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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3)
到顺治二年，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又大胆上书，说现在使用的一切官员都取材于明末，其中有好的，也有许多逆党羽翼、贪官污吏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在刚立国时还可以邪正兼收，但现在江南平定，人才济济，就不能再泾渭不分、好坏不辨了。他举出象阮大铖，袁弘勋、徐复阳这些人，怎能一概录用呢？他还把矛头直指大学士冯铨，说他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国殃民，因此如不整顿吏治，就不利于国计民生。但多尔衮只是以“已经录用后无罪而黜，会引起官员的疑心”为理由，对其未加理睬。《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戊寅，《皇清奏议》卷2，“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题为特参奸贪大臣以肃本政事”。后来科道官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罗国士、邓孕槐、龚鼎孳等人交章弹劾冯铨、李若琳、孙之獬等阉党余孽，被多尔衮斥为重蹈故明陋习，结党陷害忠良，严厉地斥责了他们一顿。《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
但是，并不是说多尔衮对任官用人就非常马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严格要求的。保定巡抚丘茂华认为畿南地区缺官料理，就从乡绅，孝廉等旧明绅衿中选择数人推用，多尔衮并没有一批了事，而是批示：“这署事官绅、孝廉果否尽当，作速会议具启。”顺治元年七月初七日保定巡抚丘茂华启为特举贤才署事，仰祈敕允，以安地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宣大巡按张鸣骏荐举旧官李定荣在蔚州任官，被多尔衮批道：“宣大久经归顺，地方已定，应用官员宜听该部推选。以后荐举，但许开具履历、籍贯及才品所宜，不得指定何官坐名何地。著通行传谕。”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大巡按张鸣骏为特举异才以备要地道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们去向多尔衮汇报政事。多尔衮说：
“茶马一差要紧，必须择人。”
都察院刘汉儒推荐廖攀龙，多尔衮便说：“这用的满洲人，我一一皆知，若是汉人，是好是坏，我都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各地方官推荐的人多，参劾的人少，天生的好人一个地方不过一，两个，哪得有如许之多？”
大学士们解释说：“对外官除了参处的以外，都该奖荐，这是明朝旧例。荐举的人中有很多相同的，但参劾的人绝不雷同，一个是一个。而且上任有参，复命有参，盐臣有参，三年考察时也有参，所去的官并不少。”
“应选的官未必都好，好像矮子里拔将军，就是不好的，少不得也要做官。”多尔衮颇不以为然。
大学士们又答：“初选的官，怎么能马上就知他怎么样呢？等到了地方上，如不好自然就要参处。”
这时刚林读了杨方兴的奏本。多尔衮即问道，“此官作得何如？”
大学士们说：“极好。”
多尔衮很得意。“他是从内院出去的，我也知道他。”《多尔衮摄政日记》
对于明朝的吏治，他也是清楚的。顺治元年六月，他对全国官民发布诏谕；
“明国之所以灭亡，都是由于内外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钱者虽不好也可进身，无钱者即贤才也不被任用。所以贤者都抱恨隐居，不贤者多，夤缘幸进。贤不能进则国政不理，不贤用贿得官，怎么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的以行贿而冒功，有功的以不行贿而被淹没，乱政坏国都始于此，罪也莫大于此。如今内外官吏改变以前的贪婪，效忠国家，则可永葆富贵，若是不改前非，仍旧行贿营私，国法不容，必定砍头示众。”《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子。
七月，多尔衮又对全国官民发布诏谕，认为近来廷臣举荐的人大多是明末旧官和革职废员，没有埋名隐姓、躲藏山林的贤人。这样，如果推荐者心不公，就会导致结党营私，误国误民。所以，以后要严加考察，实行连坐之罚，无论是荐举有私还是知而不举都要治罪。《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寅。吏部曾在一本中荐举人才，多尔衮在本后批道：“这荐举诸臣履历充军革黜太多，朝廷用舍虽不据此，亦欲知其梗概，还将被斥事等情写来看。”无名无题残本(约为顺治元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他一方面要大量利用明臣，不可能十分挑剔，但他却并不就此听之任之，还时时告诫、叮咛，尽量用人得当。江南攻下后，陈名夏自称熟悉当地情况，请求派他去招抚，但多尔衮派了洪承畴，不过是对陈不够信任和了解，而洪承畴是文武全才罢了。一次听到刚林读山西巡抚马国柱的本章，立刻说：“李鉴、马国柱不可并在一处，当更调一人。大略满洲人心实，说过便了，汉人似不如此，恐不挤之死地不止。”《多尔衮摄政日记》。时李鉴任宣府巡抚。
多尔衮对官员注意了解，这样才好因人设事。顺治六年巡视长芦盐课的御史一年任期已满，按旧例应该更替，都察院以广东道御史王世功和江南道御史杜果资历合适，请旨选择一人。多尔衮当即批示：
“巡视长芦盐课，著王世功去。”顺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起元为请差巡盐官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多尔衮能作出这样的决断，显然对这些官员已有好恶区分。
多尔衮用人也颇有些手段。他送洪承畴南下总督军务时曾对他说：
“凡我心爱之人，虽万金不惜。昨日赐你衣帽，物轻意在，望卿此行，用心做事。”
洪承畴不禁感激涕零，连忙拜谢：“臣感王上厚恩。敢不竭尽心力？”
山东巡按朱朗回京述职，临返任时，多尔衮又派内院大臣对他面谕：
“今王上差你巡按山东连日，知道你原是一个好官，再无别言戒谕，只是要你实心做事，毋循前朝情面弊政。”顺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山东巡按朱朗启为潜言日至，隐射可虞，恳祈圣明；怜臣孤踪，俯赐罢斥，以谢人言以全臣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朱朗听到夸赞，心中也颇感动。
王鳌永受命招抚山东，将成绩上报。多尔衮批示：
“据报收抚地方，具见真诚任事，深可嘉悦。”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山东巡抚王鳌永启为恭报收抚地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片言只字，足以使这些臣子为其效尽犬马之劳。此外，多尔衮还时时略施恩赏，表明对一些臣子的信任和慰问。从《清实录》中看：
顺治元年八月庚申，多尔衮赏冯铨、沈惟炳、金之俊、骆养性、王鳌永、吴惟华、曹化淳、车应奎、王德化、王之俊等貂褂各一袭。
壬戌，赏明朝外戚周奎、晋王朱审煊及妃范氏缎、银等物。
癸酉，赏明妃任氏等貂裘、衣物。
丙子，赏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衣靴器皿等物。
甲申，赏谢升貂裘、靴、帽，白金等。
九月丙戌，赏吴三桂及三顺王、续顺公补缎衣。
癸巳，赏洪承畴衣、缎、银、庄园、牛马、奴婢等。戊戌，赏朱审煊衣袍等物。
辛丑，赐明宗室朱允及其子房屋。
十二月甲子，赐冯铨、谢升、洪承畴各黄金二十两、白金一千两、嵌宝金钟盘二副、螺钿盒二架、玉壶一执；赐沈惟炳，谢启光、王公弼、孙之獬等二十一人鞍马各一匹。
《清实录》未记和此处未录的此类赏赐还有许多。仅仅进入北京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就如此不吝升赏，自然是对这些人表示恩宠和笼络的意思，自然是希望这些人对他投桃报李，益加忠诚。
但是，多尔衮的努力绝不仅仅限于笼络和使用前朝旧官，他也非常渴望招揽一批新人，从而达到既可接班，又可减少前朝官场弊政的目的。
三、重开科举。
清代的开科取士也是上承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代，是开科取士的极盛时期。明初时是“几途并用”：进士、举贡、荐举等等都可做官，后来则主要是由学校逐级考试，通过科举入仕。大致经科考而参加省一级的乡试后中试者为举人，举人再到京师去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中试者为进士；之后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最后将进士分为三甲。最后从这些人中选出庶吉士，再学三年，然后分别授官。从明朝来看，全部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来的占绝大多数。因而后人总结说，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张廷玉：《明史？选举志》，卷70，卷46，第1703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
清朝的开科取士始自皇太极天聪时期。天聪三年，他不顾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下令境内所有知识分子出来考试，那些沦为奴隶者也要允许他们出试，家主不得阻挠。结果逃避了努尔哈赤屠戮的三百汉族生员中，有二百人中式。天聪八年再从汉生员中考选人才，又选中二百二十八人。崇德六年皇太极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在满、蒙、汉士人中选考举人、秀才，也颇有收获。这些中试者在清入关前后都曾被委以重任。
多尔衮入关之初，主要是委用旧官，未曾顾及开科举。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重开科举就不仅是新王朝开国新政的一个方面，而且日益为吏治的整刷所需要。因此，在顺治元年十月登极诏书中专门列有如下数款：
1.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
2.武举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俱照旧例。
3．京卫武学官生遇子午卯酉乡试年，仍准开科，一体会试。
4．京府并省直各府州县学廪生贡额年分不等，今正贡准改恩贡，次贡准改正贡，每处贡二名。止行一年，后不为例。有才华出众、孝悌著闻者，不拘廪增附学，俱许提学官特荐试用。
5.前朝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仍听该部核用。《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7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次月，国子监祭酒李若琳请仿明初之制，使大臣子弟在学者可荫入国子监，民间廪增附生员中好的也可考选入监。此外满洲勋臣子弟愿意读书的也可送监。多尔衮当即批示，无论满、汉官子弟，有愿读清书(满文)或汉书的，俱送入国子监。监中亦设满洲司业一人，助教二人，以教习清书。《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乙酉朔。几天后，多尔衮又廷试前朝贡生，分四等分别授以地方官职。《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辛卯。顺治二年三月，礼部又奏说贡士廷试按例应在四月中进行，上年因铨选乏人临时随便考试，这次也请提前。《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庚寅。四月，礼部议覆龚鼎孳的上疏，制订举人考取的具体事宜，得多尔衮批示：“考试仍照例行”。《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辛酉。
顺治二年五月底，多铎攻克南京的捷报刚刚传入朝廷，龚鼎孳就建议迅速派遣学臣去南方料理科场诸务。《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辛亥。六月多尔衮颁诏江南，其中亦谈到各地乡、会试及儒学廪附生员、贡生等事宜，都按登极恩诏办理。这之后，朝臣纷纷上书谈及科举，如范文程认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如张存仁认为“不劳兵之法”就是“速派提学，开科取士，读书人有了出仕的希望，从逆之心自然不存”。《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丙辰。云贵招抚丁之龙在条陈滇黔事宜时，也把开科取士当作一项重要内容。《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己酉。在一阵阵紧锣密鼓之下，顺治二年八月，在已安定的各地方首开乡试(一些初定之地如陕西、江西等六省则于十月举行乡试福格：《听雨丛谈》卷9，“乡会试掌故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这样一来，果然颇见成效，大批汉人士子纷纷而至，顺天府试的进场秀才有三千，多尔衮不禁惊叹：“可谓多人！”大学士们连忙解释说：“进场秀才向来有四千五百余人，皆由提学官选择起送，其中试者不过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多尔衮摄政日记》但清初战乱之后，入试人数达到承平时的三分之二，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就全国而言，十五省中式举人达到一千四五百名。此外还有副榜，如复社名士侯方域就在几年后考中了副榜。
但是，由于战乱的缘故，道路梗塞，许多士子没能按期赶到省城参加乡试、次年二月也就无法参加会试，当然非常遗憾。范文程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在顺治二年十月向多尔衮建议“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会试后的当年八月再补乡试二次(按正常情况需到顺治五年才有第二次乡试，六年第二次会试)，顺治四年补增会试一次，得到多尔衮的批准。《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明代会试，一般取中三百人左右，顺治三年正月，首次会试的前夕，礼部认为“龙飞首科，正是士人弹冠之日”，建议增加进士名额，多尔衮批示说：“开科之始，人文宜广，中式额数扩增到四百名。”《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甲戌。
因为道路难行，各省举人名册没有完全送到京城，会试只得从例行的二月初九日推迟到二月十九日。到这一天，历时九天的会试终于开场了。会试的总裁官是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冯铨和宁完我，所出题目倒是颇结合实际，曰“王道之始也”，会试中试者四百人提前于三月十五日进行殿试，多尔衮第一次代行皇帝的职责，到重华殿出题。其制策题长达五百字左右，主要针对清入主中华之后应遵什么原则才能长治久安，在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如何整顿吏治使民风返朴，如何使满汉同心同德，怎样才能网罗贤才等四个问题提出要求。一日后评卷，再一日传胪，分出三甲进士。《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三月壬戌，上海古籍书店刻印，1983年12月，第5页。
这次考试后被称作“得人之科”，顺康名臣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爵、冯溥等等，都是本科的进士。据统计，这一科的进士里，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此外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大官。徐锡麟、钱泳同辑：《熙朝新语》卷1，清同治6年（1867）刻本。
按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一年后再举会试，多尔衮命取中三百名，总裁仍以范文程为首，其余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和宋权参与其事。当年三月殿试，多尔衮又以怎样才能知人得真才，怎样才能避免官员子弟及地方绅衿杀害百姓，使“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怎样才能在战争频仍的情况下既足兵饷，又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等三个内容为题，令贡士们回答。这次补行的殿试有两处不同于上年的特点，一是多尔衮强调答题方式“勿用四六，不限长短，毋得预诵套词，拘泥旧式”，《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丙辰。表明他务求考试结合实际并能有用于实际，反对形式主义的态度；二是这回取士三百人中，江南士子占一百二十四人，占40%以上，且鼎甲又都是江南人，对比丙戌会试，当时中式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来自山东一省，福格、钱泳同辑：《听雨丛谈》卷9，“乡会试掌故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这说明随着江南的平定，明代开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绝对优势的趋势参见陈正祥、钱泳同辑：《中国文化地理》第22页，表2，“明代文魁的籍贯分布”，三联书店，1983年。又重新卷土重来，而这趋势又成为清初官场中造成南北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并不是说多尔衮对任官用人就非常马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严格要求的。保定巡抚丘茂华认为畿南地区缺官料理，就从乡绅，孝廉等旧明绅衿中选择数人推用，多尔衮并没有一批了事，而是批示：“这署事官绅、孝廉果否尽当，作速会议具启。”顺治元年七月初七日保定巡抚丘茂华启为特举贤才署事，仰祈敕允，以安地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宣大巡按张鸣骏荐举旧官李定荣在蔚州任官，被多尔衮批道：“宣大久经归顺，地方已定，应用官员宜听该部推选。以后荐举，但许开具履历、籍贯及才品所宜，不得指定何官坐名何地。著通行传谕。”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大巡按张鸣骏为特举异才以备要地道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们去向多尔衮汇报政事。多尔衮说：
“茶马一差要紧，必须择人。”
都察院刘汉儒推荐廖攀龙，多尔衮便说：“这用的满洲人，我一一皆知，若是汉人，是好是坏，我都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各地方官推荐的人多，参劾的人少，天生的好人一个地方不过一，两个，哪得有如许之多？”
大学士们解释说：“对外官除了参处的以外，都该奖荐，这是明朝旧例。荐举的人中有很多相同的，但参劾的人绝不雷同，一个是一个。而且上任有参，复命有参，盐臣有参，三年考察时也有参，所去的官并不少。”
“应选的官未必都好，好像矮子里拔将军，就是不好的，少不得也要做官。”多尔衮颇不以为然。
大学士们又答：“初选的官，怎么能马上就知他怎么样呢？等到了地方上，如不好自然就要参处。”
这时刚林读了杨方兴的奏本。多尔衮即问道，“此官作得何如？”
大学士们说：“极好。”
多尔衮很得意。“他是从内院出去的，我也知道他。”《多尔衮摄政日记》
对于明朝的吏治，他也是清楚的。顺治元年六月，他对全国官民发布诏谕；
“明国之所以灭亡，都是由于内外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钱者虽不好也可进身，无钱者即贤才也不被任用。所以贤者都抱恨隐居，不贤者多，夤缘幸进。贤不能进则国政不理，不贤用贿得官，怎么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的以行贿而冒功，有功的以不行贿而被淹没，乱政坏国都始于此，罪也莫大于此。如今内外官吏改变以前的贪婪，效忠国家，则可永葆富贵，若是不改前非，仍旧行贿营私，国法不容，必定砍头示众。”《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子。
七月，多尔衮又对全国官民发布诏谕，认为近来廷臣举荐的人大多是明末旧官和革职废员，没有埋名隐姓、躲藏山林的贤人。这样，如果推荐者心不公，就会导致结党营私，误国误民。所以，以后要严加考察，实行连坐之罚，无论是荐举有私还是知而不举都要治罪。《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寅。吏部曾在一本中荐举人才，多尔衮在本后批道：“这荐举诸臣履历充军革黜太多，朝廷用舍虽不据此，亦欲知其梗概，还将被斥事等情写来看。”无名无题残本(约为顺治元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他一方面要大量利用明臣，不可能十分挑剔，但他却并不就此听之任之，还时时告诫、叮咛，尽量用人得当。江南攻下后，陈名夏自称熟悉当地情况，请求派他去招抚，但多尔衮派了洪承畴，不过是对陈不够信任和了解，而洪承畴是文武全才罢了。一次听到刚林读山西巡抚马国柱的本章，立刻说：“李鉴、马国柱不可并在一处，当更调一人。大略满洲人心实，说过便了，汉人似不如此，恐不挤之死地不止。”《多尔衮摄政日记》。时李鉴任宣府巡抚。
多尔衮对官员注意了解，这样才好因人设事。顺治六年巡视长芦盐课的御史一年任期已满，按旧例应该更替，都察院以广东道御史王世功和江南道御史杜果资历合适，请旨选择一人。多尔衮当即批示：
“巡视长芦盐课，著王世功去。”顺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起元为请差巡盐官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多尔衮能作出这样的决断，显然对这些官员已有好恶区分。
多尔衮用人也颇有些手段。他送洪承畴南下总督军务时曾对他说：
“凡我心爱之人，虽万金不惜。昨日赐你衣帽，物轻意在，望卿此行，用心做事。”
洪承畴不禁感激涕零，连忙拜谢：“臣感王上厚恩。敢不竭尽心力？”
山东巡按朱朗回京述职，临返任时，多尔衮又派内院大臣对他面谕：
“今王上差你巡按山东连日，知道你原是一个好官，再无别言戒谕，只是要你实心做事，毋循前朝情面弊政。”顺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山东巡按朱朗启为潜言日至，隐射可虞，恳祈圣明；怜臣孤踪，俯赐罢斥，以谢人言以全臣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朱朗听到夸赞，心中也颇感动。
王鳌永受命招抚山东，将成绩上报。多尔衮批示：
“据报收抚地方，具见真诚任事，深可嘉悦。”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山东巡抚王鳌永启为恭报收抚地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片言只字，足以使这些臣子为其效尽犬马之劳。此外，多尔衮还时时略施恩赏，表明对一些臣子的信任和慰问。从《清实录》中看：
顺治元年八月庚申，多尔衮赏冯铨、沈惟炳、金之俊、骆养性、王鳌永、吴惟华、曹化淳、车应奎、王德化、王之俊等貂褂各一袭。
壬戌，赏明朝外戚周奎、晋王朱审煊及妃范氏缎、银等物。
癸酉，赏明妃任氏等貂裘、衣物。
丙子，赏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衣靴器皿等物。
甲申，赏谢升貂裘、靴、帽，白金等。
九月丙戌，赏吴三桂及三顺王、续顺公补缎衣。
癸巳，赏洪承畴衣、缎、银、庄园、牛马、奴婢等。戊戌，赏朱审煊衣袍等物。
辛丑，赐明宗室朱允及其子房屋。
十二月甲子，赐冯铨、谢升、洪承畴各黄金二十两、白金一千两、嵌宝金钟盘二副、螺钿盒二架、玉壶一执；赐沈惟炳，谢启光、王公弼、孙之獬等二十一人鞍马各一匹。
《清实录》未记和此处未录的此类赏赐还有许多。仅仅进入北京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就如此不吝升赏，自然是对这些人表示恩宠和笼络的意思，自然是希望这些人对他投桃报李，益加忠诚。
但是，多尔衮的努力绝不仅仅限于笼络和使用前朝旧官，他也非常渴望招揽一批新人，从而达到既可接班，又可减少前朝官场弊政的目的。
三、重开科举。
清代的开科取士也是上承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代，是开科取士的极盛时期。明初时是“几途并用”：进士、举贡、荐举等等都可做官，后来则主要是由学校逐级考试，通过科举入仕。大致经科考而参加省一级的乡试后中试者为举人，举人再到京师去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中试者为进士；之后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最后将进士分为三甲。最后从这些人中选出庶吉士，再学三年，然后分别授官。从明朝来看，全部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来的占绝大多数。因而后人总结说，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张廷玉：《明史？选举志》，卷70，卷46，第1703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
清朝的开科取士始自皇太极天聪时期。天聪三年，他不顾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下令境内所有知识分子出来考试，那些沦为奴隶者也要允许他们出试，家主不得阻挠。结果逃避了努尔哈赤屠戮的三百汉族生员中，有二百人中式。天聪八年再从汉生员中考选人才，又选中二百二十八人。崇德六年皇太极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在满、蒙、汉士人中选考举人、秀才，也颇有收获。这些中试者在清入关前后都曾被委以重任。
多尔衮入关之初，主要是委用旧官，未曾顾及开科举。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重开科举就不仅是新王朝开国新政的一个方面，而且日益为吏治的整刷所需要。因此，在顺治元年十月登极诏书中专门列有如下数款：
1.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
2.武举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俱照旧例。
3．京卫武学官生遇子午卯酉乡试年，仍准开科，一体会试。
4．京府并省直各府州县学廪生贡额年分不等，今正贡准改恩贡，次贡准改正贡，每处贡二名。止行一年，后不为例。有才华出众、孝悌著闻者，不拘廪增附学，俱许提学官特荐试用。
5.前朝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仍听该部核用。《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7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次月，国子监祭酒李若琳请仿明初之制，使大臣子弟在学者可荫入国子监，民间廪增附生员中好的也可考选入监。此外满洲勋臣子弟愿意读书的也可送监。多尔衮当即批示，无论满、汉官子弟，有愿读清书(满文)或汉书的，俱送入国子监。监中亦设满洲司业一人，助教二人，以教习清书。《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乙酉朔。几天后，多尔衮又廷试前朝贡生，分四等分别授以地方官职。《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辛卯。顺治二年三月，礼部又奏说贡士廷试按例应在四月中进行，上年因铨选乏人临时随便考试，这次也请提前。《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庚寅。四月，礼部议覆龚鼎孳的上疏，制订举人考取的具体事宜，得多尔衮批示：“考试仍照例行”。《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辛酉。
顺治二年五月底，多铎攻克南京的捷报刚刚传入朝廷，龚鼎孳就建议迅速派遣学臣去南方料理科场诸务。《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辛亥。六月多尔衮颁诏江南，其中亦谈到各地乡、会试及儒学廪附生员、贡生等事宜，都按登极恩诏办理。这之后，朝臣纷纷上书谈及科举，如范文程认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如张存仁认为“不劳兵之法”就是“速派提学，开科取士，读书人有了出仕的希望，从逆之心自然不存”。《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丙辰。云贵招抚丁之龙在条陈滇黔事宜时，也把开科取士当作一项重要内容。《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己酉。在一阵阵紧锣密鼓之下，顺治二年八月，在已安定的各地方首开乡试(一些初定之地如陕西、江西等六省则于十月举行乡试福格：《听雨丛谈》卷9，“乡会试掌故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这样一来，果然颇见成效，大批汉人士子纷纷而至，顺天府试的进场秀才有三千，多尔衮不禁惊叹：“可谓多人！”大学士们连忙解释说：“进场秀才向来有四千五百余人，皆由提学官选择起送，其中试者不过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多尔衮摄政日记》但清初战乱之后，入试人数达到承平时的三分之二，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就全国而言，十五省中式举人达到一千四五百名。此外还有副榜，如复社名士侯方域就在几年后考中了副榜。
但是，由于战乱的缘故，道路梗塞，许多士子没能按期赶到省城参加乡试、次年二月也就无法参加会试，当然非常遗憾。范文程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在顺治二年十月向多尔衮建议“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会试后的当年八月再补乡试二次(按正常情况需到顺治五年才有第二次乡试，六年第二次会试)，顺治四年补增会试一次，得到多尔衮的批准。《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明代会试，一般取中三百人左右，顺治三年正月，首次会试的前夕，礼部认为“龙飞首科，正是士人弹冠之日”，建议增加进士名额，多尔衮批示说：“开科之始，人文宜广，中式额数扩增到四百名。”《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甲戌。
因为道路难行，各省举人名册没有完全送到京城，会试只得从例行的二月初九日推迟到二月十九日。到这一天，历时九天的会试终于开场了。会试的总裁官是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冯铨和宁完我，所出题目倒是颇结合实际，曰“王道之始也”，会试中试者四百人提前于三月十五日进行殿试，多尔衮第一次代行皇帝的职责，到重华殿出题。其制策题长达五百字左右，主要针对清入主中华之后应遵什么原则才能长治久安，在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如何整顿吏治使民风返朴，如何使满汉同心同德，怎样才能网罗贤才等四个问题提出要求。一日后评卷，再一日传胪，分出三甲进士。《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三月壬戌，上海古籍书店刻印，1983年12月，第5页。
这次考试后被称作“得人之科”，顺康名臣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爵、冯溥等等，都是本科的进士。据统计，这一科的进士里，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此外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大官。徐锡麟、钱泳同辑：《熙朝新语》卷1，清同治6年（1867）刻本。
按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一年后再举会试，多尔衮命取中三百名，总裁仍以范文程为首，其余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和宋权参与其事。当年三月殿试，多尔衮又以怎样才能知人得真才，怎样才能避免官员子弟及地方绅衿杀害百姓，使“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怎样才能在战争频仍的情况下既足兵饷，又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等三个内容为题，令贡士们回答。这次补行的殿试有两处不同于上年的特点，一是多尔衮强调答题方式“勿用四六，不限长短，毋得预诵套词，拘泥旧式”，《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丙辰。表明他务求考试结合实际并能有用于实际，反对形式主义的态度；二是这回取士三百人中，江南士子占一百二十四人，占40%以上，且鼎甲又都是江南人，对比丙戌会试，当时中式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来自山东一省，福格、钱泳同辑：《听雨丛谈》卷9，“乡会试掌故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这说明随着江南的平定，明代开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绝对优势的趋势参见陈正祥、钱泳同辑：《中国文化地理》第22页，表2，“明代文魁的籍贯分布”，三联书店，1983年。又重新卷土重来，而这趋势又成为清初官场中造成南北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