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6)
九月初七日，以盛柱奏称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刑部侍郎喀宁阿(随即升任任刑部尚书)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名义上是会同大学士阿桂查看河工，实际上是去传达帝旨，将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粮道王站柱解职，押往浙江质对审问。第二道谕旨是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先清理此案。乾隆帝此时对陈毫不怀疑，认为是其属员舞弊，故令其办理此案。谕旨说：陈辉祖查抄王？望物件一案，现疑有抽换抵兑之弊，已派福长安、喀宁阿往河南，将随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传谕陈辉祖即同盛柱先行提齐人证和文卷，将原册与呈送北京之物体有何不符及抽换抵兑之处，“逐一根究，务令水落石出”。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又系兼管抚篆，事务繁多，“或一时查察不到，尚属情理所在。朕于此事开诚布公，因陈辉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隐，是以令其会同办理”。陈辉祖果能“一秉天良”，尽心查办，将来不过有失察处分，“朕必加恩宽宥”，倘不肯实力办理，或意存回护，一经钦差查出，则必不“曲贷”。②《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23.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望赀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②。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辞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两，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第一道旨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望赀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份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份呈送总督，其余两份分存藩司、粮道衙门，“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至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等语”。王？望入官物件，“该省竟敢抽换藏匿，公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陈辉祖著革职拿问，命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6，14.
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据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兼管抚篆，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②。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③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帝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柱的口供内又言及王？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银？岂非预为侵蚀地步耶！”且王？望之赀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②《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14、15.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②。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实供吐，不可动刑。《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做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缴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14、25，25、26.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有代王“担承如此关系为之弥缝掩饰之理”？必系陈希图侵蚀，将金入己，闻有交盛柱密行访查之信，始陆续将金吐出。其二，此系总督交仁和、钱塘二县承办之事，“何弊不可为，即有库收，安知无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为何便信以为真？“此一节，系此案最要关键”，应严讯陈辉祖及经手之仁和、钱塘二县官员，“令其据实供吐”。其三，阿桂称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换金五十两，陈解交内务府金叶九两三钱，且李封尚得金子，其余经手之人如国栋、杨仁誉等，“所买之数，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应在四千七百余两之内，何以并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系陈欲换取王？望的好朝珠，故粉饰诸词，阿桂为何不就此严切究问陈辉祖。②。
乾隆帝谕令将陈辉祖在任所的财产，与王站柱所造底册详细核对，并命王站柱识认，如其家中有王？望之物在内，“即可从此一款根究，其余无难水落石出”。他责令阿桂、福长安究审查明上述情节，若不查清，将遭重惩。③。
乾隆帝能够这样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地断定陈辉祖犯了抽换王？望抄家财物之罪，不仅仅因为他发现了陈之供词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陈无问题的结论之非，而且因为他深知金、银兑换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们常欲以银换金，牟取利益和制作用品。他在另一谕旨中指出，一两黄金换银二十两上下。姑按一两金换银二十两计，四千七百余两金当换银九万四千余两，陈辉祖解交内务府之银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其中还有从王？望家抄出之银二三万两，则陈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银的黄金，可获纯利白银四五万两。这笔账是极易算明的，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断定此案必有问题。至于阿桂所说易银之金于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库内，更不值一驳，藩库收条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将奉旨查抄以后才放入库中之金，改写为早已入库，这一官场惯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会不明此习。素称善于侦查、屡办钦案的大学士阿桂，此次不知为何如此糊涂，其聪明才智焉在？确系一疑问。
以上谕旨，批驳了陈辉祖的狡供，否定了钦差阿桂的错误结论，断定陈之罪过已经确凿无疑，指示了审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径，严令阿桂等官必须彻底查究，这一切，为查清陈辉祖等犯抽换王？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得以迅速顺利地进行。
(三)钦差遵旨改错贪督认罪下狱。
阿桂、福长安接旨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谕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长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称：将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设法推究，隔别盘诘”，“据刘大昌等供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质之陈辉祖，业已供认”，“并究出从前缴库易金银两挪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览折后十分高兴，下谕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弊窦显然，朕早已鉴及”。“若非朕屡降严旨，训饬驳诘，阿桂等未必肯别求间隙，层层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样一来，阿桂等怀有成见，必致开脱陈辉祖之罪，“代伊受过”。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尽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奏：陈辉祖交其妻舅申兆银三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于上年十月内交其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并令申兆“勿向人言”。③《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2、3.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望赀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②。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辞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两，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第一道旨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望赀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份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份呈送总督，其余两份分存藩司、粮道衙门，“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至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等语”。王？望入官物件，“该省竟敢抽换藏匿，公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陈辉祖著革职拿问，命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6，14.
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据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兼管抚篆，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②。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③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帝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柱的口供内又言及王？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银？岂非预为侵蚀地步耶！”且王？望之赀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②《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14、15.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②。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实供吐，不可动刑。《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做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缴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14、25，25、26.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有代王“担承如此关系为之弥缝掩饰之理”？必系陈希图侵蚀，将金入己，闻有交盛柱密行访查之信，始陆续将金吐出。其二，此系总督交仁和、钱塘二县承办之事，“何弊不可为，即有库收，安知无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为何便信以为真？“此一节，系此案最要关键”，应严讯陈辉祖及经手之仁和、钱塘二县官员，“令其据实供吐”。其三，阿桂称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换金五十两，陈解交内务府金叶九两三钱，且李封尚得金子，其余经手之人如国栋、杨仁誉等，“所买之数，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应在四千七百余两之内，何以并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系陈欲换取王？望的好朝珠，故粉饰诸词，阿桂为何不就此严切究问陈辉祖。②。
乾隆帝谕令将陈辉祖在任所的财产，与王站柱所造底册详细核对，并命王站柱识认，如其家中有王？望之物在内，“即可从此一款根究，其余无难水落石出”。他责令阿桂、福长安究审查明上述情节，若不查清，将遭重惩。③。
乾隆帝能够这样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地断定陈辉祖犯了抽换王？望抄家财物之罪，不仅仅因为他发现了陈之供词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陈无问题的结论之非，而且因为他深知金、银兑换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们常欲以银换金，牟取利益和制作用品。他在另一谕旨中指出，一两黄金换银二十两上下。姑按一两金换银二十两计，四千七百余两金当换银九万四千余两，陈辉祖解交内务府之银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其中还有从王？望家抄出之银二三万两，则陈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银的黄金，可获纯利白银四五万两。这笔账是极易算明的，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断定此案必有问题。至于阿桂所说易银之金于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库内，更不值一驳，藩库收条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将奉旨查抄以后才放入库中之金，改写为早已入库，这一官场惯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会不明此习。素称善于侦查、屡办钦案的大学士阿桂，此次不知为何如此糊涂，其聪明才智焉在？确系一疑问。
以上谕旨，批驳了陈辉祖的狡供，否定了钦差阿桂的错误结论，断定陈之罪过已经确凿无疑，指示了审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径，严令阿桂等官必须彻底查究，这一切，为查清陈辉祖等犯抽换王？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得以迅速顺利地进行。
(三)钦差遵旨改错贪督认罪下狱。
阿桂、福长安接旨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谕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长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称：将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设法推究，隔别盘诘”，“据刘大昌等供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质之陈辉祖，业已供认”，“并究出从前缴库易金银两挪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览折后十分高兴，下谕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弊窦显然，朕早已鉴及”。“若非朕屡降严旨，训饬驳诘，阿桂等未必肯别求间隙，层层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样一来，阿桂等怀有成见，必致开脱陈辉祖之罪，“代伊受过”。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尽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奏：陈辉祖交其妻舅申兆银三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于上年十月内交其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并令申兆“勿向人言”。③《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