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 第24章 马上得天下(9)
第24章 马上得天下(9)
九月初，多尔衮给宣府总兵王应晖发布命令，说多铎统率前营兵将定于本月十一日起行，“到时听十王号令，其宣大等处，口外蒙古等兵，亦奉调会合十王大兵，从宣府地方经过，传与人民，毋致惊慌，……续后六师征讨，由潼关、固关等处分道并进”。《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34页，“权署宣府总兵王应晖揭帖”。九月初九日，山西总兵高勋曾向多尔衮汇报招降协守保德的唐通的情况，《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32页，“山西总兵高勋揭帖”。十五日，唐通的降表便已送到京师，《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庚子。他还攻入米脂，杀害大顺军家属，再掘李自成祖坟。李自成听说这一情况以及李过在府谷损失的情况，十分生气，“又添兵复来，一路府谷，一路保德”，使唐通紧急求援。而“宁武所辖静、乐、偏、老、河、保之间俱有贼孽”，高勋手下已无兵可调，只得恳请多尔衮再发大兵。《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43页，“山西总兵高勋揭帖”。实际上，早在这月十三日，多尔衮就已派席特库率军增援叶臣，而二十日之前，叶臣等就已攻下晋南的泽州、潞州，豫北的怀庆，招降了故明副将、后投降了大顺军的董学礼，令他驻防黄河西岸。其后，叶臣又率军杀回固关，十月初打进固关，围攻太原。太原守将陈永福竭力抵御，但最终无法退敌，陈永福战死，太原失陷，所属五洲十二县均为清军占领。至此，山西大部已在清军手中，全部消灭大顺军的把握在多尔衮心中似乎更大些了，他开始部署规模更大，更全面的战略行动。
(四)对南明“先礼后兵”。
虽然从一开始多尔衮就是双管齐下，但对付明朝残余势力的“攻势”，在这年十月中旬以前，并不完全是武力打压，大多采取了怀柔、招抚、谈判的手段，一方面尽量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南方，另一方面则可通过把矛头指向大顺军麻痹汉人官绅，使他们对日后可能出现的清军南下采取忽视的态度，丧失警惕性。这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了皇太极天聪年间屡向明求和的前前后后，其用心巧妙，收效之大，在多尔衮这儿是决不逊于其兄的。
还在刚进北京的次日，多尔衮就谕兵部：“如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受难军民都是我的赤子，所以要保全他们的性命。各处城堡应派人持檄文前去招抚，檄文一到，发归顺的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迁徙。”《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其后，故明文臣武将纷纷来降，多尔衮也都分别赐予蟒衣、缎衣、财物等等，以示优宠。六月壬申，明朝旧官唐虞时上书多尔衮，认为“南京是形胜之地，闽、浙、江、广各地都看它是否降顺来决定它们的态度，如今应乘他们害怕不安的时候，颁布令旨和赏格，让我带到南京去宣谕官民，江南之地可传檄而下。另外，原来的总兵陈洪范可以招抚，我的儿子唐起龙是陈的女婿，又曾作史可法的参将。南方的将领，他大多认识，希望派他前去招降，这样统一的大功就能成功”。《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申。多尔衮认为此论可用，后亲自致书陈洪范，希望他归顺。并且对“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等发布诏谕，表示对他们“不吝封爵，特号旌扬”。如果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所应当，并不禁止，表明多尔衮对统一南方，心中无底，特采取试探的态度，并可招买人心。但是，多尔衮又马上表示，“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背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设下借口，以备以后进兵时利用。谈迁：《国榷》卷120，崇祯十七年六月辛未，中华书局，1958年，6118―6120页。实际上，还是企图争取时间，避免在清军消灭大顺军之前出现南明与大顺军联合抗清、“首鼠而端”的不利形势。
六月癸未，多尔衮派冯铨祭祀明朝诸帝，表面上是笼络汉人官绅的举动，但祭文中却大谈什么“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次日，多尔衮下令将明太祖神牌从太庙中移出，送到历代帝王庙中，表明明朝已成为历史。在不断招抚明朝旧臣的同时，多尔衮亦对南明暗示：清朝统一天下将是必然之事。
七月十二日，被清廷派到山东一带进行招抚工作的王鳌永向多尔衮报告，说南京已在五月十六日立福王，改元“洪光”，史可法为内阁，各镇总兵都在江北驻扎等情况，认为“江北为必争之地，徐淮属城皆跨河南北，尤宜早图”，并请“亟补镇臣移驻曹单，乘顺流之势，控扼淮徐”。《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05页，“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启本”。多尔衮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知道简单地派人到南方去招抚，不能达到“传檄而下”的结果，必须对南明弘光权利加以试探，看看是否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而下江南，同时继续了解南方的军备状况、政治状况，自己则派军队深入鲁南、苏北，以窥南明动静。于是，七月二十六日，多尔衮先派“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等”向史可法递交书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自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遗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乘逆贼稽诛，王师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筒西行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断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唯执事实图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怠，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唯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跋为劳。书不宣意。”《清史稿》卷218，列传第5.
多尔衮这封书信，传说是江南名士李雯的手笔。昭？：《啸亭续录》卷3，第464页。李雯，字舒章，松江府青浦县人，清初以诸生被推荐为内阁中书舍人，“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特别是招抚地方要员，多尔衮常常借助于他，多尔衮致唐通及致马科的书信，也出自他手。龚鼎孳曾把他称为“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宋：中华书局，1965年，第475页。卷4，“李雯”。因此，多尔衮这封书信写得十分“漂亮”，明明是夺取天下统治权，占领他人的地盘，却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其间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无论如何，从信中看，多尔衮虽希望招抚江南，和平统一，但此时也已做好了武力征服的准备，甚至威胁要联合大顺军一起来攻打南明。明末清初尖锐的社会矛盾为多尔衮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多尔衮也巧妙地利用了汉人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史可法接到信后忧心忡忡：“近见北示，和议固断断难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拒，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二，奏疏下“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第38页。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这年六月初，弘光权利得知北方消息后，马士英和史可法商量派人去北京议和，并请朝臣迅速定计，“会集廷臣，即定应遣之官，某文某武，或径通其主，或先通九酋；应用敕书是何称谓，速行议，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各项应给若干靡费，一并料理完备，刻期起行”，史可法认为消灭农民军“端在此举”。《史可法集》卷1，奏疏上，“请遣北使疏”，第27、28页。于是，马士英迅即请求朝廷同意，于七月初决定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祖泽溥组成使团，携带酬谢清军助兵的礼物“金一千两，银十万两，蟒缎五百疋”以及给吴三桂的礼物一份。还有刘泽清致冯铨、洪承畴、金之俊、吴三桂的书信，马绍愉、陈洪范给吴三桂的书信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5页，“天津总督骆养性塘报”。赴北京“修好”。南明此举，实在是一次蠢举，是出自南明官绅对大顺权利无比仇恨的褊狭心理，从一开始就绝不会收到好的结果；代表团主要成员中除左懋第是个有骨气的正臣外，马绍愉乃是崇祯朝主持和议的代表，在清人面前一贯奴颜媚骨。陈洪范是清方招降的对象，心中早有降清的打算；祖泽溥的亲朋好友也大都在清廷效力，派这样一批人前去议和，只能体现出弘光权利的软弱，增强多尔衮统一全国的信心，而不会答应弘光方面借清军剿“寇”，然后撤军的请求。
多尔衮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此事的意思。左懋第九月初到德州时就听说他曾下令，“使臣所过，有司不必敬他，来京朝见。”《左忠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后骆养性报告使团情况，被内院批示“陈洪范等远来进贡……”云云，只是被视为区区贡使。［明］左懋第撰，［清］左彤九辑：《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5页，“天津总督骆养性塘报”。到通县以后，左懋第等又派人送信给多尔衮，要他们以礼相待，“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但多尔衮只派个礼部官员来迎，并且“径索御书，欲先拆看”，说是“凡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弘光权利好歹把清廷看成是对等的，带来的称作“国书”，而清廷则把弘光权利贬低一等，把“御书”呼为“进贡文书。”后来刚林率人到鸿胪寺使团下榻处，让左懋第等席地而坐，而且因为他们称弘光帝书信为“御书”为理由而拒不接受。《左忠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实际上，多尔衮就根本不想看什么“御书”，从史可法九月十五日给他的复信中，他就完全理解了弘光君臣的如意算盘：不想投降而继续保持明朝之统，希望清军打压农民军，但事毕后须撤退返师，仍为两国。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亦见《史可法集》及蒋良骐《东华录》。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对左懋第等常常威胁要以兵戈相加，最后一面将他们软禁，一面仍发大兵进攻南京。十月二十七日，清方在既不接受“御书”，又未答应他们谒思陵的请求，只是在把所带财物收去的情况下，派兵把他们驱逐回去。但副使陈洪范秘密降清，自己回到南方去做内应，为怕左懋第等回去后泄露真情，就密奏多尔衮拘留左懋第和马绍愉，使左等于十一月初四日在沧州以南被截住去路，押解回京，独放陈洪范南还。可悲的是，左懋第不仅无法完成使命，甚至在壮烈就义时都不知道，由于他的副使叛变投敌，才把他送上断头台的！
左懋第使团北行的悲剧，实际上正是弘光权利的悲剧，它的失败也预示着弘光权利的失败。多尔衮在派叶臣等攻打农民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派军队进击山东，以逼江北。是年八月，清军攻克临清，“合兵南下”。九月，下济宁。河道总督杨方兴在彼对济宁道朱国柱说：“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谈迁：《国榷》卷130，顺治元年九月己亥，第6147页。于是继续发兵南下，进入苏北。在十月上旬以前，清兵已占据黄淮一带的宿迁、沭阳、邳州，海州、与史可法的军队(驻白洋河)沿河相峙。杨方兴认为宿迁连接桃源、清河、徐州与邳州，“地居要冲”，应设道员驻扎，以备万一，并设重兵防守，多尔衮即派启心郎赵福星为宿迁兵备道，令兵部讨论增兵事宜。《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九月辛卯。
多尔衮准备下决心了。这年十月之时，形势似乎越来越好，除了九月底山东反了赵应元，拥立明衡王，杀了王鳌永，随即便被清军平定之外，详细经过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题本“叛逆类”。清军在山东、山西各地都颇有进展。特别是福临在北京坐殿登基之后，也应该有所举措，为改朝换代的仪式增加些实际的内容。于是，在多尔衮看来，全面进攻大顺军和南明弘光权利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月癸酉，他命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军队攻打大顺军。赐他的敕文说：
朕以流寇李自成诸贼肆虐，生灵涂炭，陕西居民，久罹荼毒，天人共愤。今命王充靖远大将军，率兵前征，一切机宜，必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辣虞。如有抗拒不顺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严禁兵将，凡系归顺地方军民，不得肆行抢掠，务使人知朕以仁义定天下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罪，查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拨什库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参酌，径行处分。王受兹重任，宜益殚忠勤，用张挞伐，立奏荡平。钦哉。
与此同时，又命令豫亲王多铎于六日后，即十月己卯充定国大将军，率军征江南，赐其敕文曰：
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宗社覆亡，不遗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南方诸臣，不行请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灭贼复仇，而诸将各自拥兵，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愤，因命王充定国大将军，统师声罪，征讨江南。王今承命，一切机宜，当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钦哉。《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癸酉、己卯。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敕文后半部完全相同之外，后者多提出了福王权利的三大罪。多尔衮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初入关就是打着消灭农民军的旗号，汉人士绅当然能够理解，因此此次大规模“剿寇”也不必多费唇舌。但是，攻打南明权利，这在入关之初是没有也不能言明的，因此为了师出有名，当然要摆出几条理由，而且一定要装出一副替天行道、为民伐罪的面孔来，不说是为了争取支持，至少也为了减少阻碍。
总而言之，多尔衮这次是名副其实地双管齐下了，当然，都是用的武力征服方式！
第四节九州干戈。
一、侥幸的一战。
就当时而言，多尔衮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的。因为即使清军入关后收降了部分明军，武装人员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比大顺军和南明军的任何一方都要少，他一方面派兵攻打大顺军，一方面又分兵南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很容易被一个个地吃掉。且一部分力量在陕西，一部分在江苏，双方相距遥远，不但没有相互支援的可能性，就是战略上的呼应也很难，况且多尔衮的双管齐下很容易引起汉人的同仇敌忾，暂释前嫌，携手作战。这时候，多尔衮不知道他在战略上犯了一个极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的错误。但是，他也同样不知道，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历史的偶然性竟伸出救援之手，使多尔衮再次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这年十月，大顺军二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河南怀庆。怀庆府北临太行山，南界黄河，是南北要冲。大顺军攻克了济源和孟县，在柏香镇击毙了清军提督金玉和，叛将董学礼部也遭到重创。大顺军乘胜追击，围攻怀庆府城沁阳。早在十月初，河南巡抚罗绣锦就曾向朝廷报告，说济源、孟县以及左右一带河口上大顺军很多，“有探济、孟、怀庆之形”，请朝廷提前预防，《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51页，“河南巡抚罗绣锦启本”。但似乎并未得到重视。这一下大顺军的攻势如急风暴雨，吓得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火速赶至沁阳组织守城，罗绣锦也火急向朝廷求援。
(四)对南明“先礼后兵”。
虽然从一开始多尔衮就是双管齐下，但对付明朝残余势力的“攻势”，在这年十月中旬以前，并不完全是武力打压，大多采取了怀柔、招抚、谈判的手段，一方面尽量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南方，另一方面则可通过把矛头指向大顺军麻痹汉人官绅，使他们对日后可能出现的清军南下采取忽视的态度，丧失警惕性。这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了皇太极天聪年间屡向明求和的前前后后，其用心巧妙，收效之大，在多尔衮这儿是决不逊于其兄的。
还在刚进北京的次日，多尔衮就谕兵部：“如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受难军民都是我的赤子，所以要保全他们的性命。各处城堡应派人持檄文前去招抚，檄文一到，发归顺的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迁徙。”《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其后，故明文臣武将纷纷来降，多尔衮也都分别赐予蟒衣、缎衣、财物等等，以示优宠。六月壬申，明朝旧官唐虞时上书多尔衮，认为“南京是形胜之地，闽、浙、江、广各地都看它是否降顺来决定它们的态度，如今应乘他们害怕不安的时候，颁布令旨和赏格，让我带到南京去宣谕官民，江南之地可传檄而下。另外，原来的总兵陈洪范可以招抚，我的儿子唐起龙是陈的女婿，又曾作史可法的参将。南方的将领，他大多认识，希望派他前去招降，这样统一的大功就能成功”。《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申。多尔衮认为此论可用，后亲自致书陈洪范，希望他归顺。并且对“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等发布诏谕，表示对他们“不吝封爵，特号旌扬”。如果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所应当，并不禁止，表明多尔衮对统一南方，心中无底，特采取试探的态度，并可招买人心。但是，多尔衮又马上表示，“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背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设下借口，以备以后进兵时利用。谈迁：《国榷》卷120，崇祯十七年六月辛未，中华书局，1958年，6118―6120页。实际上，还是企图争取时间，避免在清军消灭大顺军之前出现南明与大顺军联合抗清、“首鼠而端”的不利形势。
六月癸未，多尔衮派冯铨祭祀明朝诸帝，表面上是笼络汉人官绅的举动，但祭文中却大谈什么“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次日，多尔衮下令将明太祖神牌从太庙中移出，送到历代帝王庙中，表明明朝已成为历史。在不断招抚明朝旧臣的同时，多尔衮亦对南明暗示：清朝统一天下将是必然之事。
七月十二日，被清廷派到山东一带进行招抚工作的王鳌永向多尔衮报告，说南京已在五月十六日立福王，改元“洪光”，史可法为内阁，各镇总兵都在江北驻扎等情况，认为“江北为必争之地，徐淮属城皆跨河南北，尤宜早图”，并请“亟补镇臣移驻曹单，乘顺流之势，控扼淮徐”。《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05页，“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启本”。多尔衮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知道简单地派人到南方去招抚，不能达到“传檄而下”的结果，必须对南明弘光权利加以试探，看看是否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而下江南，同时继续了解南方的军备状况、政治状况，自己则派军队深入鲁南、苏北，以窥南明动静。于是，七月二十六日，多尔衮先派“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等”向史可法递交书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自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遗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乘逆贼稽诛，王师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筒西行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断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唯执事实图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怠，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唯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跋为劳。书不宣意。”《清史稿》卷218，列传第5.
多尔衮这封书信，传说是江南名士李雯的手笔。昭？：《啸亭续录》卷3，第464页。李雯，字舒章，松江府青浦县人，清初以诸生被推荐为内阁中书舍人，“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特别是招抚地方要员，多尔衮常常借助于他，多尔衮致唐通及致马科的书信，也出自他手。龚鼎孳曾把他称为“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宋：中华书局，1965年，第475页。卷4，“李雯”。因此，多尔衮这封书信写得十分“漂亮”，明明是夺取天下统治权，占领他人的地盘，却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其间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无论如何，从信中看，多尔衮虽希望招抚江南，和平统一，但此时也已做好了武力征服的准备，甚至威胁要联合大顺军一起来攻打南明。明末清初尖锐的社会矛盾为多尔衮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多尔衮也巧妙地利用了汉人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史可法接到信后忧心忡忡：“近见北示，和议固断断难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拒，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二，奏疏下“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第38页。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这年六月初，弘光权利得知北方消息后，马士英和史可法商量派人去北京议和，并请朝臣迅速定计，“会集廷臣，即定应遣之官，某文某武，或径通其主，或先通九酋；应用敕书是何称谓，速行议，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各项应给若干靡费，一并料理完备，刻期起行”，史可法认为消灭农民军“端在此举”。《史可法集》卷1，奏疏上，“请遣北使疏”，第27、28页。于是，马士英迅即请求朝廷同意，于七月初决定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祖泽溥组成使团，携带酬谢清军助兵的礼物“金一千两，银十万两，蟒缎五百疋”以及给吴三桂的礼物一份。还有刘泽清致冯铨、洪承畴、金之俊、吴三桂的书信，马绍愉、陈洪范给吴三桂的书信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5页，“天津总督骆养性塘报”。赴北京“修好”。南明此举，实在是一次蠢举，是出自南明官绅对大顺权利无比仇恨的褊狭心理，从一开始就绝不会收到好的结果；代表团主要成员中除左懋第是个有骨气的正臣外，马绍愉乃是崇祯朝主持和议的代表，在清人面前一贯奴颜媚骨。陈洪范是清方招降的对象，心中早有降清的打算；祖泽溥的亲朋好友也大都在清廷效力，派这样一批人前去议和，只能体现出弘光权利的软弱，增强多尔衮统一全国的信心，而不会答应弘光方面借清军剿“寇”，然后撤军的请求。
多尔衮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此事的意思。左懋第九月初到德州时就听说他曾下令，“使臣所过，有司不必敬他，来京朝见。”《左忠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后骆养性报告使团情况，被内院批示“陈洪范等远来进贡……”云云，只是被视为区区贡使。［明］左懋第撰，［清］左彤九辑：《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5页，“天津总督骆养性塘报”。到通县以后，左懋第等又派人送信给多尔衮，要他们以礼相待，“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但多尔衮只派个礼部官员来迎，并且“径索御书，欲先拆看”，说是“凡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弘光权利好歹把清廷看成是对等的，带来的称作“国书”，而清廷则把弘光权利贬低一等，把“御书”呼为“进贡文书。”后来刚林率人到鸿胪寺使团下榻处，让左懋第等席地而坐，而且因为他们称弘光帝书信为“御书”为理由而拒不接受。《左忠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实际上，多尔衮就根本不想看什么“御书”，从史可法九月十五日给他的复信中，他就完全理解了弘光君臣的如意算盘：不想投降而继续保持明朝之统，希望清军打压农民军，但事毕后须撤退返师，仍为两国。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亦见《史可法集》及蒋良骐《东华录》。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对左懋第等常常威胁要以兵戈相加，最后一面将他们软禁，一面仍发大兵进攻南京。十月二十七日，清方在既不接受“御书”，又未答应他们谒思陵的请求，只是在把所带财物收去的情况下，派兵把他们驱逐回去。但副使陈洪范秘密降清，自己回到南方去做内应，为怕左懋第等回去后泄露真情，就密奏多尔衮拘留左懋第和马绍愉，使左等于十一月初四日在沧州以南被截住去路，押解回京，独放陈洪范南还。可悲的是，左懋第不仅无法完成使命，甚至在壮烈就义时都不知道，由于他的副使叛变投敌，才把他送上断头台的！
左懋第使团北行的悲剧，实际上正是弘光权利的悲剧，它的失败也预示着弘光权利的失败。多尔衮在派叶臣等攻打农民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派军队进击山东，以逼江北。是年八月，清军攻克临清，“合兵南下”。九月，下济宁。河道总督杨方兴在彼对济宁道朱国柱说：“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谈迁：《国榷》卷130，顺治元年九月己亥，第6147页。于是继续发兵南下，进入苏北。在十月上旬以前，清兵已占据黄淮一带的宿迁、沭阳、邳州，海州、与史可法的军队(驻白洋河)沿河相峙。杨方兴认为宿迁连接桃源、清河、徐州与邳州，“地居要冲”，应设道员驻扎，以备万一，并设重兵防守，多尔衮即派启心郎赵福星为宿迁兵备道，令兵部讨论增兵事宜。《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九月辛卯。
多尔衮准备下决心了。这年十月之时，形势似乎越来越好，除了九月底山东反了赵应元，拥立明衡王，杀了王鳌永，随即便被清军平定之外，详细经过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题本“叛逆类”。清军在山东、山西各地都颇有进展。特别是福临在北京坐殿登基之后，也应该有所举措，为改朝换代的仪式增加些实际的内容。于是，在多尔衮看来，全面进攻大顺军和南明弘光权利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月癸酉，他命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军队攻打大顺军。赐他的敕文说：
朕以流寇李自成诸贼肆虐，生灵涂炭，陕西居民，久罹荼毒，天人共愤。今命王充靖远大将军，率兵前征，一切机宜，必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辣虞。如有抗拒不顺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严禁兵将，凡系归顺地方军民，不得肆行抢掠，务使人知朕以仁义定天下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罪，查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拨什库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参酌，径行处分。王受兹重任，宜益殚忠勤，用张挞伐，立奏荡平。钦哉。
与此同时，又命令豫亲王多铎于六日后，即十月己卯充定国大将军，率军征江南，赐其敕文曰：
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宗社覆亡，不遗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南方诸臣，不行请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灭贼复仇，而诸将各自拥兵，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愤，因命王充定国大将军，统师声罪，征讨江南。王今承命，一切机宜，当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钦哉。《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癸酉、己卯。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敕文后半部完全相同之外，后者多提出了福王权利的三大罪。多尔衮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初入关就是打着消灭农民军的旗号，汉人士绅当然能够理解，因此此次大规模“剿寇”也不必多费唇舌。但是，攻打南明权利，这在入关之初是没有也不能言明的，因此为了师出有名，当然要摆出几条理由，而且一定要装出一副替天行道、为民伐罪的面孔来，不说是为了争取支持，至少也为了减少阻碍。
总而言之，多尔衮这次是名副其实地双管齐下了，当然，都是用的武力征服方式！
第四节九州干戈。
一、侥幸的一战。
就当时而言，多尔衮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的。因为即使清军入关后收降了部分明军，武装人员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比大顺军和南明军的任何一方都要少，他一方面派兵攻打大顺军，一方面又分兵南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很容易被一个个地吃掉。且一部分力量在陕西，一部分在江苏，双方相距遥远，不但没有相互支援的可能性，就是战略上的呼应也很难，况且多尔衮的双管齐下很容易引起汉人的同仇敌忾，暂释前嫌，携手作战。这时候，多尔衮不知道他在战略上犯了一个极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的错误。但是，他也同样不知道，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历史的偶然性竟伸出救援之手，使多尔衮再次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这年十月，大顺军二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河南怀庆。怀庆府北临太行山，南界黄河，是南北要冲。大顺军攻克了济源和孟县，在柏香镇击毙了清军提督金玉和，叛将董学礼部也遭到重创。大顺军乘胜追击，围攻怀庆府城沁阳。早在十月初，河南巡抚罗绣锦就曾向朝廷报告，说济源、孟县以及左右一带河口上大顺军很多，“有探济、孟、怀庆之形”，请朝廷提前预防，《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51页，“河南巡抚罗绣锦启本”。但似乎并未得到重视。这一下大顺军的攻势如急风暴雨，吓得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火速赶至沁阳组织守城，罗绣锦也火急向朝廷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