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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孤儿弱主(4)
先从四大贝勒说起。大贝勒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之子，排行第二，二十三岁就与亲兄褚英、叔叔舒尔哈齐统兵出征，以少胜众，大败乌拉，建立殊勋。此后多次率军征战，军功累累，位列四大贝勒之首，并曾荣任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天命五年九月虽被废除，但仍系大贝勒，仍是仅次于汗父之下的权势最大之人，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身为正红、镶红二旗旗主。而且，他还有其他贝勒没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有几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亲侄子。
代善有八子，天命末年长大成人能够统兵辖民的，有岳托、硕托、萨哈廉、瓦克达四人。这四位台吉，都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尤以岳托、萨哈廉二人更为突出。岳托是代善的长子，天命六年正月，年仅十三岁零九个月，便和二弟硕托参加了攻掠明奉集堡的战争，击败明兵，立了第一功。接着岳托又领兵从征，攻下沈阳、辽阳，再建功勋。《武皇帝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天命八年四月，以蒙古喀尔喀部扎鲁特贝勒昂安劫杀使臣，岳托奉命偕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领兵往击，斩杀昂安父子，尽获其妻子部民牲畜。天命十一年四月，岳托、硕托、萨哈廉随父代善等诸贝勒，攻打蒙古喀尔喀五部，大败敌兵，获人畜五万余。《武皇帝实录》卷4；《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岳托、萨哈廉还能文能武，聪睿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考虑处理军政大事。早在天命六年，岳托就与汗祖父努尔哈赤、父亲代善及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叔父伯父一起，对天焚香，盟誓和好，不开杀戒，成为当时后金八大贵族之一。天命九年正月，后金与来归的蒙古恩格德尔额驸盟誓，二月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等盟誓，岳托、硕托、萨哈廉都是代表后金参与盟誓的“十固山执政贝勒”，可见这三位贝勒在后金国中政治地位之高。
代善的亲侄子杜度，也是国中的要人。杜度之父褚英，是代善同母之兄，曾被汗父努尔哈赤立为嗣子，执掌军政大权，后因与父争权而被处死。按照后金政局习俗，父死之后，其子一般跟随或依靠伯父叔父过活，实际上杜度弟兄也就是和代善联在一起，唯其马首是瞻。杜度勇猛善战，早就领兵冲杀，转战四方，多建军功。还在天命四年、五年(1619、1620)，朝鲜李民就了解到，杜度是八旗旗主之一。李民《建州见录》。这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总加起来，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于与他抗衡。因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八旗贝勒中，代善的势力最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
二贝勒阿敏，是镶蓝旗旗主，在建立后金过程中，军功累累，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弟弟斋桑古、济尔哈朗，也是统军治政的“执政贝勒”。虽然阿敏是努尔哈赤之侄，照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此人素怀割地称君的野心，不愿甘为人下，在竞争汗位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实力人物。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休，有所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而且此人生性鲁莽，易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四贝勒皇太极，智勇双全，聪睿过人，善用权术，功勋卓著，主正白旗，在八旗贝勒、大臣中颇有威信，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是他的党羽或好友，很有发展前途。
多尔衮与兄长阿济格、幼弟多铎，系此时后金国母大福金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所生的皇子，辖有汗父自领的正黄、镶黄二旗，汗父还曾许诺再赐一旗，让多尔衮也成为“全旗之主”，仅就此事而言，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阿巴亥，对多尔衮三弟兄是何等的宠爱。一妻所生之子皆要赐予一旗，使他们都当上旗主贝勒，这是罕有的殊恩。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所生二子褚英、代善，固然都辖有足够编立一旗的人丁，但褚英于八旗定制(1615)的前两年获罪监禁，只有代善一人才是正式的旗主贝勒。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滚代，虽与汗夫风雨同舟，共创金国，所生二子又已长大成人，率兵出征，军功累累，但也只有莽古尔泰一人领有正蓝旗，德格类并没有当上旗主，仍屈居小贝勒行列。多尔衮三弟兄，除阿济格略有战功外，多尔衮、多铎皆未成人，都是小孩，既无军功，又无政绩，居然已经辖有两旗，都被汗父封为“全旗之主”，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特殊恩宠。既然汗父如此优遇，那么在诸贝勒考虑新君人选时，岂不是应该充分尊重汗父的意愿，对他们三弟兄予以优待，择一为君！而且就以现领二旗来说，两个旗，六十牛录；已超过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不相上下。加之母亲贵为后金国母，又“有机变”，统一指挥，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但弱点是年龄太小，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三岁零十个月，多铎十二岁半，很难与久历戎阵、饱经政治风霜的年长诸兄比高低。
至于努尔哈赤其他儿子，如阿巴泰、阿拜、塔拜、汤古岱、巴布海、赖慕布、费扬古等，皆系侧福金，庶妃所生，不是旗主，没有什么势力，进不了争夺汗位的圈子。
总之，比较有条件有力量争夺汗位的，是三个集团，一是代善系统，二是皇太极集团，三是多尔衮三兄弟，而以代善势力最大最有希望。
在这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的时刻，大贝勒代善作出了人们想象不到的决定，宣布任立皇太极为新汗，一下子就把局势稳定下来了。《清太宗实录》卷一，对此事作了如下的记述：
“丙寅年八月十一日，太祖崩。有大贝勒二子姚托贝勒、查哈量贝勒相议，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与二子姚托贝勒、查哈量贝勒计议巳定，书之于纸。次日，众贝勒大臣聚于公殿，出其拥戴皇太极贝勒之议，以示阿敏贝勒、莽古儿泰贝勒及诸贝子阿布太，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多里洪、多躲、都都、芍托、和格等，皆喜曰：‘善。’议遂定，立皇太极贝勒即位。
皇太极贝勒辞曰：‘先汗无立我之命，况兄长俱在，岂敢僭越而获罪于天。我若嗣位，倘上不能敬兄，下不能爱弟，国不能治，民不能安，赏罚不能明，善政不能行，其事诚难。’辞至再三。
众贝勒贝子曰：‘国岂可无君，众议已定，请勿固辞。’上坚不允从，自卯至申，不得已，然后从之。……奉为天聪汗，大赦，颁诏于国中，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读了上述记载，自然而然地会使人们产生了五个疑问：为什么代善不继位为汗？为什么他要推立皇太极？为什么阿敏、莽古尔泰等贝勒赞同此议？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贝勒等人与皇太极有什么私下交易？此议对多尔衮三弟兄有何影响？
由于本书是多尔衮传，不是清朝开国史，故将前四个问题总起来，作一简要评述。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论嫡论长论势力，他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接替父亲，登基为汗的。他如继位；其他贝勒不会群起反对，他可以不费什么气力，便能安稳地登上后金第二个国君的宝座。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愿望、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十分清楚，知道这个新汗肩负担子之重。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骜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多铎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是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能将他们制服，使其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先父晚年压迫汉民、歧视汉官等等弊政，使得国内辽东汉民强烈反抗，大批逃亡，不断起义。降金汉官多怀二心，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食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食人的悲剧。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大修城池，赶造军械，训练士卒，欲图乘机反攻，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明财帛，联明反金。朝鲜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经常遣军袭击辽南州县。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非常清楚，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岳托和萨哈廉，心里也十分明白。
自己不当，又立谁为新汗？为什么要选中皇太极？此事代善虽未明说，但是我们是可以做些探索的。代善的推立皇太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从爱新觉罗家族利益，从后金国的巩固发展，即从大局考虑。让皇太极继位，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让这个皇子之中智勇双全之人主持军国大政，有可能使后金革掉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爱新觉罗的江山不仅能够巩固安定，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统治范围，降服更多的臣民。后来的历史事实，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代善选准了，只有皇太极才能承担如此艰巨的重任。
二是让皇太极成为后金国主，并不影响代善系统的切身利益。这从下述第二章对汗、贝勒誓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代善的政治地位比现在更高，权力更大。
三是岳托、萨哈廉二人起了很大作用。岳托与皇太极的关系，非同一般，相当亲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二人经常采取一致行动。尤其是在天命五年九月，代善被废除太子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岳托更进一步靠近皇太极，成为皇太极争夺汗位继承人的重要伙伴，并曾因此遭到汗祖父努尔哈赤的训斥和惩罚。详见《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萨哈廉与皇太极的关系，也很密切。岳托、萨哈廉素以聪睿名世，也是其父的重要参谋，他二人的意见，是很有分量的。
因此，代善听了岳托、萨哈廉的建议后，下了决心，退居幕后，推立皇太极继位为汗。
至于阿敏、莽古尔泰这两位大贝勒，以及其他阿巴泰、济尔哈朗、德格类等小贝勒，之所以没有反对，原因也不难理解。从实力对比来说，代善拥有二旗，皇太极一旗，八旗之中占了三旗。在当时统兵辖民南北征战的十三位贝勒之中，代善及其子侄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皇太极及其子豪格，共有七人，占了一半还多。代善的态度，代善系统的倾向，在任立新汗这一重大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其他贝勒是难以与之对抗的。而且，从后面的叙述，我们也会看到，阿敏、莽古尔泰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权力也扩大了。因此这些贝勒也赞同代善的意见。
代善的决定，对多尔衮三弟兄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从汗父的恩宠来说，多尔衮三弟兄并不是没有可能继承父业立为新汗的。从势力强弱来看，两个旗，六十个牛录，两万来丁，十万左右人口，力量也相当大了，只要有代善系统的支持，是满可以当上后金国汗的。可是，代善不立多尔衮而立皇太极，而且还要逼着多尔衮弟兄服从他的旨意，强迫亲生母亲自尽(详后)。这显然是欺人太甚，但是，不听代善的话，公开对抗，直接宣布要自立为汗，又不可能。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加上二十一岁的哥哥阿济格，是不能统率属下兵丁与六旗士卒厮杀的，那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想来想去，无计可施，只有被迫服从代善和诸贝勒的命令，表示赞成皇太极继位，而且还要佯装高兴，喜曰：“善”，真是有苦难言。半个月以后，汗、贝勒对天盟誓时，多尔衮三弟兄进一步感觉到代善、皇太极合谋排挤的沉重打击，他们三弟兄不仅失去了汗位，而且政治地位也下降了。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对多尔衮来说，是一个应该诅咒的两天。这两天，使他失去了保护人汗父和亲母，使他不能继位为君，使他们三弟兄受到了压抑，年轻、机智，颇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决不会随便听人摆布，一定要冲破阻力，摆脱被动局面，登上最高宝座。
三、生母殉父。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黎明时刻，多尔衮三弟兄刚刚遭受代善等贝勒议立皇太极为君的沉重打击，还未缓和过来，紧接着另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从天而降，亲生母亲阿巴亥被诸贝勒逼令自杀了。这对多尔衮来说，简直是雷劈电打，天崩地裂，使他目瞪口呆，五内俱焚，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
“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风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渚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扎亦殉之”。
上文表明了四个问题，一是大福金阿巴亥不愿自尽，二是诸王以先帝“遗命”逼后殉葬，三是阿巴亥被迫自杀，四是母后哀求诸王关照遗孤。如果我们联系当时政局来分析，至少还可以再补充和更正一个问题，即所谓先帝“遗命”，是不存在的，是诸王捏造的。
女真和早期满族习俗，夫死之后，妻妾甚至亲信臣将，是有为夫、为主殉葬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作，大多是小妾随夫入地，继续侍奉夫君。正妻，尤其是贝勒的嫡福金，汗的大福金，以身相殉的事，是不多见的。往前看，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时，其妻哈达纳喇氏是否殉夫，便是一个疑问，而且很有可能没有死。因为，几个月以前，她刚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巴雅喇。当时，努尔哈赤家，因父、祖去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财产，纳喇氏很难丢下小小婴儿，听其自生自灭，而寻死随夫于地下。
再从与建州并列的海西女真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的妻兄叶赫布寨贝勒，带领九部联军来攻时，死于建州兵士之手。不久，乌拉满泰贝勒为其部民所杀，常住贝勒为建州所擒。天命四年(1619)后金攻叶赫时，东城贝勒金台石拒不投降，其妻携子直奔金营，向妹夫努尔哈赤求恩，金台石被建州杀死。这四位贝勒，或死于战阵，或被擒后死亡，或死于属民之手，但其妻皆未殉葬。天命十年正月，努尔哈赤还因满泰之妻是其岳母，常住之妻是皇姨(阿巴亥之姐)，布寨与金台石之妻是皇后叶赫纳喇氏孟古格格之兄，而特设大宴，请入宫中，“跪而酌酒”。《武皇帝实录》卷4.可见她们四位不仅没有殉夫，反而活得不错，活了很久。
努尔哈赤一共有十六个妻子，除二人早死外，只有庶妃阿济根、代音札从殉，阿巴亥被迫自尽，其余寿康太妃博尔济锦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叶赫纳喇氏、博尔济锦氏、哈达纳喇氏，以及庶妃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等十个妃子，也没有从殉。
十七年以后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病故，中宫孝端文皇后、永福宫庄妃(顺治帝福临生母，后封孝庄文皇后)皆节哀养身，没有殉葬。太宗的其他妃子，如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元妃、庶妃等，也没有追随先帝于地下，安然无恙。
这是从整个社会风俗来考察，它说明，帝汗的元妃皇后并不一定要以身殉夫，而且还可以肯定地说，殉夫之事很少。
至于所谓先帝遗命之事，我们再看看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的时间，便可发现不少疑问。《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洲实录》卷八同记：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高皇帝实录》卷十记载，与此相同，但点明了是八月丙午“上大渐”还京。八月丙午，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初七。
从八月初七努尔哈赤专门召请大福金阿巴亥，相会于？鸡堡，到十一日去世，足足有四天，二人朝夕相处，如果努尔哈赤要阿巴亥殉葬，他完全可以亲口谕述，讲明从殉的理由和意义，安排其子的生活及其他问题。努尔哈赤对儿女是十分疼爱的，早在六年以前，当他恼恨大福金富察氏而欲将她处死时，也因念及她的儿子无人照顾，而免死不杀，休离了事。何况，富察氏是犯了“欺夫”的大罪，而阿巴亥既无过失，又为夫君十分宠爱，病危之时都要专使往迎，最后相见，其子多铎、多尔衮皆系幼小儿童，母死之后，谁来关照，很难摆脱豪横兄长的欺凌勒索，想到这些，努尔哈赤是不会要阿巴亥殉葬的。
退一步说，就算假设努尔哈赤有让爱妻同死的想法和“遗命”，而且不告诉阿巴亥，但人到病重时刻，很难瞒人，很难保持绝对秘密，聪明机智的阿巴亥，不会猜不出汗夫的内心想法。如果她发现了有此危险，四天之内，完全可以作些必要的安排。长于阿济格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统率士卒，驰骋疆场，在攻取辽阳、沈阳击败蒙古等战争中，英勇过人，屡建军功。多尔衮也懂事了，有了三个儿子领有汗夫的两个旗，又事先知觉，一定可以和其他贝勒作些较量，不会象实录所记那样突然得悉这一意外“遗命”而毫无所为。再联系到八月十二日卯时代善通知诸贝勒定议立皇太极，不到两个钟头，辰时阿巴亥即被迫自尽，其行动的迅速，事机的突发，以及阿巴亥的“哀谓诸王”，不难使人们看出，这是代善、皇太极等人策动的突然政变，一下子就把大福金阿巴亥孤立和软禁起来，强制她自尽殉夫。
为什么代善等诸贝勒如此讨厌阿巴亥，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观察后金六年内的政局，我们可以看出，此举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诸贝勒对阿巴亥的得宠及由此导致多尔衮三弟兄的迅速兴起权势赫赫，十分不满。努尔哈赤一家有了今天，强大的后金国之能建立，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杜度等贝勒的出生入死，拼命厮杀，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天命四年的萨尔浒决战，六年取辽阳、沈阳，七年克西平取广宁，这些关系到全家安危、满族存亡、后金兴衰的几大战役，更是罕见的恶战和鏖战。代善等人的确是带领士卒，奋不顾身，流血流汗，拼死冲杀，才取得了胜利。他们南征北战数十年，艰苦创业，才有了今天。可是，他们之中或因有过被汗父谴责，或因并非爱妻所生的嫡子而只领有少数牛录，当不上旗主贝勒。相反，年方八岁、六岁的多尔衮、多铎，十四岁的阿济格，在天命五年九月众贝勒的誓词中，就被立为“和硕额真”，成为后金的九大贵族之三，不久，十岁多一点的多铎及其兄长阿济格各主一旗，多尔衮也是十五牛录之主，并将成为“全旗之主”，他们有什么功劳，他们出了什么力，他们有什么军功政绩？不是完全依仗母亲是汗的爱妻而“子以母贵”吗？对此，诸兄和成人的几个侄子，心里很不痛快，对阿巴亥很反感。这是心理方面的因素。
另一个因素则是现实问题。大福金阿巴亥聪明机智，颇有雄心壮志，就是想把儿子抚养成人，继承汗位，分任国主和大贝勒。她已经有了两个旗，再过三两年，多尔衮，多铎都成人了，都能带兵冲锋陷阵，在她的指挥下，三个儿子联成一起，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如果现在不立她的儿子为君，以后必将乘机报复，危害国政，这就是诸贝勒担心的“恐后为国乱”。还要看到，阿巴亥已经当了六年的大福金，与努尔哈赤朝夕相处，异常亲密，她一定知道许多军政机密，尤其是努尔哈赤对诸贝勒的看法。特别是在临死之前的四天，只有阿巴亥在身边，夫妻二人不知进行了多少次秘密交谈，不知努尔哈赤给妻子下达了多少“遗命”，阿巴亥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殊的优越条件，口传遗旨，封谁、贬谁、赏谁、诛谁，被整的贝勒是无法招架的。所以，对于诸贝勒来说，阿巴亥是最危险的政敌，是最大的祸根，是最严重的遗患，不除掉她，后金不得安宁，诸贝勒睡不安枕。逼令阿巴亥殉葬，既消除了隐患，又使多尔衮三弟兄无法反抗，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从四大贝勒的安排和调遣。
这就是导致阿巴亥成为后金唯一的以身殉夫的大福金的真正原因，什么“遗命”，什么“恐后为国乱”，都是无稽之谈，都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制敌手段，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
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多尔衮三弟兄来说，八月十一日未时，十二日卯时和辰时，都是应该诅咒的日子，九个时辰，相当于十八个钟头，在这不到一个整天的短暂时间里，慈父去世，汗位失掉，生母被迫自尽，三大灾祸降临，转眼间就从汗父宠爱、亲母扶植有着强大靠山的高贵旗主，一下子降落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弱主。尽管亲母离开人世之间还为儿子操心，苦苦哀求诸贝勒“恩养二幼子多儿哄、多躲”，诸王也表示愿意善养，但这是政治斗争，他们这些多年征战惯于厮杀的军功贝勒，需要的时候，手下不会留情，杀人是不会眨眼的，这种许诺能值几文。
眼看今朝亲母含恨而死，展望未来凶多吉少前途渺茫，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怎不心如火煎、肝胆俱裂，对于这样年岁无父无母仇敌众多的孤儿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就是一些人所说为父宠爱欲立为汗的多尔衮，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的真实境遇。
代善有八子，天命末年长大成人能够统兵辖民的，有岳托、硕托、萨哈廉、瓦克达四人。这四位台吉，都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尤以岳托、萨哈廉二人更为突出。岳托是代善的长子，天命六年正月，年仅十三岁零九个月，便和二弟硕托参加了攻掠明奉集堡的战争，击败明兵，立了第一功。接着岳托又领兵从征，攻下沈阳、辽阳，再建功勋。《武皇帝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天命八年四月，以蒙古喀尔喀部扎鲁特贝勒昂安劫杀使臣，岳托奉命偕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领兵往击，斩杀昂安父子，尽获其妻子部民牲畜。天命十一年四月，岳托、硕托、萨哈廉随父代善等诸贝勒，攻打蒙古喀尔喀五部，大败敌兵，获人畜五万余。《武皇帝实录》卷4；《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岳托、萨哈廉还能文能武，聪睿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考虑处理军政大事。早在天命六年，岳托就与汗祖父努尔哈赤、父亲代善及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叔父伯父一起，对天焚香，盟誓和好，不开杀戒，成为当时后金八大贵族之一。天命九年正月，后金与来归的蒙古恩格德尔额驸盟誓，二月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等盟誓，岳托、硕托、萨哈廉都是代表后金参与盟誓的“十固山执政贝勒”，可见这三位贝勒在后金国中政治地位之高。
代善的亲侄子杜度，也是国中的要人。杜度之父褚英，是代善同母之兄，曾被汗父努尔哈赤立为嗣子，执掌军政大权，后因与父争权而被处死。按照后金政局习俗，父死之后，其子一般跟随或依靠伯父叔父过活，实际上杜度弟兄也就是和代善联在一起，唯其马首是瞻。杜度勇猛善战，早就领兵冲杀，转战四方，多建军功。还在天命四年、五年(1619、1620)，朝鲜李民就了解到，杜度是八旗旗主之一。李民《建州见录》。这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总加起来，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于与他抗衡。因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八旗贝勒中，代善的势力最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
二贝勒阿敏，是镶蓝旗旗主，在建立后金过程中，军功累累，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弟弟斋桑古、济尔哈朗，也是统军治政的“执政贝勒”。虽然阿敏是努尔哈赤之侄，照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此人素怀割地称君的野心，不愿甘为人下，在竞争汗位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实力人物。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休，有所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而且此人生性鲁莽，易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四贝勒皇太极，智勇双全，聪睿过人，善用权术，功勋卓著，主正白旗，在八旗贝勒、大臣中颇有威信，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是他的党羽或好友，很有发展前途。
多尔衮与兄长阿济格、幼弟多铎，系此时后金国母大福金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所生的皇子，辖有汗父自领的正黄、镶黄二旗，汗父还曾许诺再赐一旗，让多尔衮也成为“全旗之主”，仅就此事而言，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阿巴亥，对多尔衮三弟兄是何等的宠爱。一妻所生之子皆要赐予一旗，使他们都当上旗主贝勒，这是罕有的殊恩。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所生二子褚英、代善，固然都辖有足够编立一旗的人丁，但褚英于八旗定制(1615)的前两年获罪监禁，只有代善一人才是正式的旗主贝勒。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滚代，虽与汗夫风雨同舟，共创金国，所生二子又已长大成人，率兵出征，军功累累，但也只有莽古尔泰一人领有正蓝旗，德格类并没有当上旗主，仍屈居小贝勒行列。多尔衮三弟兄，除阿济格略有战功外，多尔衮、多铎皆未成人，都是小孩，既无军功，又无政绩，居然已经辖有两旗，都被汗父封为“全旗之主”，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特殊恩宠。既然汗父如此优遇，那么在诸贝勒考虑新君人选时，岂不是应该充分尊重汗父的意愿，对他们三弟兄予以优待，择一为君！而且就以现领二旗来说，两个旗，六十牛录；已超过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不相上下。加之母亲贵为后金国母，又“有机变”，统一指挥，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但弱点是年龄太小，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三岁零十个月，多铎十二岁半，很难与久历戎阵、饱经政治风霜的年长诸兄比高低。
至于努尔哈赤其他儿子，如阿巴泰、阿拜、塔拜、汤古岱、巴布海、赖慕布、费扬古等，皆系侧福金，庶妃所生，不是旗主，没有什么势力，进不了争夺汗位的圈子。
总之，比较有条件有力量争夺汗位的，是三个集团，一是代善系统，二是皇太极集团，三是多尔衮三兄弟，而以代善势力最大最有希望。
在这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的时刻，大贝勒代善作出了人们想象不到的决定，宣布任立皇太极为新汗，一下子就把局势稳定下来了。《清太宗实录》卷一，对此事作了如下的记述：
“丙寅年八月十一日，太祖崩。有大贝勒二子姚托贝勒、查哈量贝勒相议，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与二子姚托贝勒、查哈量贝勒计议巳定，书之于纸。次日，众贝勒大臣聚于公殿，出其拥戴皇太极贝勒之议，以示阿敏贝勒、莽古儿泰贝勒及诸贝子阿布太，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多里洪、多躲、都都、芍托、和格等，皆喜曰：‘善。’议遂定，立皇太极贝勒即位。
皇太极贝勒辞曰：‘先汗无立我之命，况兄长俱在，岂敢僭越而获罪于天。我若嗣位，倘上不能敬兄，下不能爱弟，国不能治，民不能安，赏罚不能明，善政不能行，其事诚难。’辞至再三。
众贝勒贝子曰：‘国岂可无君，众议已定，请勿固辞。’上坚不允从，自卯至申，不得已，然后从之。……奉为天聪汗，大赦，颁诏于国中，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读了上述记载，自然而然地会使人们产生了五个疑问：为什么代善不继位为汗？为什么他要推立皇太极？为什么阿敏、莽古尔泰等贝勒赞同此议？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贝勒等人与皇太极有什么私下交易？此议对多尔衮三弟兄有何影响？
由于本书是多尔衮传，不是清朝开国史，故将前四个问题总起来，作一简要评述。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论嫡论长论势力，他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接替父亲，登基为汗的。他如继位；其他贝勒不会群起反对，他可以不费什么气力，便能安稳地登上后金第二个国君的宝座。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愿望、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十分清楚，知道这个新汗肩负担子之重。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骜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多铎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是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能将他们制服，使其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先父晚年压迫汉民、歧视汉官等等弊政，使得国内辽东汉民强烈反抗，大批逃亡，不断起义。降金汉官多怀二心，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食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食人的悲剧。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大修城池，赶造军械，训练士卒，欲图乘机反攻，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明财帛，联明反金。朝鲜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经常遣军袭击辽南州县。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非常清楚，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岳托和萨哈廉，心里也十分明白。
自己不当，又立谁为新汗？为什么要选中皇太极？此事代善虽未明说，但是我们是可以做些探索的。代善的推立皇太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从爱新觉罗家族利益，从后金国的巩固发展，即从大局考虑。让皇太极继位，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让这个皇子之中智勇双全之人主持军国大政，有可能使后金革掉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爱新觉罗的江山不仅能够巩固安定，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统治范围，降服更多的臣民。后来的历史事实，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代善选准了，只有皇太极才能承担如此艰巨的重任。
二是让皇太极成为后金国主，并不影响代善系统的切身利益。这从下述第二章对汗、贝勒誓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代善的政治地位比现在更高，权力更大。
三是岳托、萨哈廉二人起了很大作用。岳托与皇太极的关系，非同一般，相当亲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二人经常采取一致行动。尤其是在天命五年九月，代善被废除太子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岳托更进一步靠近皇太极，成为皇太极争夺汗位继承人的重要伙伴，并曾因此遭到汗祖父努尔哈赤的训斥和惩罚。详见《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萨哈廉与皇太极的关系，也很密切。岳托、萨哈廉素以聪睿名世，也是其父的重要参谋，他二人的意见，是很有分量的。
因此，代善听了岳托、萨哈廉的建议后，下了决心，退居幕后，推立皇太极继位为汗。
至于阿敏、莽古尔泰这两位大贝勒，以及其他阿巴泰、济尔哈朗、德格类等小贝勒，之所以没有反对，原因也不难理解。从实力对比来说，代善拥有二旗，皇太极一旗，八旗之中占了三旗。在当时统兵辖民南北征战的十三位贝勒之中，代善及其子侄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皇太极及其子豪格，共有七人，占了一半还多。代善的态度，代善系统的倾向，在任立新汗这一重大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其他贝勒是难以与之对抗的。而且，从后面的叙述，我们也会看到，阿敏、莽古尔泰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权力也扩大了。因此这些贝勒也赞同代善的意见。
代善的决定，对多尔衮三弟兄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从汗父的恩宠来说，多尔衮三弟兄并不是没有可能继承父业立为新汗的。从势力强弱来看，两个旗，六十个牛录，两万来丁，十万左右人口，力量也相当大了，只要有代善系统的支持，是满可以当上后金国汗的。可是，代善不立多尔衮而立皇太极，而且还要逼着多尔衮弟兄服从他的旨意，强迫亲生母亲自尽(详后)。这显然是欺人太甚，但是，不听代善的话，公开对抗，直接宣布要自立为汗，又不可能。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加上二十一岁的哥哥阿济格，是不能统率属下兵丁与六旗士卒厮杀的，那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想来想去，无计可施，只有被迫服从代善和诸贝勒的命令，表示赞成皇太极继位，而且还要佯装高兴，喜曰：“善”，真是有苦难言。半个月以后，汗、贝勒对天盟誓时，多尔衮三弟兄进一步感觉到代善、皇太极合谋排挤的沉重打击，他们三弟兄不仅失去了汗位，而且政治地位也下降了。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对多尔衮来说，是一个应该诅咒的两天。这两天，使他失去了保护人汗父和亲母，使他不能继位为君，使他们三弟兄受到了压抑，年轻、机智，颇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决不会随便听人摆布，一定要冲破阻力，摆脱被动局面，登上最高宝座。
三、生母殉父。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黎明时刻，多尔衮三弟兄刚刚遭受代善等贝勒议立皇太极为君的沉重打击，还未缓和过来，紧接着另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从天而降，亲生母亲阿巴亥被诸贝勒逼令自杀了。这对多尔衮来说，简直是雷劈电打，天崩地裂，使他目瞪口呆，五内俱焚，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
“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风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渚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扎亦殉之”。
上文表明了四个问题，一是大福金阿巴亥不愿自尽，二是诸王以先帝“遗命”逼后殉葬，三是阿巴亥被迫自杀，四是母后哀求诸王关照遗孤。如果我们联系当时政局来分析，至少还可以再补充和更正一个问题，即所谓先帝“遗命”，是不存在的，是诸王捏造的。
女真和早期满族习俗，夫死之后，妻妾甚至亲信臣将，是有为夫、为主殉葬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作，大多是小妾随夫入地，继续侍奉夫君。正妻，尤其是贝勒的嫡福金，汗的大福金，以身相殉的事，是不多见的。往前看，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时，其妻哈达纳喇氏是否殉夫，便是一个疑问，而且很有可能没有死。因为，几个月以前，她刚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巴雅喇。当时，努尔哈赤家，因父、祖去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财产，纳喇氏很难丢下小小婴儿，听其自生自灭，而寻死随夫于地下。
再从与建州并列的海西女真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的妻兄叶赫布寨贝勒，带领九部联军来攻时，死于建州兵士之手。不久，乌拉满泰贝勒为其部民所杀，常住贝勒为建州所擒。天命四年(1619)后金攻叶赫时，东城贝勒金台石拒不投降，其妻携子直奔金营，向妹夫努尔哈赤求恩，金台石被建州杀死。这四位贝勒，或死于战阵，或被擒后死亡，或死于属民之手，但其妻皆未殉葬。天命十年正月，努尔哈赤还因满泰之妻是其岳母，常住之妻是皇姨(阿巴亥之姐)，布寨与金台石之妻是皇后叶赫纳喇氏孟古格格之兄，而特设大宴，请入宫中，“跪而酌酒”。《武皇帝实录》卷4.可见她们四位不仅没有殉夫，反而活得不错，活了很久。
努尔哈赤一共有十六个妻子，除二人早死外，只有庶妃阿济根、代音札从殉，阿巴亥被迫自尽，其余寿康太妃博尔济锦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叶赫纳喇氏、博尔济锦氏、哈达纳喇氏，以及庶妃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等十个妃子，也没有从殉。
十七年以后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病故，中宫孝端文皇后、永福宫庄妃(顺治帝福临生母，后封孝庄文皇后)皆节哀养身，没有殉葬。太宗的其他妃子，如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元妃、庶妃等，也没有追随先帝于地下，安然无恙。
这是从整个社会风俗来考察，它说明，帝汗的元妃皇后并不一定要以身殉夫，而且还可以肯定地说，殉夫之事很少。
至于所谓先帝遗命之事，我们再看看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的时间，便可发现不少疑问。《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洲实录》卷八同记：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高皇帝实录》卷十记载，与此相同，但点明了是八月丙午“上大渐”还京。八月丙午，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初七。
从八月初七努尔哈赤专门召请大福金阿巴亥，相会于？鸡堡，到十一日去世，足足有四天，二人朝夕相处，如果努尔哈赤要阿巴亥殉葬，他完全可以亲口谕述，讲明从殉的理由和意义，安排其子的生活及其他问题。努尔哈赤对儿女是十分疼爱的，早在六年以前，当他恼恨大福金富察氏而欲将她处死时，也因念及她的儿子无人照顾，而免死不杀，休离了事。何况，富察氏是犯了“欺夫”的大罪，而阿巴亥既无过失，又为夫君十分宠爱，病危之时都要专使往迎，最后相见，其子多铎、多尔衮皆系幼小儿童，母死之后，谁来关照，很难摆脱豪横兄长的欺凌勒索，想到这些，努尔哈赤是不会要阿巴亥殉葬的。
退一步说，就算假设努尔哈赤有让爱妻同死的想法和“遗命”，而且不告诉阿巴亥，但人到病重时刻，很难瞒人，很难保持绝对秘密，聪明机智的阿巴亥，不会猜不出汗夫的内心想法。如果她发现了有此危险，四天之内，完全可以作些必要的安排。长于阿济格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统率士卒，驰骋疆场，在攻取辽阳、沈阳击败蒙古等战争中，英勇过人，屡建军功。多尔衮也懂事了，有了三个儿子领有汗夫的两个旗，又事先知觉，一定可以和其他贝勒作些较量，不会象实录所记那样突然得悉这一意外“遗命”而毫无所为。再联系到八月十二日卯时代善通知诸贝勒定议立皇太极，不到两个钟头，辰时阿巴亥即被迫自尽，其行动的迅速，事机的突发，以及阿巴亥的“哀谓诸王”，不难使人们看出，这是代善、皇太极等人策动的突然政变，一下子就把大福金阿巴亥孤立和软禁起来，强制她自尽殉夫。
为什么代善等诸贝勒如此讨厌阿巴亥，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观察后金六年内的政局，我们可以看出，此举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诸贝勒对阿巴亥的得宠及由此导致多尔衮三弟兄的迅速兴起权势赫赫，十分不满。努尔哈赤一家有了今天，强大的后金国之能建立，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杜度等贝勒的出生入死，拼命厮杀，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天命四年的萨尔浒决战，六年取辽阳、沈阳，七年克西平取广宁，这些关系到全家安危、满族存亡、后金兴衰的几大战役，更是罕见的恶战和鏖战。代善等人的确是带领士卒，奋不顾身，流血流汗，拼死冲杀，才取得了胜利。他们南征北战数十年，艰苦创业，才有了今天。可是，他们之中或因有过被汗父谴责，或因并非爱妻所生的嫡子而只领有少数牛录，当不上旗主贝勒。相反，年方八岁、六岁的多尔衮、多铎，十四岁的阿济格，在天命五年九月众贝勒的誓词中，就被立为“和硕额真”，成为后金的九大贵族之三，不久，十岁多一点的多铎及其兄长阿济格各主一旗，多尔衮也是十五牛录之主，并将成为“全旗之主”，他们有什么功劳，他们出了什么力，他们有什么军功政绩？不是完全依仗母亲是汗的爱妻而“子以母贵”吗？对此，诸兄和成人的几个侄子，心里很不痛快，对阿巴亥很反感。这是心理方面的因素。
另一个因素则是现实问题。大福金阿巴亥聪明机智，颇有雄心壮志，就是想把儿子抚养成人，继承汗位，分任国主和大贝勒。她已经有了两个旗，再过三两年，多尔衮，多铎都成人了，都能带兵冲锋陷阵，在她的指挥下，三个儿子联成一起，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如果现在不立她的儿子为君，以后必将乘机报复，危害国政，这就是诸贝勒担心的“恐后为国乱”。还要看到，阿巴亥已经当了六年的大福金，与努尔哈赤朝夕相处，异常亲密，她一定知道许多军政机密，尤其是努尔哈赤对诸贝勒的看法。特别是在临死之前的四天，只有阿巴亥在身边，夫妻二人不知进行了多少次秘密交谈，不知努尔哈赤给妻子下达了多少“遗命”，阿巴亥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殊的优越条件，口传遗旨，封谁、贬谁、赏谁、诛谁，被整的贝勒是无法招架的。所以，对于诸贝勒来说，阿巴亥是最危险的政敌，是最大的祸根，是最严重的遗患，不除掉她，后金不得安宁，诸贝勒睡不安枕。逼令阿巴亥殉葬，既消除了隐患，又使多尔衮三弟兄无法反抗，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从四大贝勒的安排和调遣。
这就是导致阿巴亥成为后金唯一的以身殉夫的大福金的真正原因，什么“遗命”，什么“恐后为国乱”，都是无稽之谈，都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制敌手段，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
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多尔衮三弟兄来说，八月十一日未时，十二日卯时和辰时，都是应该诅咒的日子，九个时辰，相当于十八个钟头，在这不到一个整天的短暂时间里，慈父去世，汗位失掉，生母被迫自尽，三大灾祸降临，转眼间就从汗父宠爱、亲母扶植有着强大靠山的高贵旗主，一下子降落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弱主。尽管亲母离开人世之间还为儿子操心，苦苦哀求诸贝勒“恩养二幼子多儿哄、多躲”，诸王也表示愿意善养，但这是政治斗争，他们这些多年征战惯于厮杀的军功贝勒，需要的时候，手下不会留情，杀人是不会眨眼的，这种许诺能值几文。
眼看今朝亲母含恨而死，展望未来凶多吉少前途渺茫，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怎不心如火煎、肝胆俱裂，对于这样年岁无父无母仇敌众多的孤儿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就是一些人所说为父宠爱欲立为汗的多尔衮，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的真实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