故土的雄心壮志，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耻辱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的词人们，也大都渴望建功立业，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北伐失败后，孝宗失去了恢复中原的决心，甘心偏安一隅，最终证明这又是一个让人失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姜夔等人。

　　这批词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这样文武双全、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士；一类是像姜夔那样的才高名盛而毫无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

　　在这一时期，艺术成就最高、创造力最强的词人无疑是辛弃疾。他本是抗金起义的领袖，投奔南宋后，渴望建功立业，却一直未获重用，只好拿起笔，在文坛上创造辉煌。他的词现存600多首，大多洋溢着渴望统一的奋发进取精神，抒发抗敌爱国的情怀，批判叛国投降行径，无论是愤怒的呐喊，还是深情的述说，都体现了词人的英雄本色。辛词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突出发扬了豪放的风格，扩大了词体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在词的创作手法上，他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作词，还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语入词。辛词代表了文人词的最高成就。

　　与辛弃疾同时期的姜夔精通音律，重视词的格律，讲究句法，远承周邦彦，写雅词而独树一帜，创作了有别于婉约、豪放的清雅词。

　　南宋后期近半个世纪（1208-1265），历经宁宗、理宗二朝。这个时期的词坛，基本是江湖名士的天下。到南宋后期，朝政在贾似道的把持下更加黑暗腐朽，朝廷多奸佞，文人志士们大多流落江湖。由于朝廷日益腐败，文人士大夫也大多丧失了进取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此时的词作中充满了灰心绝望的情绪。吴文英、刘克庄、戴复古等人的作品是其代表。

　　姜夔这个时期，在艺术上最富创造性的词人是吴文英。他的艺术个性集中体现在词作的语言和结构两个方面，喜欢用生僻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吴词由于过于朦胧含蓄，故只能在文人雅士的圈子内流传，很少在民间大众中传唱。

　　宋末到元初（1252-1310）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的词人以周密、张炎等为代表。1276年，南宋灭亡，从此赵宋江山改由元蒙统治，遗民词人就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战火连绵的时代。南宋末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无奈与绝望。宋亡后，他们也不能轻易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只好借咏物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了最后一道光芒，然后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