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追讨叛汗统一回疆(1)
第一节大、小和卓称汗叛清。
一、拒帝招抚两和卓忘恩作乱。
(一)和卓出牢感恩“来归”。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呈报击败准噶尔汗达瓦齐的消息时奏称：领兵前进，陆续招降各部人员，共四千余户，“内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因策妄阿喇布坦时羁留伊父为质，未经放回，将属下三十余户，率领来归。”《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
萨喇尔提到的原“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的和卓木，就是大和卓木(亦称大和卓)布拉呢敦(布那敦、博罗尼都)与小和卓木霍集占两弟兄。《清实录》、《圣武记》等书所说的“回部”、“回人”，在唐朝叫“回纥”，宋、辽、金时写为“回鹘”，元、明两代叫畏吾、畏兀、畏兀儿，清人称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就是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有部分住在北疆和伊犁。
维吾尔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但从十三世纪初蒙古兴起以后，就降为蒙古汗王的属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分别统治，形成了若干王国和地面。明末清初，回疆有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上千，统一隶属于叶尔羌汗国，汗仍然是察合台的后人。这时伊斯兰教中出现了“白山”、“黑山”两个教派，互相争夺，“黑山”派在叶尔羌汗伊斯玛业勒的支持下，将白山派首领伊达雅图勒和卓驱逐出境。康熙十九年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应和卓伊达雅图勒的请求，发兵十二万，灭了叶尔羌汗国，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扶持伊达雅图勒为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通过他及各城伯克统治回疆。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兵败暴卒，阿帕克和卓之子玛哈木特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的伯克(封建主)支持下，乘机兴起，欲图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汗国，完全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策妄阿拉布坦出兵征服南疆，拘禁玛哈木特于伊犁，以其二子布拉呢敦、霍集占为人质，令率数千维吾尔族人员垦地输赋，并曾将他俩囚于地牢数载。
乾隆帝看过萨喇尔呈述和卓木来归的奏折后批示说：“投诚之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尔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并将此预行告知，俾知感戴”。《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14.也许由于不久就生变乱，二人未曾至京朝觐大皇帝。清政府遣兵送大和卓布拉呢敦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回务”。
乾隆帝对“投诚之和卓木”的如此安排，显然是表明此时他已确定了对回部(回疆)的基本方针，把它和哈萨克部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政策。
对哈萨克，他只要求其朝贡，允许互市，保持与对安南等国一样的朝贡关系，基本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只不过清是大国，是天朝，哈萨克、安南等是小国，是“属国”；而对回部，则是把它当做与喀尔喀四部蒙古一样的“藩部”，将其纳入清朝的版图，征收贡赋，责令按期朝贡与入觐，重大问题要听从清政府裁处。虽然清廷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回疆就是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及准噶尔汗的属部，归其统治，遵其命令，缴纳赋税，充当差役，佥兵从征，甚至和卓、伯克成为人质，听从准汗的差遣和奴役。现在既然准汗臣服于清朝，清政府当然有权接管回疆，当然对回部拥有统治之权，清帝与回部和卓、伯克和一般人员之间当然存在着君臣之分、君民之分。所以，乾隆帝得知和卓来归时，即令其入觐，既表示予其以目睹龙颜的恩宠，让其“俾知感戴”，也清楚地显示出从此以后双方就是君臣关系，和卓成为清帝属臣。
乾隆帝不仅在二十年四月进攻准汗达瓦齐时就决定了要统一回部，而且这时还基本上确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通过遣使宣谕，让各和卓、伯克率部来归，以便和平统一回部。他的这一想法，是与当时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纷来归的事实分不开的，骁勇剽悍的准部台吉、宰桑都不敢与清朝对抗，都自动降顺，那么，一听准军到来就四处逃亡的回部人员，岂能举兵相敌，当然会仿其所为争先来归。所以，他敢于遣兵护送大和卓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并不将其羁为人质，又令定北将军班第遣人招抚大伯克霍集斯等来归和入觐。直到二十二年四月他还谕告军机大臣：大兵征讨阿睦尔撒纳及其他叛乱的台吉、宰桑，进展十分顺利，“即可剿灭贼众。厄鲁特等既皆翦除，则回部自可招服”。《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8.
但是，随着回疆形势的发展，以及陆续吸取了阿睦尔撒纳权大生变和厄鲁特台吉、宰桑降而复叛的教训，他逐渐修改了策略，转变为抚剿兼施，力擒首领，招抚多数，而且就在招抚各和卓、伯克来归时，也十分警惕，尽力防止他们揽权割据独霸回疆。
在一段时间里，乾隆帝特别注意大、小和卓的动静，极力争取他们归顺清朝。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广大维吾尔族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教主大、小和卓在回疆中威望甚高、影响很大，拉住了两和卓，统一回部之事就易如反掌。何况，两和卓之能脱离地牢之苦，靠的是清军，清军不打败达瓦齐，他俩还得在牢中苦苦挣扎，他俩能不为有救命之恩的大皇帝尽忠效劳？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不理睬恩德之事，单就实力来考虑，拥有信徒上百万的大、小和卓，既然斗不过噶尔丹策零与达瓦齐，被拘于狱，那么，他俩又怎能和生擒达瓦齐的清军交战，怎敢拒绝“天下之共主”的大皇帝的招抚？因此，乾隆帝多次下谕，处理招抚二和卓之事。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定西将军策楞奏：“回人总管”阿底斯等禀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向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隙”，现将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库车、赛哩木、济木萨一带居住，若遣使招抚，“自必投诚”，移往吐鲁番。“查回人素受准夷奴役”，今舍伊犁而去，必不愿回，应即派员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抚，将他们移往吐鲁番。②《清高宗实录》卷511，页3，23.阿底斯的报告，有真有假，说二和卓带领回人离开伊犁，前往回疆，此事属实，而言其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仇有怨，则系谬误，此二城为回疆中的大城，二和卓及其祖、父在此有很大的影响，亲友属员很多，是他俩依靠的重要基地，怎能说“有隙”而不前去。显然，阿底斯这样说有其个人打算，那就是欲图利用清朝的威力“招抚”一大批“回人”，带到吐鲁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部下，听从差遣和纳赋，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属民，扩大了租赋收入，壮大了个人势力，而且也可讨好于清朝，得到赏赐，封授爵职，大大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策楞可能是由于不了解二和卓的情况，故听信了阿底斯的话，派员随其前往招抚，乾隆帝则因为早有统一回部的想法，故未加核实而听其行动。
也就是这月(四月)的二十七日，策楞再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勒伯探听清兵抵达伊犁的消息，“欲来投诚”。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应立即派兵前往晓谕，他们设若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②。
(二)自立为汗霍集占反叛。
起初，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对怎样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看法有所不同。布拉呢敦比较谨慎，不愿开罪于清政府，愿意接受清朝的辖束；霍集占则“奸诈异常”，不甘为人下，力图独主回疆。乾隆二十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霍集占忘掉清帝救命之恩，“率众助逆”，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与阿会合，“兵势颇盛”，击败了萨喇尔和协助清军平叛的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兵，使阿在这次战争中避免了失败，进入伊犁。《清高宗实录》卷505，页9.第二年清军收复伊犁时，小和卓始率部逃归回疆，与兄长住在一起，他对清朝始终抱有疑贰之心。两弟兄意见分歧，霍集占势力大，能言善辩，对兄长的态度和行动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自二十年夏被清军从地牢释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正式向清朝臣服和归顺，但也未采取公开敌视行动，而且还故意做了一件表示友好之事。
二十一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感到大、小和卓情形可疑，特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二千及库车伯克鄂对等，前往察看和招抚。阿敏道于闰九月报告，行至绰鲁克特赫，途中收到以前遣往回部议定贡赋的侍卫托伦泰的奏报文书，言及去年已招降喀什噶尔，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被阿睦尔撒纳遣人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霍集占来到后，“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自己出来。兆惠看过阿敏道的报告后，秘密通知阿敏道说：据托伦泰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同锡克锡尔格到叶尔羌等处“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毋得扰害”。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缴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指定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便询问”。兆惠将上述情况向帝奏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奖嘉兆惠“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清高宗实录》卷522，页15、16、17.
也许是准部阿睦尔撒纳等人的降而复叛，给予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招抚大、小和卓的时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在上述谕旨下达后的第四月，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其办理各回部事宜”，现在阿敏道尚在叶尔羌，令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会同额敏和卓详细商议，或再派侍卫托伦泰、总管五十六前往晓谕。“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来布拉呢敦尚属恭顺，霍集占奸诈异常，应留心防范，相机办理”。③《清高宗实录》卷530，页19，25、26.过了五天，正月十三日，他进一步明确谕示军机大臣：待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来到时，即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如他们遵谕照办，便可罢休，“倘稍有推托”，就于剿灭厄鲁特后，“再派兵前往办理”。③
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前遣总管五十六、侍卫托伦泰带霍集占的使者沙呢雅斯去回城晓谕，“因中途阻滞”，不能前进，折回军营。请先行文通知布拉呢敦、霍集占，“责令前来投顺”。乾隆帝批示：“所办尚合机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极狡诈，而霍集占为尤甚。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但因厄鲁特之事尚未办完，暂行缓办，待事成之后，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晓谕，“布拉呢敦等，如亲身来归，亦即擒拿解京，否则即派兵前往剿灭”。《清高宗实录》卷536，页30.此谕表明，乾隆帝已断定大、小和卓不会归顺，已经下定了将其擒斩的决心，只不过是因为这时还未完全平定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叛乱，不能同时两处用兵，因而暂缓。
过了半个月，乾隆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四月十八日，他看到兆惠奏报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时，对二和卓未能归顺的原因和性质，作了与上不同的评断，批示说：“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和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仍遣五十六等带来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送回，便可洞悉彼处情形。“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清高宗实录》卷537，页32、33.
此时乾隆帝虽然认为二和卓未与准部纠合作乱，但仍然感到形势不太稳定，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易生事端，故要采取预防措施，将其迁至清朝能控制的吐鲁番或巴里坤，使其不能为乱，而且还强硬地令其迁移，如不听命，即武力捕捉，解京治罪。可见，他已认识到，必须用兵，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招抚回部大小首领，才能统一回部安定回疆。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可惜为时已晚，霍集占、布拉呢敦等人已经先动手了。当二十一年冬阿敏道遣人招抚时，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商议对策。布拉呢敦说：“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主张归顺，“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霍集占竭力反对，要“自长一方”。他说：“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作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好像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民据险死守的局面。谬误之二是清朝既有力量赶运粮饷器械供应军需，把进攻延续下去，又能督军猛攻，招抚“回人”，很快就削平叛军，统一回疆。
总而言之，霍集占出于独主回疆的目的，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十分谬误的估计，铸成了大错。在他的煽动下，布拉呢敦及部分和卓、伯克决定叛清。霍集占还“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在霍集占公开起乱之前，清副都统阿敏道率兵来抚，围库车城。城中人诡告阿敏道说：“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中计，命厄鲁特兵后退，仅带一百名索伦兵进城，被霍集占拘捕。《清史稿》卷315，《阿敏道传》；《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杀害阿敏道，正式叛乱，大多数回城响应，“回户数十万皆靡”，《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卷543，页42，卷547，页11.一场严重危害回疆的大祸，就这样发生了。
二、任用劣帅败酋逃出罗网。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霍集占等扰乱，杀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到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霍集占等人。紧接着成衮扎布又连上数奏，要求统兵“办理回部”，擒拿霍集占。
霍集占的反叛，虽然出乎一个月前乾隆帝之意料，但他毕竟早已定下剿抚兼施统一回部的方针，也曾看出霍集占“狡诈”，必生事端，因此并未惊慌失措。他于五月十七日、二十日，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陆续下达有关此事的谕旨，定下了办理回部的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征回部；二是现先集中兵力平定准部之乱，擒获阿睦尔撒纳；三是征回较易，不需多少军队；四是定于来年进军。
十月初二日，他针对有些大臣不愿用兵征回的议论，下谕予以驳斥，指出国家对死事之臣，应当为之复仇，“我大清堂堂天朝”，不能以唾面自干“为自全之善策”。《清高宗实录》卷548，页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厄鲁特之乱已基本平定下去，阿睦尔撒纳败入俄国出痘身死，乾隆帝遂于正月二十六日，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该谕说：
“……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清高宗实录》卷555，页23、24、25.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对待回部的政策，阐明了用兵的理由。具体说，此谕讲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君臣之分。谕旨宣布了清帝与布拉呢敦、霍集占有着君臣关系，回部隶属于清政府。谕旨着重讲道，是清军进入伊犁，才将大、小和卓出之于牢，是清朝大皇帝“令(二人)为回人头目”，而且准备封授爵位，赐以田土。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广大维吾尔族人员指出，两和卓是清帝之属臣，他俩之所以能成为“回人头目”，是由于清帝的赐予，是清帝之威力，是清帝封授二人为回部头目，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回疆归属清政府辖治。因此，霍集占之称巴图尔汗，是“僭称”，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未经清帝赐封，是非法的，是叛君行为。
其二，用兵之由。谕旨指出，霍集占弟兄原系准汗的阶下囚，关押于地牢，他们竟忘掉清帝将其释放并“令为回人头目”的大恩，不来归顺，率部潜逃，甚至杀害清政府前往招抚的使臣，兴兵倡乱，实属罪大恶极，如不将其擒获，“则回众终不得安生”，因此清帝要遣发大军，“声罪致讨”。
其三，专擒“逆酋”。谕旨强调指出，“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连其兄长布拉呢敦，亦念彼系“被迫从行”，而命分别办理，“期无枉抑”。维吾尔族广大人员只要能将霍集占捕捉献送，“自必安居如旧”，成为清帝赤子，“永受(大皇帝)殊恩”，绝不株连扰害，滥加屠戮。
其四，拒抚剿除。谕旨宣布，如果“回人”执迷不悟，听从霍集占指使，抗拒不降，不献首逆。则大兵一到，“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明确地表述了清帝必平叛乱、统一回疆的坚定立场。
乾隆帝坚决主张统一回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为进军的胜利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是任人不当，不该把剿平反叛的重任委之于雅尔哈善。本来乾隆帝是依靠兆惠来负责准、回二部用兵之事的，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其由定边右副将军升为定边将军，明确谕告“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但因当时兆惠还需追剿厄鲁特叛军残部，故他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委任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管征讨霍集占，另以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副都统爱隆阿为领队大臣。《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9、20，卷555，页27.这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额敏和卓父子效忠清帝，熟悉回务，颇有智谋，副都统爱隆阿是一员猛将，但主帅雅尔哈善太糟糕了，肩负不了征回的重任。
雅尔哈善是觉罗子弟，全名为觉罗雅尔哈善。此人是文人出身，从翻译举人任内阁中书升通政使，因事罢官，后历任(龙安、松江、苏州三府)知府、署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兵部尚书。他在松江、苏州任知府时，倒还有点作为，但此后便未有任何建树，特别是于任办事大臣期间，做了一件特大错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因辉特汗巴雅尔等台吉、宰桑降而反叛，谕示军机大臣：“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现在巴里坤居住，令雅尔哈善详加体察其情形如何，“倘尚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称：遵旨详察沙克都尔曼济情形，见其向内设立卡座，又屡遣人探听巴里坤兵马情形。其属人普尔普、首伊与扎那噶尔布等潜通信息。并令伊前赴巴里坤，托病不至。种种可疑，显有叛逆形迹。随于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剿，“共斩贼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察出沙克都尔曼济“背叛情形”，即领兵擒剿，“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3，卷529，页23.雅尔哈善于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以及荣为靖逆将军，与此次“奋往”擒剿沙克都尔曼济之“军功”是有直接联系的。但是，雅尔哈善之所谓重大军功，纯属假冒，沙克都尔曼济之“叛乱”，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是一件大冤案。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虽因其弟明噶特随从阿睦尔撒纳为乱，本身处境比较艰难，容易引起清帝的怀疑，但他是坚决效忠清政府的。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由于长途跋涉，匆促内移，携带粮食牛羊不多，乏粮缺食，不得不向雅尔哈善乞要粮食。雅尔哈善不察来情，疑其有诈，决意剿灭，遂遣裨将阎师相领兵五百，入其游牧，伪称系“失路借宿”。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款待贵客，“屠羊以待”。夜半大雪，阎师相以笳为令，突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克都尔曼济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从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双双被害，其景惨不忍睹。《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雅尔哈善就是这样以数千无辜之人的鲜血染红了帽顶，伪称平叛，被封为一等伯，擢升靖逆将军。
这样一个胆怯畏敌、假冒军功、不谙兵法之劣臣，竟被乾隆帝委付以平回重任，怎能不误军机。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军八九千人，于二十三年五月包围了库车城。“回人素懦怯”，不善作战，城内又只有数千人，如果清帅用兵得法，取城并非太难之事。但是雅尔哈善乃一“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划一”，因而迟迟不能克城。霍集占闻报，率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八千，由阿克苏率领经戈壁捷径飞速来援，这正是清军俘获敌酋的好机会。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统兵奋战，初败敌前队三千于戈壁南之和托鼐，“歼贼甚众”，又于六月十六日率吉林、索伦兵一千余人，与霍集占所领五千名续援部队交战于鄂根河侧，迫敌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霍集占领余兵八百败入城内。雅尔哈善等将帅，因霍集占困于城中，料想可以将其擒获，十分高兴，督兵攻城。
一、拒帝招抚两和卓忘恩作乱。
(一)和卓出牢感恩“来归”。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呈报击败准噶尔汗达瓦齐的消息时奏称：领兵前进，陆续招降各部人员，共四千余户，“内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因策妄阿喇布坦时羁留伊父为质，未经放回，将属下三十余户，率领来归。”《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
萨喇尔提到的原“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的和卓木，就是大和卓木(亦称大和卓)布拉呢敦(布那敦、博罗尼都)与小和卓木霍集占两弟兄。《清实录》、《圣武记》等书所说的“回部”、“回人”，在唐朝叫“回纥”，宋、辽、金时写为“回鹘”，元、明两代叫畏吾、畏兀、畏兀儿，清人称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就是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有部分住在北疆和伊犁。
维吾尔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但从十三世纪初蒙古兴起以后，就降为蒙古汗王的属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分别统治，形成了若干王国和地面。明末清初，回疆有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上千，统一隶属于叶尔羌汗国，汗仍然是察合台的后人。这时伊斯兰教中出现了“白山”、“黑山”两个教派，互相争夺，“黑山”派在叶尔羌汗伊斯玛业勒的支持下，将白山派首领伊达雅图勒和卓驱逐出境。康熙十九年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应和卓伊达雅图勒的请求，发兵十二万，灭了叶尔羌汗国，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扶持伊达雅图勒为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通过他及各城伯克统治回疆。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兵败暴卒，阿帕克和卓之子玛哈木特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的伯克(封建主)支持下，乘机兴起，欲图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汗国，完全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策妄阿拉布坦出兵征服南疆，拘禁玛哈木特于伊犁，以其二子布拉呢敦、霍集占为人质，令率数千维吾尔族人员垦地输赋，并曾将他俩囚于地牢数载。
乾隆帝看过萨喇尔呈述和卓木来归的奏折后批示说：“投诚之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尔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并将此预行告知，俾知感戴”。《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14.也许由于不久就生变乱，二人未曾至京朝觐大皇帝。清政府遣兵送大和卓布拉呢敦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回务”。
乾隆帝对“投诚之和卓木”的如此安排，显然是表明此时他已确定了对回部(回疆)的基本方针，把它和哈萨克部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政策。
对哈萨克，他只要求其朝贡，允许互市，保持与对安南等国一样的朝贡关系，基本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只不过清是大国，是天朝，哈萨克、安南等是小国，是“属国”；而对回部，则是把它当做与喀尔喀四部蒙古一样的“藩部”，将其纳入清朝的版图，征收贡赋，责令按期朝贡与入觐，重大问题要听从清政府裁处。虽然清廷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回疆就是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及准噶尔汗的属部，归其统治，遵其命令，缴纳赋税，充当差役，佥兵从征，甚至和卓、伯克成为人质，听从准汗的差遣和奴役。现在既然准汗臣服于清朝，清政府当然有权接管回疆，当然对回部拥有统治之权，清帝与回部和卓、伯克和一般人员之间当然存在着君臣之分、君民之分。所以，乾隆帝得知和卓来归时，即令其入觐，既表示予其以目睹龙颜的恩宠，让其“俾知感戴”，也清楚地显示出从此以后双方就是君臣关系，和卓成为清帝属臣。
乾隆帝不仅在二十年四月进攻准汗达瓦齐时就决定了要统一回部，而且这时还基本上确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通过遣使宣谕，让各和卓、伯克率部来归，以便和平统一回部。他的这一想法，是与当时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纷来归的事实分不开的，骁勇剽悍的准部台吉、宰桑都不敢与清朝对抗，都自动降顺，那么，一听准军到来就四处逃亡的回部人员，岂能举兵相敌，当然会仿其所为争先来归。所以，他敢于遣兵护送大和卓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并不将其羁为人质，又令定北将军班第遣人招抚大伯克霍集斯等来归和入觐。直到二十二年四月他还谕告军机大臣：大兵征讨阿睦尔撒纳及其他叛乱的台吉、宰桑，进展十分顺利，“即可剿灭贼众。厄鲁特等既皆翦除，则回部自可招服”。《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8.
但是，随着回疆形势的发展，以及陆续吸取了阿睦尔撒纳权大生变和厄鲁特台吉、宰桑降而复叛的教训，他逐渐修改了策略，转变为抚剿兼施，力擒首领，招抚多数，而且就在招抚各和卓、伯克来归时，也十分警惕，尽力防止他们揽权割据独霸回疆。
在一段时间里，乾隆帝特别注意大、小和卓的动静，极力争取他们归顺清朝。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广大维吾尔族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教主大、小和卓在回疆中威望甚高、影响很大，拉住了两和卓，统一回部之事就易如反掌。何况，两和卓之能脱离地牢之苦，靠的是清军，清军不打败达瓦齐，他俩还得在牢中苦苦挣扎，他俩能不为有救命之恩的大皇帝尽忠效劳？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不理睬恩德之事，单就实力来考虑，拥有信徒上百万的大、小和卓，既然斗不过噶尔丹策零与达瓦齐，被拘于狱，那么，他俩又怎能和生擒达瓦齐的清军交战，怎敢拒绝“天下之共主”的大皇帝的招抚？因此，乾隆帝多次下谕，处理招抚二和卓之事。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定西将军策楞奏：“回人总管”阿底斯等禀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向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隙”，现将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库车、赛哩木、济木萨一带居住，若遣使招抚，“自必投诚”，移往吐鲁番。“查回人素受准夷奴役”，今舍伊犁而去，必不愿回，应即派员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抚，将他们移往吐鲁番。②《清高宗实录》卷511，页3，23.阿底斯的报告，有真有假，说二和卓带领回人离开伊犁，前往回疆，此事属实，而言其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仇有怨，则系谬误，此二城为回疆中的大城，二和卓及其祖、父在此有很大的影响，亲友属员很多，是他俩依靠的重要基地，怎能说“有隙”而不前去。显然，阿底斯这样说有其个人打算，那就是欲图利用清朝的威力“招抚”一大批“回人”，带到吐鲁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部下，听从差遣和纳赋，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属民，扩大了租赋收入，壮大了个人势力，而且也可讨好于清朝，得到赏赐，封授爵职，大大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策楞可能是由于不了解二和卓的情况，故听信了阿底斯的话，派员随其前往招抚，乾隆帝则因为早有统一回部的想法，故未加核实而听其行动。
也就是这月(四月)的二十七日，策楞再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勒伯探听清兵抵达伊犁的消息，“欲来投诚”。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应立即派兵前往晓谕，他们设若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②。
(二)自立为汗霍集占反叛。
起初，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对怎样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看法有所不同。布拉呢敦比较谨慎，不愿开罪于清政府，愿意接受清朝的辖束；霍集占则“奸诈异常”，不甘为人下，力图独主回疆。乾隆二十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霍集占忘掉清帝救命之恩，“率众助逆”，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与阿会合，“兵势颇盛”，击败了萨喇尔和协助清军平叛的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兵，使阿在这次战争中避免了失败，进入伊犁。《清高宗实录》卷505，页9.第二年清军收复伊犁时，小和卓始率部逃归回疆，与兄长住在一起，他对清朝始终抱有疑贰之心。两弟兄意见分歧，霍集占势力大，能言善辩，对兄长的态度和行动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自二十年夏被清军从地牢释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正式向清朝臣服和归顺，但也未采取公开敌视行动，而且还故意做了一件表示友好之事。
二十一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感到大、小和卓情形可疑，特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二千及库车伯克鄂对等，前往察看和招抚。阿敏道于闰九月报告，行至绰鲁克特赫，途中收到以前遣往回部议定贡赋的侍卫托伦泰的奏报文书，言及去年已招降喀什噶尔，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被阿睦尔撒纳遣人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霍集占来到后，“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自己出来。兆惠看过阿敏道的报告后，秘密通知阿敏道说：据托伦泰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同锡克锡尔格到叶尔羌等处“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毋得扰害”。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缴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指定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便询问”。兆惠将上述情况向帝奏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奖嘉兆惠“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清高宗实录》卷522，页15、16、17.
也许是准部阿睦尔撒纳等人的降而复叛，给予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招抚大、小和卓的时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在上述谕旨下达后的第四月，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其办理各回部事宜”，现在阿敏道尚在叶尔羌，令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会同额敏和卓详细商议，或再派侍卫托伦泰、总管五十六前往晓谕。“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来布拉呢敦尚属恭顺，霍集占奸诈异常，应留心防范，相机办理”。③《清高宗实录》卷530，页19，25、26.过了五天，正月十三日，他进一步明确谕示军机大臣：待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来到时，即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如他们遵谕照办，便可罢休，“倘稍有推托”，就于剿灭厄鲁特后，“再派兵前往办理”。③
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前遣总管五十六、侍卫托伦泰带霍集占的使者沙呢雅斯去回城晓谕，“因中途阻滞”，不能前进，折回军营。请先行文通知布拉呢敦、霍集占，“责令前来投顺”。乾隆帝批示：“所办尚合机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极狡诈，而霍集占为尤甚。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但因厄鲁特之事尚未办完，暂行缓办，待事成之后，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晓谕，“布拉呢敦等，如亲身来归，亦即擒拿解京，否则即派兵前往剿灭”。《清高宗实录》卷536，页30.此谕表明，乾隆帝已断定大、小和卓不会归顺，已经下定了将其擒斩的决心，只不过是因为这时还未完全平定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叛乱，不能同时两处用兵，因而暂缓。
过了半个月，乾隆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四月十八日，他看到兆惠奏报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时，对二和卓未能归顺的原因和性质，作了与上不同的评断，批示说：“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和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仍遣五十六等带来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送回，便可洞悉彼处情形。“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清高宗实录》卷537，页32、33.
此时乾隆帝虽然认为二和卓未与准部纠合作乱，但仍然感到形势不太稳定，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易生事端，故要采取预防措施，将其迁至清朝能控制的吐鲁番或巴里坤，使其不能为乱，而且还强硬地令其迁移，如不听命，即武力捕捉，解京治罪。可见，他已认识到，必须用兵，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招抚回部大小首领，才能统一回部安定回疆。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可惜为时已晚，霍集占、布拉呢敦等人已经先动手了。当二十一年冬阿敏道遣人招抚时，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商议对策。布拉呢敦说：“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主张归顺，“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霍集占竭力反对，要“自长一方”。他说：“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作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好像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民据险死守的局面。谬误之二是清朝既有力量赶运粮饷器械供应军需，把进攻延续下去，又能督军猛攻，招抚“回人”，很快就削平叛军，统一回疆。
总而言之，霍集占出于独主回疆的目的，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十分谬误的估计，铸成了大错。在他的煽动下，布拉呢敦及部分和卓、伯克决定叛清。霍集占还“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在霍集占公开起乱之前，清副都统阿敏道率兵来抚，围库车城。城中人诡告阿敏道说：“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中计，命厄鲁特兵后退，仅带一百名索伦兵进城，被霍集占拘捕。《清史稿》卷315，《阿敏道传》；《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杀害阿敏道，正式叛乱，大多数回城响应，“回户数十万皆靡”，《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卷543，页42，卷547，页11.一场严重危害回疆的大祸，就这样发生了。
二、任用劣帅败酋逃出罗网。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霍集占等扰乱，杀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到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霍集占等人。紧接着成衮扎布又连上数奏，要求统兵“办理回部”，擒拿霍集占。
霍集占的反叛，虽然出乎一个月前乾隆帝之意料，但他毕竟早已定下剿抚兼施统一回部的方针，也曾看出霍集占“狡诈”，必生事端，因此并未惊慌失措。他于五月十七日、二十日，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陆续下达有关此事的谕旨，定下了办理回部的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征回部；二是现先集中兵力平定准部之乱，擒获阿睦尔撒纳；三是征回较易，不需多少军队；四是定于来年进军。
十月初二日，他针对有些大臣不愿用兵征回的议论，下谕予以驳斥，指出国家对死事之臣，应当为之复仇，“我大清堂堂天朝”，不能以唾面自干“为自全之善策”。《清高宗实录》卷548，页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厄鲁特之乱已基本平定下去，阿睦尔撒纳败入俄国出痘身死，乾隆帝遂于正月二十六日，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该谕说：
“……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清高宗实录》卷555，页23、24、25.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对待回部的政策，阐明了用兵的理由。具体说，此谕讲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君臣之分。谕旨宣布了清帝与布拉呢敦、霍集占有着君臣关系，回部隶属于清政府。谕旨着重讲道，是清军进入伊犁，才将大、小和卓出之于牢，是清朝大皇帝“令(二人)为回人头目”，而且准备封授爵位，赐以田土。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广大维吾尔族人员指出，两和卓是清帝之属臣，他俩之所以能成为“回人头目”，是由于清帝的赐予，是清帝之威力，是清帝封授二人为回部头目，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回疆归属清政府辖治。因此，霍集占之称巴图尔汗，是“僭称”，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未经清帝赐封，是非法的，是叛君行为。
其二，用兵之由。谕旨指出，霍集占弟兄原系准汗的阶下囚，关押于地牢，他们竟忘掉清帝将其释放并“令为回人头目”的大恩，不来归顺，率部潜逃，甚至杀害清政府前往招抚的使臣，兴兵倡乱，实属罪大恶极，如不将其擒获，“则回众终不得安生”，因此清帝要遣发大军，“声罪致讨”。
其三，专擒“逆酋”。谕旨强调指出，“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连其兄长布拉呢敦，亦念彼系“被迫从行”，而命分别办理，“期无枉抑”。维吾尔族广大人员只要能将霍集占捕捉献送，“自必安居如旧”，成为清帝赤子，“永受(大皇帝)殊恩”，绝不株连扰害，滥加屠戮。
其四，拒抚剿除。谕旨宣布，如果“回人”执迷不悟，听从霍集占指使，抗拒不降，不献首逆。则大兵一到，“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明确地表述了清帝必平叛乱、统一回疆的坚定立场。
乾隆帝坚决主张统一回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为进军的胜利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是任人不当，不该把剿平反叛的重任委之于雅尔哈善。本来乾隆帝是依靠兆惠来负责准、回二部用兵之事的，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其由定边右副将军升为定边将军，明确谕告“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但因当时兆惠还需追剿厄鲁特叛军残部，故他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委任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管征讨霍集占，另以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副都统爱隆阿为领队大臣。《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9、20，卷555，页27.这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额敏和卓父子效忠清帝，熟悉回务，颇有智谋，副都统爱隆阿是一员猛将，但主帅雅尔哈善太糟糕了，肩负不了征回的重任。
雅尔哈善是觉罗子弟，全名为觉罗雅尔哈善。此人是文人出身，从翻译举人任内阁中书升通政使，因事罢官，后历任(龙安、松江、苏州三府)知府、署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兵部尚书。他在松江、苏州任知府时，倒还有点作为，但此后便未有任何建树，特别是于任办事大臣期间，做了一件特大错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因辉特汗巴雅尔等台吉、宰桑降而反叛，谕示军机大臣：“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现在巴里坤居住，令雅尔哈善详加体察其情形如何，“倘尚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称：遵旨详察沙克都尔曼济情形，见其向内设立卡座，又屡遣人探听巴里坤兵马情形。其属人普尔普、首伊与扎那噶尔布等潜通信息。并令伊前赴巴里坤，托病不至。种种可疑，显有叛逆形迹。随于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剿，“共斩贼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察出沙克都尔曼济“背叛情形”，即领兵擒剿，“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3，卷529，页23.雅尔哈善于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以及荣为靖逆将军，与此次“奋往”擒剿沙克都尔曼济之“军功”是有直接联系的。但是，雅尔哈善之所谓重大军功，纯属假冒，沙克都尔曼济之“叛乱”，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是一件大冤案。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虽因其弟明噶特随从阿睦尔撒纳为乱，本身处境比较艰难，容易引起清帝的怀疑，但他是坚决效忠清政府的。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由于长途跋涉，匆促内移，携带粮食牛羊不多，乏粮缺食，不得不向雅尔哈善乞要粮食。雅尔哈善不察来情，疑其有诈，决意剿灭，遂遣裨将阎师相领兵五百，入其游牧，伪称系“失路借宿”。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款待贵客，“屠羊以待”。夜半大雪，阎师相以笳为令，突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克都尔曼济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从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双双被害，其景惨不忍睹。《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雅尔哈善就是这样以数千无辜之人的鲜血染红了帽顶，伪称平叛，被封为一等伯，擢升靖逆将军。
这样一个胆怯畏敌、假冒军功、不谙兵法之劣臣，竟被乾隆帝委付以平回重任，怎能不误军机。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军八九千人，于二十三年五月包围了库车城。“回人素懦怯”，不善作战，城内又只有数千人，如果清帅用兵得法，取城并非太难之事。但是雅尔哈善乃一“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划一”，因而迟迟不能克城。霍集占闻报，率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八千，由阿克苏率领经戈壁捷径飞速来援，这正是清军俘获敌酋的好机会。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统兵奋战，初败敌前队三千于戈壁南之和托鼐，“歼贼甚众”，又于六月十六日率吉林、索伦兵一千余人，与霍集占所领五千名续援部队交战于鄂根河侧，迫敌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霍集占领余兵八百败入城内。雅尔哈善等将帅，因霍集占困于城中，料想可以将其擒获，十分高兴，督兵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