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1)
其二，惩处回疆有关官员。高朴曾因三月里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病故，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乾隆帝认为如此则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将为鄂对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无异，未从其奏。现查出鄂对与高朴相好，对高朴之“扰累回人、偷贩玉石”，不仅不竭力劝阻，反而“扶同附和”，并“私采玉石”，还给予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又欠苏州贩玉商人张銮银七千余两。帝谕革去鄂对之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仅授其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并令鄂对家属交出欠张銮之银，没入官府。《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3、4、24，卷1069，页5.因主事职衔达三泰除高朴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帝谕将达三泰严行究讯，送刑部治罪。《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4，卷1070，页31.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予“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札知，现差家人李福等来南，到苏办理贡物，发给执照，以免沿途盘诘。”李福就是拿着这“护牌”横冲直撞，关卡不敢拦挡，畅行无阻。乾隆帝虽因高晋一向办事谨慎忠诚，现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务紧急，操劳过度，而不治其罪，但也连下数谕，指责高晋“其罪甚大”，“错谬太甚，实出情理之外”，对其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令传旨将其再予严行申饬。《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卷1069，页2―5、14、29、30、31.
其四，训责、惩处徇私庇护高朴之官。乾隆帝严厉斥责江苏巡抚杨魁说：高朴之家人李福携带大量玉石，在苏半载有余，肆行牟利，甚至连樯运装箱笼数十只，擅用高朴之兵部左堂职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乃竟任其枉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至此，自揣当得何罪”？著杨魁自行议罪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11.对于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税的舒文，因其负有侦查地方民情为帝耳目之责，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并革其职。他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高朴之家人李福在苏州横行无忌，牟利售货，长达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怎竟听其连樯北上，如此徇情故纵，“实属天良丧尽”，其罪实不可逭，著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寻因舒文议罪复奏之折，巧言谎饰，隐匿了李福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之护牌至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之事，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谕，斥其“有心欺妄”，“巧词饰辩，实属胆大”，“昧良负恩，罪实难逭”，将其革去织造监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苏州织造上行走赎罪。③《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8、9、17、38.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帝训斥。各省地方官员因失察高朴之私玉过境，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的驿站官员，皆分别被处以降调注册等处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贵奏遵旨已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衅，实深愧惧”，乾隆帝下谕为之嘉奖和劝谕说：“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③。
色提巴尔第之所以“实深愧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发。他之上控，使皇亲、钦差大臣高朴抄家问斩，同族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或死或贬，甚至连多年效力为帝宠信蒙受殊恩的鄂对贝勒，亦被牵连，死后革爵，子被谴责，还不用说大学士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训受骂。得罪了这样一批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今后能不遭其陷害报复？思念及此，确为不寒而栗。
也许是乾隆帝从永贵的上述奏折，感到了有必要详细论述高朴之案及朝廷安抚回疆的政策，因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下达长谕，讲述朝廷对“回部”的方针政策，说明严惩高朴一伙的必要，训令大臣、伯克抚绥“回人”，以保回疆安宁。他说：
“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覆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域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恣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辑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克等，俾各凛遵奉行。”《清高宗实录》卷1070，页29、30、31、32.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到达之时由其面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为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
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婪赃不法之案。此事之起因，来源于前些时候帝之访闻。云南粮储道海宁是原任总督明山之子，因擢任按察使自滇回京。海宁虽目击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但不敢据实上奏，亦不敢开列款迹呈明军机大臣转为奏达，仅仅“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其面讯，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且称李能办事。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讯，海宁始向军机大臣面禀李之贪情。
为什么海宁如此畏惧李侍尧？为什么乾隆帝要采取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几次案件为什么都不像此次这样严加防范？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表明了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原来，此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久镇封疆蒙帝赏识和信任之亲信能臣。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侍尧以荫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帝一见其面即夸奖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部臣以违例谏阻，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相比？”李侍尧之才干为众所公认。昭？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昭？：《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
这样一位为帝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当然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迅速高升。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转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二十一年便署两广总督，至二十四年实授；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两广总督，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在二十来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李侍尧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帝誉为“老成能事”之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5，卷1126，页4.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参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贪污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以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就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漏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喀宁阿前往查办，著和到黔时，传旨命贵州巡抚舒常一同前往云南，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和尚未来得及上报查讯情况，乾隆帝已从两方面获得了使他震惊的消息。二月下旬，湖南巡抚李湖之折到京。李湖奏称：盐法道纪淑曾截拿云贵总督差弁刘凤翼、张曜、尹适，云南巡抚承差尹位等人。张曜、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送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回京城家中，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等也托张曜带银七千余两回京，永昌府知府特升额亦托张带银一千两，还有书信什物，在正月初到京，将银两玉器等俱各交清，于正月十七日离京返滇，途中被获。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的英廉，也审讯了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八十五仅供称正月初收到了张永受寄来之银五千两。
乾隆帝于二月二十六日连下三谕，指出八十五供银数少，“显有隐匿情事”，命李湖速将刘凤翼、张曜、尹适等严行押解进京，交与英廉“详悉研讯，质对明确，务使水落石出，毋致稍有遁饰”。又命传谕和，严讯张永受，此犯乃一家人，何以积银竟有七千余两之多。谕旨还讲到：李侍尧久任封疆，“闻其家人多拥厚赀”，“奴隶何以积银如此之多”？命英廉将家人连国雄、八十五等严加讯诘，尽行追出。《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12、13、14.
因英廉查办欠妥，过为宽疏，乾隆帝连下四谕，指责其非，命认真审讯。谕旨说：八十五系李侍尧“得用之人”，“伊等每借家主势力，积蓄私财，盈千累百，及至家主遇有事故，又复脱身事外，另投一主，甚为可恶”！英廉前次审讯时，并未根究及此，又未查抄八十五等家人财产，著将八十五、张永受、连国雄三个得用家奴财产严密查抄。待查明连国雄、张永受、三保之私财皆“盈千累万”后，谕旨又指责英廉听任八十五隐匿狡辩说：连国雄等私财尚如此之多，“八十五系李侍尧在京管事之人，所有家务俱交经理，较之张永受等更为得用，其私蓄赀财自必较肥，何以转无寄顿？”英廉因何并未问及？《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22，卷1102，页2、16，卷1103，页2.
不久又查出，张永受在京有自置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银四千两，其母在易州居住，有住房三十余间和四五顷地。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予“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札知，现差家人李福等来南，到苏办理贡物，发给执照，以免沿途盘诘。”李福就是拿着这“护牌”横冲直撞，关卡不敢拦挡，畅行无阻。乾隆帝虽因高晋一向办事谨慎忠诚，现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务紧急，操劳过度，而不治其罪，但也连下数谕，指责高晋“其罪甚大”，“错谬太甚，实出情理之外”，对其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令传旨将其再予严行申饬。《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卷1069，页2―5、14、29、30、31.
其四，训责、惩处徇私庇护高朴之官。乾隆帝严厉斥责江苏巡抚杨魁说：高朴之家人李福携带大量玉石，在苏半载有余，肆行牟利，甚至连樯运装箱笼数十只，擅用高朴之兵部左堂职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乃竟任其枉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至此，自揣当得何罪”？著杨魁自行议罪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11.对于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税的舒文，因其负有侦查地方民情为帝耳目之责，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并革其职。他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高朴之家人李福在苏州横行无忌，牟利售货，长达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怎竟听其连樯北上，如此徇情故纵，“实属天良丧尽”，其罪实不可逭，著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寻因舒文议罪复奏之折，巧言谎饰，隐匿了李福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之护牌至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之事，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谕，斥其“有心欺妄”，“巧词饰辩，实属胆大”，“昧良负恩，罪实难逭”，将其革去织造监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苏州织造上行走赎罪。③《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8、9、17、38.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帝训斥。各省地方官员因失察高朴之私玉过境，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的驿站官员，皆分别被处以降调注册等处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贵奏遵旨已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衅，实深愧惧”，乾隆帝下谕为之嘉奖和劝谕说：“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③。
色提巴尔第之所以“实深愧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发。他之上控，使皇亲、钦差大臣高朴抄家问斩，同族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或死或贬，甚至连多年效力为帝宠信蒙受殊恩的鄂对贝勒，亦被牵连，死后革爵，子被谴责，还不用说大学士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训受骂。得罪了这样一批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今后能不遭其陷害报复？思念及此，确为不寒而栗。
也许是乾隆帝从永贵的上述奏折，感到了有必要详细论述高朴之案及朝廷安抚回疆的政策，因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下达长谕，讲述朝廷对“回部”的方针政策，说明严惩高朴一伙的必要，训令大臣、伯克抚绥“回人”，以保回疆安宁。他说：
“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覆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域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恣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辑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克等，俾各凛遵奉行。”《清高宗实录》卷1070，页29、30、31、32.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到达之时由其面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为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
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婪赃不法之案。此事之起因，来源于前些时候帝之访闻。云南粮储道海宁是原任总督明山之子，因擢任按察使自滇回京。海宁虽目击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但不敢据实上奏，亦不敢开列款迹呈明军机大臣转为奏达，仅仅“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其面讯，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且称李能办事。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讯，海宁始向军机大臣面禀李之贪情。
为什么海宁如此畏惧李侍尧？为什么乾隆帝要采取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几次案件为什么都不像此次这样严加防范？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表明了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原来，此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久镇封疆蒙帝赏识和信任之亲信能臣。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侍尧以荫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帝一见其面即夸奖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部臣以违例谏阻，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相比？”李侍尧之才干为众所公认。昭？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昭？：《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
这样一位为帝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当然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迅速高升。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转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二十一年便署两广总督，至二十四年实授；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两广总督，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在二十来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李侍尧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帝誉为“老成能事”之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5，卷1126，页4.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参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贪污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以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就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漏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喀宁阿前往查办，著和到黔时，传旨命贵州巡抚舒常一同前往云南，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和尚未来得及上报查讯情况，乾隆帝已从两方面获得了使他震惊的消息。二月下旬，湖南巡抚李湖之折到京。李湖奏称：盐法道纪淑曾截拿云贵总督差弁刘凤翼、张曜、尹适，云南巡抚承差尹位等人。张曜、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送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回京城家中，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等也托张曜带银七千余两回京，永昌府知府特升额亦托张带银一千两，还有书信什物，在正月初到京，将银两玉器等俱各交清，于正月十七日离京返滇，途中被获。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的英廉，也审讯了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八十五仅供称正月初收到了张永受寄来之银五千两。
乾隆帝于二月二十六日连下三谕，指出八十五供银数少，“显有隐匿情事”，命李湖速将刘凤翼、张曜、尹适等严行押解进京，交与英廉“详悉研讯，质对明确，务使水落石出，毋致稍有遁饰”。又命传谕和，严讯张永受，此犯乃一家人，何以积银竟有七千余两之多。谕旨还讲到：李侍尧久任封疆，“闻其家人多拥厚赀”，“奴隶何以积银如此之多”？命英廉将家人连国雄、八十五等严加讯诘，尽行追出。《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12、13、14.
因英廉查办欠妥，过为宽疏，乾隆帝连下四谕，指责其非，命认真审讯。谕旨说：八十五系李侍尧“得用之人”，“伊等每借家主势力，积蓄私财，盈千累百，及至家主遇有事故，又复脱身事外，另投一主，甚为可恶”！英廉前次审讯时，并未根究及此，又未查抄八十五等家人财产，著将八十五、张永受、连国雄三个得用家奴财产严密查抄。待查明连国雄、张永受、三保之私财皆“盈千累万”后，谕旨又指责英廉听任八十五隐匿狡辩说：连国雄等私财尚如此之多，“八十五系李侍尧在京管事之人，所有家务俱交经理，较之张永受等更为得用，其私蓄赀财自必较肥，何以转无寄顿？”英廉因何并未问及？《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22，卷1102，页2、16，卷1103，页2.
不久又查出，张永受在京有自置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银四千两，其母在易州居住，有住房三十余间和四五顷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