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 第20章 马上得天下(5)
第20章 马上得天下(5)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色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便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前锋兵马已在一片石与唐通部交战，将其击溃，并生擒二人。但多尔衮十分警惕，令将士夜间披甲戒严，并半夜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沓至”，《沈馆录》卷7.多尔衮亲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静观形势的发展。这时，多尔衮心中还没有完全打消疑虑，便派使节到山海关去侦察，吴三桂也多次派人促请清军入关，据说“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清兵始末”，第495页。其中吴三桂曾派山海关士绅佘一元、冯祥聘、吕鸣章、曹敏时、程印古五人去见多尔衮，并让他们速去速回。多尔衮接见这五人时，“赐座赐茶，款接温蔼”，与范文程一起说明了来意，使这些地主官绅感激涕零，认为“煌煌十数语，王言实大哉！”双方表示了相互信任之后，多尔衮便令范文程与这五人一齐到山海关城里“晓谕军民”，一方面以清军即刻便到来鼓舞士气，一方面不外宣扬清军此来为崇祯发丧的目的，表示严守军纪，以安民心。民国《临榆县志》卷21，“事实编？乡型”，同书卷8，“舆地编，纪事”，佘一元：“述旧事诗”五首之四。这样一来，增强了守城者的斗志，为农民军迅速解决战斗增添了困难。
在双方使节多次交涉，山海关士绅又亲见了多尔衮的基础上，吴三桂决定亲自出城去见多尔衮，请他立即发兵。而多尔衮迟迟不行，到此时已不是对吴三桂有什么怀疑，而是双方谈判的条件还没有讲好。而形势对吴三桂越是急迫，就越有利于多尔衮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天天刚蒙蒙亮，吴三桂强冒矢林弹雨，率数骑赴欢喜岭见多尔衮，与其进行了一场紧急谈判。谈判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估计他们是以扶立明太子为帝，用裂土封疆酬清军的条件成交的。关于此事虽无明确记载，但关于此事的分析论证，可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多尔衮十分高兴，立即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并与吴三桂约定：“让你手下的士兵都在肩膀上系块白布；不然都是汉人，我们就没法区分你的军队和农民军了，免得误杀。”并让吴三桂先走一步，与农民军进行决战，并答应清军随后就到。《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二十一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击溃了唐通的小部队，唐通即奔回关内，李自成自然也就知道了清军的到来。他昼夜环攻山海关城，就是为了抢在清军前面消灭吴三桂军。由于已知清军入关参战，农民军便在关内石河以西列阵，“北至山，南至海”，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8页。排成一字长蛇。而吴三桂先出迎战，英王阿济格率万骑入北水门，豫王多铎率万骑入南水门，为吴三桂左右翼，多尔衮自率主力部队从关中门进，并即赴石河西。这时，吴三桂已挥兵上阵，与农民军交手。这已是双方第二次交兵了，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双方都有损伤，但谁都知道这一次战斗将决定双方的生死存亡，成败在此一举，所以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精锐，希图在战斗中获胜。
这真是一场恶战！这天，大风狂吹，尘土扬起来，遮天盖地，几乎对面不见人，根本谈不上整整齐齐地列阵交手。一般记载上都说交战中大风突起，颇对农民军不利，实际上，交战前大风即起，风渐小后始开战衅。《清实录》作“是日，大风迅作……我军对贼布阵”；《李朝实录》记，“时值大风，……吴总兵随右侧布阵进兵，大风即止，不意直抵贼营”，《沈馆录》亦未说交战中起大风。另有佘一元《山海关志》云，“时值大风扬沙，满、汉兵俱到石河西一带”可见大风沙起于战前，对于双方之胜负均无大影响。有些满洲将领不禁急躁起来，想乘势杀将过去，但被多尔衮止住。多尔衮对诸王大臣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越伍轻进，农民军力量很强，不是轻易打得败的。大家应各自努力，这一仗打胜了，大业就成了。”
然后他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这体现了多尔衮战术的高明之处。由于风卷黄沙，对面不见人，所以吴三桂军出农民军之不意，出现在农民军阵前。李自成在庙冈之上观战，见此情形，急令农民军包围吴军。一霎时，金鼓之声，呐喊之声传到百里之外。在农民军层层包围之下，吴三桂率军左冲右突，拼命死战，但农民军数量上胜于吴军，战斗力亦很强，因此步步进逼，前仆后继。吴三桂军被围在核心，向左突围，便有农民军号旗向左指，使军队向左迎击；吴军向右冲击，号旗便向右挥，农民军又向右堵截，使吴三桂恰如瓮中之鳖，几无脱身之路，“阵数十交，围开复合”。彭孙贻：《流寇志》卷12，第188页。
“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沈馆录》卷7.双方苦战了大半日，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刘健：《庭闻录》卷1：“苦战至日，三桂几不支”上海书店，1985年。就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刻，多尔衮抓住战机，突令清军出击。于是，清军三吹号角，呐喊三声，以白旗骑兵数万从吴三桂军右侧突入，“万马奔腾不可止”。④彭孙贻：《流寇志》卷12.农民军不畏强敌，仍然奋勇拼杀，刘宗敏勇冠三军，但亦中箭负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由于农民军已与吴三桂军相持了大半日，伤亡者较多，而且力气耗费甚大，因此无法抵挡一直养精蓄锐、在双方交战中作壁上观的清军。况且清军此次南来，出动人马将近十二万，加上吴三桂、高第的“关辽五万众”，自然是“胡兵似倍于流贼”。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看，就是农民军初次出战，也不大可能占据上风。因为尽管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但其对手清军和关辽边兵也都久经战阵，装备上相差不多，这就决定了农民军在这场战斗中难免失败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当即下令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出四十里开外，获得许多驼马缎币。
如前所述，农民军山海关战败的因素是早已潜在了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和战略上的欠妥，使招抚吴三桂军一同抗击清军的计划成为泡影；东征途中几度中计而失去战机，使农民军不能尽早消灭关上叛军、阻绝清军于关城之外；再加上战斗当中，清吴联军以逸待劳，就更奠定了农民军的败局。但需要澄清的是，农民军东征并非一败涂地，他们在二十一日的攻城战中，在二十二日的围吴战斗中，都显示出他们英勇的斗志。石河西一役，也并非象清代官书吹嘘自己战功时所说的：农民军“横尸遍野”、丢盔卸甲、自相践踏。因为农民军败退到永平时，还有数万兵马。④山海关之战中死伤的人员中，又有很多“胁从以及近乡驱迫供刍粮之民”，乾隆《永平府志》卷22，佘一元：“山海关石河西义记”。但抛弃了许多器物当是真实的。无论如何，对于多尔衮来说，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清权利入主中原，实现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积年夙愿奠定了基础，对他个人来说，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对于他独尊摄政的地位当然是一次最有效的巩固。
夜幕又降临了，两天来一直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呐喊声终于停息了。清军追击还师，在关内五里扎营，渐渐地也没有了声响。此时除了多尔衮、李自成等几个主要角色以外，又有多少人知道，自从三月十九日以来，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第三节大局初定。
一、北京换了新主人。
(一)顺利进军京师。
取得山海关战役的胜利之后，多尔衮松了一口气。从皇太极即位起对明作战多少次，都是为了取得这个关隘，以便进窥畿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多尔衮也应该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如果李自成的策略对头，不误战机，如果吴三桂并没有背叛李自成，或在清军赶到之前被大顺军消灭，那么结局将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尽管清军几乎倾巢出动，也未必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无论如何，战役的胜利为清军夺取北京、乃至夺取全中国敞开了大门。但前途仍然坎坷不平，不容乐观，至少还有农民军的数十万人马在等待复仇，更不用说江南半壁还是朱家的天下！多尔衮个人的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了：他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以为胜利在握，但也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不再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尽管征程艰险，也没有放弃一切可以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大胆而谨慎――此时此刻充分在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满洲政治家、兼军事领袖身上体现出来。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北京！
多尔衮想起几天前洪承畴的建议，为了不让“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必须“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迅速派兵追击。于是，多尔衮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赐他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弓矢等物，让他和多铎、阿济格一起率兵前追。吴三桂因为自己的父亲还在李自成军中，家属还在北京城内，凶多吉少，当然忧心如焚，于是各自发，率一万马步兵追击大顺军。
李自成自山海关败后，退兵至永平，整顿了兵马，准备与清军再战。但军心已散，二十三日在永平与吴三桂追兵再战不胜，便在永平以西二十里的范家庄(或称范家店)杀掉吴襄，谈迁：《国榷》卷101；中华书局，1958年；康熙《永平府志》卷1迅速撤军，于二十六日还至北京。当时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逃者无数。李自成兵力有限，又连遭挫折，预计很难坚守北京，因而决定回师山、陕，以图东山再起。二十七日，李自成杀吴三桂全家三十余口，悬首城上示众。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追尊七代考妣为帝后，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并由六政府各颁一大赦诏书，以今年为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身加衮冕，受各官朝拜。然后将木柴、硝磺之类运入承天门，二更时发火烧宫，再烧九门城楼。五更时，农民军开始撤出北京，由于形势紧张，行动仓促，离开北京时比较狼狈。
这真是一场悲剧。自三月十九日农民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北京城，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到四月三十日仓皇撤退，其间不过四十余天，除去山海关之战前后十四天，李自成统摄于北京竟连一个月都不到，特别是从此以后，农民军一败再败，逐渐走向衰亡，代之而起的却是不久前还在关外犹豫不前的清统治者，时间之短，变化之大，真真令人抚膺长叹，又真真发人深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山海关的清军。多尔衮一方面派出吴三桂军追剿李自成，一方面仍考虑到用招抚的手段争取民心，特别是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这样，前途上的障碍就会大大减少。在山海关之时，多尔衮就再次告诫将士；“这次出师，是为了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如今入关西征，就不能乱杀无辜百姓，乱抢财物，乱烧房屋，如不按此行事，要论罪。”此外还向百姓宣布清军严守军纪、安定国家的规定，招徕逃避四方的百姓还乡返里。《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由于吴三桂是明朝旧官，他的话更易为汉人官绅所接受、相信，所以多尔衮又让吴三桂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檄文，号召汉人官民归顺清军。其文曰：
“平西亲王吴，为安抚残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闯李自成戕主，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罄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用跻和平之域。仁声所播，义无拂命。第虑遐远之区，讹传舛错，不特有辜大清戢暴安民之意，致安黎庶反受执迷殒身之祸。今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拥戴西洋大炮数百位，络绎南下，相应榜谕，以醒愚蒙。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未便。特谕。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第500―501页。
京东州县，本来已无明军，起义军退后，就更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用随军朝鲜人的话说，就是“已得破竹之势”，而且吴三桂已先发榜文到前路州县，所以各地士绅纷纷望风而降。二十四日，多尔衮大军抵新河驿。二十五日，抵抚宁县，知县侯益光等率百姓迎出五里外，多尔衮赐侯益光袍服，让他仍旧供职，并发仓赈济百姓。多尔衮还发给告示一张，让百姓各安其业，且军队不许入城，一律在县城之西十里外宿营。二十六日清晨大军出动，晚到昌黎，知县徐可大率百姓出迎，多尔衮仍赐袍服，戒谕一番，令其照旧供职，军队于城南宿营。二十七日至滦州，州学学正孙维宁率百姓迎降，多尔衮提升他为知州，戒谕一番，让他开仓济民，军队宿营于滦州之南十里。二十八日到开平卫，指挥陈任重、李培元等率部下投降，多尔衮分别赐其袍服，军队宿于城西十里外。此时多尔衮见进兵顺利，便发檄文送往沿边各处及山、陕等地，说农民军战败后必然西逃，各地义民应于各处截杀，毋令入城。结果各地官绅分别扼守城池、反抗农民军(如涿州)。二十九日，多尔衮到玉田县，经历张彦、主簿王家春、守备卢文宇等率众迎降，多尔衮使王家春为丰润知县，并各赐袍服。三十日，清军到达蓟州县界，多尔衮未进县城，而直往县治南二十里的罗公店宿营，以免耽误战机。蓟州监军道李永昌、丰润副将赵国祚等官员十数人来降，其中常义等三人自通州而来，说农民军巳撤出北京西逃，多尔衮便急令大军追击，五月一日晚在通州以西二十里处宿营，初二日一早动身，不多时便已见到京城的轮廓了。以上均见《清世祖实录》卷4，《沈馆录》卷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8页。
从山海关到北京这一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但多尔衮却利用这不到千里的路程，开始了他收买民心、招抚汉人官民的计划。他每到一处，对百姓进行安抚，开仓济贫，还不让军队入城住宿，严申军纪；又对投降的地方官好言劝慰，赏赐袍服，保证他们原有的地位，这不仅使这些士绅感激涕零，也使当地百姓松了口气。更重要的是对京城内外各阶层人士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为建立他们未来的统治打下较好的基础。
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后的北京，已重新成为故明旧官的天下。御史曹溶自任城西巡视，在城隍庙中设立了崇祯帝的灵牌，故明遗老如高尔俨、孙承泽，梁兆阳等纷纷发丧哭临，张懋爵、柳寅东、韩文铨、朱朗也自任五城中其他四城的御史，暂时行使起统治职权，恢复统治秩序。一些投降过农民军的明官如王鳌永，以及沈惟炳、骆养性等也与各官一起在午门设立崇祯牌位，行礼哭临，准备恭迎吴三桂以及大清义师。以为他们奉还了崇祯太子，重新中兴大明王朝。
一场大雨，使紫禁城内熊熊燃烧的烈火渐渐熄灭了。宫中除武英殿、文华殿，以及宫外大明门、正阳门之外，主要建筑都已半成灰烬。宫城内外的白玉石桥虽被烟火熏成褐黑斑驳，但还完好无损。只有那昔日结巢于宫殿重檐之下的泥燕被大火烧得无家可归，只好在荒凉残破的庭院里上下翻飞，几乎遮住了天空，叫声中透着凄凉。这时，远处传来了踏踏蹄声，由远及近――清军进城了。故明遗官遗民们早已候在朝阳门外――他们都以为是吴三桂奉太子回归，于是锦衣卫指挥骆养性准备好銮仪法驾，百官随卤簿齐集朝阳门。远处一股尘埃扬起，众人连忙跪伏在大道左边，一些百姓烧香拱手，甚至有人高呼万岁。可车马行到眼前，既不见太子朱慈，也不见吴三桂――吴三桂已被多尔衮径直差去追击农民军，连京城的影子都未看到――只见到衣服语言俱异的清军，领头的是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众人不禁面面相觑，十分惊异。有人很快就变过脸色，请多尔衮乘明帝的辇车进城，多尔衮急忙推辞，说自己是效法周公辅佐幼主，不该乘辇。各官员则叩头再请，说周公曾经完全代管国家大政，您应该乘辇。于是多尔衮不再推辞，说：“那么好吧。我如今来平定天下，自然不能不听从你们大家的意见。”
在双方使节多次交涉，山海关士绅又亲见了多尔衮的基础上，吴三桂决定亲自出城去见多尔衮，请他立即发兵。而多尔衮迟迟不行，到此时已不是对吴三桂有什么怀疑，而是双方谈判的条件还没有讲好。而形势对吴三桂越是急迫，就越有利于多尔衮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天天刚蒙蒙亮，吴三桂强冒矢林弹雨，率数骑赴欢喜岭见多尔衮，与其进行了一场紧急谈判。谈判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估计他们是以扶立明太子为帝，用裂土封疆酬清军的条件成交的。关于此事虽无明确记载，但关于此事的分析论证，可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多尔衮十分高兴，立即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并与吴三桂约定：“让你手下的士兵都在肩膀上系块白布；不然都是汉人，我们就没法区分你的军队和农民军了，免得误杀。”并让吴三桂先走一步，与农民军进行决战，并答应清军随后就到。《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二十一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击溃了唐通的小部队，唐通即奔回关内，李自成自然也就知道了清军的到来。他昼夜环攻山海关城，就是为了抢在清军前面消灭吴三桂军。由于已知清军入关参战，农民军便在关内石河以西列阵，“北至山，南至海”，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8页。排成一字长蛇。而吴三桂先出迎战，英王阿济格率万骑入北水门，豫王多铎率万骑入南水门，为吴三桂左右翼，多尔衮自率主力部队从关中门进，并即赴石河西。这时，吴三桂已挥兵上阵，与农民军交手。这已是双方第二次交兵了，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双方都有损伤，但谁都知道这一次战斗将决定双方的生死存亡，成败在此一举，所以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精锐，希图在战斗中获胜。
这真是一场恶战！这天，大风狂吹，尘土扬起来，遮天盖地，几乎对面不见人，根本谈不上整整齐齐地列阵交手。一般记载上都说交战中大风突起，颇对农民军不利，实际上，交战前大风即起，风渐小后始开战衅。《清实录》作“是日，大风迅作……我军对贼布阵”；《李朝实录》记，“时值大风，……吴总兵随右侧布阵进兵，大风即止，不意直抵贼营”，《沈馆录》亦未说交战中起大风。另有佘一元《山海关志》云，“时值大风扬沙，满、汉兵俱到石河西一带”可见大风沙起于战前，对于双方之胜负均无大影响。有些满洲将领不禁急躁起来，想乘势杀将过去，但被多尔衮止住。多尔衮对诸王大臣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越伍轻进，农民军力量很强，不是轻易打得败的。大家应各自努力，这一仗打胜了，大业就成了。”
然后他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这体现了多尔衮战术的高明之处。由于风卷黄沙，对面不见人，所以吴三桂军出农民军之不意，出现在农民军阵前。李自成在庙冈之上观战，见此情形，急令农民军包围吴军。一霎时，金鼓之声，呐喊之声传到百里之外。在农民军层层包围之下，吴三桂率军左冲右突，拼命死战，但农民军数量上胜于吴军，战斗力亦很强，因此步步进逼，前仆后继。吴三桂军被围在核心，向左突围，便有农民军号旗向左指，使军队向左迎击；吴军向右冲击，号旗便向右挥，农民军又向右堵截，使吴三桂恰如瓮中之鳖，几无脱身之路，“阵数十交，围开复合”。彭孙贻：《流寇志》卷12，第188页。
“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沈馆录》卷7.双方苦战了大半日，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刘健：《庭闻录》卷1：“苦战至日，三桂几不支”上海书店，1985年。就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刻，多尔衮抓住战机，突令清军出击。于是，清军三吹号角，呐喊三声，以白旗骑兵数万从吴三桂军右侧突入，“万马奔腾不可止”。④彭孙贻：《流寇志》卷12.农民军不畏强敌，仍然奋勇拼杀，刘宗敏勇冠三军，但亦中箭负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由于农民军已与吴三桂军相持了大半日，伤亡者较多，而且力气耗费甚大，因此无法抵挡一直养精蓄锐、在双方交战中作壁上观的清军。况且清军此次南来，出动人马将近十二万，加上吴三桂、高第的“关辽五万众”，自然是“胡兵似倍于流贼”。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看，就是农民军初次出战，也不大可能占据上风。因为尽管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但其对手清军和关辽边兵也都久经战阵，装备上相差不多，这就决定了农民军在这场战斗中难免失败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当即下令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出四十里开外，获得许多驼马缎币。
如前所述，农民军山海关战败的因素是早已潜在了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和战略上的欠妥，使招抚吴三桂军一同抗击清军的计划成为泡影；东征途中几度中计而失去战机，使农民军不能尽早消灭关上叛军、阻绝清军于关城之外；再加上战斗当中，清吴联军以逸待劳，就更奠定了农民军的败局。但需要澄清的是，农民军东征并非一败涂地，他们在二十一日的攻城战中，在二十二日的围吴战斗中，都显示出他们英勇的斗志。石河西一役，也并非象清代官书吹嘘自己战功时所说的：农民军“横尸遍野”、丢盔卸甲、自相践踏。因为农民军败退到永平时，还有数万兵马。④山海关之战中死伤的人员中，又有很多“胁从以及近乡驱迫供刍粮之民”，乾隆《永平府志》卷22，佘一元：“山海关石河西义记”。但抛弃了许多器物当是真实的。无论如何，对于多尔衮来说，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清权利入主中原，实现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积年夙愿奠定了基础，对他个人来说，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对于他独尊摄政的地位当然是一次最有效的巩固。
夜幕又降临了，两天来一直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呐喊声终于停息了。清军追击还师，在关内五里扎营，渐渐地也没有了声响。此时除了多尔衮、李自成等几个主要角色以外，又有多少人知道，自从三月十九日以来，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第三节大局初定。
一、北京换了新主人。
(一)顺利进军京师。
取得山海关战役的胜利之后，多尔衮松了一口气。从皇太极即位起对明作战多少次，都是为了取得这个关隘，以便进窥畿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多尔衮也应该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如果李自成的策略对头，不误战机，如果吴三桂并没有背叛李自成，或在清军赶到之前被大顺军消灭，那么结局将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尽管清军几乎倾巢出动，也未必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无论如何，战役的胜利为清军夺取北京、乃至夺取全中国敞开了大门。但前途仍然坎坷不平，不容乐观，至少还有农民军的数十万人马在等待复仇，更不用说江南半壁还是朱家的天下！多尔衮个人的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了：他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以为胜利在握，但也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不再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尽管征程艰险，也没有放弃一切可以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大胆而谨慎――此时此刻充分在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满洲政治家、兼军事领袖身上体现出来。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北京！
多尔衮想起几天前洪承畴的建议，为了不让“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必须“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迅速派兵追击。于是，多尔衮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赐他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弓矢等物，让他和多铎、阿济格一起率兵前追。吴三桂因为自己的父亲还在李自成军中，家属还在北京城内，凶多吉少，当然忧心如焚，于是各自发，率一万马步兵追击大顺军。
李自成自山海关败后，退兵至永平，整顿了兵马，准备与清军再战。但军心已散，二十三日在永平与吴三桂追兵再战不胜，便在永平以西二十里的范家庄(或称范家店)杀掉吴襄，谈迁：《国榷》卷101；中华书局，1958年；康熙《永平府志》卷1迅速撤军，于二十六日还至北京。当时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逃者无数。李自成兵力有限，又连遭挫折，预计很难坚守北京，因而决定回师山、陕，以图东山再起。二十七日，李自成杀吴三桂全家三十余口，悬首城上示众。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追尊七代考妣为帝后，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并由六政府各颁一大赦诏书，以今年为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身加衮冕，受各官朝拜。然后将木柴、硝磺之类运入承天门，二更时发火烧宫，再烧九门城楼。五更时，农民军开始撤出北京，由于形势紧张，行动仓促，离开北京时比较狼狈。
这真是一场悲剧。自三月十九日农民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北京城，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到四月三十日仓皇撤退，其间不过四十余天，除去山海关之战前后十四天，李自成统摄于北京竟连一个月都不到，特别是从此以后，农民军一败再败，逐渐走向衰亡，代之而起的却是不久前还在关外犹豫不前的清统治者，时间之短，变化之大，真真令人抚膺长叹，又真真发人深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山海关的清军。多尔衮一方面派出吴三桂军追剿李自成，一方面仍考虑到用招抚的手段争取民心，特别是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这样，前途上的障碍就会大大减少。在山海关之时，多尔衮就再次告诫将士；“这次出师，是为了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如今入关西征，就不能乱杀无辜百姓，乱抢财物，乱烧房屋，如不按此行事，要论罪。”此外还向百姓宣布清军严守军纪、安定国家的规定，招徕逃避四方的百姓还乡返里。《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由于吴三桂是明朝旧官，他的话更易为汉人官绅所接受、相信，所以多尔衮又让吴三桂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檄文，号召汉人官民归顺清军。其文曰：
“平西亲王吴，为安抚残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闯李自成戕主，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罄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用跻和平之域。仁声所播，义无拂命。第虑遐远之区，讹传舛错，不特有辜大清戢暴安民之意，致安黎庶反受执迷殒身之祸。今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拥戴西洋大炮数百位，络绎南下，相应榜谕，以醒愚蒙。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未便。特谕。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第500―501页。
京东州县，本来已无明军，起义军退后，就更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用随军朝鲜人的话说，就是“已得破竹之势”，而且吴三桂已先发榜文到前路州县，所以各地士绅纷纷望风而降。二十四日，多尔衮大军抵新河驿。二十五日，抵抚宁县，知县侯益光等率百姓迎出五里外，多尔衮赐侯益光袍服，让他仍旧供职，并发仓赈济百姓。多尔衮还发给告示一张，让百姓各安其业，且军队不许入城，一律在县城之西十里外宿营。二十六日清晨大军出动，晚到昌黎，知县徐可大率百姓出迎，多尔衮仍赐袍服，戒谕一番，令其照旧供职，军队于城南宿营。二十七日至滦州，州学学正孙维宁率百姓迎降，多尔衮提升他为知州，戒谕一番，让他开仓济民，军队宿营于滦州之南十里。二十八日到开平卫，指挥陈任重、李培元等率部下投降，多尔衮分别赐其袍服，军队宿于城西十里外。此时多尔衮见进兵顺利，便发檄文送往沿边各处及山、陕等地，说农民军战败后必然西逃，各地义民应于各处截杀，毋令入城。结果各地官绅分别扼守城池、反抗农民军(如涿州)。二十九日，多尔衮到玉田县，经历张彦、主簿王家春、守备卢文宇等率众迎降，多尔衮使王家春为丰润知县，并各赐袍服。三十日，清军到达蓟州县界，多尔衮未进县城，而直往县治南二十里的罗公店宿营，以免耽误战机。蓟州监军道李永昌、丰润副将赵国祚等官员十数人来降，其中常义等三人自通州而来，说农民军巳撤出北京西逃，多尔衮便急令大军追击，五月一日晚在通州以西二十里处宿营，初二日一早动身，不多时便已见到京城的轮廓了。以上均见《清世祖实录》卷4，《沈馆录》卷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8页。
从山海关到北京这一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但多尔衮却利用这不到千里的路程，开始了他收买民心、招抚汉人官民的计划。他每到一处，对百姓进行安抚，开仓济贫，还不让军队入城住宿，严申军纪；又对投降的地方官好言劝慰，赏赐袍服，保证他们原有的地位，这不仅使这些士绅感激涕零，也使当地百姓松了口气。更重要的是对京城内外各阶层人士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为建立他们未来的统治打下较好的基础。
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后的北京，已重新成为故明旧官的天下。御史曹溶自任城西巡视，在城隍庙中设立了崇祯帝的灵牌，故明遗老如高尔俨、孙承泽，梁兆阳等纷纷发丧哭临，张懋爵、柳寅东、韩文铨、朱朗也自任五城中其他四城的御史，暂时行使起统治职权，恢复统治秩序。一些投降过农民军的明官如王鳌永，以及沈惟炳、骆养性等也与各官一起在午门设立崇祯牌位，行礼哭临，准备恭迎吴三桂以及大清义师。以为他们奉还了崇祯太子，重新中兴大明王朝。
一场大雨，使紫禁城内熊熊燃烧的烈火渐渐熄灭了。宫中除武英殿、文华殿，以及宫外大明门、正阳门之外，主要建筑都已半成灰烬。宫城内外的白玉石桥虽被烟火熏成褐黑斑驳，但还完好无损。只有那昔日结巢于宫殿重檐之下的泥燕被大火烧得无家可归，只好在荒凉残破的庭院里上下翻飞，几乎遮住了天空，叫声中透着凄凉。这时，远处传来了踏踏蹄声，由远及近――清军进城了。故明遗官遗民们早已候在朝阳门外――他们都以为是吴三桂奉太子回归，于是锦衣卫指挥骆养性准备好銮仪法驾，百官随卤簿齐集朝阳门。远处一股尘埃扬起，众人连忙跪伏在大道左边，一些百姓烧香拱手，甚至有人高呼万岁。可车马行到眼前，既不见太子朱慈，也不见吴三桂――吴三桂已被多尔衮径直差去追击农民军，连京城的影子都未看到――只见到衣服语言俱异的清军，领头的是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众人不禁面面相觑，十分惊异。有人很快就变过脸色，请多尔衮乘明帝的辇车进城，多尔衮急忙推辞，说自己是效法周公辅佐幼主，不该乘辇。各官员则叩头再请，说周公曾经完全代管国家大政，您应该乘辇。于是多尔衮不再推辞，说：“那么好吧。我如今来平定天下，自然不能不听从你们大家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