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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马上得天下(8)
五月十二日，阿济格、吴三桂等追击农民军的部队回到燕京，多尔衮派范文程等“迎劳之”。据朝鲜人记述：“清兵之追击流贼者，至保定府，人马疲困，不能追及，只得所弃宫女百余人，彩缎数万匹而还。”吴晗辑：《朝鲜李朝宰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页。但除了人马劳顿之外，农民军进入山西后加紧防守，也使清军不宜继续深入。李自成主力虽退入山陕，但旋即考虑恢复失地。据国子监司业薛所蕴报告说，六月间“贼尚盘踞河朔，残虐地方，无所不至。始而驱迫百姓运粮，担负之苦，既已难堪，又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扑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羽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种种诛求，总欲置民死地。而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号哭之声盈耳酸心。……”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臣薛所蕴谨启为泣陈臣乡苦情，仰乞睿鉴，速发救兵以出斯民于汤火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已从六月份开始进行物质上的准备，以反攻清军。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晋南的平阳(今临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陈永福、韩文铨镇守太原，李过守府谷、保德，马科直逼汉中，并在平阳商讨军机，作为反攻的大本营。七月初，农民军就开始分兵反攻。据大顺权利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上称：“今报长安二府田，绥德、汉中高、赵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等语。”《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73页，“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姜塘报”。虽然兵数有所夸张，但却大体表明了反攻的规划。于是，从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飞章告急，或说“传来西贼伪牌一面，上云权将军刘亲自领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指日攻取大名”；或说农民军哨马二百余骑，已到武安县驻扎，或说又到临关，涉县也有二千人驻扎，离顺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农民军到临关的前锋放出话来：“二十日发兵八十万，一路上固关，三十万，一路上宣大，三十万，一路上顺德，二十万。”吓得地方官赶紧上报清廷，“急发兵堵剿，如救汤火”。《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0页，“真顺广大总兵王燎塘报”。而赴固关一路七月底也抵达平定州，“伪官姓乔，贼拨不时往来，总兵马贼在榆次，有称王流贼姓刘在寿阳”。《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8页，“保定巡抚丘茂华启本”。而河南襄县、南阳，襄阳、河南府(即洛阳)以西，“流寇牛头目领兵一支在各处镇守，以西俱流寇官”。《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42页，“山东分巡东昌道李栖风呈内院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数日之内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围攻清军，因而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成为多尔衮最为重视的一支敌对力量。
另一支农民军队伍――张献忠的大西军于这年正月大举入川，六月克重庆，八月下成都，先后杀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顺。中央、地方各级权利都有农民军派任的官员，并且铸币造历，开科取士。其间，张献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国，孙可望等率兵四处攻略州县，使全川皆隶于大西权利统辖之下，使张献忠成为多尔衮统一中国的潜在威胁。但是，多尔衮还无暇顾及割据一隅的大西农民军，对其也不甚了解，直到次年闰六月，他还问：
“张献忠今安在？”
大学士们连忙奏报：“听说张献忠占据四川，地方险要而富庶，他在那里抗拒不降。”
多尔衮听说以后表示忧虑，认为“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多尔衮摄政日记》，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所以在顺治元年五月以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尔衮及其主要谋臣均未在战略决策中安排对大西权利的对策。
甚至多尔衮对近京“土贼”都要更为重视得多。他曾提到，“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13页。“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后又批示：“天津务关之间，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歼渠魁，勿令滋蔓。著杜应登暂驻务关，宋权暂驻通州，督率各道将从实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抚完日，启明奉旨，方许回镇。”《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16页。“兵部侍郎金之俊启本”。七，八月间，近京各省羽檄飞章，报告各地形势，或说“邹、滕一带多盗，路断行人”，或说“潍县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26页，“原任陕西三边总督李化熙启本”。或说“土寇”马应试“抢掠郓、钜、范、观、开、清、曹、定一带，为害甚惨”；《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28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或说“嘉祥地方满家洞土寇聚集数万，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26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或说“青州府迤东昌乐、寿光等县土寇猖獗，结聚数万，延蔓东海，僭称重光元年。有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者，有称协镇等营者……”。《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47页，“山东临清总兵王国栋揭帖”。如此等等，数不胜数，使多尔衮寝食不安。这些农民起事队伍，少者人马数千，多者数万，来去飘忽，他们活动于京畿，离统治中心近者一、二百里，远者也不过千里之遥，因此更为多尔衮所注意，如不及时剿灭，不仅京畿难以稳定，全国统一无从谈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二)腐朽的南明弘光权利。
另外引起多尔衮重视的是盘踞长江以南及江北部分地区的明朝势力。朱由检的死讯传到南方以后，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宏图、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姜曰广等官员数十人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勤王。这时潞王、周王、鲁王、福王、惠王、桂王等也自各地纷纷逃来，诸臣怀着各自的目的，纷纷迎立推戴。经过一番矛盾冲突和让步，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徐弘基等文臣武将迎立小福王朱由崧为帝。据说四月底群臣到船上去朝见福王，只见他“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一副失魂落魄的惨相。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第6―8页。
五月十五日辰时，朱由崧在南京诸臣的拥戴之下，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发布诏书，详列二十五条施政内容。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以史可法、高宏图、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又安插好六部尚书、侍郎、通政使，新的明朝权利就算诞生了。由于它只僻处一隅，割据半壁，所以只是个偏安权利，历史上往往称为“南明”。
南明弘光权利一建立，就立刻露出灭亡的迹象。迷信的人说，弘光帝一入南都，天上就有两颗黄星夹着太阳走，这两黄星一是金星，一是辰星。而在新主登基时，太白昼见，难道是吉祥之兆么？用今人的眼光看，朱由崧无德无才不说，而且昏庸透顶。他“深居禁中，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女为乐”，民间将他戏称为“老神仙”。他几番选淑女、造宫殿、行大婚礼，花费极大，引起民间恐慌。过节时，朱由崧坐在兴宁宫中闷闷不乐，太监以为他是在思念故去的老福王，请他节哀，不料他却说：“唉，戏班子里面的好角儿太少啦。”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皇帝昏庸，大权就落到马士英手中。马士英，字瑶草，人称他“人长智短，耳软眼瞎”。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诸臣开迁推用”，第17页。他把史可法挤出南京，赴江北督师，罢免了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结交阉党阮大铖，引起清流的不满。由此，各派相互攻讦，闹得朝中乌烟瘴气。而武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左良玉等各自拥兵，不听调遣。只是争夺地盘，割据自保，毫无进取之心。这样，虽然南明权利拥有富庶的财赋之地，数十万人马，但实际上只是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一击即溃。特别是当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绝大多数汉官仍意识不到自己将成为清军的主要打击对象，还希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4页，“马绍愉致吴三桂书”。甚至满朝文武都知道吴三桂已投降清朝，无意南明，一些勋贵还主张对他“益加殊礼”。谈迁：《国榷》卷102，崇祯十七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1958年。这种对大顺军刻骨的仇恨，对清军退兵的幻想，使清统治者在制订战略之时大占便宜，多尔衮便可暂时腾出手来，主要对付大顺军。
(三)向大顺军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双管齐下，分别向大顺军和南明权利发动攻势。
但对大顺权利的攻势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打压。五月癸巳，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率兵打压昌平人民起义，戊戌，多尔衮向官民发出警告：“近闻土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倘有故违，即行诛剿。”《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戊戌。辛丑，又令孔希贵打压三河人民起义。五月乙巳和六月庚申，保定副将王应登与河南道御史曹溶先后上书，提出“靖遗寇”和“散土寇”的建议。六月甲戌，顺天巡按柳寅东向多尔衮建议，说已经临近秋天，朝廷应早做决断。如今之事最急的莫过于大顺农民军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调蒙古人入三边，我们则举大兵攻打山西、河南，使大顺军腹背受敌。同时扼守住通往四川、湖北的道路，然后再顺序解决东南问题。多尔衮对此意见表示首肯。《清实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甲戌。六月庚午，多尔衮就已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进攻山西。到壬午，叶臣奏报说，“饶阳一路土贼悉已平定。”《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而六月丙寅派出平定山东的巴哈纳和石廷柱此时也回报说，霸州、沧州、德州、临清已被先后攻下。《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乙酉。
但是，各地民变风起云涌，统治者防不胜防，特别是小股义军流动作战，使打压者疲于奔命。于是，多尔衮在对民变基本采取武力打压态度的前提下，又把“流寇”――主要指大顺农民军与“土贼”――主要指地方小股义军加以区分，对“流寇”的态度大致未加改变，对“土贼”则剿抚并用。这年七月初一，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奏：“凡土寇率众归顺的，应该赦免其罪，分别对捉其首领的加以奖赏，然后把这些投降者安插到各州县，设牌甲管起来，没有产业要想办法安排。”多尔衮对此表示同意，说“土寇本来也是我的百姓，首领能率众来降的，自然应当赦罪，同党能捉首领来献的，自然应当论功”。但他又说，“投降者必须把马匹、兵器全部交官，才见真心。”对其表示防范和警惕。最后命令将各地土寇归降的情况作为考察地方官的条件之一。《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丙戌。随后，令石廷柱等从山东移军山西，配合叶臣围剿山西起义民众，派王鳌永为山东巡抚，继续平定山东的动乱。
与此同时，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又向多尔衮建议，招抚河南地主武装刘洪起、韩甲第、李际遇、李好、刘铉等部，说他们“分辖各数百里，拥众各十余万，禁暴体民，人颇德之”，请求分别授他们总兵职衔，“将见千里中原，可坐而定，从此俯瞰江汉，联合吴会，顺风扬帆，瞬息可达，矧西控潼关，狡寇缩首，釜鱼阱兽，又安所逃命哉！”多尔衮看后非常满意，认为薛所蕴报告忠诚，手启谨密，忠心可嘉。所报之事关系重大，应予同意，不仅各授刘洪起等职衔，而且“若果扼贼有功，朝廷破格优酬，不吝世爵之赏”。顺治元年七月国于监司业薛所蕴谨启为中原天下腹心，底定不劳兵力，谨陈招抚要著，以收混一速效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后到九月间，李际遇就投降了叶臣的军队，将所辖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及兵二十七万赍书来降。《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乙巳。
在战略上，多尔衮是把小股义军和地方豪强武装看作大顺农民军的外围力量而首先加以剿灭的。大顺军主力退入山陕，多尔衮并不急于全力进攻，而是首先打垮和收抚这些外围力量，使大顺军得不到战略上的呼应和支持。而且，一旦清军攻打大顺军，自己的后方也会相对稳定，尽量减少后顾之忧。这样，在山东、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稳定(当然，小规模的反清斗争在这些地区从未完全停止过)的情况下，多尔衮开始集中一部分兵力攻打大顺军占领区的外围山西。
多尔衮六月中派叶臣攻打山西，进展比较缓慢，先在河北的饶阳、束鹿一带平定地方，没有马上进入山西。七月初石廷柱、巴哈纳奉命增援，多尔衮又以马国柱为山西巡抚，与恭顺侯吴惟华一起对山西加以招抚，这才略有进展。前些时姜以大同、宁武、代州等地降清后，晋北已在清军手中，后清军又沿彰德而下，从晋南攻打泽潞一带，估计是想避开从井陉到晋中一带的农民军守军主力，由南而北，与晋北清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还在七月二十日，驻扎大同一带的吴惟华就向多尔衮建议，一方面招抚原来是明官的大顺官员韩文铨、李若星、陈永福，一方面速派大军前来，与自己属下三千七百名士兵一起“同剿”。《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9页，“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帖”。八月初一，他又献上“征西五策”，其中有关战略战术的具体建议有两条：一是以“贼闻我兵西征，必集众据守河口，我师争渡，非万全之道”。建议派一支军队直奔蒲津(秦，晋交界处，华阴附近)与大顺军相持，另派军队从保德(亦秦，晋交界处，府谷附近)渡过黄河，从延安、澄城、阳等处直捣西安。如大顺军内撤，清军便可飞渡蒲津，长驱直入。一是还可令蒙古部落发兵从边外渡河套，入口后由长安西路截击，断绝大顺军西逃之路。这些建议颇为险恶，多尔衮则十分高兴，让吴惟华尽心尽力，以建奇勋。《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丙辰。从后来的情况看，多尔衮确是按照吴惟华的建议布置了对大顺军的围剿。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晋南的平阳(今临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陈永福、韩文铨镇守太原，李过守府谷、保德，马科直逼汉中，并在平阳商讨军机，作为反攻的大本营。七月初，农民军就开始分兵反攻。据大顺权利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上称：“今报长安二府田，绥德、汉中高、赵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等语。”《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73页，“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姜塘报”。虽然兵数有所夸张，但却大体表明了反攻的规划。于是，从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飞章告急，或说“传来西贼伪牌一面，上云权将军刘亲自领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指日攻取大名”；或说农民军哨马二百余骑，已到武安县驻扎，或说又到临关，涉县也有二千人驻扎，离顺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农民军到临关的前锋放出话来：“二十日发兵八十万，一路上固关，三十万，一路上宣大，三十万，一路上顺德，二十万。”吓得地方官赶紧上报清廷，“急发兵堵剿，如救汤火”。《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0页，“真顺广大总兵王燎塘报”。而赴固关一路七月底也抵达平定州，“伪官姓乔，贼拨不时往来，总兵马贼在榆次，有称王流贼姓刘在寿阳”。《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8页，“保定巡抚丘茂华启本”。而河南襄县、南阳，襄阳、河南府(即洛阳)以西，“流寇牛头目领兵一支在各处镇守，以西俱流寇官”。《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42页，“山东分巡东昌道李栖风呈内院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数日之内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围攻清军，因而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成为多尔衮最为重视的一支敌对力量。
另一支农民军队伍――张献忠的大西军于这年正月大举入川，六月克重庆，八月下成都，先后杀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顺。中央、地方各级权利都有农民军派任的官员，并且铸币造历，开科取士。其间，张献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国，孙可望等率兵四处攻略州县，使全川皆隶于大西权利统辖之下，使张献忠成为多尔衮统一中国的潜在威胁。但是，多尔衮还无暇顾及割据一隅的大西农民军，对其也不甚了解，直到次年闰六月，他还问：
“张献忠今安在？”
大学士们连忙奏报：“听说张献忠占据四川，地方险要而富庶，他在那里抗拒不降。”
多尔衮听说以后表示忧虑，认为“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多尔衮摄政日记》，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所以在顺治元年五月以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尔衮及其主要谋臣均未在战略决策中安排对大西权利的对策。
甚至多尔衮对近京“土贼”都要更为重视得多。他曾提到，“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13页。“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后又批示：“天津务关之间，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歼渠魁，勿令滋蔓。著杜应登暂驻务关，宋权暂驻通州，督率各道将从实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抚完日，启明奉旨，方许回镇。”《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16页。“兵部侍郎金之俊启本”。七，八月间，近京各省羽檄飞章，报告各地形势，或说“邹、滕一带多盗，路断行人”，或说“潍县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26页，“原任陕西三边总督李化熙启本”。或说“土寇”马应试“抢掠郓、钜、范、观、开、清、曹、定一带，为害甚惨”；《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28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或说“嘉祥地方满家洞土寇聚集数万，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26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或说“青州府迤东昌乐、寿光等县土寇猖獗，结聚数万，延蔓东海，僭称重光元年。有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者，有称协镇等营者……”。《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47页，“山东临清总兵王国栋揭帖”。如此等等，数不胜数，使多尔衮寝食不安。这些农民起事队伍，少者人马数千，多者数万，来去飘忽，他们活动于京畿，离统治中心近者一、二百里，远者也不过千里之遥，因此更为多尔衮所注意，如不及时剿灭，不仅京畿难以稳定，全国统一无从谈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二)腐朽的南明弘光权利。
另外引起多尔衮重视的是盘踞长江以南及江北部分地区的明朝势力。朱由检的死讯传到南方以后，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宏图、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姜曰广等官员数十人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勤王。这时潞王、周王、鲁王、福王、惠王、桂王等也自各地纷纷逃来，诸臣怀着各自的目的，纷纷迎立推戴。经过一番矛盾冲突和让步，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徐弘基等文臣武将迎立小福王朱由崧为帝。据说四月底群臣到船上去朝见福王，只见他“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一副失魂落魄的惨相。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第6―8页。
五月十五日辰时，朱由崧在南京诸臣的拥戴之下，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发布诏书，详列二十五条施政内容。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以史可法、高宏图、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又安插好六部尚书、侍郎、通政使，新的明朝权利就算诞生了。由于它只僻处一隅，割据半壁，所以只是个偏安权利，历史上往往称为“南明”。
南明弘光权利一建立，就立刻露出灭亡的迹象。迷信的人说，弘光帝一入南都，天上就有两颗黄星夹着太阳走，这两黄星一是金星，一是辰星。而在新主登基时，太白昼见，难道是吉祥之兆么？用今人的眼光看，朱由崧无德无才不说，而且昏庸透顶。他“深居禁中，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女为乐”，民间将他戏称为“老神仙”。他几番选淑女、造宫殿、行大婚礼，花费极大，引起民间恐慌。过节时，朱由崧坐在兴宁宫中闷闷不乐，太监以为他是在思念故去的老福王，请他节哀，不料他却说：“唉，戏班子里面的好角儿太少啦。”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皇帝昏庸，大权就落到马士英手中。马士英，字瑶草，人称他“人长智短，耳软眼瞎”。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诸臣开迁推用”，第17页。他把史可法挤出南京，赴江北督师，罢免了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结交阉党阮大铖，引起清流的不满。由此，各派相互攻讦，闹得朝中乌烟瘴气。而武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左良玉等各自拥兵，不听调遣。只是争夺地盘，割据自保，毫无进取之心。这样，虽然南明权利拥有富庶的财赋之地，数十万人马，但实际上只是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一击即溃。特别是当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绝大多数汉官仍意识不到自己将成为清军的主要打击对象，还希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4页，“马绍愉致吴三桂书”。甚至满朝文武都知道吴三桂已投降清朝，无意南明，一些勋贵还主张对他“益加殊礼”。谈迁：《国榷》卷102，崇祯十七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1958年。这种对大顺军刻骨的仇恨，对清军退兵的幻想，使清统治者在制订战略之时大占便宜，多尔衮便可暂时腾出手来，主要对付大顺军。
(三)向大顺军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双管齐下，分别向大顺军和南明权利发动攻势。
但对大顺权利的攻势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打压。五月癸巳，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率兵打压昌平人民起义，戊戌，多尔衮向官民发出警告：“近闻土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倘有故违，即行诛剿。”《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戊戌。辛丑，又令孔希贵打压三河人民起义。五月乙巳和六月庚申，保定副将王应登与河南道御史曹溶先后上书，提出“靖遗寇”和“散土寇”的建议。六月甲戌，顺天巡按柳寅东向多尔衮建议，说已经临近秋天，朝廷应早做决断。如今之事最急的莫过于大顺农民军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调蒙古人入三边，我们则举大兵攻打山西、河南，使大顺军腹背受敌。同时扼守住通往四川、湖北的道路，然后再顺序解决东南问题。多尔衮对此意见表示首肯。《清实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甲戌。六月庚午，多尔衮就已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进攻山西。到壬午，叶臣奏报说，“饶阳一路土贼悉已平定。”《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而六月丙寅派出平定山东的巴哈纳和石廷柱此时也回报说，霸州、沧州、德州、临清已被先后攻下。《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乙酉。
但是，各地民变风起云涌，统治者防不胜防，特别是小股义军流动作战，使打压者疲于奔命。于是，多尔衮在对民变基本采取武力打压态度的前提下，又把“流寇”――主要指大顺农民军与“土贼”――主要指地方小股义军加以区分，对“流寇”的态度大致未加改变，对“土贼”则剿抚并用。这年七月初一，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奏：“凡土寇率众归顺的，应该赦免其罪，分别对捉其首领的加以奖赏，然后把这些投降者安插到各州县，设牌甲管起来，没有产业要想办法安排。”多尔衮对此表示同意，说“土寇本来也是我的百姓，首领能率众来降的，自然应当赦罪，同党能捉首领来献的，自然应当论功”。但他又说，“投降者必须把马匹、兵器全部交官，才见真心。”对其表示防范和警惕。最后命令将各地土寇归降的情况作为考察地方官的条件之一。《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丙戌。随后，令石廷柱等从山东移军山西，配合叶臣围剿山西起义民众，派王鳌永为山东巡抚，继续平定山东的动乱。
与此同时，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又向多尔衮建议，招抚河南地主武装刘洪起、韩甲第、李际遇、李好、刘铉等部，说他们“分辖各数百里，拥众各十余万，禁暴体民，人颇德之”，请求分别授他们总兵职衔，“将见千里中原，可坐而定，从此俯瞰江汉，联合吴会，顺风扬帆，瞬息可达，矧西控潼关，狡寇缩首，釜鱼阱兽，又安所逃命哉！”多尔衮看后非常满意，认为薛所蕴报告忠诚，手启谨密，忠心可嘉。所报之事关系重大，应予同意，不仅各授刘洪起等职衔，而且“若果扼贼有功，朝廷破格优酬，不吝世爵之赏”。顺治元年七月国于监司业薛所蕴谨启为中原天下腹心，底定不劳兵力，谨陈招抚要著，以收混一速效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后到九月间，李际遇就投降了叶臣的军队，将所辖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及兵二十七万赍书来降。《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乙巳。
在战略上，多尔衮是把小股义军和地方豪强武装看作大顺农民军的外围力量而首先加以剿灭的。大顺军主力退入山陕，多尔衮并不急于全力进攻，而是首先打垮和收抚这些外围力量，使大顺军得不到战略上的呼应和支持。而且，一旦清军攻打大顺军，自己的后方也会相对稳定，尽量减少后顾之忧。这样，在山东、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稳定(当然，小规模的反清斗争在这些地区从未完全停止过)的情况下，多尔衮开始集中一部分兵力攻打大顺军占领区的外围山西。
多尔衮六月中派叶臣攻打山西，进展比较缓慢，先在河北的饶阳、束鹿一带平定地方，没有马上进入山西。七月初石廷柱、巴哈纳奉命增援，多尔衮又以马国柱为山西巡抚，与恭顺侯吴惟华一起对山西加以招抚，这才略有进展。前些时姜以大同、宁武、代州等地降清后，晋北已在清军手中，后清军又沿彰德而下，从晋南攻打泽潞一带，估计是想避开从井陉到晋中一带的农民军守军主力，由南而北，与晋北清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还在七月二十日，驻扎大同一带的吴惟华就向多尔衮建议，一方面招抚原来是明官的大顺官员韩文铨、李若星、陈永福，一方面速派大军前来，与自己属下三千七百名士兵一起“同剿”。《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9页，“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帖”。八月初一，他又献上“征西五策”，其中有关战略战术的具体建议有两条：一是以“贼闻我兵西征，必集众据守河口，我师争渡，非万全之道”。建议派一支军队直奔蒲津(秦，晋交界处，华阴附近)与大顺军相持，另派军队从保德(亦秦，晋交界处，府谷附近)渡过黄河，从延安、澄城、阳等处直捣西安。如大顺军内撤，清军便可飞渡蒲津，长驱直入。一是还可令蒙古部落发兵从边外渡河套，入口后由长安西路截击，断绝大顺军西逃之路。这些建议颇为险恶，多尔衮则十分高兴，让吴惟华尽心尽力，以建奇勋。《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丙辰。从后来的情况看，多尔衮确是按照吴惟华的建议布置了对大顺军的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