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15章 辅政亲王(3)

　　前曾说过，除了豪格之外，皇太极共有过十个儿子，但他死时只剩下七个。清宁宫正宫、皇后博尔济锦氏只生下三女，其下是关雎宫宸妃博尔济锦氏，就是福临的姨母，但同样不幸的是，她崇德二年生下一子，但未及命名就夭折了，自己也在三年后病逝。排在第三位的是麟趾宫贵妃博尔济锦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即博穆博果尔。第四位是衍庆宫淑妃博尔济锦氏，无子无女，只抚养了一蒙古女，嫁给了多尔衮。第五位才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锦氏――福临的生母，其他生子的侧妃、庶妃还有七位。从年龄来讲，当时比福临大的还有叶布舒(时十七岁)，硕塞(时十六岁)，高塞(时七岁)，常舒(时七岁)等四人，从地位上来讲，博穆博果尔之母为西宫皇后，高于福临之母两级，为什么多尔衮不在这五人当中选一嗣君，偏偏选立了福临呢？

　　我们推测，造成这一事实可能有如下一些原因。首先，多尔衮提出选皇子但并不同意豪格，自己作辅政王，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自己独揽大权，使自己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因此，绝不能选择年龄较大者继立为帝。所以，叶布舒和硕塞就被排除在外，因为如果那样，他就根本没有理由提出设立辅政王，即使设立了，也辅不了几年的政，这对于他当然是无利可图的。其次，所立皇子必须是母亲地位较高的，是五宫正妃，而不是没有徽号的侧妃或庶妃所生之子。因为希望立幼只是多尔衮心里的想法，是不能摆上桌面、公之于众的，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冠冕堂皇一点的理由说服大家，这就只能从母亲的地位方面来打算盘。皇太极生前最喜欢的妃子有两个，一是宸妃，此人贤淑文静，与太宗感情极深。皇太极曾取《诗经》中以表达爱情著称的“关关雎鸠”诗句，来为她所居宫室命名。崇德六年她病逝之后，皇太极痛不欲生，饮食俱废，长久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另一位就是福临的生母庄妃，此人在五宫后妃中最为年轻，且又美貌动人，聪明伶俐，她善于体察皇太极的心意，有时还帮他去感动降臣，因此很得皇太极宠爱，特别是宸妃死后，她就成为皇太极晚年生活中的唯一爱妃。这二人本是一姑一侄，且都只生有一子，但宸妃之子不幸夭亡，庄妃之子福临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提出他来继嗣，应该是符合先帝心愿的，诸王自然没话可说。

　　但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还有一个人，即麟趾宫贵妃的儿子博穆博果尔。此子崇德六年十二月辛酉申刻生，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当时不过两岁多。其母博尔济锦氏地位也远比永福宫庄妃高。那么为什么多尔衮没提出博穆博果尔作为皇位继承人呢？原因也可能是两方面。首先，传说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淑妃原来都是察哈尔林丹汗的老婆，后来为清军俘获，代善等劝皇太极纳之，后来分列五宫后妃中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样，她们就不是皇太极的原配，在人们眼中的地位就不甚高。此外，麟趾官贵妃也不甚被皇太极宠爱，她和衍庆宫淑妃之所以被皇太极安排在永福宫庄妃之上，其政治意义则远比夫妻感情的因素要重大得多，就是说，这是招徕蒙古诸部的一个手段，因此其实际地位当低于她的名号。其次，博穆博果尔虚岁两岁多，但实足年龄不过一岁零八个月而已，也许走路还走不稳，话还说不了几句。虽说多尔衮是辅佐冲主，但太小了也不合适，举行仪式时，总不能由母亲抱着吧？连起码的场面也应付不了，恐怕文武群臣、外藩使节看着也不像个样子。

　　无论如何，福临被选中了，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机遇，或是多尔衮信口道来，而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辅政王的人选呢？为什么诸王大臣只得同意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而不是豪格、多铎，或代善来辅理国政呢？多尔衮出任辅政的原因比较清楚，他是牺牲了皇位出任辅政的，这等于是个交换条件。这一点，恐怕双方都很清楚。起初，多尔衮代表两白旗出来争夺皇位。此时，他出任辅政同样是代表着两白旗，这体现着最高统治阶层中各派势力的一种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多铎和阿济格自然不能同任辅政王。当然，多尔衮个人的才能也为众所周知，多铎和阿济格不可能取而代之。同样，福临冲主即位，已经代表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利益，豪格再出任辅政，均衡就会被打破，这是多尔衮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但是，能不能就由多尔衮一个人担任辅政王呢？不行。一边是六龄幼主，一边是雄才伟略的叔父，难免会出现大权独揽、个人专政的局面。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中间派上台，表面上并非多尔衮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起一种抑制多尔衮的作用。对于多尔衮来说，也必须拉上一个比较好对付的人一同登台，这样，才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好使对手容易通过自己的提案。谁能充当这个角色呢？代善不行，他早就表示“老不预政，”皇帝都不愿当，何况辅政王？于是，就非济尔哈朗莫属了。对于多尔衮来说，济尔哈朗容易对付，而他又曾支持豪格，拉他上来，两黄旗等必定没话说，而且，把他放在第一辅政王的位子上，就更容易被通过。这正好像是一只三足之鼎，缺了一足，鼎必倾斜，这又好像是三国分立，孙吴虽非蜀一体国却可以联吴抗曹，在短暂的时间内，济尔哈朗起着他自己预想不到的、非同小可的作用。

　　对于满朝文武来说，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出任辅政也并不出乎意外，因为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就是这两人。崇德七年十月，祖可法和张存仁见皇太极日理万机，不胜其劳，请求他休养休养，国事“付部臣分理”。皇太极认为“这本说得是"，今后“著大学士范文程、希福诣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处会议。”《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列于首位。崇德八年四月，皇太极赐诸王元狐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仍列首位。五月，他又命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向罗洛浑传谕。《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八年初三日、五月初四日。六月，饶余贝勒阿巴泰征明凯旋，皇太极令诸王大臣出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亦在最前。《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八年六月十一日。八月，因阿巴泰征明大捷，文武群臣上表称贺，又是济尔哈朗和多尔衮领衔。《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八年八月初四日。这一切都表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乃是群臣之首，而且济尔哈朗排在第一位，多尔衮排在第二位，这二人现在作了辅政王，众臣也不会觉得意外，肯定会认为如果需要有人出任辅政的话，郑王和睿王乃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

　　对于这样一种方案；有些人实际上是很不满的。朝鲜人李从沈阳发回的密报说：“九王废长子虎口王而立其第三子，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16页。所以，多尔衮辅弼初政，就首先遇到了而且要处理争位事件的余波。

　　就拿镇国公艾度礼来说，他本是镶蓝旗宗室、满洲固山额真，不知为什么不满于二王辅政，在宣誓之前就说：“二王迫胁盟誓，我等面从，心实不服。主上幼冲，我意不悦。今虽竭力从事，其谁知之？二王擅政之处，亦不合我意。每年发誓，予心实难相从，天地神明，其鉴察之。”他还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在集体宣誓之前焚化，表明他被迫盟誓的内心。《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癸未。

　　这些口服心不服的人中居然还有多铎！也许是对多尔衮不同意立他为帝不满，他后来对豪格说：“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他性格太软，不能说服大家，就没再提起此事。当时我也劝大家不立你为帝，今天一想，真是失策呵！如今我愿出力效死于前。”《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午。仿佛多铎不是多尔衮的兄弟，而是豪格的死党。

　　与多铎相反，代善的子孙硕托和阿达礼在盟誓之后，还积极活动，企图把多尔衮推上皇位，改变既成事实，因为福临还没有正式誓夭即位，还有可能发生变化。于是，阿达礼先跑到多尔衮那儿，对他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接着又跑到济尔哈朗那儿，对他说：“和硕礼亲王让我经常到睿王府中往来。”硕托又派吴丹到多尔衮那儿去，对他说：“内大臣图尔格和御前侍卫都与我同谋，王可自立为君。”最后两人又一起到代善那儿，悄悄对他说：“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代善明确表示反对，说：“既已誓天，何出此言？更勿生他意！”

　　在阿达礼和硕托四处游说之时，多尔衮已经迅速盘算了一番，他估计阿达礼和硕托势单力孤，不一定能搞成功，于是，当他们二人再度找上门来时，他就“牢拒”。他们又跑到多铎那儿求见，多铎也让人对他们说：“此非相访之时！”始终不出见。硕托和阿达礼无奈，只得又回到代善那儿去恳求他的支持，代善见告诫不听，发脾气了：“怎么还胡说八道？灾祸就会来的，怎能任尔等所为？”于是，为了不牵连自己，代善和多尔衮就把他俩的活动揭发了出来。《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沈馆录》卷6.

　　据说，阿济格对多尔衮等立幼子为帝心中也颇不满，只不过这个一贯莽撞的汉子这次不知怎么学乖了，“自退出后，称病不出，帝之丧次，一不往来。”《沈馆录》卷6.

　　肃亲王豪格的怨气冲天是可想而知的。他看到两黄旗大臣见立了皇子就不再坚持立他，以为是一种叛变，他大骂谭泰、索尼和图赖，认为他们“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王”。其实两黄旗大臣不过是见立了皇子，也就接受了多尔衮等辅政的方案，并非就是依附投靠了多尔衮。但豪格还不依不饶，大骂多尔衮叫“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并表示“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他手下死党杨善、伊成格、罗硕、俄莫克图等也纷纷摩拳擦掌，愿为豪格效死。《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甚至代善都主张采取坚决打压的态度，尽管他们各自的想法不同。像艾度礼之事被揭发出来后(客观些说，是他自首的)，济尔哈朗下令将艾度礼、他的妻子及其子海达礼，还有一个知道内情的医生一齐斩首，家产人口全部没收。豪格被夺所属七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其死党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全部砍头。其他知情者安泰、夏塞等俱遭鞭责。

　　对于支持多尔衮的人，代善和济尔哈朗肯定是主张重罚的，像硕托和阿达礼，本是代善的儿孙，都被代善推了出来，目的当然是给多尔衮一个警告。当然，代善对硕托一贯不好，天命年间就听信后妻谗言，虐待甚至要杀硕托，这时把他推出来，并不觉得心疼，倒是个一箭双雕。对于多尔衮来说，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杀了支持自己的人，别人会怎么看？如果不杀，反对派又不干，怎么办？特别是多尔衮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很稳固，连朝鲜人都看出来，“九王尚且危疑”，甚至要“市恩”于朝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鲜国王还奇怪，他“前则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19页。这样的话，就势必要丢卒保车了。就在八月十四日宣誓完毕之后，以“国舅额驸阿布泰原在内大臣列，令出入大内，及值国家有丧，不入内廷，私从和硕豫亲王多铎游”，认为他“负主恩，无人臣礼”，夺去所属牛录，除国舅额驸名为民。《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阿布泰何许人？就是当初多铎对多尔衮说，知道两黄旗大臣中很少有人愿立皇子的那个人，是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的弟弟，自然是他的支持者。他在国丧期间不入内廷，和多铎四处游逛，很可能就是在四处游说，为多尔衮登位造言论，这时也被找个茬子处罚。

　　至于硕托和阿达礼，多尔衮就更不能心慈手软，代善都可以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他要是容情，就势必被人认为是有私心。于是，十六日晚上，他派人把硕托和阿达礼“露体绑缚”以叛逆论斩，将知情的硕托之母和阿达礼之妻“缢杀之”，有一太监和一高丽妇人参与其中，也被斩首。《沈馆录》卷6，《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丁丑。

　　就这样，定议立福临之后的风波被平息下去了，新的统治集团日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八旗贵族被重新团结起来。忘却内部的纷争，着眼于攻明大业，这正是多尔衮此时自己努力去做、更希望所有人都努力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多尔衮提出立福临，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团结，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基础。但是，他这一提案的提出，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之后提出的中策或下策。我们也应该看到，多尔衮在这前后的势力并不太强，他的一系列举动都显然是在“以屈求伸”，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支持者来麻痹政敌，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势力十分强大。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本来就是存在紧密联系的。

　　多尔衮宣誓就任辅政王之后，下一步就是奉新皇登基。对于他来说，新皇登基的典礼最好是在北京举行，而且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马上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