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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8)
盐政敝坏，盐课之重要，都要求统治者对其加以重视。投充一事本是多尔衮极忌言的，但顺治四年他却下令禁止盐丁投充王贝勒等，已经投充了的也予以革除，《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己酉。这说明他力图保证盐业生产的恢复，而把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暂时放到第二位。浙江、福建初定后，多尔衮下诏在免除加派的前提下“按引征课”，并在当年六月任命范登仕为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丙子。准备立刻恢复这项收入。到七月，又任命了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这样，明朝时的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就全部恢复了工作。而且，这六司的运使在几年之中连续更换，目的也是更好地解决盐课问题。
毫不例外，盐课收入也要受战争影响。比如“江西初定，人民稀少，湖广用兵，盐无买者”，商人费银领盐，却难以售出，使他们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必定亏本，因此裹足不前。《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90页，“两淮盐政巡按李嵩阳揭帖”。姜起兵反清，“产盐之区为小丑盘踞，而行盐之地其缺盐无疑。盐缺则价必腾贵，价高则私贩必兴”。顺治六年九月三日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为敬陈一得以佐国储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按《清世祖实录》中顺治七年盐课比六年略减，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缘故。但不管怎么说，盐课收入还是摄政时期的一大宗进项，对清初财政颇有帮助。
就这样，清初统治者在战争不息、经济难以恢复的情况下，费力地挣扎在财政困境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收取可能收取的财富，，勉强地维持着政府机器的运转。幸运的是，百姓经过明末统治者几十年的残酷压榨和十几年的大规模战乱，对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已是深恶痛绝，在清初赋役略有减轻的情况下，他们含辛茹苦，不顾天灾人祸，辛勤劳作，承担着清初政府的一切征派，没有再度大规模地起来反抗，使多尔衮及其继任者免遭灭顶之灾。
这一点，对于多尔衮来说，实在是天赐之福。因为甚至在这样一种困境之下，他所实行的并不都是德政。
四、三大恶政。
(一)圈地。
“……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卫匡国：《鞑靼战纪》。
多尔衮入关之时，身后跟随着大批满洲贵族、八旗将士和旗下奴仆。在关外之时，满洲贵族各自占有大大小小的田庄，驱使农奴和奴婢为其提供衣食，一般八旗士兵、平头百姓则按“计丁授田”的原则拥有一部分土地，成为生活和军事装备的来源。这些人入得关来，衣食之源不能失去，家小不能不安置，所以必须想办法来解除“东人”们的后顾之忧。
士兵们要去行军打仗，这个问题还可缓议，多尔衮心想。但诸王大臣首先要有地方住，总不能挤在皇宫里！于是下了一道命令：占据城内官民的房屋。还好，多尔衮免除了被圈占房屋者三年的赋税，算是一点儿补偿。《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寅。这时候，明朝勋戚的子孙后代纷纷上疏，请求把赡田的大部分交给国家，自己留下一点维生。多尔衮还挺大方，批示“俱准照旧”，不许官吏侵占，土豪抢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乙未。
没过几个月，问题就来了。一是大批军队回到北京休整，二是顺治帝迁都进京，又带来大批人马，特别是八旗贵族及其旗下人的家属，生计怎么办？朝鲜使节目睹；“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柴草之难，比米尤甚。且闻衙门之言，则累十万兵经夏留屯，既失农事，秋捧无计，所食陈米，亦且告罄。……”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7页。
多尔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是有很多官员报告直隶有很多无主荒地需人开垦么？把它们清察出来，变成八旗田庄就可解决问题。于是下令“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己未。后又正式发布旨意说：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户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宫、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至各府、州、县无主荒田及征收缺额者，著该地方官查明造册送部，其地留给东来兵丁，其钱粮应征与否，亦著酌议。至熟地钱粮，仍照额速征，凡绅民有抗粮不纳者，著该抚按察处，有司官徇情者，著抚按纠参，若抚按徇情事发，户部即行察奏。《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要是仅看这一令旨，我们并不会觉得这就是清初的一大恶政，是令百姓流离失所的圈地之始，因为对无主荒地或故明戚田来说，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去开垦，都只会对社会经济有利。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圈地是由户部官员具体执行的。他们每到一个村庄，由两人骑马，一前一后，手执户部颁发的绳索，看好一块土地，四围一拉，总有“几百十垧”，“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皇清经世文编》卷31，姚文燮“圈占记”。而圈田所到之处，田主登时逐出，屋子里的东西也全部留下，老婆孩子难看的可以带走，要一起留下不许带走的也没办法。无以维生的佃户们也只好留在圈地内为新主人耕种。史？：《恸余杂记》，“圈田”。这就远远超出了多尔衮令旨的范围。
圈地事起，人言汹汹。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又连忙发布谕旨，让户部传达到各州县，“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傥有瞻顾徇庇，不从公速拨，耽延时日，尔部察出，从重处分！”《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己未。紧接着又下令严禁毁坏圈占田地中的民间坟墓，不许砍伐旁边的树木。《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丙寅。
实际情况又非如此。顺治二年六月顺天巡抚傅景星就报告说：“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碱薄屯地”，征税却照原来的“膏腴民地”。《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壬戌。如河北雄县，“圈则倍占，退仅虚名”，康熙《雄县志》卷上。满城县的拨补也是“授受无实”，康熙《满城县志》卷5.甚至庆都“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康熙《庆都县志》卷2，以上三条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证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第148页，中华书局，1985年。《清史论丛》第2辑，顾诚文。顺治四年新城圈地于乐陵、庆云二县拨补，但“庆云兑地已系题过之老荒，乐陵兑地俱系不毛之薄域，节次报荒在案。士民见兑地荒芜，即卖男鬻女为耕种之资，何计可耕？何策可种？似此久荒之地，势必不能开垦，抛地泣天而逃，十之八九”，即使这样，到顺治六年还有三万多亩欠着未补。顺治六年十月十三日顺天监察御史曹叶卜为恳遵恩诏荒地豁粮申明大部招近开垦充课苏民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百姓被迫“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丁丑。生活极端困难。后来多尔衮也只好下令免除近畿三百里内圈占土地顺治二年额赋的三分之二。《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癸丑。
但是，关外兵民还在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如朝鲜人所见，“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使土地需要量骤增。多尔衮便下令：继续扩大圈地；顺治二年九月，多尔衮令将“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凡无主之地查明给予八旗下耕种。其故明公、伯，驸马、皇亲、太监地，酌照家口给发外，余给八旗”。《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甲子。并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为理由，下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驻扎八旗满洲兵丁，并把上述八处的无主荒地交给他们，“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己巳。把圈占土地的范围扩大到鲁、晋，甚至苏北。还明目张胆地下令把易州等县“有主田地酌量给兵，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十二月辛丑。公开圈占有主熟地，顺治四年正月，统治者又借口以前圈地“内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再次大规模圈地。而且不再圈拨较远地方的田土，而在“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并给今年东来满洲”，被圈的百姓找地方拨补。这一次，多尔衮在近畿四十二个府、州，县内，圈地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垧，即约五万顷左右。《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辛亥。到此为止，近京各府、州、县土地大都被圈占为旗地。仅举霸州一地为代表：“西北一带高阜地土自顺治二、三、四等年已圈种殆尽，所余东南一带临河水地，除三年分兑补被圈民地外，惟剩籽粒、京营、备荒等地，历年水涝，十无一收。”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顺天监察御史窦蔚为恭报灾伤逃亡仰乞圣恩蠲恤以拯残黎事。原件藏第十历史档案馆。
“圈占之后，民多失业”。魏裔介：《兼济堂文集选》卷7，“李绳武制府奏议序”。百姓从故园中被赶出来，即断衣食之源。有的被迫起来反抗，所谓“今日之游魂乱贼，即前日皇上之织婢耕奴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有的则含冤告状，所谓“去冬今春，换地换房，控吁天听者不知凡几”，《皇清奏议》卷3，“朱鼎延敬陈兵民两便法”。更多的则是背井离乡，逃亡路上；所谓“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圈地占房，生气索然”。《皇清奏议》卷2，“卫周胤敬陈治平三大要”。但被圈占的较好土地又被抛荒，“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这些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近畿社会秩序极为不稳。主管其事的户部也不得不承认，圈地使“庐舍田园，顿非其故，迁徙流离，深为可忿”，《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三月乙卯。主张对被圈拨之民进行蠲免。到顺治四年三月，土地圈占已足，多尔衮也摆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说几年来圈拨田屋实出于万不得已，并非想扰累百姓。如今听说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令人可怜。并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已经被圈之家要迅速给予拨补。《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庚午。实际上，从这以后，零星圈地仍时有发生，害国害民。
(二)投充。
与圈地同时，出现了一些汉人投身于八旗之下为奴的现象，称作“投充”。投充旗下为奴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中小地主害怕土地被圈，自己被远徙它乡，所以干脆携带土地投身过去；有的中小地主为逃避赋役，沾享满洲贵族的特权，也带地投充，所谓“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也有地痞无赖假称别人土地是自己的，携带投充，迫使土地之主也成为旗下之奴，所谓“无赖游手之人，人身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辛卯。但绝大多数投充人是被逼投充者。经过圈地，八旗将士获得大量土地，但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出征随行，都需要大量奴仆。这样，多尔衮以贫民“困苦饥寒，多致失所，“至有盗窃为乱”为理由，准许他们“投充资生”，就为满洲贵族“恐吓逼投”制造了借口。⑤《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癸亥。
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正式谕户部；“又闻贫民无衣无食，饥寒切身者甚众，如因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有能力谋生者则不准。《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戊申。此令一下，势必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奴仆数量开了方便之门。是年四月癸亥，多尔衮发布谕旨，说“前许民人投旗，原非逼勒为奴，……近闻或被满洲恐吓逼投者有之，或误听屠民讹言、畏惧投充者有之”，因而下令今后有实在活不下去、愿意投充者允许，不愿投者不许逼迫。⑤说明逼民投充的情况已很严重。但多尔衮禁逼投充的命令似乎被置若罔闻，他也知道“今京城内外人等，虽已闻知，尚未明晓，不肯全信”，而三百里以外旗地上的庄头、奴仆等仍逼迫各地百姓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因此再发谕旨禁逼投充，并许被逼为奴者赴京告状，对逼迫人者定罪处罚。《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这样的禁令似乎很严厉了，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到顺治四年，多尔衮还听说“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因此再次下令永停投充。《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己巳。就是在这以后，投充之事也未断过，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尔衮之类掌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意。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下令凡有为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这五件事上疏的，一律治罪，本不许封进。《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乙酉。拒不接受各种意见。顺治八年后，顺治帝曾提到“睿王指称伊子多尔博名，多投充人役。……其指称庄内人数不足，滥令投充至六百八十余名”，而且“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清世祖实录》卷59，顺治八年八月。可见多尔衮自己正是纵容投充的带头人。己尚不正，如何正人？
(三)逃人法。
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人百姓，无法忍受压迫，只好纷纷逃亡，成为逃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又制订了严酷的逃人法，使其成为延续三十年之久的社会问题。逃人在清入关以前就不少见，因此很早就出现了逃人法。入关后，满洲贵族继续沿用此法。顺治元年八月，多尔衮下令编置里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层层上报。如有隐匿不首者，邻居九家及甲长、总甲俱治以重罪。《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癸亥。九月份福临迁京路过永平府，亦对知府等官说要严察逃人，如隐匿不解，被原主认出，或被旁人告发的话，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午九月丁酉。自圈地、投充事起，逃人日益增多，多尔衮下令：“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长，俱照逃人定例治罪”。《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戊申。有诗唱道：
毫不例外，盐课收入也要受战争影响。比如“江西初定，人民稀少，湖广用兵，盐无买者”，商人费银领盐，却难以售出，使他们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必定亏本，因此裹足不前。《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90页，“两淮盐政巡按李嵩阳揭帖”。姜起兵反清，“产盐之区为小丑盘踞，而行盐之地其缺盐无疑。盐缺则价必腾贵，价高则私贩必兴”。顺治六年九月三日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为敬陈一得以佐国储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按《清世祖实录》中顺治七年盐课比六年略减，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缘故。但不管怎么说，盐课收入还是摄政时期的一大宗进项，对清初财政颇有帮助。
就这样，清初统治者在战争不息、经济难以恢复的情况下，费力地挣扎在财政困境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收取可能收取的财富，，勉强地维持着政府机器的运转。幸运的是，百姓经过明末统治者几十年的残酷压榨和十几年的大规模战乱，对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已是深恶痛绝，在清初赋役略有减轻的情况下，他们含辛茹苦，不顾天灾人祸，辛勤劳作，承担着清初政府的一切征派，没有再度大规模地起来反抗，使多尔衮及其继任者免遭灭顶之灾。
这一点，对于多尔衮来说，实在是天赐之福。因为甚至在这样一种困境之下，他所实行的并不都是德政。
四、三大恶政。
(一)圈地。
“……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卫匡国：《鞑靼战纪》。
多尔衮入关之时，身后跟随着大批满洲贵族、八旗将士和旗下奴仆。在关外之时，满洲贵族各自占有大大小小的田庄，驱使农奴和奴婢为其提供衣食，一般八旗士兵、平头百姓则按“计丁授田”的原则拥有一部分土地，成为生活和军事装备的来源。这些人入得关来，衣食之源不能失去，家小不能不安置，所以必须想办法来解除“东人”们的后顾之忧。
士兵们要去行军打仗，这个问题还可缓议，多尔衮心想。但诸王大臣首先要有地方住，总不能挤在皇宫里！于是下了一道命令：占据城内官民的房屋。还好，多尔衮免除了被圈占房屋者三年的赋税，算是一点儿补偿。《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寅。这时候，明朝勋戚的子孙后代纷纷上疏，请求把赡田的大部分交给国家，自己留下一点维生。多尔衮还挺大方，批示“俱准照旧”，不许官吏侵占，土豪抢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乙未。
没过几个月，问题就来了。一是大批军队回到北京休整，二是顺治帝迁都进京，又带来大批人马，特别是八旗贵族及其旗下人的家属，生计怎么办？朝鲜使节目睹；“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柴草之难，比米尤甚。且闻衙门之言，则累十万兵经夏留屯，既失农事，秋捧无计，所食陈米，亦且告罄。……”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7页。
多尔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是有很多官员报告直隶有很多无主荒地需人开垦么？把它们清察出来，变成八旗田庄就可解决问题。于是下令“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己未。后又正式发布旨意说：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户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宫、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至各府、州、县无主荒田及征收缺额者，著该地方官查明造册送部，其地留给东来兵丁，其钱粮应征与否，亦著酌议。至熟地钱粮，仍照额速征，凡绅民有抗粮不纳者，著该抚按察处，有司官徇情者，著抚按纠参，若抚按徇情事发，户部即行察奏。《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要是仅看这一令旨，我们并不会觉得这就是清初的一大恶政，是令百姓流离失所的圈地之始，因为对无主荒地或故明戚田来说，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去开垦，都只会对社会经济有利。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圈地是由户部官员具体执行的。他们每到一个村庄，由两人骑马，一前一后，手执户部颁发的绳索，看好一块土地，四围一拉，总有“几百十垧”，“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皇清经世文编》卷31，姚文燮“圈占记”。而圈田所到之处，田主登时逐出，屋子里的东西也全部留下，老婆孩子难看的可以带走，要一起留下不许带走的也没办法。无以维生的佃户们也只好留在圈地内为新主人耕种。史？：《恸余杂记》，“圈田”。这就远远超出了多尔衮令旨的范围。
圈地事起，人言汹汹。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又连忙发布谕旨，让户部传达到各州县，“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傥有瞻顾徇庇，不从公速拨，耽延时日，尔部察出，从重处分！”《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己未。紧接着又下令严禁毁坏圈占田地中的民间坟墓，不许砍伐旁边的树木。《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丙寅。
实际情况又非如此。顺治二年六月顺天巡抚傅景星就报告说：“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碱薄屯地”，征税却照原来的“膏腴民地”。《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壬戌。如河北雄县，“圈则倍占，退仅虚名”，康熙《雄县志》卷上。满城县的拨补也是“授受无实”，康熙《满城县志》卷5.甚至庆都“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康熙《庆都县志》卷2，以上三条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证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第148页，中华书局，1985年。《清史论丛》第2辑，顾诚文。顺治四年新城圈地于乐陵、庆云二县拨补，但“庆云兑地已系题过之老荒，乐陵兑地俱系不毛之薄域，节次报荒在案。士民见兑地荒芜，即卖男鬻女为耕种之资，何计可耕？何策可种？似此久荒之地，势必不能开垦，抛地泣天而逃，十之八九”，即使这样，到顺治六年还有三万多亩欠着未补。顺治六年十月十三日顺天监察御史曹叶卜为恳遵恩诏荒地豁粮申明大部招近开垦充课苏民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百姓被迫“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丁丑。生活极端困难。后来多尔衮也只好下令免除近畿三百里内圈占土地顺治二年额赋的三分之二。《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癸丑。
但是，关外兵民还在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如朝鲜人所见，“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使土地需要量骤增。多尔衮便下令：继续扩大圈地；顺治二年九月，多尔衮令将“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凡无主之地查明给予八旗下耕种。其故明公、伯，驸马、皇亲、太监地，酌照家口给发外，余给八旗”。《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甲子。并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为理由，下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驻扎八旗满洲兵丁，并把上述八处的无主荒地交给他们，“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己巳。把圈占土地的范围扩大到鲁、晋，甚至苏北。还明目张胆地下令把易州等县“有主田地酌量给兵，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十二月辛丑。公开圈占有主熟地，顺治四年正月，统治者又借口以前圈地“内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再次大规模圈地。而且不再圈拨较远地方的田土，而在“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并给今年东来满洲”，被圈的百姓找地方拨补。这一次，多尔衮在近畿四十二个府、州，县内，圈地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垧，即约五万顷左右。《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辛亥。到此为止，近京各府、州、县土地大都被圈占为旗地。仅举霸州一地为代表：“西北一带高阜地土自顺治二、三、四等年已圈种殆尽，所余东南一带临河水地，除三年分兑补被圈民地外，惟剩籽粒、京营、备荒等地，历年水涝，十无一收。”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顺天监察御史窦蔚为恭报灾伤逃亡仰乞圣恩蠲恤以拯残黎事。原件藏第十历史档案馆。
“圈占之后，民多失业”。魏裔介：《兼济堂文集选》卷7，“李绳武制府奏议序”。百姓从故园中被赶出来，即断衣食之源。有的被迫起来反抗，所谓“今日之游魂乱贼，即前日皇上之织婢耕奴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有的则含冤告状，所谓“去冬今春，换地换房，控吁天听者不知凡几”，《皇清奏议》卷3，“朱鼎延敬陈兵民两便法”。更多的则是背井离乡，逃亡路上；所谓“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圈地占房，生气索然”。《皇清奏议》卷2，“卫周胤敬陈治平三大要”。但被圈占的较好土地又被抛荒，“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这些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近畿社会秩序极为不稳。主管其事的户部也不得不承认，圈地使“庐舍田园，顿非其故，迁徙流离，深为可忿”，《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三月乙卯。主张对被圈拨之民进行蠲免。到顺治四年三月，土地圈占已足，多尔衮也摆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说几年来圈拨田屋实出于万不得已，并非想扰累百姓。如今听说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令人可怜。并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已经被圈之家要迅速给予拨补。《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庚午。实际上，从这以后，零星圈地仍时有发生，害国害民。
(二)投充。
与圈地同时，出现了一些汉人投身于八旗之下为奴的现象，称作“投充”。投充旗下为奴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中小地主害怕土地被圈，自己被远徙它乡，所以干脆携带土地投身过去；有的中小地主为逃避赋役，沾享满洲贵族的特权，也带地投充，所谓“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也有地痞无赖假称别人土地是自己的，携带投充，迫使土地之主也成为旗下之奴，所谓“无赖游手之人，人身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辛卯。但绝大多数投充人是被逼投充者。经过圈地，八旗将士获得大量土地，但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出征随行，都需要大量奴仆。这样，多尔衮以贫民“困苦饥寒，多致失所，“至有盗窃为乱”为理由，准许他们“投充资生”，就为满洲贵族“恐吓逼投”制造了借口。⑤《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癸亥。
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正式谕户部；“又闻贫民无衣无食，饥寒切身者甚众，如因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有能力谋生者则不准。《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戊申。此令一下，势必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奴仆数量开了方便之门。是年四月癸亥，多尔衮发布谕旨，说“前许民人投旗，原非逼勒为奴，……近闻或被满洲恐吓逼投者有之，或误听屠民讹言、畏惧投充者有之”，因而下令今后有实在活不下去、愿意投充者允许，不愿投者不许逼迫。⑤说明逼民投充的情况已很严重。但多尔衮禁逼投充的命令似乎被置若罔闻，他也知道“今京城内外人等，虽已闻知，尚未明晓，不肯全信”，而三百里以外旗地上的庄头、奴仆等仍逼迫各地百姓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因此再发谕旨禁逼投充，并许被逼为奴者赴京告状，对逼迫人者定罪处罚。《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这样的禁令似乎很严厉了，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到顺治四年，多尔衮还听说“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因此再次下令永停投充。《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己巳。就是在这以后，投充之事也未断过，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尔衮之类掌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意。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下令凡有为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这五件事上疏的，一律治罪，本不许封进。《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乙酉。拒不接受各种意见。顺治八年后，顺治帝曾提到“睿王指称伊子多尔博名，多投充人役。……其指称庄内人数不足，滥令投充至六百八十余名”，而且“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清世祖实录》卷59，顺治八年八月。可见多尔衮自己正是纵容投充的带头人。己尚不正，如何正人？
(三)逃人法。
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人百姓，无法忍受压迫，只好纷纷逃亡，成为逃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又制订了严酷的逃人法，使其成为延续三十年之久的社会问题。逃人在清入关以前就不少见，因此很早就出现了逃人法。入关后，满洲贵族继续沿用此法。顺治元年八月，多尔衮下令编置里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层层上报。如有隐匿不首者，邻居九家及甲长、总甲俱治以重罪。《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癸亥。九月份福临迁京路过永平府，亦对知府等官说要严察逃人，如隐匿不解，被原主认出，或被旁人告发的话，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午九月丁酉。自圈地、投充事起，逃人日益增多，多尔衮下令：“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长，俱照逃人定例治罪”。《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戊申。有诗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