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纪实卷

永不凋落的花季——记归国华侨张代书

银笙

人生，常常保留许多难忘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久远的回忆似乎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刻骨铭心的印记吧。

张代书有多少这样的印记呢？

让忠实的摄像机先不要重现过去，还是回到眼前——1994年7月28日。

从延安开往西安的列车就要开了。坐在车上的100多位原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也将再次离开这块曾养育过他们的土地。

离别是揪心的。红旗伴着泪花，珍重加着勉励。好些人抱成一团，哭得难分难舍。在张代书的跟前，一位农民和两位农村姑娘久久地拉着她的手……

列车终于启动了。

我只看到代书那双泪眼和急忙伏在椅上那抽动的身躯。

是闪动的泪花？是理想的花环？

童年的憧憬落在贫瘠的黄土地

张代书是我熟悉的朋友。

在他们重返延安的8天中，我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一起激动，一起淌下了数次热泪。

无需去评价那场动员了成千上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对来延安插队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来说，延安毕竟是他们走入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驿站。

张代书说：“延安是我生命大书中的重要一章。我在延安10年半，青春无悔。”

她本是印度尼西亚华侨。1942年8月出生，后在棉兰市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印尼是个风光美丽的“千岛之国”。高高的椰林，蓝蓝的大海，四季绿树长青，鲜花不断。棉兰市隔着马六甲海峡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相望。这里留下她童年的笑声和童年的梦。

印尼的女孩都喜爱鲜花。张代书也不例外，她从小就爱用鲜花编织未来。

在明亮的窗户前，妈妈常指着远远的地方说：“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新加坡，再在大海中走好久好久，就是咱们的家乡。那里的风光和印尼一样美，那里的水比印尼的水甜好多倍……”

从小，她就憧憬着遥远的家乡——红军时代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海南省文昌县，盼望着去亲吻家乡的土地。之后遇到印尼国内的排华浪潮，张代书姊妹5人和一批热血青年在教师的带领下先后乘上回国的轮船告别了“千岛之国”。那是1960年4月的事。

她先在华侨补习学校，后又上北京师范学院，然后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当教师。那时的青年人绝对听党的话，都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使她命运发生骤变的是周恩来总理给他们作的主题为《革命与劳动》的那场报告。周总理号召他们向工农学习，要与工农打成一片，这话在她的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全国的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的时候，张代书这位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也毅然报名，选择了生活艰苦的延安农村，于1969年2月跟着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插队。

人说岁月无情，其实岁月是最富有情意的。至今，黄陵县隆坊镇星星沟村的群众常讲述着她插队时的故事：

刚来农村，他们没受过苦，也没做过饭，铺盖卷一放，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犁地、撒粪、收割、碾打，手上的血泡打了一个又一个，磨平了再干。粮食不够吃，他们也到山上挖野菜，学会了蒸窝窝头……

如果把知青的生活记录下来，那是一部动人心扉的苦难史、奋斗史、成长史。

别看张代书是女同志，但总是和男劳力摽着干。劳动，使她和农民水乳交融；劳动，使她成为农民最信任的一员。村里学校办得差，群众推荐她当教师，她认真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学生没书没本子她给买，补习课误了饭她给做，孩子家长不在晚上睡觉害怕她去陪，学生的学习成绩一天一个样。这次重返延安张代书专程去了趟星星沟，当年的学生当了村支书，有的当了干部，好几个还成了万元户。听到她回村的消息，他们齐刷刷地都来了，连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也由孙子搀着来看她，颤抖的手拉着代书不放，只怕以后再见不到她。张代书说起这些，嗓子又喑哑了。

苦难是磨刀石，艰苦是最大的财富。

在青化砭战役旧址印证了这一真理

张代书不是一般的采访对象。

她在黄陵县插队时就是全地区响当当的先进人物，每次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她都参加，我曾不止一次地整理过她的先进材料和报道。

1972年初，她调到地区妇联工作，我在地区通讯报道组搞报道，住处相邻，一来二去，也就成了熟人。

当时的地区政工组派她和陈合功、徐炳祥到延安市的青化砭乡石棉羊沟村蹲点。不久，我又受领导派遣到这个村搞调查。本来就是一个单位的，自然朝夕相伴，大约有一两个月。青化砭乡其实是一条长长的狭狭的河沟。川道不甚宽，两边是连绵的群山。别看这是一条极普通的山川，却是兵家相争之地。

解放战争一开始，毛主席指挥的著名“三大战役”之一——青化砭战役就在这里。而我们所在的石棉羊沟，就是俘获胡宗南整编第1师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的地方。李昆岗躲藏的小石桥那时还承载着过往车辆。

石棉羊沟躲藏在小山的背后，村子很小，却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去时，全村有5户人出外逃荒要饭。有一件事使张代书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一位老人饿得受不了，打发孩子去要饭，千叮咛万嘱咐：“要饭可不敢说是延安青化砭的，咱们不能给毛主席、党中央丢人！”人到了这份上，还想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是多么淳朴的群众！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

70年代，延安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逃荒要饭的消息曾让远在北京的周总理落泪，石棉羊沟的群众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要把当时的食谱排一下，那是最简单不过的：

早饭，一个糠窝窝头加一碗白开水。午饭，米儿面。晚饭，玉米糁饭。一天三顿，天天如此。粮食不够，就蒸一些洋芋或红薯充饥。别说张代书，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也受不住了。可生长在海外的张代书整天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我们在活捉李昆岗的小石桥旁种了一片科学示范田。白天，张代书脱掉鞋袜，赤脚在地里来回奔跑，晚上10点多钟，还要招呼群众开会、学习，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年长的陈合功害怕张代书顶不下来，常常关心地让她去休息，她莞尔一笑：“没事！”

整天的劳动和艰苦生活，使我们几个人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都松弛了，就拉起了知心话。

一次在地头休憩，我笑着问：“代书，你想印尼吗？”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想。”

“你最想什么？”

“最想我妈妈。”

这些简单的话语，在当时若不是知己，是会引来大祸的。当时把从海外回来的人都看成嫌疑，谁要向往国外，会被戴上“叛国”等帽子。而张代书毫无顾忌，除表示她的赤诚之外，也表现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们请她谈谈印尼的情况。她介绍那里的风光和民情，讲得最多的是她从小和妈妈在一起的趣事。

后来，我们邀请代书唱首印尼歌，她略一沉思，就动情地唱起来。我们不懂歌词，只觉得旋律特别优美。她唱着唱着，似乎忘记了一切，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悠远迷蒙的山沟，似乎沉浸在梦幻之中。

当我结束调查离开石棉羊沟时，代书坚持要送我。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又一次问她：“你很想回印尼吗？”

“想，我想看看妈妈，她老人家年龄很大了。”

“你觉得国内比印尼好吗？”

“是的。这里比较自由，没有人欺负，不像在国外，华侨总受到歧视。”

随后，她又述说着，石棉羊沟这一段生活教益很深，使她认识到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奋斗的。她以她的理解方式谈着自己的感受，也对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周总理的祝愿，陶姐的风范，组成了她生命的又一乐章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回到延安。阔别20多年，周总理没忘延安，延安人更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十里长街，挤满了从山山沟沟赶来的群众。

在飞机场的欢迎人群中，张代书一见总理，觉得总理明显消瘦了，且一脸病容。

那一天，有关总理的新闻不时在街头传播着：

总理没住宾馆，他住在过去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的平房里。吃饭时，他香甜地喝着小米汤，还把碗里每一颗米粒都吃净。

中午外宾休息时，总理抽暇去登宝塔山。

宝塔山下没有桥，总理的汽车在河滩的泥沼里陷住了，群众“一二三四”喊着号子把汽车抬过了河。

晚宴上，总理问延安地委书记许效民：“能不能让延安农业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许效民回答：“能！”

“拿酒来！”周总理高举着酒杯，与延安地委的同志一一碰杯，深沉地说：“到了那时候，如果我不死，我一定再回延安看你们……”

听着这些事，张代书这晚失眠了。为了延安摆脱贫困面貌，周总理真是操尽了心。在这场“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战役中，自己应挑起一副怎样的担子？自己是当过老师的，为什么不能重执教鞭？她一骨碌爬起来，铺展稿纸，满怀激情地写下去杨家湾民办小学工作的申请书，要求为延安农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73年12月21日，张代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去杨家湾小学工作的申请也同时被批准。当她站在鲜艳的党旗下，噙着热泪，对党和人民立下誓言时，她好像又一次聆听到周总理的教诲，看到成千成万先烈对后人所寄予的希望。

杨家湾民办小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44年，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文化教育运动。为了改变山区的文化落后面貌，杨家湾的群众很想办一所学校，这个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高兴，很快派陶端予同志来村里当教员，还给学校赠送了8套桌凳。陶端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光教书，还为群众修纺车、治病、调解纠纷。她慢慢和杨家湾群众结成了血肉关系，学生们都唤她“陶姐姐”。这所学校成了边区的模范小学，陶端予也被评为边区文教工作者特等模范。当她因工作需要调离杨家湾时，学生和乡亲们都流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她把自己做的砚台和笔送给学生，娃娃们哭着说：“陶姐姐，你不能走……”

张代书来到杨家湾，走东家，串西家，请白发老人讲陶姐，请当年的学生忆陶姐。她带着小米、绿豆和芝麻，拿着杨家湾全体群众的慰问信，不远千里，专程到陶姐工作的重庆市教育局拜师。在陶姐身边，她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坚定了自己“像陶姐那样做一个山沟里的人民教师”的信念。

为了培养革命后代，张代书把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弟妹还要亲。她常给学生洗脸洗手剪指甲；冬天给一二年级小学生生火。她住的那孔窑成了“学生之家”，学生渴了在她那里喝，病了在她那里睡。学校办起初中班后，邻村的娃娃也来这里念书。有些娃娃中午回不去，就带些冷馍吃。张代书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马上买来大锅换掉自己的小锅。每天早晨，她给学生烧一锅开水，然后到各班教室收学生的馍，保证孩子们每天能吃到热馍。而她呢，每天只做一顿饭，其他两顿胡乱凑合着吃。

在杨家湾小学，张代书究竟做了多少好事？谁也数不清。至今，人们都夸赞着她：杜家沟村的李启富、李长根兄弟因失去了母亲，穿不上衣服，张代书扯布给他俩做；小沟村的女孩子高彩云因妈妈去世不想上学，她登门去做工作，后来了解到，她家是富农成分，害怕没前途，张代书苦口婆心找她爸谈，使她入了团，当了班长，现在也是人民教师了。

这次重返延安，我到张代书的住处看她，她一边给我看学生们给她送的礼物，一边抹眼泪。她说，没想到，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会聚在村子里迎接她，连外县工作的都赶了回来。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她和乡亲们一次一次座谈，又一个班一个班地和学生们照相。学生们给她送来三本集邮册，还有20多人签名的大褶匾，上面是“喜在眉梢”的图案。学生们给她赠花、戴红领巾，她感到无尚荣耀。

她说，她这次是带着女儿回来的。女儿是在杨家湾出生的，出生时只有4斤7两，时常有病。她工作忙得顾不上照看，是学校教师和老乡常送女儿去医院，没这些人，孩子早没命了。孩子明年高考，她应回来认认亲人……

杨家湾的5年多，是张代书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她被评为延安地区教育系统的标兵，出席了全省代表会和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代表会。她把根扎在了杨家湾，也把心留在了杨家湾。

当列车就要开动时，我看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那是高彩云在送她，是杨家湾的老农在送她……

北京 延安 又一次转移，但心中的花季永不凋落

100多名原北京知青携着他们的26名子女，又在延安度过了难忘的8天。

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讲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两句最让人动情：“我们这次回延安流了多年没流过的泪，补了多年心中的空虚。”

随着知青政策的调整，原来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都陆续返回北京，张代书也在1979年调回去。

人在北京，但她时刻不忘自己是延安人。

回京后，她先在北京开关厂技工学校当教师，又辗转到北京电气工业公司电大和北京外国语师范学校任教。她仍然保留了在延安时的那股蓬勃劲头，苦活累活抢着干。行政工作没人愿干，她默默地干起来，先当政治辅导员，又担任德语系的党支部书记。在做思想工作中，她平易近人，理解学生，深受学生爱戴。

她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表现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1983年，学校表彰了她的辅导员工作，1991年她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在金钱分量越来越重的社会，也许不少人已不怎么看重荣誉，张代书却始终把这当作她人生的价值。那一张张的奖状，那一册册的获奖证书，她觉得比给她几千几万元重得多。

离开延安10多年，她时时怀念延安，感激延安。延安培养了她，造就了她，使她这海外游子成长为祖国的一棵绿树。

她的丈夫也是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干部，也曾是延安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回京后他俩把这一切都藏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重新去走新的路。

女儿孟岩长大了，像同龄人一样，她误以为自己的父母太平淡了，因为她从未从父母口中得知过去的一切。

张代书是有意带女儿回延安的。看到那么多乡亲和学生爱戴妈妈，听到他们讲的许多妈妈的往事，小孟岩激动万分，她兴奋地说：“妈妈，没想到你也辉煌过一段！”

和张代书攀谈起来，我突然想起在当年石棉羊沟的对话。我又问她：“你不是想回印尼吗？怎么没去？”

她淡淡地说：“我母亲在94岁时不幸去世了，我不在身边。1991年组织给我准了3个月假，让我去印尼扫墓探亲。我住了1个多月，又提前回来了。”

“那边生活好么？”

“生活好。我的哥哥、姐姐家都有楼房，有汽车，可我呆不惯。”

她说得很坦然。

这些年来不少人削尖脑袋想出国，有的人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可张代书一如既往，她放弃出国的条件，安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做着奉献。

她说，她要为中国与印尼的友谊做一点工作。

她说，过几年，她还要回延安看看，为延安的经济振兴尽绵薄之力。

她说，在延安度过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她将会终生珍藏，永葆生命的青春。

尽管她已经年过5旬，但我相信，这是真的。

选自1994年《时代与人》第6期

作者简介：

银笙，汉族，1946年生，陕西省宜川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狼烟》《啸傲长天》《银笙散文集》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