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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马上得天下(4)
山海关之战，从事后来看，对清军和农民军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战，因为在山海关这个地方，两军将要第一次交锋，并且一决胜负。而且山海关之战的胜负，将决定两大权利的命运。李自成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后立即出征，说明他意识到了山海关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去要与清军接仗，并且始终抱有招抚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他不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带在军中，试图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张若骐带在军中，为他出谋划策，也是希望以张与吴三桂的亲谊关系来说降吴三桂。因此，当吴三桂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来诈降缓师时，李自成必然受到影响。光绪《永平府志》卷58，“高选传”；卷65，“李友松传”。我们知道，李自成军进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卢龙直抵山海关，但在三河遇到了这六个诈降者之后，不知为何又北赴密云，然后回过头来，奔东南至卢龙？民国《临榆县志》卷21，“事实编？乡型”，“行至三河遇贼”。无论这是不是诈降者诡计得逞的表现，但行军路程延长，误了一天时间，战机就被耽搁了，没有能在清军抵关之前消灭吴三桂，因此还在山海关战役发生之前，就已潜伏下了李自成农民军必败的因素。
然而戏剧性的是，清军也并不是开始就抓住了战机、意识到这里要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争斗的！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同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沈志祥，以及朝鲜国世子李，与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一道诣堂子，奏乐，行礼，陈列八纛，对天行礼。然后统率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的兵马，鸣炮出征。十三日，清军到了辽河边，三四天只走了一二百里。，多尔衮在这里把洪承畴找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降清汉官中，只有洪承畴和农民军面对面地交过手，对这仗怎么打，洪承畴最有发言权。于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一方面重申了范文程关于申严纪律、实行安抚政策的建议，一方面又通过威胁和利诱，劝告沿途官民归顺。
第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畴当然不知道农民军此时正发兵奔赴山海关平叛，因此建议清军轻装简行，迅速绕道入边墙，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农民军“逃遁”之前，围住北京。如果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并在吴三桂乞师之后仍然这样做的话，便会形成偶然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势，因为李自成的主力已离开京师，彼处只有万余守军，如清军乘虚攻下北京，便会与吴三桂一起，形成对李自成东征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农民军的境况将更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观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对于如何与农民军交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敦请多尔衮重视农民军的战斗力，不要对其掉以轻心，对多尔衮后来的决策影响很大。《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庚午。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多尔衮基本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尽管此次出兵意在夺取中原，但对农民军的沿边防御，如山海等关的守备情况不甚了解，使多尔衮不敢贸然轻进，只得缓缓前行。到十四日，多尔衮还传令于次日行猎。十五日到翁后(阜新一带)，仍不过离沈阳三百多里，《沈馆录》卷7.显然是在犹豫观望。然而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两名使者，他们的突然到来，竟使整个局势改观，可以说对满洲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中国王朝兴衰更替的结局，乃至对此后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效果如此，自然是当事人们所无法料及的。
来人正是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坤、游击郭云龙。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点钟，清军起程行进了五里左右，遇到了这两个求援使者。多尔衮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召见杨坤、郭云龙二人，他们向多尔衮呈交了吴三桂的信函。信上说：
“我蒙先帝提拔，肩负辽东总兵的重任，王爷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义，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没敢联系，作为臣子的情谊，谅王爷应该理解。如今我国以宁远孤立一方，命我放弃宁远，镇守山海关，从而镇守东部边疆、防卫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于人心不稳，奸党开门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贼首僭称帝号，抢掠妇女财物，罪恶已极，真是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怒，众叛亲离，马上就会失败。……各省宗室纷纷兴举义兵，山左江北，星罗棋布。我受国厚恩，不忍百姓遭难，拒守边门。虽想兴师问罪，以安人心，但京东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们与你们通好二百余年，今我们遭国难，你们应有恻隐之心，而乱臣贼子也不是你们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恶，拯救危难，出民水火，是大仁大义之事；兴灭断绝，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况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无数，清军一到，都是王爷您的。王爷以盖世英雄的身份，在此关键时刻，希望考虑我这亡国孤臣的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我自率部直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我报答贵朝的绝不仅是财帛，而将裂土以酬。……本应上书贵朝皇帝，但由于不知你们的礼节，所以只好请王爷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吴三桂在这封信中，除了说明当时形势及一些客套话之外，主要表明他站在明王朝立场上请求清军支援的态度，还没有表示降清。其条件是与清军分治中原，或说“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张怡：《闻续笔》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64页。再者请清军入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诸处(即中协，西协)，自己从山海关出兵(即东协)，分兵合击，目的是对清军保持独立性。吴三桂派出信使时在十三日，显然不知道农民军已派兵东征，或者还寄希望前去北京诈降的六个人能取得成功，因此并未请清军直奔山海关。也许，吴三桂也不希望清军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此时还是希望清军“帮忙”之后仍撤归一隅的。
多尔衮看了信，当然会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屡招不降、抗拒关宁的吴三桂会如此轻易向清军敞开大门，特别是吴三桂并不说投降，而且让清军另道入边，不赴山海，更使人有些怀疑。他对阿济格和多铎说：
“莫非三桂知我南来，故意引我上钩？而且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不在小，是不是想乘胜攻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清兵始未”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95页。
于是他派学士詹霸、来衮赴锦州召汉军带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同时，又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去山海关探听虚实，杨留在清军营中做人质。《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沈馆录》卷7.奇怪的是，为什么多尔衮出兵时未把操红衣大炮的汉军带在军中以备攻城之用，而此时才突然派人去召唤？是多尔衮以前并没有考虑攻打关内各城(如北京)？还是多尔衮对吴三桂不放心，假如兵临关下，发现是诈，便可用大炮攻关？由于记载上的缺陷，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多尔衮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对吴三桂的真实用心仍然疑虑重重，不得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经过一天策划商议，四月十六日，大兵启程向山海关进发，当日到西拉塔拉。多尔衮已写好给吴三桂的复信，叫人送去。信上说：
“我们一向想与明朝修好，屡次写信，但明朝君臣不管国家受难，军民死亡，不曾有一言相答，所以我们三次进兵攻打，对明朝官吏表明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明朝皇帝考虑通好。如今我们不再这样做了，只有平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我听说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死，不胜发指。于是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旌，灭亡流贼，出民水火。到平西伯遣使来信之时，我很高兴，于是率兵前进。伯想报恩，与流贼不共戴天，当然是忠臣之义，所以尽管一向与我为敌，如今也不必因为以前的事存有什么疑虑。……如果率众来归，一定封以故土，升为藩王，一方面报了国仇，一方面可保身家，子孙万代，永享富贵。”《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午四月癸酉。
多尔衮这封信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一封招降书。他想让吴三桂明明白白地表示归顺，别想走第三条路。因此他根本不理会吴三桂提出的什么“裂土分封”条件，而是以一国之主的口气，用“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条件招降吴三桂，而且没从中，西协入边，径直南下，奔山海关而来。这一番书信来往，乃是多尔衮与吴三桂讨价还价的“外交”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在这种既心怀疑虑，又还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情况下，多尔衮当然不会急速前进的。《沈馆录》卷7记，十五日晚多尔衮下令‘自明日当为倍程”，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清军并未加速前进，如果是这样，每天可走一百五十里左右，两天便可达连山。四月二十日，即四天之后，多尔衮以平均每天六十里左右的速度来到连山驿(宁远以北，今锦西)，这时候，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经来到山海关下。于是，吴三桂又派郭云龙和孙文焕来见多尔衮，递交了吴三桂的第二封信。信上说：
“接到王爷的来信，知大军已到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您帮助我们实在是为了我们先帝，，我的感谢是微乎其微的。我按您的指教，立即派出精锐到山海关以西的紧要处，引诱贼寇速来。如今李贼亲率党羽驻扎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天意亡他。现在我已尽整精锐部队，希望看时机合适就出发，如果有幸王爷速率军队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京西可传檄平定。另外您的仁义之师，首重安民，发布的檄文非常合适，但更请大军秋毫无犯，这样百姓心服，财物、土地也可到手，什么事不能做成呢？”。
这时吴三桂已得知农民军逼近山海关，也从郭云龙带回的多尔衮书信中得悉清方的要求，更清楚清军已直奔山海关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得暂且放下一些具体的谈判条件，紧急要求清军入关。多尔衮见此书信，也就下定决心，立即昼夜兼程，越过宁远，小驻于沙河驿(中后所与前屯卫之间，距连山一百五十里，距山海关一百里)，《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丁丑。然后继续进发。二十一日，清军尚离山海关十里之遥，但已隐约可闻关内炮号轰鸣、喊杀阵阵。多尔衮知道，这是农民军在与拒守关城的吴三桂军交战。的确，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之战就在这天开始了。
三、石河西激战历史上常把这次战役称为“一片石之战”，《明季北略》卷20即如此记载。据我们考察，一片石(又称九门口)在山海关外十里(蒋良骐《东华录》卷4)，而李自成与吴三桂及与清军的激战均发生在山海关内的石河西岸(或称石河西)。有人认为石河西即一片石附近，实际上相离甚远，一片石附近另有九门河，在那里只发生过一次小战斗(见光绪《临榆县志》。
李自成仅仅比多尔衮早到山海关一日。实际上，四月十八日前后，农民军主力便已抵达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如果一天之内赶到关前大举攻城，那么多尔衮还在连山驿的时候就会听到吴三桂的败讯。但是，直到二十一日之前，农民军还未有所动作，虽然缺乏史料记载，我们也还是可以想象，这是因为李自成仍抱有招抚吴三桂的幻想，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利用乃父乃主对其加以招降的缘故。另外，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产生了效果，有些书记载李自成在用唐通等招降失败后仍发给吴三桂犒金，而吴亦佯受，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无论如何，那六名假降代表一直被李自成带到山海关下，直到吴三桂假降露出破绽，他们企图于阵前脱逃，这才被李自成杀掉五个，一个跑掉，身上还中了三箭。乾隆《永平府志》卷18，“李友松传”。这也说明李自成直到最后才识破吴三桂的诡计，但宝贵的战机却丧失了，山海关的地主士绅自己也说，“关城卒赖以完”。
山海关除县城以外，四面分别是东、西罗城和南、北翼城，起着拱卫县城的作用。其中除南翼城偏近大海以外，其他三城均为攻取整个关城的障碍。因此，李自成大军二十一日到山海关之后，立即调兵遣将，攻击这三个城池。由于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所以两军首先在这里接触。吴三桂与高第首先在石河西布阵迎敌，两军对垒，自然有一番恶战，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杀到中午一点左右，历时四五个钟头。农民军力战得胜，首先在西北角击
退敌军，然后以数千骑兵飞驰过阵，至西罗城北侧，准备登城。眼看西罗城就要被农民军将士拿下，守城将领又以伪降来骗取农民军将领的信任，然后令偏将从北坡连贯而下，偷袭农民军，城上又同时用大炮猛轰，里外夹攻，使农民军攻取西罗城的行动功败垂成。佘一元：《山海关志》卷5，“兵警”。《临榆县志》卷八，“舆地编？纪事”。佘一元：“述旧事诗”中云，“伪降诱贼帅，游骑连北坡。将令属偏裨，尽歼付城阿”。我们看到，在李自成东征的整个过程里，农民军竟几次因为敌人的诈降缓师而上当受骗，坐失良机。显然，大顺军领导人在吴三桂降而复叛之后，仍对招降他抱有幻想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遗憾的是，正是这种幻想使自己的事业功败垂成！
就在农民军与吴三桂主力在石河西激战的同时，另有几支农民军分队在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唐通等也率军赴一片石“出边立营”，意在截断吴军北逃之路。《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寅。《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7”。当时北翼城的守将是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面对农民军对此城的重点猛攻，他也拼命抵挡，几次打退农民军的攻击，但农民军为了“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这样，守城官军军心不稳，有些人企图作农民军的内应，使冷允登忙于“御寇防奸，内外兼顾”，城池看来即刻不保。《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4页，“山海副总兵冷允登启本”。东罗城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当时除吴三桂在石河西与农民军主力接战、北翼城为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所率官军驻守之外，西罗城与东罗城都是由山海关士绅马维熙、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协理”守城，据说东罗城当时“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49页，“平西王下马维熙等揭帖”。显然也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特别是入夜后，吴三桂与高第已将主力撤回城中，连十几里外屯驻的清军都听见“关上炮声，夜深不止”。《沈馆录》卷7.到黎明时分，吴三桂见情形不妙，又知清军已到关外，赶忙亲自出关搬兵。就在这时，“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蜂拥而上，冷允登率亲兵抵挡，眼看不能遏止农民军的进攻，幸得吴三桂一支援军到来，才保城池未失。《山海关志》卷9，“附录”。
不几时，清军大举入关，战争的形势便从此逆转。
然而戏剧性的是，清军也并不是开始就抓住了战机、意识到这里要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争斗的！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同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沈志祥，以及朝鲜国世子李，与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一道诣堂子，奏乐，行礼，陈列八纛，对天行礼。然后统率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的兵马，鸣炮出征。十三日，清军到了辽河边，三四天只走了一二百里。，多尔衮在这里把洪承畴找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降清汉官中，只有洪承畴和农民军面对面地交过手，对这仗怎么打，洪承畴最有发言权。于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一方面重申了范文程关于申严纪律、实行安抚政策的建议，一方面又通过威胁和利诱，劝告沿途官民归顺。
第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畴当然不知道农民军此时正发兵奔赴山海关平叛，因此建议清军轻装简行，迅速绕道入边墙，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农民军“逃遁”之前，围住北京。如果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并在吴三桂乞师之后仍然这样做的话，便会形成偶然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势，因为李自成的主力已离开京师，彼处只有万余守军，如清军乘虚攻下北京，便会与吴三桂一起，形成对李自成东征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农民军的境况将更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观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对于如何与农民军交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敦请多尔衮重视农民军的战斗力，不要对其掉以轻心，对多尔衮后来的决策影响很大。《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庚午。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多尔衮基本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尽管此次出兵意在夺取中原，但对农民军的沿边防御，如山海等关的守备情况不甚了解，使多尔衮不敢贸然轻进，只得缓缓前行。到十四日，多尔衮还传令于次日行猎。十五日到翁后(阜新一带)，仍不过离沈阳三百多里，《沈馆录》卷7.显然是在犹豫观望。然而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两名使者，他们的突然到来，竟使整个局势改观，可以说对满洲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中国王朝兴衰更替的结局，乃至对此后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效果如此，自然是当事人们所无法料及的。
来人正是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坤、游击郭云龙。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点钟，清军起程行进了五里左右，遇到了这两个求援使者。多尔衮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召见杨坤、郭云龙二人，他们向多尔衮呈交了吴三桂的信函。信上说：
“我蒙先帝提拔，肩负辽东总兵的重任，王爷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义，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没敢联系，作为臣子的情谊，谅王爷应该理解。如今我国以宁远孤立一方，命我放弃宁远，镇守山海关，从而镇守东部边疆、防卫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于人心不稳，奸党开门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贼首僭称帝号，抢掠妇女财物，罪恶已极，真是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怒，众叛亲离，马上就会失败。……各省宗室纷纷兴举义兵，山左江北，星罗棋布。我受国厚恩，不忍百姓遭难，拒守边门。虽想兴师问罪，以安人心，但京东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们与你们通好二百余年，今我们遭国难，你们应有恻隐之心，而乱臣贼子也不是你们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恶，拯救危难，出民水火，是大仁大义之事；兴灭断绝，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况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无数，清军一到，都是王爷您的。王爷以盖世英雄的身份，在此关键时刻，希望考虑我这亡国孤臣的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我自率部直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我报答贵朝的绝不仅是财帛，而将裂土以酬。……本应上书贵朝皇帝，但由于不知你们的礼节，所以只好请王爷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吴三桂在这封信中，除了说明当时形势及一些客套话之外，主要表明他站在明王朝立场上请求清军支援的态度，还没有表示降清。其条件是与清军分治中原，或说“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张怡：《闻续笔》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64页。再者请清军入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诸处(即中协，西协)，自己从山海关出兵(即东协)，分兵合击，目的是对清军保持独立性。吴三桂派出信使时在十三日，显然不知道农民军已派兵东征，或者还寄希望前去北京诈降的六个人能取得成功，因此并未请清军直奔山海关。也许，吴三桂也不希望清军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此时还是希望清军“帮忙”之后仍撤归一隅的。
多尔衮看了信，当然会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屡招不降、抗拒关宁的吴三桂会如此轻易向清军敞开大门，特别是吴三桂并不说投降，而且让清军另道入边，不赴山海，更使人有些怀疑。他对阿济格和多铎说：
“莫非三桂知我南来，故意引我上钩？而且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不在小，是不是想乘胜攻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清兵始未”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95页。
于是他派学士詹霸、来衮赴锦州召汉军带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同时，又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去山海关探听虚实，杨留在清军营中做人质。《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沈馆录》卷7.奇怪的是，为什么多尔衮出兵时未把操红衣大炮的汉军带在军中以备攻城之用，而此时才突然派人去召唤？是多尔衮以前并没有考虑攻打关内各城(如北京)？还是多尔衮对吴三桂不放心，假如兵临关下，发现是诈，便可用大炮攻关？由于记载上的缺陷，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多尔衮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对吴三桂的真实用心仍然疑虑重重，不得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经过一天策划商议，四月十六日，大兵启程向山海关进发，当日到西拉塔拉。多尔衮已写好给吴三桂的复信，叫人送去。信上说：
“我们一向想与明朝修好，屡次写信，但明朝君臣不管国家受难，军民死亡，不曾有一言相答，所以我们三次进兵攻打，对明朝官吏表明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明朝皇帝考虑通好。如今我们不再这样做了，只有平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我听说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死，不胜发指。于是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旌，灭亡流贼，出民水火。到平西伯遣使来信之时，我很高兴，于是率兵前进。伯想报恩，与流贼不共戴天，当然是忠臣之义，所以尽管一向与我为敌，如今也不必因为以前的事存有什么疑虑。……如果率众来归，一定封以故土，升为藩王，一方面报了国仇，一方面可保身家，子孙万代，永享富贵。”《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午四月癸酉。
多尔衮这封信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一封招降书。他想让吴三桂明明白白地表示归顺，别想走第三条路。因此他根本不理会吴三桂提出的什么“裂土分封”条件，而是以一国之主的口气，用“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条件招降吴三桂，而且没从中，西协入边，径直南下，奔山海关而来。这一番书信来往，乃是多尔衮与吴三桂讨价还价的“外交”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在这种既心怀疑虑，又还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情况下，多尔衮当然不会急速前进的。《沈馆录》卷7记，十五日晚多尔衮下令‘自明日当为倍程”，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清军并未加速前进，如果是这样，每天可走一百五十里左右，两天便可达连山。四月二十日，即四天之后，多尔衮以平均每天六十里左右的速度来到连山驿(宁远以北，今锦西)，这时候，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经来到山海关下。于是，吴三桂又派郭云龙和孙文焕来见多尔衮，递交了吴三桂的第二封信。信上说：
“接到王爷的来信，知大军已到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您帮助我们实在是为了我们先帝，，我的感谢是微乎其微的。我按您的指教，立即派出精锐到山海关以西的紧要处，引诱贼寇速来。如今李贼亲率党羽驻扎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天意亡他。现在我已尽整精锐部队，希望看时机合适就出发，如果有幸王爷速率军队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京西可传檄平定。另外您的仁义之师，首重安民，发布的檄文非常合适，但更请大军秋毫无犯，这样百姓心服，财物、土地也可到手，什么事不能做成呢？”。
这时吴三桂已得知农民军逼近山海关，也从郭云龙带回的多尔衮书信中得悉清方的要求，更清楚清军已直奔山海关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得暂且放下一些具体的谈判条件，紧急要求清军入关。多尔衮见此书信，也就下定决心，立即昼夜兼程，越过宁远，小驻于沙河驿(中后所与前屯卫之间，距连山一百五十里，距山海关一百里)，《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丁丑。然后继续进发。二十一日，清军尚离山海关十里之遥，但已隐约可闻关内炮号轰鸣、喊杀阵阵。多尔衮知道，这是农民军在与拒守关城的吴三桂军交战。的确，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之战就在这天开始了。
三、石河西激战历史上常把这次战役称为“一片石之战”，《明季北略》卷20即如此记载。据我们考察，一片石(又称九门口)在山海关外十里(蒋良骐《东华录》卷4)，而李自成与吴三桂及与清军的激战均发生在山海关内的石河西岸(或称石河西)。有人认为石河西即一片石附近，实际上相离甚远，一片石附近另有九门河，在那里只发生过一次小战斗(见光绪《临榆县志》。
李自成仅仅比多尔衮早到山海关一日。实际上，四月十八日前后，农民军主力便已抵达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如果一天之内赶到关前大举攻城，那么多尔衮还在连山驿的时候就会听到吴三桂的败讯。但是，直到二十一日之前，农民军还未有所动作，虽然缺乏史料记载，我们也还是可以想象，这是因为李自成仍抱有招抚吴三桂的幻想，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利用乃父乃主对其加以招降的缘故。另外，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产生了效果，有些书记载李自成在用唐通等招降失败后仍发给吴三桂犒金，而吴亦佯受，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无论如何，那六名假降代表一直被李自成带到山海关下，直到吴三桂假降露出破绽，他们企图于阵前脱逃，这才被李自成杀掉五个，一个跑掉，身上还中了三箭。乾隆《永平府志》卷18，“李友松传”。这也说明李自成直到最后才识破吴三桂的诡计，但宝贵的战机却丧失了，山海关的地主士绅自己也说，“关城卒赖以完”。
山海关除县城以外，四面分别是东、西罗城和南、北翼城，起着拱卫县城的作用。其中除南翼城偏近大海以外，其他三城均为攻取整个关城的障碍。因此，李自成大军二十一日到山海关之后，立即调兵遣将，攻击这三个城池。由于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所以两军首先在这里接触。吴三桂与高第首先在石河西布阵迎敌，两军对垒，自然有一番恶战，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杀到中午一点左右，历时四五个钟头。农民军力战得胜，首先在西北角击
退敌军，然后以数千骑兵飞驰过阵，至西罗城北侧，准备登城。眼看西罗城就要被农民军将士拿下，守城将领又以伪降来骗取农民军将领的信任，然后令偏将从北坡连贯而下，偷袭农民军，城上又同时用大炮猛轰，里外夹攻，使农民军攻取西罗城的行动功败垂成。佘一元：《山海关志》卷5，“兵警”。《临榆县志》卷八，“舆地编？纪事”。佘一元：“述旧事诗”中云，“伪降诱贼帅，游骑连北坡。将令属偏裨，尽歼付城阿”。我们看到，在李自成东征的整个过程里，农民军竟几次因为敌人的诈降缓师而上当受骗，坐失良机。显然，大顺军领导人在吴三桂降而复叛之后，仍对招降他抱有幻想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遗憾的是，正是这种幻想使自己的事业功败垂成！
就在农民军与吴三桂主力在石河西激战的同时，另有几支农民军分队在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唐通等也率军赴一片石“出边立营”，意在截断吴军北逃之路。《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寅。《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7”。当时北翼城的守将是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面对农民军对此城的重点猛攻，他也拼命抵挡，几次打退农民军的攻击，但农民军为了“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这样，守城官军军心不稳，有些人企图作农民军的内应，使冷允登忙于“御寇防奸，内外兼顾”，城池看来即刻不保。《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4页，“山海副总兵冷允登启本”。东罗城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当时除吴三桂在石河西与农民军主力接战、北翼城为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所率官军驻守之外，西罗城与东罗城都是由山海关士绅马维熙、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协理”守城，据说东罗城当时“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49页，“平西王下马维熙等揭帖”。显然也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特别是入夜后，吴三桂与高第已将主力撤回城中，连十几里外屯驻的清军都听见“关上炮声，夜深不止”。《沈馆录》卷7.到黎明时分，吴三桂见情形不妙，又知清军已到关外，赶忙亲自出关搬兵。就在这时，“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蜂拥而上，冷允登率亲兵抵挡，眼看不能遏止农民军的进攻，幸得吴三桂一支援军到来，才保城池未失。《山海关志》卷9，“附录”。
不几时，清军大举入关，战争的形势便从此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