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 第8章 旗主贝勒(4)
第8章 旗主贝勒(4)
一年半以后，多尔衮又参加了第二次大举进攻明国的战争。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多尔衮等诸贝勒，攻明大凌河，初七日规定各旗围城地点：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汉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贝勒多尔衮领护军在后策应。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四旗，分围南面西面，固山额真在前，旗主贝勒在后策应。十二日，明兵出城诱战，游击图赖迎战先进，八旗随即各照信地杀入，两蓝旗兵攻至城下，多尔衮亦率护军冲杀，明军大放炮箭，后金兵“不能当，乃回”，副将孟坦等死于阵中。围攻三月余，城中食尽，十月二十八日明总兵祖大寿降。二十九日，祖大寿伪言回锦州，以城内应，多尔衮奉汗命，与阿巴泰、岳托领兵四千随行，欲乘夜计取锦州，因大雾迷路而回。
这一战，攻下了坚城大凌河，逼迫明国第一勇将总兵官祖大寿献城而降，消灭了来援明兵四万，也算是一大胜利。多尔衮在此战中，奋不顾身，冒险冲杀，其勇可嘉。
两年半以后，多尔衮又参加了第三次攻明大战。天聪八年(1638)七月至闰八月，皇太极统军征明。兵分四路，他率阿巴泰、豪格贝勒，领正黄、镶黄二旗和天兵、天助兵及蒙古贝勒，由尚方堡入，至宣府，攻朔州，德格类贝勒率正蓝、镶蓝二旗进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大贝勒代善统正红、镶红二旗，入得胜堡，往略大同一带，取其城堡，西略黄河，会兵于朔州，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领正白、镶白二旗，入龙门口，会兵于宣府。四路兵俱定于七月初八日入明边。此行屡败敌军，攻克城堡数十。多尔衮曾率多铎、豪格贝勒，领左翼兵，“于朔州城东掳掠，至五台山而回”。《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八年八月初二日。天聪汗总结此战成果说：“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牲畜无数。”《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八年闰八月初六日。多尔衮不仅率兵，勇猛厮杀，而且名列前茅，身任主帅，领左翼兵出征，为后金的扩展，又建功勋。
(二)降元主获玉玺。
多尔衮在天聪年间(1627―1636)多次出征，军功累累，固然可以一一列举，喜述战情，自我欣赏，但其中最使他得意的却是，降服元太子，获取传国宝。此事发生在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是元之嫡裔大宗。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大元帅徐达取北平，元顺帝北归应昌，连易五主，始去国号帝号，改称鞑靼可汗。传到万历末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兵马强盛，横行漠南，岁取明朝赏银数十万至百余万两，助明抗金，屡侵科尔沁等部。后金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偕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岳托、多尔衮等贝勒，统军往征，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一千三百里，至其境，林丹汗欲抵抗，而“所部解体”，遂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领人畜十余万由归化城渡黄河，逃往西方，沿途离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大草滩。多尔衮与岳托等贝勒，领右翼，率兵二万，掠取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全军先后收取察哈尔部民数万户，胜利而归。
林丹汗虽死，部众亦离散，但蒙古族悍善战，虽衰易起，尤其是察哈尔部是元帝嫡支，在蒙古各部中影响大，号召力大，不乘其势衰之时彻底征服，则将遗下大患。因此，天聪汗与诸贝勒议定，于天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和硕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以固山额真那木太为右翼，以吏部承政图尔格为左翼，率精兵一万，往收林丹汗之子额哲，汗与诸贝勒亲至演武场送行。
多尔衮等四贝勒行至西喇朱尔格，遇见察哈尔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率部民一千五百户来降，遂设宴款待安抚，遣将引至沈阳。随又带兵前进，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及其部属所驻的托里图。时天大雾昏黑，蒙古未发觉，恐其惊动逃散，遂按兵不动，遣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南褚，往见其姐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劝诱归降。苏泰太后闻听弟至，恸哭面出，与弟抱见，令其子额哲率众蒙古贝勒、台吉、大臣出迎。双方相见，苏泰太后设宴招待多尔衮四贝勒。多尔衮怕额哲及其大臣生疑，三心二意，不愿真正归顺，乘机逃跑，便对额哲发誓，誓告天地说：“我等待额儿克空戈落(即额哲)若有不良之心，天必厌之。尔若不谅我，而存不良之心，天亦厌之。”《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苏泰太后、额哲再宴多尔衮四贝勒，赠驼四头、玲珑鞍马四匹、金四十两及蟒缎、闪缎等八十一疋。多尔衮四贝勒亦设宴答礼，回赠礼物。额哲遂率蒙古贝勒、台吉、大臣领属民一千户归顺。
在后金军未至以前，鄂尔多斯部济农已至额哲处，招令归其约束，并已议定，对天盟誓。济农刚走，后金军即到，追回济农。多尔衮四贝勒勒令济农将鄂尔多斯部收留察哈尔部人丁牲畜等物尽数归回，鄂尔多斯部遵令，送还额哲之妻及其部民一千余户。《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件大事，多尔衮办得非常巧妙、成功。如果他们不急驰前进，抵达之时又未能秘密掩蔽，则将被额哲发觉，提前逃走。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兼之人生路不熟，哪去追逐。只要没有抓住额哲，他出围以后，因是元主嫡裔，应为蒙古各部之主，就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拉拢各部，集聚流散部众，蓄积力量，待机而动，东山再起，这将严重影响和破坏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的计划。同样重要的是，抵达以后，假若多尔衮不采取攻心计策，不是好言相劝立誓为盟，保证优待额哲母子及其属下人员，而是威逼强攻，额哲就可能犹豫不决，不愿真降，或在途中，或在战乱之时，乘机突围，问题也就麻烦了。多尔衮的巧妙，还在于他及时抓住了鄂尔多斯部济农，察明其有异志，逼令他归还额哲之妻及贝勒、台吉、官员与部民一千五百户(超过额哲身边的一千户)，断了额哲的后路，否则，额哲母子也很难下定归顺后金的决心。
这是多尔衮第一次作为主帅而进行的战争，建立了这样大的功勋，有了这样大的收获，他当然万分高兴。并且出乎他的意外，更使他欣喜若狂的是，他竟得到了举世闻名的无价珍宝元帝的传国玉玺。
这一玉玺，用美玉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其文为用汉篆字刻写的“制诰之宝”，是元朝历代传国玉玺，原藏宫中，顺帝弃都城北逃时带在身边，逃至沙漠，后死于应昌，其玺就遗失不见了。过了二百余年，有人牧羊于山岗下，见一山羊，接连三日不吃草，而以蹄刨地，牧羊人挖掘其地，发现玉玺，不久，归元裔博硕克图汗。林丹汗灭博硕克图汗后，得此玉玺。多尔衮降服额哲后，探悉此玺在苏泰太后处，向她索要，遂得获这一珍物。
元帝传国玉玺的得获，既从政治上、从“天命”上，断绝了蒙古各部贝勒，特别是额哲复国为帝的幻想，促使他们进一步向后金靠拢，称臣纳贡，为统一漠南蒙古，巩固与扩大满蒙联盟，切断明国的右臂，解除后顾之忧，增强后金军力(每次攻明，蒙古军队约占清军总数三分之一)，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又为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登上“宽温仁圣皇帝的玉座，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一句话，多尔衮的这次远征，收获极大，建树了奇功殊勋，这对他以后的进一步高升起了重大作用。
对降服额哲、获取传国玉玺的意义和影响，皇太极与八旗贝勒给予了很高评价。多尔衮四贝勒遣礼部启心郎祁充格等归报捷音，他们抵达都城的前一天，皇太极便对文馆诸臣说：
“予自来左耳鸣，必有喜音，右耳鸣，必无佳兆。今左耳鸣，出兵贝勒必有捷音至矣。”《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日，祁充格即至，向汗奏报说：
“蒙天庇及上洪福，指授之处，彼竟不知，已被吾兵全收矣。插汉儿汗之妻淑泰太后、子额儿克空戈落，及国民俱巳降附。”
皇太极非常高兴，“以出兵贝勒，远劳日久，又兼得玉玺，不可不远迎”，遂率大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多铎等贝勒，以及众福金、大臣，于八月二十八日即出沈阳迎接，九月初五日在养式木河与多尔衮、额哲等相会。会见仪式非常隆重。皇太极亲诣黄案前上香，“大张鼓乐，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同时，“御前设香案，上亲受玉玺，率众复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告诉左右臣将说：“此乃历代帝王相传之宝。”天聪汗对多尔衮四贝勒再三慰问，并热情款待额哲母子，以次女玛哈塔公主许与额哲为妻。《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五日。这时，多尔衮一定会为他建立的功勋，为受到汗、贝勒的赞扬，而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二、“统摄”吏部。
为了更好地使用后金全国的人才、财力、物力，为了加强统一指挥，也为了扩大君权，降金汉宫宁完我等，特上“公疏”，请仿明制，设立六部。皇太极与诸贝勒集议，决定改革一下官制，于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建立六部衙门”，每部由一贝勒“统摄，下设若干承政、参政和启心郎。吏部是多尔衮统摄，以图尔格、满朱习礼、李延庚分为满、蒙、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索尼为启心郎。户部以德格类贝勒“为统摄”，以英俄尔岱、觉罗萨壁辉及蒙古巴思翰、汉官吴守进为承政，设参政八员，布丹为启心郎。礼部由萨哈廉贝勒“统摄”，以巴笃礼、吉孙和蒙古布彦代、汉官金玉和为承政，祁充格任启心郎，设参政八员。岳托贝勒“统摄”兵部，以那木太、叶克书及蒙古苏纳、汉官金砺为承政，设参政八员，穆成格为启心郎。济尔哈朗“统摄”刑部，以车尔格、索海及蒙古多尔济、汉官高鸿中、孟乔芳为承政，设参政八员，额尔格图为启心郎。阿巴泰贝勒统摄工部，以孟阿图、康喀赖和蒙古囊努克、汉官祝世荫为承政，其下设满参政八员、蒙古参政二员、汉参政二员，设启心郎三员。《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
天聪六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门俱已完工，多尔衮等六贝勒第一次进入新署，率本部大臣，赴阙，各领银印一颗，回到本部，阖部官员向本部贝勒行礼。“各部颁行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职掌条约，备录之，悬于门外。凡各衙门通行文书，亦用印而行”。《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六年八月初八日。
六部之中，吏部为首，任免官将，晋升职衔，举用忠贤，惩办劣臣，事务繁忙，关系不小。多尔衮膺此重任，细心料理，充分发挥其聪睿敏捷的长处，做了大量工作。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游击祝邦成之妻，因其夫攻蓟州时阵亡，家无子嗣，到吏部禀告情况，要求免除丁差，多尔衮同意，向汗奏报。汗念其夫之功，命免八丁，而且规定：“以后凡有功之人，已故而无嗣者，准免丁之半，待其妻故后，仍令出差。”《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这对安抚将心，激励士气，稳定军情，是有好处的。
由于多尔衮勤理部务，统摄有方，吏部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受到了国汗的称赞。皇太极曾专门召集文馆儒臣及六部满汉启心郎入宫，评论六部衙门工作好坏，赞扬了吏部、户部和兵部，批评了礼部、刑部、工部。他说：“自立六部以来，惟见吏、户、兵三部尽心办事，不烦予虑。礼、刑、工三部，办事多未周到。”《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七年十月初十日。
多尔衮在统摄吏部的日子里，既尽职细心，作出了成绩，为巩固后金作出了贡献，也对提高他的威望，增强他的实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尊汗抑王”。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是贝勒，而且是和硕贝勒，为镶白旗旗主，后来以此资格封为和硕亲王。他本身是王，是王爷，怎么又主张“尊汗抑王”？这岂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通观全局，便可知晓，多尔衮在天聪年间(1627―1635)军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尊汗抑王”倾向，是有条件的，有范围的，是应该加上引号的。他的“尊汗抑王”，尊的是天聪汗皇太极，抑的是三大贝勒，而不是压抑他自己。而且讲得更透彻一些，他是借“尊汗”来博取国主的欢心，争取皇太极支持，蒙受汗的特宠，以摆脱父母双亡以后那段时间的被动艰难处境，在政治上飞黄腾达，成为国中仅次于汗的掌权之人。他的“抑王”，就是打击、压抑三大贝勒，取消他们高居诸贝勒之上的特权地位，拉下来，排挤在后，让自己走在前面，位列首座。这是他利用汗与三大贝勒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做起来非常有效，不到十年，就彻底改变了政治局面，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还应该看到的就是，多尔衮在政局中的行动，是很小心的，很策略的，做得相当巧妙，基本上是顺水推舟，很少是一马当先，充当祸首。下述几例，很能说明问题。
天聪三年(1629)十月攻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坚主中途回师，以免受挫难回辽东，皇太极虽知此议谬误，又有损君威，不能赞成，但迫于两大贝勒的势力，不得不同意，可是内心十分生气。在这关系到后金盛衰和新汗威望的重要时刻，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从大局出发，主张进攻，尤其是岳托、济尔哈朗更为坚决，终于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一致决定继续前进。在这场争论过程中，多尔衮没有出面，也许是因其太小，没有经验，无法参议。也许是害怕两大贝勒，又看不准进取之议是否能占上风，故未表态。可是，一旦决定之后，他就率兵奋勇冲杀，击败敌兵，立下了军功。《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这样，当然会赢得天聪汗的好感。
天聪四年六月，以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府州县，撤回沈阳，皇太极与诸贝勒谴责其过，从重惩办，革其二大贝勒与旗主贝勒，幽禁终身，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与其弟济尔哈朗贝勒，让他继为镶蓝旗旗主。这样处罚太重了。一则阿敏的退回，虽不对，但情有可原。他只统有两万士卒，又分守四城，孤悬境外，四面遭受明兵包围，而明朝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当时各路援军，众达二十万，由明总兵官马世龙统领。五月十日，明军先攻滦州，“人斫一柳，立平其壕"，发大炮，摧毁城堞，后金兵不能抵挡，突围而走，阿敏遂收兵回辽。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阿敏不撤兵，恐会全军覆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能将其退军，定为大罪。
二则，给阿敏定的大罪共十六条，而其中十一条皆是斥责阿敏轻视皇太极、欲夺汗位及以国主自居的罪过。比如，大罪之三，为阿敏欲图纳取献给皇太极的美女，遭拒绝后，怒形于色，大发怨言。大罪之七，为阿敏以梦告叔父贝和齐说：“吾梦被父王楚，有黄蛇护身，想是神佑。”显系以龙自命，将为真命天子。大罪之九，是阿敏“自视如君”，当他留守沈阳时，随同皇太极征明的岳托、豪格贝勒先还，阿敏“令守城大臣坐于两侧”，他“如国君正面而坐，命二贝勒远拜一次，近前复拜”。《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四年六月初七日。这才是皇太极不满阿敏的真正原因。
三是阿敏身为太祖亲侄，贵为大贝勒、旗主贝勒，从二十四岁就率军出征，灭乌拉、叶赫，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取辽阳、沈阳，攻朝鲜，屡立军功，即使有过，论亲，论功，论贵，都可宽免，不能仅仅因为撤兵回辽，而将前功一笔勾销。
总之，皇太极对阿敏如此重惩，如此无情，主要是想除掉威胁汗位的一个可怕政敌，是想提高君威，抑制王权，特别是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以逐步破坏和取消八贝勒共治国政制。
皇太极这样做，多尔衮完全赞成，在他看来，三大贝勒就是该下台，不下，他上不去。他这一态度，在第二年惩治三贝勒莽古尔泰时，同样表现得很清楚。
天聪五年八月十二日，后金军攻大凌河城未下，伤亡甚多。第二日，莽古尔泰因昨日蓝旗兵士死伤多，要求将随镶黄旗作战和出哨的正蓝旗护军撤回来，并对“凡有差遣”，正蓝旗皆倍于他旗，而有所埋怨，身为国汗又兼镶黄旗旗主的皇太极，偏袒本旗，以势压人，坚持己见。双方争吵，莽古尔泰气愤地说：“人君宜从中主持，上奈何独指臣为言耶？臣诸事不能迎合上意，故欲杀臣耳。”说完：“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五年八月十三日。皇太极大怒。十月二十三日，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议定，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隶属人，罚银一万两。《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这下又取消了一个大贝勒，多尔衮当然赞同，当然是属于议定莽古尔泰罪的诸贝勒之一。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死，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和硕贝勒，多尔衮少了一个竞争者。两年半以后，使他高兴的事又发生了。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闭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君。这显然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此时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正黄、镶黄二旗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多尔衮、济尔哈朗紧紧跟随，镶白、镶蓝二旗为汗所用，二贝勒阿敏终身幽禁，三贝勒莽古尔泰已故，皇太极事实上已成为主宰后金的专制君汗，因此，八旗贝勒大臣集议，一致谴责代善欺君妄行，拟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皇太极为示宽厚，免革其名号，发还十牛录。《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虽然实录未写明集议此案的各贝勒名字，但显然有多尔衮在内，而且说不定是他为主。不管怎样，代善第一次受到了谴责，多尔衮一定非常高兴。
两个半月后，出现了一件大案。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正蓝旗旗主和硕贝勒德格类病故，享年四十岁。皇太极闻知痛哭，一连三日，“饮食皆未入口，哀甚”。十二月初七日，德格类属下冷生机向刑部济尔哈朗首告其主说：莽古尔泰贝勒、德格类贝勒、莽古济格格(莽古尔泰之妹)及其夫琐诺木与冷生机等，曾对佛发誓，要助莽古尔泰“不利于汗”。天聪汗以此言遍告诸贝勒，萨哈廉、阿布泰、阿济格、多铎等贝勒皆怒，惟岳托怀疑此事，“无忿意”。诸贝勒、大臣议定，斩莽古济与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另六子光泰等废为庶人，黜宗室，将正蓝旗没归汗有。《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卷21，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此事显然可疑，仅凭一、二人的口供，就断定必有其事，这在法律上来说，是不行的，根据非常少。而且，这个首告人，品质太恶劣，平时对主阿谀奉承，毕恭毕敬，一旦风云变幻，就卖主求荣，捏造罪状，陷害无辜，并专以“告讦”(即告密)为事，多次诬告他人。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处理，并不是他相信冷生机的首告，而是借此机会，兼并一旗，扩大实力，有了三个旗，加上镶白、镶蓝二旗的依附，在八旗中居于绝对优势，就可以放心地主宰后金了。多尔衮在这一问题上，也顺从了汗意，据此和诸贝勒议处正蓝旗。
正因为多尔衮聪睿机警，看准了皇太极必主后金，看透了三大贝勒必败于天聪汗之手，所以，他埋下仇恨，改怒为笑，对八哥皇太极这个最大的仇人，竭力效劳，奉承惟谨，一以汗意为准，充当汗削弱三大贝勒的得力助手，因而博取了汗的绝对信任，蒙受汗的殊恩特宠。天聪五年七月，多尔衮统摄吏部，位列六部贝勒之首，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极因降金副将张洪谟“是一位好人，当与好贝勒养育”，而“默里根歹青(即多尔衮)善于养人，动作甚符我心”，“即与之”。这条材料十分重要，它表明多尔衮至迟在此时已与天聪汗完全连在一起了，皇太极既赞多尔衮之贤，又夸奖其“动作甚符我心”，对他完全相信，特别宠爱。当然，从多尔衮的“动作”，皆符合汗心之言，也表明了多尔衮对皇太极是何等的奉承恭顺。
有了皇太极作后台，有了汗的大力支持和提拔，有了自己的军功政绩，多尔衮的势力迅速增长，威望不断提高，不到十年，他就由一个倒数第二第三权小势弱的幼小台吉，一跃而为名列第三的大贵族，成为天聪汗之左右臂，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
这一战，攻下了坚城大凌河，逼迫明国第一勇将总兵官祖大寿献城而降，消灭了来援明兵四万，也算是一大胜利。多尔衮在此战中，奋不顾身，冒险冲杀，其勇可嘉。
两年半以后，多尔衮又参加了第三次攻明大战。天聪八年(1638)七月至闰八月，皇太极统军征明。兵分四路，他率阿巴泰、豪格贝勒，领正黄、镶黄二旗和天兵、天助兵及蒙古贝勒，由尚方堡入，至宣府，攻朔州，德格类贝勒率正蓝、镶蓝二旗进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大贝勒代善统正红、镶红二旗，入得胜堡，往略大同一带，取其城堡，西略黄河，会兵于朔州，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领正白、镶白二旗，入龙门口，会兵于宣府。四路兵俱定于七月初八日入明边。此行屡败敌军，攻克城堡数十。多尔衮曾率多铎、豪格贝勒，领左翼兵，“于朔州城东掳掠，至五台山而回”。《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八年八月初二日。天聪汗总结此战成果说：“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牲畜无数。”《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八年闰八月初六日。多尔衮不仅率兵，勇猛厮杀，而且名列前茅，身任主帅，领左翼兵出征，为后金的扩展，又建功勋。
(二)降元主获玉玺。
多尔衮在天聪年间(1627―1636)多次出征，军功累累，固然可以一一列举，喜述战情，自我欣赏，但其中最使他得意的却是，降服元太子，获取传国宝。此事发生在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是元之嫡裔大宗。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大元帅徐达取北平，元顺帝北归应昌，连易五主，始去国号帝号，改称鞑靼可汗。传到万历末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兵马强盛，横行漠南，岁取明朝赏银数十万至百余万两，助明抗金，屡侵科尔沁等部。后金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偕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岳托、多尔衮等贝勒，统军往征，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一千三百里，至其境，林丹汗欲抵抗，而“所部解体”，遂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领人畜十余万由归化城渡黄河，逃往西方，沿途离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大草滩。多尔衮与岳托等贝勒，领右翼，率兵二万，掠取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全军先后收取察哈尔部民数万户，胜利而归。
林丹汗虽死，部众亦离散，但蒙古族悍善战，虽衰易起，尤其是察哈尔部是元帝嫡支，在蒙古各部中影响大，号召力大，不乘其势衰之时彻底征服，则将遗下大患。因此，天聪汗与诸贝勒议定，于天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和硕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以固山额真那木太为右翼，以吏部承政图尔格为左翼，率精兵一万，往收林丹汗之子额哲，汗与诸贝勒亲至演武场送行。
多尔衮等四贝勒行至西喇朱尔格，遇见察哈尔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率部民一千五百户来降，遂设宴款待安抚，遣将引至沈阳。随又带兵前进，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及其部属所驻的托里图。时天大雾昏黑，蒙古未发觉，恐其惊动逃散，遂按兵不动，遣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南褚，往见其姐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劝诱归降。苏泰太后闻听弟至，恸哭面出，与弟抱见，令其子额哲率众蒙古贝勒、台吉、大臣出迎。双方相见，苏泰太后设宴招待多尔衮四贝勒。多尔衮怕额哲及其大臣生疑，三心二意，不愿真正归顺，乘机逃跑，便对额哲发誓，誓告天地说：“我等待额儿克空戈落(即额哲)若有不良之心，天必厌之。尔若不谅我，而存不良之心，天亦厌之。”《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苏泰太后、额哲再宴多尔衮四贝勒，赠驼四头、玲珑鞍马四匹、金四十两及蟒缎、闪缎等八十一疋。多尔衮四贝勒亦设宴答礼，回赠礼物。额哲遂率蒙古贝勒、台吉、大臣领属民一千户归顺。
在后金军未至以前，鄂尔多斯部济农已至额哲处，招令归其约束，并已议定，对天盟誓。济农刚走，后金军即到，追回济农。多尔衮四贝勒勒令济农将鄂尔多斯部收留察哈尔部人丁牲畜等物尽数归回，鄂尔多斯部遵令，送还额哲之妻及其部民一千余户。《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件大事，多尔衮办得非常巧妙、成功。如果他们不急驰前进，抵达之时又未能秘密掩蔽，则将被额哲发觉，提前逃走。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兼之人生路不熟，哪去追逐。只要没有抓住额哲，他出围以后，因是元主嫡裔，应为蒙古各部之主，就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拉拢各部，集聚流散部众，蓄积力量，待机而动，东山再起，这将严重影响和破坏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的计划。同样重要的是，抵达以后，假若多尔衮不采取攻心计策，不是好言相劝立誓为盟，保证优待额哲母子及其属下人员，而是威逼强攻，额哲就可能犹豫不决，不愿真降，或在途中，或在战乱之时，乘机突围，问题也就麻烦了。多尔衮的巧妙，还在于他及时抓住了鄂尔多斯部济农，察明其有异志，逼令他归还额哲之妻及贝勒、台吉、官员与部民一千五百户(超过额哲身边的一千户)，断了额哲的后路，否则，额哲母子也很难下定归顺后金的决心。
这是多尔衮第一次作为主帅而进行的战争，建立了这样大的功勋，有了这样大的收获，他当然万分高兴。并且出乎他的意外，更使他欣喜若狂的是，他竟得到了举世闻名的无价珍宝元帝的传国玉玺。
这一玉玺，用美玉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其文为用汉篆字刻写的“制诰之宝”，是元朝历代传国玉玺，原藏宫中，顺帝弃都城北逃时带在身边，逃至沙漠，后死于应昌，其玺就遗失不见了。过了二百余年，有人牧羊于山岗下，见一山羊，接连三日不吃草，而以蹄刨地，牧羊人挖掘其地，发现玉玺，不久，归元裔博硕克图汗。林丹汗灭博硕克图汗后，得此玉玺。多尔衮降服额哲后，探悉此玺在苏泰太后处，向她索要，遂得获这一珍物。
元帝传国玉玺的得获，既从政治上、从“天命”上，断绝了蒙古各部贝勒，特别是额哲复国为帝的幻想，促使他们进一步向后金靠拢，称臣纳贡，为统一漠南蒙古，巩固与扩大满蒙联盟，切断明国的右臂，解除后顾之忧，增强后金军力(每次攻明，蒙古军队约占清军总数三分之一)，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又为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登上“宽温仁圣皇帝的玉座，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一句话，多尔衮的这次远征，收获极大，建树了奇功殊勋，这对他以后的进一步高升起了重大作用。
对降服额哲、获取传国玉玺的意义和影响，皇太极与八旗贝勒给予了很高评价。多尔衮四贝勒遣礼部启心郎祁充格等归报捷音，他们抵达都城的前一天，皇太极便对文馆诸臣说：
“予自来左耳鸣，必有喜音，右耳鸣，必无佳兆。今左耳鸣，出兵贝勒必有捷音至矣。”《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日，祁充格即至，向汗奏报说：
“蒙天庇及上洪福，指授之处，彼竟不知，已被吾兵全收矣。插汉儿汗之妻淑泰太后、子额儿克空戈落，及国民俱巳降附。”
皇太极非常高兴，“以出兵贝勒，远劳日久，又兼得玉玺，不可不远迎”，遂率大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多铎等贝勒，以及众福金、大臣，于八月二十八日即出沈阳迎接，九月初五日在养式木河与多尔衮、额哲等相会。会见仪式非常隆重。皇太极亲诣黄案前上香，“大张鼓乐，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同时，“御前设香案，上亲受玉玺，率众复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告诉左右臣将说：“此乃历代帝王相传之宝。”天聪汗对多尔衮四贝勒再三慰问，并热情款待额哲母子，以次女玛哈塔公主许与额哲为妻。《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五日。这时，多尔衮一定会为他建立的功勋，为受到汗、贝勒的赞扬，而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二、“统摄”吏部。
为了更好地使用后金全国的人才、财力、物力，为了加强统一指挥，也为了扩大君权，降金汉宫宁完我等，特上“公疏”，请仿明制，设立六部。皇太极与诸贝勒集议，决定改革一下官制，于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建立六部衙门”，每部由一贝勒“统摄，下设若干承政、参政和启心郎。吏部是多尔衮统摄，以图尔格、满朱习礼、李延庚分为满、蒙、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索尼为启心郎。户部以德格类贝勒“为统摄”，以英俄尔岱、觉罗萨壁辉及蒙古巴思翰、汉官吴守进为承政，设参政八员，布丹为启心郎。礼部由萨哈廉贝勒“统摄”，以巴笃礼、吉孙和蒙古布彦代、汉官金玉和为承政，祁充格任启心郎，设参政八员。岳托贝勒“统摄”兵部，以那木太、叶克书及蒙古苏纳、汉官金砺为承政，设参政八员，穆成格为启心郎。济尔哈朗“统摄”刑部，以车尔格、索海及蒙古多尔济、汉官高鸿中、孟乔芳为承政，设参政八员，额尔格图为启心郎。阿巴泰贝勒统摄工部，以孟阿图、康喀赖和蒙古囊努克、汉官祝世荫为承政，其下设满参政八员、蒙古参政二员、汉参政二员，设启心郎三员。《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
天聪六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门俱已完工，多尔衮等六贝勒第一次进入新署，率本部大臣，赴阙，各领银印一颗，回到本部，阖部官员向本部贝勒行礼。“各部颁行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职掌条约，备录之，悬于门外。凡各衙门通行文书，亦用印而行”。《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六年八月初八日。
六部之中，吏部为首，任免官将，晋升职衔，举用忠贤，惩办劣臣，事务繁忙，关系不小。多尔衮膺此重任，细心料理，充分发挥其聪睿敏捷的长处，做了大量工作。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游击祝邦成之妻，因其夫攻蓟州时阵亡，家无子嗣，到吏部禀告情况，要求免除丁差，多尔衮同意，向汗奏报。汗念其夫之功，命免八丁，而且规定：“以后凡有功之人，已故而无嗣者，准免丁之半，待其妻故后，仍令出差。”《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这对安抚将心，激励士气，稳定军情，是有好处的。
由于多尔衮勤理部务，统摄有方，吏部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受到了国汗的称赞。皇太极曾专门召集文馆儒臣及六部满汉启心郎入宫，评论六部衙门工作好坏，赞扬了吏部、户部和兵部，批评了礼部、刑部、工部。他说：“自立六部以来，惟见吏、户、兵三部尽心办事，不烦予虑。礼、刑、工三部，办事多未周到。”《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七年十月初十日。
多尔衮在统摄吏部的日子里，既尽职细心，作出了成绩，为巩固后金作出了贡献，也对提高他的威望，增强他的实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尊汗抑王”。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是贝勒，而且是和硕贝勒，为镶白旗旗主，后来以此资格封为和硕亲王。他本身是王，是王爷，怎么又主张“尊汗抑王”？这岂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通观全局，便可知晓，多尔衮在天聪年间(1627―1635)军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尊汗抑王”倾向，是有条件的，有范围的，是应该加上引号的。他的“尊汗抑王”，尊的是天聪汗皇太极，抑的是三大贝勒，而不是压抑他自己。而且讲得更透彻一些，他是借“尊汗”来博取国主的欢心，争取皇太极支持，蒙受汗的特宠，以摆脱父母双亡以后那段时间的被动艰难处境，在政治上飞黄腾达，成为国中仅次于汗的掌权之人。他的“抑王”，就是打击、压抑三大贝勒，取消他们高居诸贝勒之上的特权地位，拉下来，排挤在后，让自己走在前面，位列首座。这是他利用汗与三大贝勒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做起来非常有效，不到十年，就彻底改变了政治局面，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还应该看到的就是，多尔衮在政局中的行动，是很小心的，很策略的，做得相当巧妙，基本上是顺水推舟，很少是一马当先，充当祸首。下述几例，很能说明问题。
天聪三年(1629)十月攻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坚主中途回师，以免受挫难回辽东，皇太极虽知此议谬误，又有损君威，不能赞成，但迫于两大贝勒的势力，不得不同意，可是内心十分生气。在这关系到后金盛衰和新汗威望的重要时刻，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从大局出发，主张进攻，尤其是岳托、济尔哈朗更为坚决，终于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一致决定继续前进。在这场争论过程中，多尔衮没有出面，也许是因其太小，没有经验，无法参议。也许是害怕两大贝勒，又看不准进取之议是否能占上风，故未表态。可是，一旦决定之后，他就率兵奋勇冲杀，击败敌兵，立下了军功。《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这样，当然会赢得天聪汗的好感。
天聪四年六月，以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府州县，撤回沈阳，皇太极与诸贝勒谴责其过，从重惩办，革其二大贝勒与旗主贝勒，幽禁终身，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与其弟济尔哈朗贝勒，让他继为镶蓝旗旗主。这样处罚太重了。一则阿敏的退回，虽不对，但情有可原。他只统有两万士卒，又分守四城，孤悬境外，四面遭受明兵包围，而明朝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当时各路援军，众达二十万，由明总兵官马世龙统领。五月十日，明军先攻滦州，“人斫一柳，立平其壕"，发大炮，摧毁城堞，后金兵不能抵挡，突围而走，阿敏遂收兵回辽。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阿敏不撤兵，恐会全军覆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能将其退军，定为大罪。
二则，给阿敏定的大罪共十六条，而其中十一条皆是斥责阿敏轻视皇太极、欲夺汗位及以国主自居的罪过。比如，大罪之三，为阿敏欲图纳取献给皇太极的美女，遭拒绝后，怒形于色，大发怨言。大罪之七，为阿敏以梦告叔父贝和齐说：“吾梦被父王楚，有黄蛇护身，想是神佑。”显系以龙自命，将为真命天子。大罪之九，是阿敏“自视如君”，当他留守沈阳时，随同皇太极征明的岳托、豪格贝勒先还，阿敏“令守城大臣坐于两侧”，他“如国君正面而坐，命二贝勒远拜一次，近前复拜”。《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四年六月初七日。这才是皇太极不满阿敏的真正原因。
三是阿敏身为太祖亲侄，贵为大贝勒、旗主贝勒，从二十四岁就率军出征，灭乌拉、叶赫，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取辽阳、沈阳，攻朝鲜，屡立军功，即使有过，论亲，论功，论贵，都可宽免，不能仅仅因为撤兵回辽，而将前功一笔勾销。
总之，皇太极对阿敏如此重惩，如此无情，主要是想除掉威胁汗位的一个可怕政敌，是想提高君威，抑制王权，特别是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以逐步破坏和取消八贝勒共治国政制。
皇太极这样做，多尔衮完全赞成，在他看来，三大贝勒就是该下台，不下，他上不去。他这一态度，在第二年惩治三贝勒莽古尔泰时，同样表现得很清楚。
天聪五年八月十二日，后金军攻大凌河城未下，伤亡甚多。第二日，莽古尔泰因昨日蓝旗兵士死伤多，要求将随镶黄旗作战和出哨的正蓝旗护军撤回来，并对“凡有差遣”，正蓝旗皆倍于他旗，而有所埋怨，身为国汗又兼镶黄旗旗主的皇太极，偏袒本旗，以势压人，坚持己见。双方争吵，莽古尔泰气愤地说：“人君宜从中主持，上奈何独指臣为言耶？臣诸事不能迎合上意，故欲杀臣耳。”说完：“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五年八月十三日。皇太极大怒。十月二十三日，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议定，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隶属人，罚银一万两。《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这下又取消了一个大贝勒，多尔衮当然赞同，当然是属于议定莽古尔泰罪的诸贝勒之一。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死，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和硕贝勒，多尔衮少了一个竞争者。两年半以后，使他高兴的事又发生了。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闭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君。这显然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此时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正黄、镶黄二旗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多尔衮、济尔哈朗紧紧跟随，镶白、镶蓝二旗为汗所用，二贝勒阿敏终身幽禁，三贝勒莽古尔泰已故，皇太极事实上已成为主宰后金的专制君汗，因此，八旗贝勒大臣集议，一致谴责代善欺君妄行，拟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皇太极为示宽厚，免革其名号，发还十牛录。《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虽然实录未写明集议此案的各贝勒名字，但显然有多尔衮在内，而且说不定是他为主。不管怎样，代善第一次受到了谴责，多尔衮一定非常高兴。
两个半月后，出现了一件大案。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正蓝旗旗主和硕贝勒德格类病故，享年四十岁。皇太极闻知痛哭，一连三日，“饮食皆未入口，哀甚”。十二月初七日，德格类属下冷生机向刑部济尔哈朗首告其主说：莽古尔泰贝勒、德格类贝勒、莽古济格格(莽古尔泰之妹)及其夫琐诺木与冷生机等，曾对佛发誓，要助莽古尔泰“不利于汗”。天聪汗以此言遍告诸贝勒，萨哈廉、阿布泰、阿济格、多铎等贝勒皆怒，惟岳托怀疑此事，“无忿意”。诸贝勒、大臣议定，斩莽古济与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另六子光泰等废为庶人，黜宗室，将正蓝旗没归汗有。《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卷21，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此事显然可疑，仅凭一、二人的口供，就断定必有其事，这在法律上来说，是不行的，根据非常少。而且，这个首告人，品质太恶劣，平时对主阿谀奉承，毕恭毕敬，一旦风云变幻，就卖主求荣，捏造罪状，陷害无辜，并专以“告讦”(即告密)为事，多次诬告他人。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处理，并不是他相信冷生机的首告，而是借此机会，兼并一旗，扩大实力，有了三个旗，加上镶白、镶蓝二旗的依附，在八旗中居于绝对优势，就可以放心地主宰后金了。多尔衮在这一问题上，也顺从了汗意，据此和诸贝勒议处正蓝旗。
正因为多尔衮聪睿机警，看准了皇太极必主后金，看透了三大贝勒必败于天聪汗之手，所以，他埋下仇恨，改怒为笑，对八哥皇太极这个最大的仇人，竭力效劳，奉承惟谨，一以汗意为准，充当汗削弱三大贝勒的得力助手，因而博取了汗的绝对信任，蒙受汗的殊恩特宠。天聪五年七月，多尔衮统摄吏部，位列六部贝勒之首，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极因降金副将张洪谟“是一位好人，当与好贝勒养育”，而“默里根歹青(即多尔衮)善于养人，动作甚符我心”，“即与之”。这条材料十分重要，它表明多尔衮至迟在此时已与天聪汗完全连在一起了，皇太极既赞多尔衮之贤，又夸奖其“动作甚符我心”，对他完全相信，特别宠爱。当然，从多尔衮的“动作”，皆符合汗心之言，也表明了多尔衮对皇太极是何等的奉承恭顺。
有了皇太极作后台，有了汗的大力支持和提拔，有了自己的军功政绩，多尔衮的势力迅速增长，威望不断提高，不到十年，他就由一个倒数第二第三权小势弱的幼小台吉，一跃而为名列第三的大贵族，成为天聪汗之左右臂，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