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小说卷

第十三章 悲情三部曲（1）

　　母亲·父亲

　　王宝成

　　一

　　喧闹了一整天的车厢里，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旅客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已上铺休息，只有很少的人还在轻声交谈。从车轮和钢轨衔接处的撞击节奏中听得出来，列车行进的速度是很快的，但由于是在茫茫戈壁滩上，失去了明显的参照景物，所以一点也觉不出那快，倒像是乘坐着一种奇妙的飞行器，梦游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或别的星球上。而窗外那一根接一根掠过的电杆和窗格上方有规律的时隐时现的电线，则像是一种天设地造的神秘的飞行路标……

　　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昏昏欲睡。

　　然而，我却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怀着中年人少有的欣狂，焦急地等待着进入新疆境内，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

　　我和母亲已经分别30多年了。我几乎是在没有母爱的超负荷情感的压抑下，被祖母和父亲抚养成人的。可以想见，一个在情感和理智的发育阶段，失却了母爱这个伟大慈爱的源头和精神大厦的支柱的人，其成长的身姿将是怎样的不平衡，其内心世界又将会遇到何等的颠沛和磨难。然而，我终于还是穿过人生道路上的荆原和荒漠，走过来了。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严重的缺憾给我带来的创伤，就像过早失去双臂的典子姑娘，在学会了把脚当手用后，反而认为其他人那摇动的双臂是多余的一样。现在，我已经进入“不惑”之年，是一个做了丈夫和父亲的人。近几年来，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思考一些人生的哲理，想到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宇宙和人类。而隐埋在心底里几十年的关于母亲的记忆，也因此被诱发；母亲像在黄沙里沉睡着的人一样，苏醒过来，蠕动起来，终于抖落了积压在身上的厚厚的时光的尘沙，睁开了她那矇眬的双眼，从千里迢迢的关山那边，向我发出了忧伤的呼唤。

　　一个春日的中午，我正在寓室里看书，忽然心思烦乱起来，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我只好把书放下，闭目养神，等待着那股纷烦的情绪从心头袭过。这时，我又听见了母亲从那遥远的年代里传来的呼唤的声音。我屏住呼吸，仔细地听去，却又听不真切。忽然，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久久地停在那儿，动也不动。我懒懒地望去时，才愣住了：白养志魔幻般地站在我的面前。前年，我回故乡帮父亲夏收时，为了一点小事，他使了不少心眼，损伤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事后，他虽然隐晦地表示过歉意，我却无心同他继续交往了。这一点，他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怎么还好意思登我的门呢？又怎么还好意思像从前那样，露着满口的黄牙，向着我笑呢？

　　“嘻嘻，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母亲有下落了！”他故意声调平稳地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像在我平静的心湖里投进了一块巨石。我慌忙将他让进屋坐下，我们之间过去那点小小的怨艾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慢慢地喝着茶，抽着烟，向我叙说起事情的经过。他说，邻村有个人在新疆林场工作，春节回家探亲时对人说，去年他探亲回去时，林场一位工人的母亲去他那儿闲坐，听说他是陕西奉先人，便叹息着说：“唉，咱们是乡党，我也是奉先县人。”接着就向那人打听我，说了华阳村，说了我的名字。那人听了笑着说：“噢，锁儿，咱们那儿谁不知道呢！父子俩都争气啊，福堂老汉有能耐，把娃供到大学毕业，已经在省府工作多年了。”那老妇人一听便伤心地哭起来，原来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当时非常惊喜，庆幸人世间的巧事居然也能轮到我的头上。借出差的机会，我跑回家乡去四下里打听，结果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白养志又到广州去做生意，连个由头也问不出来。周围村子在新疆工作的倒也打听出几个，都不在林场，也压根不知道这段动人的传说。其时我才开始怀疑，这事，怕是白养志为了托我给他在西安办事，临时杜撰出来，以骗取我的欢心。我当时确实喜昏了头，为他的一桩生意东奔西跑了好几天。不过，这一回我没有对他记恨，他毕竟使我怀念起了母亲。

　　过了一些日子，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的冲击波渐渐地消退了。仔细想起来，这原因，怕除了惯常的抚养老人的经济考虑之外，还有幼年时对母亲留下的抱怨，以及后来漫长岁月里对父亲形成的恩爱。

　　父亲一直痛恨母亲，痛恨到一提起河南人（母亲的籍贯）就反感的地步，一概认为那里过来的人奸诈狡猾，忘恩负义。他不允许我存留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记得少年时候，有一次吃面条，祖母给我盛得多了点，搅不开，我便下意识地双手各执一筷搅起来。谁知父亲看见了，竟冲着我大发雷霆，“就是忘不了你妈教给你的怪毛病！”这次无意的提醒使我激动了好些日子。当着父亲的面我不敢那样使筷子，避开他，却照样使。而且心里总在默默地想着：“啊，原来这‘毛病’是母亲教给我的，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呢？一定是小时候，我搅不了饭，或者把饭碗搅翻了，母亲才给我想出这个办法的。”我甚至想像着母亲当时教我时的神情和动作……不过，我很失望，也很惆怅，母亲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就留下这样一种习惯动作，还为父亲所不容。

　　自从和母亲分离以后，为了我，父亲一直没有后娶，提也没提过。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仍然孤身一人，为儿孙们守着那个乡间的土窝。他为儿子作出的牺牲太大了，使我一直不忍心在他面前提及母亲的事。然而，今年春里，父亲来西安时，却主动地问我：“你妈的事，你还想不？”我不知道父亲因何问起此事，只是吞吞地说，不管怎么说，她对我有九年的生养之恩。父亲抽着旱烟，满脸凄凉的神情。我以为自己这想法又伤了父亲的心，忙作了一些解释，但父亲却慢慢地说：“你妈，怕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以为他得到了什么消息，他却补充说：“前些日子，我做了一梦，梦里请人算卦，说你妈已经移居荒郊野外，肯定是不在人世了。”我立时悲伤起来，我虽然不太迷信，但对老年人的推测和预感却从来不敢忽视。父亲接着说：“你可设法打听打听，如能问明个下落，你们母子也许还有指望见面。”

　　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对话。为了赢得这一天，我牺牲了前半生，父亲牺牲了后半生，我们熬过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次去新疆参加文学创作会议，无疑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急忙向桥山深处的龙峪村发了信，希望那里的父老能帮我打听到母亲在新疆的详址。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桥山的回音。每天一上班，便急不可耐地跑进收发室，看有没有我的信。我多么希望能在一个信封上看到“龙峪村”这三个字呵！有好几次，我干脆坐在收发室，等候邮递员。信一到，我就抢过邮捆乱翻，希望那激动人心的信件梦幻般地出现。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出发的日期终于到了，我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不过，这并不能泯灭我去新疆的欲望，我仍然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旅途。我要亲眼去看看新疆是个什么样子，我要将儿子的身心投入母亲移栽了生命的这块异域的土地，去体味，去补偿，去寻找母爱的温暖。何况，人世间偶然的机会多的是，说不定这种神奇的机缘也会像久旱后的甘霖一样，降临到我们母子的头上。我一定要去，即使找不到母亲，去那里进行一次心祭，也算是我这个儿子对母亲的一点孝心。

　　临行前，我从相夹里取出了那张发黄的残缺照片。这是30年前，母亲和我在店头镇照的。这张照片一直被我偷偷地收藏在一个布包里，生怕父亲看见。那些年，家里很穷，雨天房屋经常漏水，不知什么时候被雨水侵蚀了，照片严重损坏。那时，我是厚厚的嘴唇，脸也不像成年后的这般瘦削，脑门上留着一撮锅铲型的护芯发，活活一副娃娃相。母亲当时穿着一双绣花鞋，脸是黑黑的，瘦瘦的，但神采洋溢。那从额前斜掠在耳后的一束黛发，显示出她当时还是三十二三岁的年轻妇女。现在的照片上，我只留下了脑门芯和右眼角，母亲也只剩下领口以上的面容，而这无疑是最主要、最宝贵的。我把照片上母亲的容颜端详了好长时间，同时在脑子里想像着30年的人世风尘已经把她变成了什么模样，以便到新疆邂逅相遇时好辨认。

　　列车从祖国腹地西安出发，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行驶了两天两夜，还没有到站，这使我第一次从切身感受中意识到什么叫960万平方公里。而母亲当年居然狠心跑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兴奋的心情终于抵御不住疲劳的侵袭，双目一合，就矇眬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种什么异样的氛围扰醒了。只听车箱里有人说：“进入新疆了！”

　　我睁开眼时，只觉得车厢里被什么东西映得红彤彤的。我赶忙从卧铺上爬起来，挨到窗口，将车窗满满地拉起。疾风把列车奔驰的铿锵声大张旗鼓地送进了车厢。车窗外，一大片碧翠的葡萄园正在徐徐移过；接着又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那黄灿灿的葵盘像无数婴儿的金色的眼睛，望着西天那瑰丽的光辉。我也把头伸出了窗外。

　　西边的地平线上，太阳正在落下。那太阳真红，真大，用她那无比辉煌的光华把那一带横飘的云彩烧得光芒四射，天地间弥漫着浓重的红雾，由西向东，渐渐地变得深暗起来。列车踏着美妙神奇的节奏，轻爽滑快地奋进着，好像要在太阳沉落前追上她。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这样壮丽的落日，她的轮廓很大，大得使人联想到整个宇宙；她的光辉虽然不如正午那般强烈，但却非常明亮，柔和，使你的目光可以与之相吻。然而，她那喷薄四射的余辉，我相信一定是比宇宙间的任何星体都要浩瀚、艳丽、博大。太阳，当她允许人们看得见她时，竟是如此迷人！这时，回过头来再看看被她沐浴着的大地，简直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童话世间。

　　忽然，宇宙间的光度减弱了。在这一刹那间，山河大地的色彩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太阳在和大地吻接时，地平线展示出一种浑厚的力度，从她的中间切割过去，留下一个红亮亮的半球体。大地呈现出一片忧伤的色调，因为太阳马上就要消失了。我忽然感到，这太阳就是我的母亲，她很快就要离开这人世间了。想起父亲那梦，我的全身不由得震颤起来。我感到逐渐升起的夜色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得我喘不过气，而我的内心同时也爆发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使我直想朝着那正在沉没的太阳大喊一声：“等等我，母亲，你的儿子来了！”

　　二

　　人们关于幼年的记忆，大概多是一片雾蒙蒙的空白，但也绝不会一无所有，偶尔也会留下一星半点的影像。这种影像酷似茫茫云海中露出的峰巅，凿刻在你那稚嫩的脑海里，老死也不会忘记。

　　我的幼年的最早的记忆，正是这样稀少而珍贵。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绿茵茵的山沟里，我刚刚学会从乳儿的匍匐到幼儿的站立，每天瞪着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忙着认识我所降生的这个世界。一天，母亲用她那温柔的手携着我，到沟坡上边的邻居家去借杵窝，我觉着那圆滚滚的东西挺稀奇，非要替母亲把它抱在怀里不可。可那东西很大、很沉，我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将那庞然大物抱住，并且屏住气，才往前走了几步。它太重了，终于从我哆嗦着的小胳膊里溜下去，顺着面前的斜坡，连蹦带跳地滚了下去。那沟坡很长，它一直蹦蹦跳跳地滚到沟底，隐没在一片荒草丛里。我瞪圆眼睛，望着这个令我感到心力不足的物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母亲却笑了，弯下身来，亲着我的脸蛋，又继续笑着，她笑得那样好听、好看，这就是我降生到人间以后，关于母亲的最早的记忆。只是到后来，才陆续听到祖母和父亲、母亲说了我许多开裆裤时代的趣事。

　　我的关于童年比较连贯的记忆，是从一种神秘可怕的生活画面开始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被一阵喧嚣的吵闹声惊醒。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样忙乱、那样惊慌、那样急匆匆地将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抱在怀里，冒着冬夜的寒风，跑上了一个高高的山顶。天很黑，地也很黑，墨黑一团，当急骤的颠簸和骚动停止下来时，空气好像都凝结了。这时，远处出现了一个亮点，红的，那亮点逐渐变大，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片火光，把半条川道映得通红。呵，我看清了，那是我可爱的家园，我生命的摇篮。它着火了。火光中，我看见一些穿黄衣服的人手执火把来回跑动着，偶尔还传来牛羊的叫声。

　　母亲哭了。她刚哭出一点声，父亲就用压低了的愤怒的声音制止了她。于是，母亲把头埋在怀里的包袱上，痛苦地抽泣着。

　　我似乎又睡着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当我再次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了天上的月亮。月亮在我的眼前晃动着，是那样的皓洁、明亮，它一直留驻在我的面前，我越看它，它好像离我越近。当我的目光离开月光时，我看见了另一个月亮，虽然没有天上的那么明亮，却是那样的慈祥。呵，那是母亲温馨的面庞。母亲怀抱着我，在雾色苍茫的野地里行走着。父亲相跟在母亲的身旁。后来我才看见，前后还有好多人。

　　忽然，我的身体又失去了平衡，摇动起来，颠簸起来——母亲抱着我，父亲搀扶着母亲，钻进了一带丛林。树枝挂了我的脸，我疼得哭起来，刚“哇”出来声，母亲就用手捂住了我的嘴，一边惊慌地亲着我的脸蛋，在我的耳边絮叨着说：“娃呀，不敢哭，妖怪来了，哭出声不得了……乖娃，不敢哭……”我竟然那样听话，没有再哭。于是，我又开始用那天真无邪的目光研究起眼前的景象：我们好像在一条沟带里，两旁黑黝黝的树梢伸上去，又互相拢罩成拱形。月光从树梢透射下来，形成了密麻麻的光网，洒在地面上。地面是一条白生生的冰河。大人们冷得不停地活动着脚腿，却又不能弄出半点响声。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我被用什么软绵绵的东西裹着，在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

　　蓦地，大人们没有任何响动了，静静的，只听得见紧促的呼吸声。这时，母亲又捂住了我的嘴，但捂得不紧，以防我万一有了什么声音。

　　远远地传来了纷杂的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像踩在每个人的心尖上——一队人影从丛林外面的小路上走过来了。我终于认出，这就是那些放火烧毁我的家园的人。我不明白，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放火，寒天月夜的，他们跑到这荒山野洼里来干什么？人们为什么那样害怕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母亲那样保护我呢？

　　从此，我又昏昏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又是在黑夜里。好像是在一座屋子里，母亲和别的女人悄悄地说着话，互相询问着谁身上有火柴，想点灯。灯点着了没有，我就记不清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当时住在桥山山脉西端的杨洞儿，那儿原来是陕甘宁边区。1947年正月里，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路过我们那儿，把整条转角川的房屋全烧毁了。人们逃脱虎口以后，为了谋生，东奔西跑。祖父、祖母留在了龙峪村，父母带着我回到了几百里路外的渭北高原的华阳村。

　　参加文学创作会议的人，汇集到了这座西北边陲的名城——乌鲁木齐。会议计划在边界地区的伊宁召开，在这里只是集中和小憩。在天山宾馆下榻后，人们便急不可耐地跑向街头，以便抢先饱览这令人耳目全新的异域风情。

　　这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都市。阿拉伯式的建筑，南腔北调的语言，五花八门的服饰，对始终受中原文化、中原社会熏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视野上的开拓和享受。但是，我无法用心地欣赏这些。我的目光一直在满街的人群里搜寻，而且总是留神着那些上年纪的老妇人，甚至碰到一个维吾尔族老太太，我也要仔细地端详一番，看是否能找见我所希望的面影。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一直在估算着，想像着；经过30年的雨雪风霜，我的母亲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也许她还保留着相片上的某些特征，只是面容苍老了，头发花白了。也许她已经完全变了样，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出来了。因而，对每一个老妪我都决不轻易放过。可是，街道上人潮回涌，万头攒动，目不暇接。时间长了，眼前模糊起来，只有一片密麻麻的灰影在流动，耳膜也感觉不到什么声音，脑子里形成了一片空白。当我意识到自己这种行径有点近于荒唐时，才清醒过来。一种惆怅的情绪顿时袭上了我的心头。

　　我一个人回到宾馆，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我想把自己的思绪整饬一下，以便现实地权衡一下这次新疆寻母的真正意义，但是，纷乱的心境不允许我这样。又正是伏天，室内气温很高，淤起一种焦灼和窒息的感觉。我站起来，拉开那深色调的厚重的窗帘，打开了只有在这样地方才能见到的三层窗扇。新鲜的空气夹带着一股特殊的凉意扑面而来，我一面尽情地呼吸着，一面极目远望。城市是繁华的，现代的，可是在城市的那边，却是一片金黄色的大漠，与大漠毗连的，是几条铅灰色的山峦。这种景象使我忽然联想到人类从荒古到文明所跨过的整个历程。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由亿万次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组成的血的长河，是无数次希望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痛苦的长征。有谁愿意再退回到那原始的荒古时代去呢？又有谁认真寻觅过自己的祖先的踪迹呢？然而，在大漠和山峦的那边，在那暗蓝色的天空下，竟然高高地矗立起一座美丽的雪峰，是那样的伟岸、洁白，超乎自然，超乎人性，完全打破了这种惯常的历史格局，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启示和想像。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望着，望着，似乎从那里又看见了我的童年。

　　我们家，没有比在华阳村度过的那几年更凄惨的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那样的庄严，甜蜜，充满了人情味，甚至有点令人神往。

　　那时，我家因兵燹之灾，刚从北山逃落到华阳村，没房，没地，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父亲不知翻了祖先多少陈年老谱，才从伯父家要来了3亩地，还是大路边上的一块“刀把子”。要维持生活，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父亲就去给人做工，间或挑担出去贩卖锅碗盆碟、瓜果蔬菜之类。尽管如此，家里米面仍很艰难。

　　那年月，我好像从来没吃过白面馒头。一个黑硬黑硬的糜面馍拿在手里，半天舍不得咬一口，那甜甜的滋味，吃完了还足以使我回味半天。有时，我饿哭了，母亲就对我说：“耐会儿吧，孩子，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爸爸回来，就有饭吃了。”可是，爸爸总不见回来。我饿得实在无法忍受时，母亲就焦灼不安地皱着眉头，看能想出点什么办法。假如是在冬天，下了雪，母亲就用扫帚将那白面粉一样的雪花扫开，露出一片空地，将两块青砖并拢在地，用几段细竹棍支起伐子，撒上谷糠，诱那因大地覆雪无处觅食的麻雀来。这需要耐心的等待。院子里的树，树上的雪，墙头上的蒿草，屋檐上的瓦菲，全静静的。忽然，一只麻雀飞来了，落在树枝上，一面随着摇动的树枝上下颤悠，一面偏起小花头向下俯瞰着，啾鸣着，然后嘁嘁喳喳叫个不停。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群，树上结满了灰白色的小肉球。一只麻雀先跳了下来，接着，其他的便都接二连三地纷纷落下。它们在伐子里外兴奋地啄食着，欢快地啾叫着。忽然，伐子翻了，支起的那页砖塌了下去，麻雀们轰地一声全飞跑了。这时，只要望见并列的两页砖不平，准是塌中了，少则一两只，多则三五只。母亲高兴极了，用泥巴将麻雀一个个糊起来，放在火里烧熟，便有了最精细的嫩肉，吃起来，把我的小魂儿都香丢了。可惜太少，不能填饱肚子。但这已经不容易，我很懂事地不哭了。母亲用手指擦掉我脸蛋上的泪痕，自己的眼眶里却溢出了泪水。

　　我们一直寄居在别人家里，今天在这家的临时空房里，明天在那家的过道里，最后定居在一个富户人家的马房里。那马房的左端，用土坯隔出了一小间，没有檐墙，只用两张破席挡着，里面没有炕，将一张宽大的门板支起来，就算是床。那门面上钉着很多大盖铁钉，没法儿挨身，只好铺一层厚厚的麦草，我和母亲就睡在这样的床上。冬天，母亲总是把我搂在怀里，用她那温暖的躯体把我冰冷的小身子暖热。有时，母亲有事睡得晚，我在破被絮里冻得打哆嗦，母亲就想办法弄来一些麦草，在床下点着，红红的火焰和青青的烟雾便从床的四边升腾起来，给我造成一种美丽的幻觉，似乎我被放在了温暖的火烟的怀抱里；我心里一暖和，眼皮一耷拉，就睡着了。呵，麦草燃起的火焰，那被烟雾夹裹着的红亮亮的火焰，你给我苦难的童年留下了多么迷人的幻想！

　　第二年春天，村子里来了很多兵。他们像飞来的蝗虫一样，乱哄哄地塞满了村子的每个角落。我用冷漠的眼光望着这些烧毁了我的家园的兵，没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老跟在我们后边捣乱，搅得我们不得安生。记得有一天，他们没柴烧了，就朝村中间一棵老空了的古槐打主意。用斧头砍了一通，又用锯拉了一通后，他们在树上挂了一条长长的麻绳，然后很多人在下面拉。古槐艰难地晃动着，摇摆着，倒了下去，压住了五六个兵，疼得他们叫爹叫娘。后来，这些兵忽然消失了。村子里安静了几天。没多久，从东北方向跑来几个骑兵，衣服跟前边的不一样，是灰色的。他们来到村子里，向上年纪的人问了一些话，便扬鞭策马，朝西北方向跑去。紧接着，又来了一队穿黄衣服的骑兵，像乱头黄蜂一样，在村子里到处搜寻。当时，母亲正坐在门口梳头，一个大兵问母亲：“解放军的马队哪儿去了？”母亲慢条斯理地说：“不知道。”那兵从背上摘下步枪，拉了一下枪栓，呵斥母亲说：“妈的，不说我崩了你！”我吓得躲在母亲身后。母亲看也不看那兵，只管梳头。这时，村上一位驼背老人忙过来说：“马队朝东北方向去了！”那兵才收了枪。

　　到了初夏，麦子刚泛黄时，村外的公路上开始过部队。那部队很长，过也过不完。一天中午，我坐在院子外面，和两个小伙伴正在砸弹壳底火玩，忽然从西南方向飞来两只红头飞机，像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来的两条疯狗，冲到公路上空，P股一撅，头一栽，就俯冲下去向公路上扫射，飞机头上喷出的火舌，那阴邪可怕的射击声，以及飞机那歇斯底里的叫声，实在叫人害怕。我们几个小孩站在阳光照耀着的大地上，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一点也不理解人世间发生的这种事。飞机飞走后，县城西关的土壕旁，站了很多穿深色服装的人，父亲说，那是在为死难的人举行掩埋仪式。

　　没过几天，父亲和村上的驼背老人赶着一辆大车，随部队向西走了。家里就留下我和母亲。

　　我不记得母亲吃了多少苦，只记得麦子收完了，父亲还没回来。“刀把子”地里的3亩麦子，是母亲一个人割完的。母亲割麦时，我提着水罐跟在旁边，母亲渴了，就放下镰刀，端起瓦罐喝几口。为了让我高兴，母亲就哼起一段民间小调：“五月里来五端阳，家家户户饮雄黄，雄黄酒来无人饮，泪汪汪放在桌面上。”母亲一边唱着，一边使劲割麦子。大概是意识到我听不懂，想了想，就又唱起来：“人家娃都把菱角戴，我娃哭的要亲娘，宁叫父母缺儿郎，不叫儿郎断亲娘。”我好像听懂了一点，就又把瓦罐递上去，母亲不喝，却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麦子收完后，还要种地。母亲赶着借来的牲口，扛着犁，引着我，向四亩壕走去，这是租种别人的地。到地里后，母亲用一条绳子将我拴在地头一棵柏树上，自己赶着牲口去耕地。她怕我跑丢了，被野狼叼去。

　　大地很荒凉，地头堰畔的任何一株野草都比我长得高。母亲扶着犁把，赶着牲口越走越远，我害怕了，不停地呼叫着母亲。母亲恼了，狠狠地骂了我几句，头也不回地赶着牲口走了。我哭了。田野里的风把我的哭声送到了母亲耳朵里。母亲心软了，停住犁把，走过来解开绳子，让我跟着她走。地里土块很大，有的甚至搭齐我的膝盖。我走得很吃力，但心里高兴。牛迈着艰难的蹄步在前边走着，母亲在后边非常吃力地扶着犁，我跟在母亲后边。牛不大听话，老跟母亲过不去，母亲不停地怨牛，对牛说着一些气头气恼的话，说得眼里泪花花的。我跑上去，走在牛前头，唱起一段学到的童谣：“冬青夏白一根葱，颗颗粒粒满天星，层层节节是牛粪，牛儿牛儿跟我行。”说也怪，牛竟一步不拉地跟着我，顺着犁沟边儿，走得不偏不差。母亲高兴了，脸上有了笑影。

　　一个雨后的中午，母亲领着我，跟村上一伙妇女姑娘一起，一边在地头胡同里给牲口割青草，一边拾地软。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大灰狼。妇女们像兔子一样拼命奔跑起来，母亲也拉住我跟着跑。突然，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母亲跑了几步，转回头来拉我。这时，我看见母亲像着了魔一样，惨叫一声，举起镰刀向我猛扑过来。我永远忘不了在这一刹那间母亲的形象，是那么疯狂，那么可怕。接着我就感到脑后什么地方一阵剧烈的疼痛。我看见母亲举起镰刀和狼厮打的场面，就好像看见大地在沉没前，太阳被天狗吞食前那可怕的颤动。后来我才听说，是附近一个扬粪的人扛着铁锨赶来，才救了我们母子俩。

　　这之后，母亲每天背着我，到邻村一个住在地下窑里的土医生那儿去看脖后的狼伤。我伤体疼痛地负在母亲背上，看见母亲脖颈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耀着虹光，那虹光呈现出一个美丽的世界，使我忘记了忧苦和疼痛。狼伤愈合后，我又病了，拉肚子，拉成了芦柴棒。母亲没有任何为我看病的能力了，她伤心地望着我，眼里微露出一副绝望的神情。

　　这是一些令人难忘的日子，虽然艰难，但却高尚。

　　不久，父亲从西府回来了。村民们很快把他围住，打听战事进行得怎样，一路上都见到了些什么奇闻怪事。父亲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一面用他那块分辨不出颜色的汗巾不停地擦汗，一面向大家诉说着部队怎样过渭河，进西安，继而打到兴平、武功，正在向兰州进发。

　　母亲在屋里准备了一壶茶水，让我给父亲端去。我端着沉甸甸的茶壶，迈着虚弱的双腿，好不容易走到了父亲面前。当父亲用他那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时，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我的泪水惊动了全村人。他们没法理解，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谁也没教，怎么就这样懂事，这样有感情？

　　汽车在淡黑色的柏油路上飞快地奔驰着，早晨的太阳从车尾玻璃窗上透射过来，把车内辉耀得光怪陆离。人们的兴致极高，满车都是欢快的麻雀和喜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只有当车身遇到坑凹处上下颠簸时，这声音才会稍微缓冲一下，所有人的身躯像田野里的禾苗在随风摇曳。当车身平稳后，那喧闹声便又如开水一般沸腾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乘坐着一辆漂亮的旅游轿车沿着天山北麓，向伊宁出发了。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会议，先游览参观，以便对中国西部这块典型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有一个真实感受和宏观印象，然后再进入学术讨论。经过两天的接触和交往，人们大体上已经认识了，而且已经涌现出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脸瘦如削，骨瘦如柴，嗜酒，动辄酩酊大醉，醉后才思横溢，尽吐妙语华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家叫他白头醉翁。另一是个女子，既雍容持重，又风姿灼人，使人无法准确地判断出她的实际年龄。但她整日不动声色，守口如瓶，大家窃称之“冰美人”。当人们知道她就是写了著名长诗《仕望河》的作者时，都惊呆了，世间才貌双全的女子历来难得，似这等形神合一的美人就更少见了。造物主确实吝啬，他只在极有限的情况下，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尤物。

　　一个小时以后，车上的声音渐渐地低落下去。有的人由于晚上闲谈时间过长，睡眠不足，伏在座位的椅背上睡着了，有的虽然正襟危坐着，脑袋却耷拉在胸前，偶尔失去平衡，头猛地向前一跌，醒来了，接着又眯起眼睛，昏昏入睡。

　　太阳已经升高，车风夹带上燥热的气氛。但是，在那遥远的蓝天下，天山的雪峰却在闪闪发光；那雪峰横贯东西，绵亘不绝，宛如推移而来的南极冰山。在那里，被阳光融化了的雪水，点点滴滴地聚拢着，漫流着，到山麓下汇成一条又一条河流，在北疆这干燥的土地上奔腾着，喧响着，绘画出一片又一片的绿洲。

　　这时候，白头醉翁正向坐在他身边的两个人讲述着一段历史故事：“……项羽少年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他的季父项梁怒而谴责他，他却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就给他教兵法。后来，叔侄俩因杀人避难于吴中，遇秦始皇游会稽，项羽看见始皇帝那威临天下的气魄，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慌忙堵住他的口说：‘不敢胡说，想叫剿灭九族吗？’后来，项羽果然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揭竿而起，成了大事。这说明，人有鸿雀之别，木有椽檩之分，成大器者，必经千回百折之挠，受九死一生之灾，然后才能艰难玉成。”他讲得风趣幽默，慷慨激昂，不时地挥舞着手臂，把大家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来，连睡着的人也被他吵醒了，兴味十足地听起来。只有冰美人仍然头偏向窗外，望着天山的雪峰。

　　当车子驶过一片城市绿洲时，白头醉翁又向大家讲起一段现代生活的故事：“你们看，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石河子城。据说当年解放军进军新疆，部队开到这里，由于缺粮断水，人困马乏，实在无法继续行进，将军遂下令，让部队就地歇息。不一会儿，他发现周围的部队全不见了。他让警卫员爬上一棵白杨树瞭望，警卫员爬了半截，树倒了，原来那树早已枯朽。将军让警卫员牵过马来，自己站在马鞍上，用望远镜一看，才发现，漫山遍野的荒草中睡满了人，横躺竖卧的。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连马尿都争不到口了。将军站在马上，沉思良久，说：‘给这里留一支部队吧，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建成一座城市！’后来就有了这石河子城。”

　　车上沉默了。所有的人都被这史诗般的传说感染而陷入沉思。人们的身躯随着车身的摇动来回晃悠着，像被一个无形的东西统一指挥着一样。

　　附近的荒坡下，出现了一大片坟墓。不用说，那是30多年来建设这个城市的人们留下的遗骨。望着这一片坟茔，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不愿把这同母亲联系在一起，我强迫自己寻找记忆里那美好的东西。我想起了桥山深处的龙峪村。我的童年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不幸的是，我的童年的悲剧也是在那个山村酿成的。

　　三

　　1949年秋后，父亲见社会安宁了，决定再回到桥山去。母亲不希望再钻进那荒凉的山坳里去，她喜欢生活在山外的川道地区。父亲向母亲解释说，川道里花用多，费钱，不如山里方便，日子好打发，终于说服了母亲。这个决策在当时也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成了我们家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家现在可能会是另一副模样。

　　记得离开华阳村时，伯父借了一辆破旧的铁轮车，把我们送到60里外的底店，然后父亲又雇用脚户的骡子，把我们母子和一点可怜的零碎家什送进了山。

　　祖父、祖母已经在龙峪村找好了落脚之地，在村子西段的一片坡地上，人们称那里为“下院”。下院一并排有四眼窑洞，东面两洞是住窑，左边的没有窑门，只用一个小小的拐窑与右面的主窑连通着。西边是牛窑，牛窑过去，是一个敞口的破败不堪的穴洞，安着一台石磨。窑洞外面的土崖上，长满了酸枣树，酸枣树上叶儿已经落完，只留下繁密的酸枣儿，在阳光下像红玛瑙一样熠熠闪光。窑背上是一条村路，路那边又是一些七零八落的窑洞。刚到龙峪村的那天，院子里和窑背上站了很多人看热闹，人们无形中都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窑门前的三角木架上，横放着一根桦木檩，旁边放着一把长长的月牙形弯刀，两端安着木柄儿。我拿起那弯刀好奇地看着，一个村人问我：“这是做啥用的？”我就下意识地用弯刀刮那桦树皮，这里的村人又大为吃惊，怎么刚到山里就知道是这种用法呢？

　　第一次走进家门时，我感到非常稀奇。窑里堆了很多包谷棒、洋芋和金红皮儿的大南瓜。到处都有老鼠在跑动，那老鼠有的很大，跟小兔似的，它们自由自在地窜动着，戏闹着，有的居然跑到窑中间的瓷盆里来喝水，喝饱了，就转回身去，坐在南瓜上，悠闲自在地舔爪子，擦胡子。当我向它们逼近时，它们才不慌不忙地钻进洞穴里去。窑洞里到处都有它们的洞口。

　　龙峪村位于一座长满山桃树的土山腰，坐北向南，对面是高高的黑龙岭，岭上全是高大笔直的青松，苍翠如画；西南方向两山之间夹出一道峡谷，叫黑龙沟，黑龙河从沟里流出来，顺着黑龙岭下的青石峡湍湍而过，又沿着东北方向另一条山谷，一直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天然的乐园，它好像是专为我的童年而设计的，它使我那充满了痛苦和灾难的生活得到了补偿。

　　我们几个小伙伴很快就混熟了，漫山遍野地玩耍戏闹。这里山珍野味四季不断：春天，整座向阳的桃花山被盛开的山桃花装扮成粉红色，满山坡都有蜂在采蜜，蝶在飞舞。阳光明媚时，没有纹丝儿风，阳光、新绿、花瓣、数以万计的小生灵以及大自然独具的安详有机地融合成一体，弥漫在山坡上，荡漾在空气里，呼吸起来沁人心脾，使人进入至善至乐的境地。我们一起的有黑娃、兵合、红军，还有俊娥、兰兰、莲女。那时候，我们只觉得自己是孩子，是伙伴，并无男女之分，只是偶尔的现象，才意识到我们相互之间某种小小的区别。我们最喜欢的是到河里去摸鱼，抓螃蟹，或者骑水牛，打水枪。不过，那是盛夏季节的事。

　　那年月，人间喜庆的气氛很浓，经常有扭秧歌、跑旱船、耍龙灯一类活动。大人们头扎三道道蓝的白羊肚手巾，腰系红绸，分成两队，一队一个领头的，或举铁锤，或执镰刀，步子迈得很大，手甩得很开，踩着锣鼓点儿，尽情地扭啊，跳啊，好像整个山庄全进入了极乐世界。秧歌有各种名称，各种套路，可以不断地变幻队形，变换花样；两队人套在一起时，锣鼓便响得紧起来，最后，两队人马紧紧地裹在一起，叫“卷白菜”，但各队自有路数，谁也不会乱跑。高潮过后，随着锣鼓声的松缓，扭在一起的两队人马也就自然分开，然后各自转入另一套舞路。如果是在晚上，扭完秧歌后，经常还有跑旱船，耍龙灯。旱船里的姑娘一般由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化妆担任，领唱的鞘公则化妆成髯眉白发，在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出场。先是行船过程中的各种模拟动作，然后是对唱山歌。山歌的内容我们小孩听不大懂，只觉得很受听。周围的群众打着灯笼，举着火把，把整个场地辉耀得通红。每逢这时候，大人们都往前拥着，挤着，把脚跟抬得高高的，脖子伸得长长的，我们这些孩子就望尘莫及了。听着那激动人心的锣鼓声和歌声，我急得直哭。这时，父亲和母亲就把我高高地举起来，放在他们那并挨着的肩头上。以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学着扭秧歌，跑旱船。扭秧歌时，男孩一队，女孩一队，到了挽手掏花子时，我们就自愿配对儿，红军和兰兰，兵合和莲女，黑娃跑上去要和俊娥，俊娥避开他，却要和我。这时，莲女便摔开兵合，跑过去要和黑娃扭；她长着一张扁平脸，脸很脏，不停地吸着流到上嘴唇边的清鼻涕，跑上去就把黑娃抱得紧紧的，吓得黑娃直跑。跑旱船时，姑娘用不着男扮女装，因为我们有长得非常好看的俊娥。俊娥不在，兰兰也行。鞘公有时是红军，有时是兵合，偶尔也让莲女女扮男装，她演这个角色倒是挺有精神的。

　　后来，村上来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不打仗，专门开荒种地。他们都住在那些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些窑洞全像下院的磨窑一样，敞口，没有门窗，可以随便出入，每天早晨，天刚麻麻亮，他们就唱着歌儿上山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都睡得正香，偶尔醒得早点，便可以听见从桃花山上隐隐传来的他们那远去的歌声：“鸡叫三遍天刚亮，我们的队伍上了山……”我们出去玩时，有时就跑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睡的是用狼尾草铺成的通铺，衣服、挎包都在窑壁上整齐地挂成一排排。我们就在他们的通铺上戏闹滚打，无法无天。他们回来看东西乱了，知道是我们这些小孩闹的，也不计较。

　　有一次，我们打闹时，把挂在墙上的衣服撞下来，从衣兜里滚出一支铅笔，于是就在其他衣服里也翻找起来，陆续发现了钢笔、小刀、火柴一类东西。对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孩子来说，这些小物件是最迷人的玩意了。大家各自挑了一件。别的东西其他伙伴拿光了，我只好给自己挑了半瓶牙膏；我看见过兵们在窑洞前猫着腰刷牙，以为这东西可以吃，尝了一点，怪不是味儿，只好拿着玩。一天中午，我们聚在打谷场边，想利用拿到的这些东西学大人做饭，我们找来了石块、瓦片支起了“锅灶”，又把野草和树叶切成“菜”，在锅灶下放好柴草，准备点火，但风太大，划不着火柴，我们就把“灶房”搬到草垛后面避风的地方。锅灶下边的柴禾终于被点着了，我们正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火忽然顺着草垛燃上去，顿时间起了大火。我们几个人吓得目瞪口呆，躲在村头一棵核桃树下的草丛里，眼看着全村人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人们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这些小“纵火犯”抓住了，接着就从我们身上搜出了那些小玩意。母亲不许我玩了，要我回去。我毫不介意地往回走，刚到小桥沟的枣树下，母亲忽然将我按倒在地，在我P股上使劲拍打起来。我连忙解释说，火不是我点的，是兵合划的火柴，母亲气吁吁地说：“我只问你，为啥偷别人的牙膏！”说着又在我P股蛋上使劲拧起来，拧比打可疼得多，我拼命地哭喊起来。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受到母亲的责打，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那样狠。我非常怨愤，晚上坚持不和母亲一起睡，故意斜躺在炕角里。母亲叫了我几次，我不吭声，母亲只好由着我自己躺下歇息。但是，当我醒来时，我已被母亲搂在怀里，母亲呜呜地哭着，伤心地抚摸着我的头，向我叙说着打我的原因。母亲说了很多，具体的话我已记不起了，但那意思我当时心里是明白的。这是母亲给我的关于人生道德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随便拿过别人东西。

　　我们家达到最和谐的时期。

　　父亲能吃苦，常年四季忙得闲不下，种地，挖药，打猎，伐木，什么活都干。尤其是伐木，最辛苦不过了。这活一般都在农闲的冬季。那时，朔风呼呼地刮着，满山的松涛像江涛的潮水，时起时落；雪花飘飘扬扬，把山谷搅成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风雪停下来后，山林格外安宁、庄重，一棵棵青松在压满枝条的积雪的映衬下，呈现出自己苗条的姿影，然后层层叠叠地漫上去，从山谷直到山顶。这时候，从山梁或山谷的某个方向传来了锯条拉动时的响声，像天神降临到人间以后那神圣而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很长时间，一棵大树惊天动地倒下了。然后，再把树身锯成一定尺寸的树段，再把它竖在别的树身上解板。父亲和搭伴的人机械地拉动着锯条，忘记了一切。那橘红色的松树锯末随着锯条的响动，一缕一缕地落在地面上，堆成两个越来越高的小包。往往是一页板锯下来，手已经冻僵在锯把上，取不下来。但父亲很乐观，蹴在火堆旁取取暖，又蹬上了脚架。一拉起锯来，他就舌尖卷在嘴角，像吃蜜糖一样感到陶醉，因为锯下的板里有油，有盐，有布，有家里过日子需要的一切。

　　母亲也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喂鸡，喂猪，喂牛，做饭，缝衣，也总是笑盈盈的。每到农历年节，家家都开始摊黄黄馍，炸油糕，酿米酒，窑洞里充满了油香的气味。炕洞口的硬柴火，从入冬第一天起就烧得不断火，别说炕头从早到晚都是热乎乎的，就连整个窑洞里也是暖烘烘的。祖父坐在炕火边，伸开两只坚硬乌黑的手，烤着火。他可以整晌整晌地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望着那跳动的红红的火，只把那双手翻来翻去，好像要把那双铁铸的手指烤熟似的。当然，有时他还喜欢烧洋芋，看着时辰差不多了，埋洋芋的火灰上面不停地冒出气孔，便用木棒将洋芋刨出来，用手捏捏，软透了，就给家里每人扔一个，然后自己也剥一个，放在没牙的嘴里。我特别爱看祖父吃东西，上嘴唇把流着清鼻涕的鼻尖一拱一拱的，耳边的滑骨，紧嘬在一起的嘴唇、鼻子、布满皱纹的脸蛋，全都嚅动着，很耐看。我发现，村上没牙的老人吃东西都是这样。我在旁边学祖父的样子，怎么也学不像，而且很费劲。祖父看见我在学他吃东西的样子，假装生气，亲昵地骂我一声“驴日东西”，眼里却充满了和善的神情，蛮有兴致地看我学他的样子，乐得哼哼嗬嗬地笑起来。大概看我学得不像，就又掰一块洋芋填进嘴里，很自豪地继续嚼动起来，目光又移回到他面前的火焰上去。我至今不明白祖父为什么要那样长久地望着火，是在缅怀他年轻时代那火一样的热情和经历吗？是在思考人生深奥的哲理吗？或者是什么也没想，只是人到暮年不经风寒，一刻也离不开火？

　　年关越近，生活的趣味越浓。虽然外面很冷，只要吃上两张新摊的黄黄饼，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全身上下浑热，走出窑门去，很长时间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这时候，村上大多数人家都杀猪宰羊，而这却是我最害怕的。村东头杀，我跑到西头去，西头杀，我又跑到东头去，如果东西两头都杀，没处躲藏，我只好一个人跑到河滩里去，躲过一个生命垂死挣扎时发出的可怕的哀嚎。但这是不可能完全躲开的，猪的嚎叫声仍然不断地传来，我只好堵住耳朵，或者自己乱喊乱叫一通，直到猪羊的嚎叫声随着生命的熄灭渐渐地消失。这种奇怪的心性，使我对年关抱着一种既盼望又胆怯的矛盾心理。

　　父亲到60里外的焦坪镇办年货去了，我就一门心思盼着父亲回来。那时的焦坪镇，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后来上学时课本上的北京城一样神秘而令人向往。我见别的孩子有响炮，便哭闹着也要，祖父哄不住我，就用火钳在炕火里夹出一个红火蛋儿，提上斧头，引我到院子里，在母亲捶布的青石板上吐口唾沫，把火蛋放上去，很快抡起斧头一砸，竟能奇迹般地发出一声沉闷的爆响。我大为惊奇，过了一个炮瘾。我跟着学了起来，但却被飞溅的火星烧着了衣服。这时，祖父又嗬嗬地笑着，帮我用唾沫把烧着的地方捻灭。于是，我又盼望母亲快快给我做过年新衣。

　　父亲终于回来了，带回了各样好吃的东西，自然也有鞭炮。这时，母亲更忙了，除了赶做年食外，还要加紧给全家人赶缝年衣。记得那年，已经是除夕晚上，我的年衣还没做成，母亲在松亮子旁边缝着，我坐在旁边等着，母亲要针要钱，我便立即递上。实在熬不住了，只好睡下，嘴里还在不停地喃喃着要年衣。半夜里，母亲把我叫醒，让我试穿刚做好的新衣。我刚把衣服穿上，村里不知谁家已经点响了年节的鞭炮，祖父、祖母马上在那边拐窑喊起我来，生怕敬神落在别家后头。我便急急忙忙地跳下炕去，跑到院子里放鞭炮。父亲买了几个双雷子（二脚踢），我不敢放，父亲就把着我的手，捏住炮筒，点燃炮眼，我吓得闭紧眼睛，正往父亲怀里钻，只觉得身边剧烈地一震，手心里麻辣辣的，接着天空就传来一声嘹亮的响声，这响声在山谷间回旋着，一直荡漾到黑龙沟里去。接着，父亲就引着我，拿着香表，先敬祖先，再敬灶君，然后到院子里敬天地，最后跑到黑龙沟口一个小庙去敬山神。

　　天大亮，吃罢一年里唯一的一次饺子，我就跟着父亲去给别家拜年，拜到谁家，谁家的大人小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我们挨家挨户地拜，到最后，全村人便都聚到了一块儿。于是大家便举行团拜，成年人互相作揖问候，说一些吉庆的贺年话，然后就扭秧歌，唱山歌。我们这些孩子，见了每个成年人都要磕头。不过我们都挺乐意，因为这就是过年啊，而且给谁磕头，谁就得给我们散钱。我们的衣兜里塞满了500元、1000元，甚至1万元的旧式钞票，这是我们一年中最富有的时节。可惜那时山区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钱多也没用，只好由父母替我们保管着，过后也就忘记了。那时候我们并不财迷。

　　这年春天，发生了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似乎是暮春的时候，太阳已经相当温暖，河水也流得相当欢快，母亲领着我，到离龙峪村不远的一个叫佛爷砭的地方。那儿有三四眼低矮的窑洞，窑背上是从龙峪村通往建庄的路。我们到那儿时，窑洞门口站着一个红眼边的妇女和另外两个成年人，他们把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领来站在母亲和我面前，那女孩衣衫褴褛，脸色蜡黄，留着两只乱蓬蓬的小黄辫儿。母亲从提袋里给她抓了一把炒黄豆，她捧在手里，不知所措，就仰起头，操着一种奇怪的外乡口音说：“妈，妈，给我装进兜儿里！”那红眼边女人就帮她把炒豆装进缀在衣襟旁边的又小又深的衣兜里。

　　过了不长时间，这小女孩就被送到我家来了。来的那天，下院里摆了酒席，村上人都来庆贺，热闹了一整天。人们不理我，却把女孩抱在怀里，这个抱了又递给那个，稀罕得不得了。我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她就那样比我讨大人们的喜欢呢？但从此以后，我就听人们说，那小女孩就是我未来的媳妇，名叫芸香，说父亲这辈子再也不用愁儿子问不下媳妇了。媳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和芸香都不大懂，只是熟了，也就跟俊娥、黑娃他们一样，大家一块儿玩。俊娥、兰兰很快和芸香成了朋友，除了白天和别的小伙伴一起玩外，晚上，她们每个还要在我家炕上唱“皮影戏”。她们把布单拉起来绷在炕边，让我端着油灯靠里面炕墙坐下，然后她们学着皮影人的模样和动作唱戏，一边不停地喊闹让大人们在外面看。兰兰唱不了几句，芸香光会笑，只有俊娥唱得认真，谁也惹不笑她。总之，在这样的场合，她们每个人都有指派我做这做那的权利，而我则必须对她们每个人唯命是从，不偏不倚，还要同样亲热，好像我是她们共同的差使娃和小男人。

　　这年春天，村上的妇女们好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泡泡头发不见了，束发的网络也不见了，全变成了剪发头，裤子也都换成了宽、大、短，上面布满了青枝绿叶大红花，格外耀眼。那时，村里忽然兴起养蚕，妇女们经常上山采桑叶，我们这些孩子也就跟着上山玩。大人们在一起话很多，而她们中间说得最多的又是母亲。她低着头，一边摘桑叶，一边向别的妇女诉说着什么，黑英英的剪发在脸旁形成一个钩弯，轻轻地摆动着。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母亲一生中最漂亮的时期。可惜她说的那些话我听不明白，也无心细听，只顾和黑娃、兵合、俊娥、芸香他们在山坡上寻吃四月红。这种状似樱桃的山果一包蜜水，吃起来很解馋。有时急了，摘一大把塞在嘴里，甜得小眼睛都睁不开了。到了盛夏，又有木瓜，这种灌木生的山果表面上看去酷似青皮核桃，里面却像石榴，全是玉米粒大小的白颗粒，吃起来油香可口。不过这时候蚕早已结茧，我们跟着妇女们上山摘野菜时才能吃到。

　　那时，村里妇女们时常唱这样一首歌，歌词好像有这么几句：“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妇女就在最低层……”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跟着唱，但怎么也不理解那歌词的意思，母亲她们不都挺好吗，怎么就低层呀，苦难呀？而且总觉得村子附近什么地方有个很深很深的黑洞，怪吓人的。

　　天山变得遥远起来，近处一道高高的铁锈色的山梁已经挡住了它那银白色的雪峰。公路右侧的绿洲也没有了，开始出现灰色的戈壁和黄色的沙丘。在午后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地面上浮荡着一层浓溽的沙尘，地面上和空气里的水分蒸发得精干，连同人们的欢声笑语也一起被灼干了。每个人的嗓子眼里都渴得冒烟，谁还有心思说话呢？

　　一个青年拿出酒瓶，对白头醉翁说：“喝几口，给大家讲点什么好听的吧，这样干巴巴坐着，真难受！”

　　“这会儿喝酒，哪儿还能说话？”白头醉翁说，“只怕要李慧娘鬼吹火了！”逗得大家笑了几声。

　　这时，汽车通过一段洼路，因为开得太快，来不及减速，车身猛烈地摇摆颤动起来，车内立即发生了一场地震：衣架上的行李纷纷坠落，砸在人们头上身上。人们像醉汉一样摇头晃身，互相挤撞，坐在后边的人被突然翘起的车尾高高地撂起，脑袋几乎碰住车棚。与此同时，车厢里发出一片嘘叫。随着车身平稳下来，这一片惊叫又转为愉快的欢笑。一个维吾尔族作家带着的小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谁也哄不下。这时，冰美人转过身来，把一个什么吃的东西放进小孩手里，又向孩子甜甜地笑着。孩子看见她的笑脸，马上不哭了。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到她那明媚如春的容颜上，而她却毫不介意，意态天然地和孩子逗闹了会儿，然后转过身去，依旧将目光投向窗外。

　　这是一种宝贵的馈赠。她的难得的笑容和笑语，几乎使人们忘记了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然而，这毕竟是有限的，炎热和干渴很快就吞没了人们的这种雅兴。这时，我才忽然想起座位底下塞着两个在乌鲁木齐吃剩的哈密瓜，便掏将出来，用小刀切成若干牙，分给大家吃。全车人为这两个哈密瓜齐声欢呼起来。

　　白头醉翁一边吃瓜，一边连声喊道：“这可真是炭中送雪，炭中送雪呀！真恨不得连瓜皮一起吃下去！啊呀呀……就冲着这一牙瓜，也应该给大家讲点好听的东西。”

　　大家又欢呼起来。

　　他讲了一个草原上的传说。说是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叫沙塔尔的青年牧民，是草原上有名的歌手。他从来不唱别人唱过的歌，只唱自己创作的。每当他创作一首新歌，不等太阳出来，就骑上马，到草原上最宽阔的地方去唱一遍，然后采一朵草原上的花回来，插在帐篷里。有一天晚上，他想出一首自己非常满意的歌，天刚亮，他就骑马到草原上去唱。当他放声吟唱自己的歌时，听见远远的有一个姑娘的声音，也在唱这首歌。他很伤心，以为这首歌可能是自己平时无意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第二天早晨，他又去唱自己创作的另一首新歌，又听见那姑娘也在唱这首歌。第三天还是一样。他感到奇怪，一边继续唱着，一边寻声找去，那歌声越来越清晰，最后竟发现那歌声是从自己的帐篷里传出来的。他揭开帐篷毡门帘一看，发现里面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姑娘慌忙停住歌声，羞涩地低下头要出去。沙塔尔连忙伸手拦住她。姑娘说：“好人，你放了我吧！”沙塔尔说：“放你可以，但你得告诉我，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帐篷里唱我的歌？”姑娘再三恳求，沙塔尔仍不肯放她走，她只好告诉他，她本是上帝胡大跟前的一位侍女，因不小心打碎了胡大的琼酒玉壶，被打下人间，变成草原上一朵花，让羊啃，让马踩，让人踏，来赎回自己的罪过。只有他心疼她，不踩她，不踏她，把她采回来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她感激他，就在他的帐篷里学唱歌。沙塔尔听了非常感动，说：“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成亲吧！”姑娘见他一片诚心，就说：“成亲可以，你得明天清早再到草原上去唱一首最好的歌，然后在草原上的花朵里去找我，如能找见一朵与众不同的花，采回来，我们就可以见面。”第二天清晨，沙塔尔在草原上唱完歌后，就找那朵花。草原上的花都是相同的，都挂着晶莹的露珠。他在那成千上万一色的花里找呀，找呀，最后终于找见了一朵与众不同的花。他把那朵花采下来带回帐篷，那花就变成了美丽的姑娘，于是他们成了美满的夫妻。

　　白头醉翁讲完这个故事后，紧接着说：“现在请问：沙塔尔是怎样找见那一朵花的？”

　　大家正听得有滋有味，不想后边却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于是全都动脑筋猜想起来，想来想去，谁也想不出来。

　　这时，只听见冰美人轻轻地说：“是那朵没有露珠的花，因为她晚上躲在塔沙尔的帐篷里。”

　　人们一下被提醒了，兴奋得呼喊起来。而冰美人却依旧微偏着头，凝视着窗外。

　　这时，对面接连开过几辆载重卡车，全部拉着粗壮的松木，有的松木直径一米多，一个车厢里只放一根。这使我忽然联想到白养志说过的林场。不用说，西边肯定有大森林，有大林场。呵，母亲，你会不会真的就在前面哪个林场？你肯奇迹般地出现在儿子的面前吗？你好比天山的雪峰，时而出现在附近的蓝天下，时而又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你的跟前呢？

　　我想起了母亲的又一段经历，那是一个比这个草原上的故事还要动人的故事。

　　四

　　生活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行进着。

　　正当我们家达到统一和谐的完美境界的时候，下院西边的牛窑里，响起了美妙的乐曲。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往昔，村子里一片幽静，夜幕降临以后，只有对面黑龙山上夜鸟啁鸣，像是举行一种天然的音乐会。大自然每天总是按时拨动这种琴弦，好像要给劳累一天的山民们以无上的安慰。但是，山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他们总是那样木然地做活、吃饭、睡觉。自从牛窑里响起这种人类创造的乐曲以后，人们的心情和以往大不相同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全村人都跑来欣赏，把个牛窑里外拥得严严实实的。

　　演奏者是一个黑瘦脸膛的壮年男人。他头上包着一个半旧的羊肚毛巾，腰里系一条蓝布腰带，怀里抱着一把板胡，板胡胡板上，涂着厚厚的松香；由于弓弦和竖弦长时间的摩擦，在那胡板上和他的膝盖上，落下一层乳白色的松香粉末。他拉得很严肃，很陶醉，有时眯起眼睛，有时目光又跟着手指上下移动，好像在读一种写在胡弦上的乐谱。而那头上的毛巾，却像仙鹤的翅膀一样随着臂部的拉动在颤动着。时间长了，大家听惯了，也就不如开始时那般热闹了，来人渐渐地稀少下来，到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这时，他喜欢坐在炕火前，一边拉板胡，一边烧洋芋，烧熟了，先刨出一个，吹吹上面的灰土，再用袖子擦擦，给我，又继续拉。白天一般是帮村上人家干活，给谁家做活，就在谁家吃饭，晚上就在我家的牛窑里拉板胡。他拉的调子多是秦腔曲牌，很好听。他的炕头放着一本破旧的书，书里有一个插图，画的是一个长着细长胡子的老人，戴着一种古怪的帽子，帽子两边伸出两根竹尺模样的东西，双手捏着一把小木板，竖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他拉得最好听的那个曲牌，同这个插图联系在一起，无端地以为那曲牌拉的就是他的身世和经历，他拿小木板的样子像在烧香，我就又觉得那曲子是对他烧香的一种伴奏。上中学以后，我才知道那像原来是文天祥，和我们历史书上的插图一模一样。

　　他也经常帮我家做活，这时，当然也就在我家吃饭。他和父亲一起坐在小木桌旁，一边说话，一边吃饭，父亲不时地劝他多吃点菜。母亲总站在锅台旁伺候着，随时准备给他们盛饭。但后来，他给我家做了活，却不到我家来吃饭了。这时，父亲就埋怨母亲，还亲自把玉米糁糊汤盛在碗里，夹上很多炒咸菜，让我端到牛窑里去。我去时，他常仰躺在炕席上，眼睛呆呆地望着窑顶，半天不说一句话。

　　过了没多久，这个被人们称为老田的人就离开了下院的牛窑，搬到窑背上一个非常低矮的土窑洞去了。那窑小得跟兔子窝似的，狭窄的火炕刚好能伸直腰，锅台就在枕头旁边。这时候，他的板胡音乐变得遥远了。晚上，我睡在母亲身旁，听见那音乐跟从山那边传过来的一样。有时半夜醒来，黑暗中看见母亲的眼睛闪着光，侧耳细听，便感觉到了那隐隐传来的乐音。白天听见那声音，我很想跑上去，但祖母阻止了我，神情是那样的严厉。我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我从外面玩回来，猛不丁撞进了窑门，看见母亲正坐在炕沿上做针线，她做的是一个荷包烟袋，黑底色，上面绣着特别好看的花儿，叶儿，鲜艳极了。母亲见我进来，急忙将那荷包藏在身后，惊慌得半天静不下神，接着就半威胁半讨好地对我说：“不准给别人说噢，不敢说！”我莫名其妙地答应了，心里却犯嘀咕：母亲给父亲做烟包，为什么那么惊慌害怕？有一次，祖母做好午饭，让我去叫母亲，我满村里寻呀，喊呀，就是不见母亲。祖母阴沉着脸说：“去窑背上找。”我找到老田门口，母亲果然在那儿。她坐在那土门槛上，正和老田说话。母亲对我表现出一种厌烦的神情，要我先回去。我不走，母亲就拾起一根柴棒，生气地赶我走。这时候，我才隐隐约约地明白，那个精致花俏的烟包，大概是给老田做的。有一次，母亲和两个妇女在一家窑门前缝衣服，父亲来了，一妇女故意问母亲：“你这衣服是给谁做的？”母亲用一种捉摸不透的语气说：“给我老汉做的嘛！”这时，父亲竟兴奋得笑起来，在旁边坐下，掏出了破旧的旱烟包，抽起烟来。这使我立即想起了母亲偷偷做的那个烟包。我当时就在心里替诚实的父亲感到难受。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把那烟荷包送给父亲。那时候，虽然我不懂大人们的事，但我已经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阴影正在向我们这个和睦的家庭笼罩过来。

　　这年秋天，我被送到建庄小学去念书了。和我一起上学的还有红军、俊娥和兰兰。那时，黑娃家已经搬到山外很远的地方去了，兵合还不到上学年龄，莲女一家就父女俩，父亲有病，她离不开——我们这个友爱的小群体从此宣告结束了。上学前，父亲决定给我起个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