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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马上得天下(12)
金声桓原是左良玉的部将，后随左梦庚降清。他奉命招抚江西后，所到之处，“杀害立威”，使江西各地纷纷起义反抗。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4.在征服江西的过程中，他先后攻破明益王朱由本据以反抗的建昌、永宁王朱慈炎据以反抗的抚州，只剩下旧明兵部侍郎杨廷麟在赣州坚守。顺治三年十月，金声桓以破吉安之师乘胜围赣，用云梯四面攻城，守城者死战不退，但终因寡不敌众，城被攻破，杨廷麟在守城中被杀。金声桓十分得意，认为赣州一破，南安自在掌握之中，江西全省就指日可平了。《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73页，“江西捉督金声桓等揭帖”。这之后，他一直以为自己劳苦功高，没费满洲一斗粮，攻取十三府、七十二州县，以数千里土地奉送给新朝，希望在论功行赏时，能够被封个王侯之爵。
但他并未能如愿，因此不免大失所望。徐世溥：《江变纪略》卷1，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间铅印本。何况多尔衮对这些手握重兵的降将十分警惕，另使招抚孙之獬、巡抚章于天等对其加以监视和节制。孙之獬还暗地授给金声桓部下、副将刘一鹏以总兵职衔，企图分化其部下，急得金声桓上书多尔衮，大骂孙之獬颠三倒四，做事乖张，全无大臣之体，高喊“兵权不可牵制”。《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75页，“江西总兵金声桓残书本”。恰在此时，江西各股义军在永历权利和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胜利的推动下，又纷纷而起，到顺治四年十二月，“赣州则有瑞、石各县之余孽，吉安则有龙泉、永丰之狡贼，抚州则有宜黄、乐安之小约，广信则有曹、刘等逆之巨寇。且饶州则接壤徽属，建昌则逼近福建，跳梁窥伺，无日不报”。《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第648页，“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金声桓左征右剿，疲于奔命，也企图趁势反清。
顺治五年春，金声桓与手下副将王得仁等起兵反清，王得仁本是金声桓标下副将王体中手下的游击，因王体中企图杀金声桓，奉明保宁王起事反清，被王得仁揭发，因此颇得金声桓信任，后也成为剿杀反清义军的刽子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97页。杀巡按董成学，胁迫巡抚章于天一同倒戈，先后下九江，饶州、南康诸地。但他们缺乏政治远见，只在江西省内盘踞，不敢顺长江出击，结果多尔衮派谭泰、何洛会等进讨，迅速围困南昌，顺治六年正月十九日攻下该城，金声桓身中二箭，投水而死，王得仁也被擒处斩。《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06页，“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等残奏本”。其反清斗争历时一年，宣告失败。
金声桓的起兵虽然震动了清廷，客观上牵制了清军很大一部分兵力，构成全国抗清斗争的一部分。但是，他的起兵几乎完全是出于私利，和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舍弃身家性命奋起抗清的志士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由于他降清之后，到处杀害反清的仁人志士，自己不得意才反清，势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李成栋和金声桓归清后的经历几乎一样。他原是史可法的部将，在徐州降清，后打压反清力量颇有成绩，攻破崇明，嘉定屠城，大败黄蜚和吴志葵的水师，松江也陷没于其手，后来又参与了对江阴的杀害。顺治三年底，他率兵南下广州，连克肇庆、梧州，吓得桂王朱由榔忙于逃避。可以说，在清军下江南后对人民起义的历次大杀害中，都有李成栋在内，他的双手沾满了反清豪杰们的鲜血。
他的反清也是对清统治者给他的待遇不满意，加上广东地方义军的起义此平彼兴，金声桓又在江西倒戈，使他也不由怦然心动，心想此事若成便可封侯，若败也留下个忠义之名，于是抓住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宣布反清。徐：《小腆纪传》卷65，“列传”中华书局，1958年。永历皇帝见成栋派使者来奉正朔，便仔细询问他弃清归明的原因，而使臣支支吾吾，到底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1，“李成栋归明”。实际上，他这种势利小人，又怎能说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李成栋的再叛还不如金声桓。他在广东毫无进取，反而急于受功领赏，最后出兵增援金声桓，在赣州城外大败，自己骑一匹骡子，冒着大雨，一口气从庾关逃过梅岭。顺治六年二月，李成栋再度出师到信丰，为清军所围，战败后丢盔卸甲，落到涧水里淹死了。
对于金声桓的反叛，多尔衮颇为重视，因此派谭泰、何洛会等重兵征剿，这主要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江西一叛，在湖南、广西以及云贵坚持抗清的南明和农民军的局势就活了，可以往来策应，而顺江直下，可达南京一线，威胁江南各省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两广、福建的初定局面也势必重新不稳。李成栋广东一叛，虽使多尔衮颇为不快，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不反叛，广东、福建也总会有人起来响应江西的，况且广东僻在一隅，要想打出来，经江西北上是一条要道，所以多尔衮并未另派大军，而把这一任务也交给了谭泰等人，意欲在江西同时歼灭金、李，结果也正是如此。
但是，大大震动了多尔衮的竟是大同姜壤的叛变。
(二)姜壤之叛。
姜壤原是明朝的大同总兵官，李自成向北京胜利进军时，他自知不敌，便开门迎降。李自成山海关败后退出北京，姜壤又杀掉大顺军制将军张天琳，随后便投降了清朝。多尔衮见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十分高兴，仍令他镇守大同，处理当地的军政大事。《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1页，“大同总兵姜条陈”。说起来，姜是个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小人，在打压反清起义的过程中，对清朝统治的“贡献”也无法与李成栋和金声桓相比，他的反叛究竟是出自何故呢？
当时有个外国传教士记叙说，顺治皇帝想通过联姻来控制蒙古人，于是便派英王阿济格去求婚。他们途经大同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女人非常漂亮，便在那里欺侮妇女，无恶不作，甚至一个有身份的女子出嫁时，也被英王的随从截走糟蹋了。姜就此事向英王表示不满，要求他归还新娘并阻止这种事情的继续发生，但阿济格不但不听，反而把他轰出衙门。这使姜壤大为恼怒，决定造反报仇。④卫匡国：《鞑靼战纪》。
这一说法的细节是否真实已难考证，但姜之叛的直接导火索是英王阿济格的光临大同却似乎是无疑的。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在日理万机之际，抽暇出去行猎，来到一个叫蹇家庄的地方时，得到报告说，蒙古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也打猎行至我边外。于是，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商讨，决定让阿济格、博洛、硕塞、拜尹图、傅勒赫、岳乐、鳌拜等率军到大同驻防。几天后，多尔衮又派郡王瓦克达、贝子尚善、吞齐及扎喀纳、韩岱等率军前往大同协助阿济格守城。《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癸未。
多尔衮派出一位亲王、三位郡王以及好几位王公大臣率重兵来到大同，不能不引起姜的猜疑。虽说防范蒙古喀尔喀部的侵犯是个很正当的理由，顺治三年五月，由于苏尼特部落(今内蒙锡林郭勒盟)的头目腾机思等人各率部投奔外藩的喀尔喀，多尔衮还派多铎和硕塞去征讨，一直追击到土拉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打败了喀尔喀土谢图汗和硕雷汗。后来其另一部札萨克图汗来信称清人为红缨蒙古，你我相称，使多尔衮大为不满。在一段时间内，与蒙古的关系有些紧张。以上详情后面还要谈到，不赘述。但是这也未免太小题大做，如果只是防范蒙古的话，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是不是多尔衮想借着防边之名除掉我？姜心里十分惊恐。
虽然我们难以断定，但多尔衮借防蒙古之名除掉姜却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一，以金声桓、李成栋为代表的降清明将的接连反叛，使多尔衮对其他危险人物不得不预先筹措，第二，大同地区的重要性使它不能再控制在一个汉将手中，如果说金、李的反叛远隔数千里，构不成太大的威胁，而如果宣大一线起来响应则立成心腹大患。况且，西方传教士听说，姜“曾经率军对抗的西鞑靼人也在重酬之下派了援军”，④朝鲜人也听说“宣大守将汉人江姓者与西通谋，尽杀清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71页。是不是多尔衮制造借口，企图以姜与蒙古人同谋反清的借口除掉这个威胁？
无论如何，姜是这么以为的，加上对自己五年来“恪尽职守”但“未蒙升赏”不满，英王来大同后又动不动杀人，《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本年三月辛未。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十二月初三日，他乘大同总督、知府等各官出城验收军用草料时，把城门一关，宣布造反。多尔衮有点儿急了，他连忙对姜加以解释，说派英王到大同去，是为了北方蒙古，与你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有罪，也用不着耍这种把戏，如果作为天下之主还这样干，谁还信呢？一定是有奸人对你们挑拨离间。你们要是悔罪投降，我一定不怪你们。说归说，第二天多尔衮还是派阿喇善和噶达浑率军前往大同增援。
在姜听起来，多尔衮的话未免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于是就拒守不降，还打了几个胜仗。接着，附近十几个城池都响应他起兵反清。不久，山西的大部和陕西的延安、榆林等地“同时骚动”占。多尔衮一方面再派梅勒章京俄罗塞臣率军增援阿济格，命尼堪等率兵前往太原，攻打响应姜的刘迁，一方面又发布谕旨，说姜之罪“与官吏兵民人等无干”，希望百姓不要轻信姜的煽动，凡投顺的良民一概赦免云云。《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二月丁巳。次年正月乙亥，多尔衮又谕官员百姓降顺的可以赦免，。但又威胁说，我们马上就要在大同城外筑墙挖壕，让城里人逃不出来，然后用红衣大炮攻城，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能在筑围之前或擒或杀姜者，可以赦免你们的罪，你们速速考虑。《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乙亥。但似乎没有什么人响应。
多尔衮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亲自出马。走到近边的地方，听说喀尔喀部硕雷汗的兵马离这里只有十天的路程，于是他便决定掉头出张家口，说是到喀尔喀去调外藩蒙古兵来支援。走了一半，他又见沿途无水，再转身向大同进发。三月初，清军攻下浑源、应州、山阴。就在这时，有人自京师来报，说多铎因出痘病重，多尔衮一听，立即决定返师。途经大同时，多尔衮仍派人招降姜，姜则回报多尔衮，一方面历数他被迫而反的苦衷，一方面说全城百姓都决心以死守城，不敢相信多尔衮的诚意，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具体说明如何让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办法，否则我们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多尔衮一看极为震怒，下令继续围困，自己赶紧回师，但走到居庸关，便传来了多铎的死讯，多尔衮失去了左膀右臂，不由得痛哭失声。
进入四月以后，清军逐渐占了上风，因为毕竟多尔衮派出了身边的全部力量，而且大多是满洲等八旗劲旅。多尔衮先后派吴达海、吞齐喀、巴布泰去代替阿济格，派屠赖去增援太原清军，同时清军先后克复大同左卫、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县、平阳、汾州等地，并再度向姜谕降。但是，大同依然固守。
六月丁巳，多尔衮再次率师出征大同。临行前他说，这次出征并非是由于诸王大臣不能胜任，只是怕他们行军时扰民，另外他也至多走到宁武关、朔州，然后就回来。这使我们颇感迷惑不解。他自己所说的亲征的理由根本不充分，而且京师到宁武、朔州还要远些，又不解决问题。而且到七月，他又派满达海、瓦克达去征伐朔、宁，自己走到一个叫阿鲁席巴尔台的地方就不走了，边打猎边回了北京。多尔衮这次出行的个中缘故，遗憾的是还不能知晓。
这时，各路清军已齐集山陕，姜已仅有防守之力了。但是，据博洛报告，平阳府还有十州县、汾州府还有八州县、太原府还有七州县在叛军手里，就是说，这三府有一半城池未能克复。是年八月，多尔衮再派阿济格、巩阿岱等率军攻大同。陕西总督孟乔芳也率军自陕入晋，在临晋、猗氏、解州一带取得胜利。这月二十八日，姜手下杨振威等二十三人合谋杀姜及其兄姜琳、其弟姜有光，将他们的首级送到阿济格军前。次日，大军攻入大同。
姜的反清历时九个月，使多尔衮十分恐慌，他自己亲征两次(或可说三次)，动用亲(郡)王以上者四人，其他高级将领十数人，所谓“诸将一时多授命，亲王三遣自临边”。他三次谕降不从，对大同人民十分愤怒；况且就在大同被攻克之后，山西、陕西境内仍然余波未平。为了发泄愤怒，杀一儆百，多尔衮下令除杨振威等二十三人的家属和兵丁之外，其余官吏兵民一律处斩，大同城墙从城垛拆去五尺，把姜等人的尸骨烧成灰烬，埋入土坑。其屠城之惨，桑干河水都为之赤。后据大同新知府胡文烨报告，浑源、朔州、大同县等三处居民中，共死亡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个男丁，仅存五千四百七十九个男丁，妇女老幼还不在其内。“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为恳题钱粮必不能完之虚数以便催征以奏实效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是，姜反清的支持者们却没有束手就擒，在晋东潞安、辽州、平定、乐安以及太原附近的徐沟、祁县、太谷、榆次、清源等许多地方仍有大股义军在活动。他们一到，“乡民俱欲迎接”，有的义军还未到，他们就已换上明朝衣冠，把清地方官抓起来。《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36页，“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直到顺治七年七月，山西巡抚刘弘遇还抱怨说，“山西盗贼遍地蜂起，而反叛的绅衿处处都是，虽然经过大兵的剿灭，但逃避到深山峡谷之中的实在是大有人在，准备伺机而动。”《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56页，“山西巡抚刘弘遇揭帖”。
这场战争的苦果还要老百姓去尝。在这场战争中，百姓被杀戮过半，财物被劫掠将尽，田园荒芜，还要承担军队的粮草供应，加上蝗灾又突然蔓延开来，真是“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民”。《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66页，“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
姜的反清和金声桓，李成栋多少有些不同，他的起兵有点儿被逼上梁山的味道，正像整个清初的反清斗争那样，它也是清初征服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正象这场战争所表明的，多尔衮的错误政策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经济恢复的缓慢甚至停滞，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而且给自己的统治造成极大的被动。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多尔衮及清朝统治集团在顺治二年五月攻下南京之后，没有采取一系列高压征服政策(我们还未谈到圈地、逃人、投充等问题)，满汉矛盾是否便不会那么激化？抗清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是否会比实际情况差得多？从而通过和平环境的形成，使社会迅速安定、经济逐渐恢复？答案是肯定的。明太祖朱元璋灭亡元朝，面临的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他一改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并没有对蒙古人等大肆屠戮，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因此明初诸多人民起义中，北方少数民族起义的记录相对较少。就是多尔衮自己在入关之初，也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因此中原一带很快安定下来。后来康熙年间的民族政策也比较正确，从而换来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比往昔，比后世，个中经验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七年摄政生涯，七年戎事倥偬。无论如何，多尔衮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铁腕基本上控制住了局势，没有使这新建立的权利滑向毁灭的边缘，在抗清斗争的烈火中崩溃。他以军事征服为主，拉拢抚绥为辅；后又以阿济格、尼堪、博洛、满达海诸王以重兵控制住后方，以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经略江浙、四川、湖广、两广等地，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使抗
但他并未能如愿，因此不免大失所望。徐世溥：《江变纪略》卷1，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间铅印本。何况多尔衮对这些手握重兵的降将十分警惕，另使招抚孙之獬、巡抚章于天等对其加以监视和节制。孙之獬还暗地授给金声桓部下、副将刘一鹏以总兵职衔，企图分化其部下，急得金声桓上书多尔衮，大骂孙之獬颠三倒四，做事乖张，全无大臣之体，高喊“兵权不可牵制”。《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75页，“江西总兵金声桓残书本”。恰在此时，江西各股义军在永历权利和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胜利的推动下，又纷纷而起，到顺治四年十二月，“赣州则有瑞、石各县之余孽，吉安则有龙泉、永丰之狡贼，抚州则有宜黄、乐安之小约，广信则有曹、刘等逆之巨寇。且饶州则接壤徽属，建昌则逼近福建，跳梁窥伺，无日不报”。《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第648页，“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金声桓左征右剿，疲于奔命，也企图趁势反清。
顺治五年春，金声桓与手下副将王得仁等起兵反清，王得仁本是金声桓标下副将王体中手下的游击，因王体中企图杀金声桓，奉明保宁王起事反清，被王得仁揭发，因此颇得金声桓信任，后也成为剿杀反清义军的刽子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97页。杀巡按董成学，胁迫巡抚章于天一同倒戈，先后下九江，饶州、南康诸地。但他们缺乏政治远见，只在江西省内盘踞，不敢顺长江出击，结果多尔衮派谭泰、何洛会等进讨，迅速围困南昌，顺治六年正月十九日攻下该城，金声桓身中二箭，投水而死，王得仁也被擒处斩。《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06页，“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等残奏本”。其反清斗争历时一年，宣告失败。
金声桓的起兵虽然震动了清廷，客观上牵制了清军很大一部分兵力，构成全国抗清斗争的一部分。但是，他的起兵几乎完全是出于私利，和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舍弃身家性命奋起抗清的志士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由于他降清之后，到处杀害反清的仁人志士，自己不得意才反清，势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李成栋和金声桓归清后的经历几乎一样。他原是史可法的部将，在徐州降清，后打压反清力量颇有成绩，攻破崇明，嘉定屠城，大败黄蜚和吴志葵的水师，松江也陷没于其手，后来又参与了对江阴的杀害。顺治三年底，他率兵南下广州，连克肇庆、梧州，吓得桂王朱由榔忙于逃避。可以说，在清军下江南后对人民起义的历次大杀害中，都有李成栋在内，他的双手沾满了反清豪杰们的鲜血。
他的反清也是对清统治者给他的待遇不满意，加上广东地方义军的起义此平彼兴，金声桓又在江西倒戈，使他也不由怦然心动，心想此事若成便可封侯，若败也留下个忠义之名，于是抓住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宣布反清。徐：《小腆纪传》卷65，“列传”中华书局，1958年。永历皇帝见成栋派使者来奉正朔，便仔细询问他弃清归明的原因，而使臣支支吾吾，到底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1，“李成栋归明”。实际上，他这种势利小人，又怎能说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李成栋的再叛还不如金声桓。他在广东毫无进取，反而急于受功领赏，最后出兵增援金声桓，在赣州城外大败，自己骑一匹骡子，冒着大雨，一口气从庾关逃过梅岭。顺治六年二月，李成栋再度出师到信丰，为清军所围，战败后丢盔卸甲，落到涧水里淹死了。
对于金声桓的反叛，多尔衮颇为重视，因此派谭泰、何洛会等重兵征剿，这主要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江西一叛，在湖南、广西以及云贵坚持抗清的南明和农民军的局势就活了，可以往来策应，而顺江直下，可达南京一线，威胁江南各省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两广、福建的初定局面也势必重新不稳。李成栋广东一叛，虽使多尔衮颇为不快，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不反叛，广东、福建也总会有人起来响应江西的，况且广东僻在一隅，要想打出来，经江西北上是一条要道，所以多尔衮并未另派大军，而把这一任务也交给了谭泰等人，意欲在江西同时歼灭金、李，结果也正是如此。
但是，大大震动了多尔衮的竟是大同姜壤的叛变。
(二)姜壤之叛。
姜壤原是明朝的大同总兵官，李自成向北京胜利进军时，他自知不敌，便开门迎降。李自成山海关败后退出北京，姜壤又杀掉大顺军制将军张天琳，随后便投降了清朝。多尔衮见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十分高兴，仍令他镇守大同，处理当地的军政大事。《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1页，“大同总兵姜条陈”。说起来，姜是个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小人，在打压反清起义的过程中，对清朝统治的“贡献”也无法与李成栋和金声桓相比，他的反叛究竟是出自何故呢？
当时有个外国传教士记叙说，顺治皇帝想通过联姻来控制蒙古人，于是便派英王阿济格去求婚。他们途经大同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女人非常漂亮，便在那里欺侮妇女，无恶不作，甚至一个有身份的女子出嫁时，也被英王的随从截走糟蹋了。姜就此事向英王表示不满，要求他归还新娘并阻止这种事情的继续发生，但阿济格不但不听，反而把他轰出衙门。这使姜壤大为恼怒，决定造反报仇。④卫匡国：《鞑靼战纪》。
这一说法的细节是否真实已难考证，但姜之叛的直接导火索是英王阿济格的光临大同却似乎是无疑的。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在日理万机之际，抽暇出去行猎，来到一个叫蹇家庄的地方时，得到报告说，蒙古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也打猎行至我边外。于是，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商讨，决定让阿济格、博洛、硕塞、拜尹图、傅勒赫、岳乐、鳌拜等率军到大同驻防。几天后，多尔衮又派郡王瓦克达、贝子尚善、吞齐及扎喀纳、韩岱等率军前往大同协助阿济格守城。《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癸未。
多尔衮派出一位亲王、三位郡王以及好几位王公大臣率重兵来到大同，不能不引起姜的猜疑。虽说防范蒙古喀尔喀部的侵犯是个很正当的理由，顺治三年五月，由于苏尼特部落(今内蒙锡林郭勒盟)的头目腾机思等人各率部投奔外藩的喀尔喀，多尔衮还派多铎和硕塞去征讨，一直追击到土拉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打败了喀尔喀土谢图汗和硕雷汗。后来其另一部札萨克图汗来信称清人为红缨蒙古，你我相称，使多尔衮大为不满。在一段时间内，与蒙古的关系有些紧张。以上详情后面还要谈到，不赘述。但是这也未免太小题大做，如果只是防范蒙古的话，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是不是多尔衮想借着防边之名除掉我？姜心里十分惊恐。
虽然我们难以断定，但多尔衮借防蒙古之名除掉姜却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一，以金声桓、李成栋为代表的降清明将的接连反叛，使多尔衮对其他危险人物不得不预先筹措，第二，大同地区的重要性使它不能再控制在一个汉将手中，如果说金、李的反叛远隔数千里，构不成太大的威胁，而如果宣大一线起来响应则立成心腹大患。况且，西方传教士听说，姜“曾经率军对抗的西鞑靼人也在重酬之下派了援军”，④朝鲜人也听说“宣大守将汉人江姓者与西通谋，尽杀清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71页。是不是多尔衮制造借口，企图以姜与蒙古人同谋反清的借口除掉这个威胁？
无论如何，姜是这么以为的，加上对自己五年来“恪尽职守”但“未蒙升赏”不满，英王来大同后又动不动杀人，《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本年三月辛未。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十二月初三日，他乘大同总督、知府等各官出城验收军用草料时，把城门一关，宣布造反。多尔衮有点儿急了，他连忙对姜加以解释，说派英王到大同去，是为了北方蒙古，与你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有罪，也用不着耍这种把戏，如果作为天下之主还这样干，谁还信呢？一定是有奸人对你们挑拨离间。你们要是悔罪投降，我一定不怪你们。说归说，第二天多尔衮还是派阿喇善和噶达浑率军前往大同增援。
在姜听起来，多尔衮的话未免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于是就拒守不降，还打了几个胜仗。接着，附近十几个城池都响应他起兵反清。不久，山西的大部和陕西的延安、榆林等地“同时骚动”占。多尔衮一方面再派梅勒章京俄罗塞臣率军增援阿济格，命尼堪等率兵前往太原，攻打响应姜的刘迁，一方面又发布谕旨，说姜之罪“与官吏兵民人等无干”，希望百姓不要轻信姜的煽动，凡投顺的良民一概赦免云云。《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二月丁巳。次年正月乙亥，多尔衮又谕官员百姓降顺的可以赦免，。但又威胁说，我们马上就要在大同城外筑墙挖壕，让城里人逃不出来，然后用红衣大炮攻城，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能在筑围之前或擒或杀姜者，可以赦免你们的罪，你们速速考虑。《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乙亥。但似乎没有什么人响应。
多尔衮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亲自出马。走到近边的地方，听说喀尔喀部硕雷汗的兵马离这里只有十天的路程，于是他便决定掉头出张家口，说是到喀尔喀去调外藩蒙古兵来支援。走了一半，他又见沿途无水，再转身向大同进发。三月初，清军攻下浑源、应州、山阴。就在这时，有人自京师来报，说多铎因出痘病重，多尔衮一听，立即决定返师。途经大同时，多尔衮仍派人招降姜，姜则回报多尔衮，一方面历数他被迫而反的苦衷，一方面说全城百姓都决心以死守城，不敢相信多尔衮的诚意，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具体说明如何让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办法，否则我们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多尔衮一看极为震怒，下令继续围困，自己赶紧回师，但走到居庸关，便传来了多铎的死讯，多尔衮失去了左膀右臂，不由得痛哭失声。
进入四月以后，清军逐渐占了上风，因为毕竟多尔衮派出了身边的全部力量，而且大多是满洲等八旗劲旅。多尔衮先后派吴达海、吞齐喀、巴布泰去代替阿济格，派屠赖去增援太原清军，同时清军先后克复大同左卫、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县、平阳、汾州等地，并再度向姜谕降。但是，大同依然固守。
六月丁巳，多尔衮再次率师出征大同。临行前他说，这次出征并非是由于诸王大臣不能胜任，只是怕他们行军时扰民，另外他也至多走到宁武关、朔州，然后就回来。这使我们颇感迷惑不解。他自己所说的亲征的理由根本不充分，而且京师到宁武、朔州还要远些，又不解决问题。而且到七月，他又派满达海、瓦克达去征伐朔、宁，自己走到一个叫阿鲁席巴尔台的地方就不走了，边打猎边回了北京。多尔衮这次出行的个中缘故，遗憾的是还不能知晓。
这时，各路清军已齐集山陕，姜已仅有防守之力了。但是，据博洛报告，平阳府还有十州县、汾州府还有八州县、太原府还有七州县在叛军手里，就是说，这三府有一半城池未能克复。是年八月，多尔衮再派阿济格、巩阿岱等率军攻大同。陕西总督孟乔芳也率军自陕入晋，在临晋、猗氏、解州一带取得胜利。这月二十八日，姜手下杨振威等二十三人合谋杀姜及其兄姜琳、其弟姜有光，将他们的首级送到阿济格军前。次日，大军攻入大同。
姜的反清历时九个月，使多尔衮十分恐慌，他自己亲征两次(或可说三次)，动用亲(郡)王以上者四人，其他高级将领十数人，所谓“诸将一时多授命，亲王三遣自临边”。他三次谕降不从，对大同人民十分愤怒；况且就在大同被攻克之后，山西、陕西境内仍然余波未平。为了发泄愤怒，杀一儆百，多尔衮下令除杨振威等二十三人的家属和兵丁之外，其余官吏兵民一律处斩，大同城墙从城垛拆去五尺，把姜等人的尸骨烧成灰烬，埋入土坑。其屠城之惨，桑干河水都为之赤。后据大同新知府胡文烨报告，浑源、朔州、大同县等三处居民中，共死亡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个男丁，仅存五千四百七十九个男丁，妇女老幼还不在其内。“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为恳题钱粮必不能完之虚数以便催征以奏实效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是，姜反清的支持者们却没有束手就擒，在晋东潞安、辽州、平定、乐安以及太原附近的徐沟、祁县、太谷、榆次、清源等许多地方仍有大股义军在活动。他们一到，“乡民俱欲迎接”，有的义军还未到，他们就已换上明朝衣冠，把清地方官抓起来。《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36页，“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直到顺治七年七月，山西巡抚刘弘遇还抱怨说，“山西盗贼遍地蜂起，而反叛的绅衿处处都是，虽然经过大兵的剿灭，但逃避到深山峡谷之中的实在是大有人在，准备伺机而动。”《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56页，“山西巡抚刘弘遇揭帖”。
这场战争的苦果还要老百姓去尝。在这场战争中，百姓被杀戮过半，财物被劫掠将尽，田园荒芜，还要承担军队的粮草供应，加上蝗灾又突然蔓延开来，真是“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民”。《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766页，“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
姜的反清和金声桓，李成栋多少有些不同，他的起兵有点儿被逼上梁山的味道，正像整个清初的反清斗争那样，它也是清初征服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正象这场战争所表明的，多尔衮的错误政策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经济恢复的缓慢甚至停滞，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而且给自己的统治造成极大的被动。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多尔衮及清朝统治集团在顺治二年五月攻下南京之后，没有采取一系列高压征服政策(我们还未谈到圈地、逃人、投充等问题)，满汉矛盾是否便不会那么激化？抗清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是否会比实际情况差得多？从而通过和平环境的形成，使社会迅速安定、经济逐渐恢复？答案是肯定的。明太祖朱元璋灭亡元朝，面临的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他一改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并没有对蒙古人等大肆屠戮，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因此明初诸多人民起义中，北方少数民族起义的记录相对较少。就是多尔衮自己在入关之初，也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因此中原一带很快安定下来。后来康熙年间的民族政策也比较正确，从而换来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比往昔，比后世，个中经验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七年摄政生涯，七年戎事倥偬。无论如何，多尔衮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铁腕基本上控制住了局势，没有使这新建立的权利滑向毁灭的边缘，在抗清斗争的烈火中崩溃。他以军事征服为主，拉拢抚绥为辅；后又以阿济格、尼堪、博洛、满达海诸王以重兵控制住后方，以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经略江浙、四川、湖广、两广等地，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使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