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37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10)

　　顺治五年发生了朱和尚等斗殴杀人一案。说是有个挑夫沈寿在河中洗澡，与船上的水手顾小二发生争执，打起架来，另一水手朱和尚见二人不分胜负，则从船中跃出相助，最后把沈寿打伤致死。后经县、府、按院、道府各官逐级审问，认为朱和尚按律应绞，顾小二判以徒刑。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也判朱和尚为绞监候，最后呈到多尔衮这儿过目。

　　多尔衮觉得，两人打架，都有责任，对方被打死，杀人者也不该偿命。因此批道：“朱和尚姑责四十板，赔人一名，余依议。”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刑部尚书党祟雅为遵旨特报成招重囚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然后把刑部左侍郎阿拉善召来面谕：“殴杀人命据律应抵，或偶相互殴、误伤致死者，姑责四十板，赔一人。如素有仇怨因而殴杀者仍依本律，俱确招奏请定夺，著为例。”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刑部尚书党崇雅为钦奉上传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就对成文律法做了补充和修改。

　　此外，清初社会矛盾的复杂，也使中央王朝作出许多临时的约法。如顺治五年多尔衮因为地方起义此起彼伏，下令除见任官员和战士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得蓄养马匹、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箭等器械，如有违犯，“是怀叛逆做贼之心”，被查出之后，本人处斩，家产妻孥入官，邻佑十家长杖流。另外告发者有奖，习武生童只许留马一匹，弓一张，箭九支，还要登记入册。《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丁未。京城为帝王所居，治安尤关重大，因此有巡城御史秦世祯建议禁止戏馆与说书之场，以防聚众惹事；力行十家牌，严访严察，大街小巷增设栅栏，暮锁朝开，严禁夜行，禁妓院娼店，以防窝藏坏人，严察旅馆等开店之家，严查庵观寺院等多条，由兵、礼、户等部考虑，最后为多尔衮所同意。顺治四年六月初十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为严防内奸以靖地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诸如此类的临时约法在清初还有许多。

　　至于具有满族特色的法外立法，有代表性的自然要属发、衣冠、投充、逃人诸法。特别是逃人法，自入关前即有，后来延续时间又很长，法严刑重，条款详密，堪称摄政时期以至整个顺治朝的另一部清律。关于此事，我们前面已专节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对于清初社会影响重大的问题，靠《明律》翻版的《大清律》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在很多人看来，逃人法之类恐怕比《大清律》更引人注目。因此，严格的法律制度等于没有建立起来，况且各级官吏或是前朝旧吏，或是满洲官员，或由于官场陋弊，或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就更容易引起执法过程中的弊病。据当时一刑部官员说，顺、永、保、河四府解到的重囚，以顺治元、二、三年者居多，共有二三百起案子，其中“游移参错，情罪多有未协”。其中有靳家新一案，是邻里公举，揭发靳某欺侮其已故叔父之妻王氏。问官不详细察问，判为重辟。结果复审之后，发现其叔父靳廷篆现在还活着，而且供认其妻已于崇祯年间死掉了，所谓邻里揭发却在顺治二年。后来刑部也是按原奏复核，没有提被告等亲审，造成如此冤枉。这个官员最后感叹道：“以此推之，天下之沉抑冤滞、幽囚狱底者，不知凡几。”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14，“山东提学佥宪刘君何实暨安人高氏，金氏合葬墓志铭”，第269页。

　　理刑受满汉矛盾的影响也较重。龚鼎孳曾经说，满汉人于刑部十四司中分别任官，但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数只有满字而无汉字，满洲官员虽对汉族官员讲一下，“然仓促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又无从备查。”到重大案情，又多从满字翻出汉字。审问之时，汉官未必留心，待稿案已成，罪名已定之后，汉宫想“旁赞一语”都嫌晚了。龚鼎孽《定山堂文集》卷8，“遵渝陈言疏”。这样，在刑审中，往往由满官专擅，就可能影响判决的公正。有正黄旗投充人李从善等四人与马夫一人吵架，有应教官出来处理，但李从善等“见伊官小不跪，反行辱骂”，应教官将他们交给县官傅廷选处理，傅廷选查了部牌档案，没有他们的姓名，问住何地，他们又不实说，就上了夹棍，以致李从善身死。刑官为保护旗下人，将傅廷选“革职，鞭一百，照例收赎，仍发回包衣牛录，仍赔人一个”，应教官也革职。顺治六年刑部尚书党崇雅为行提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县官的处理算是失误，而且情有可原，但却被重判，这里不顾违反传统的尊卑之别，显然是照顾满人的情绪。

　　行刑不公是清初一弊，滞狱不判更令人伤心。赵开心曾见“狱中桎梏之下，冤苦甚多”，送到狱中，置之不问，不经审讯，犯人也无从申诉。“有去故乡百里、千里者，身已系狱，家罔闻知，啼饥号寒，艰苦万状。罪未显著，命先颠殒”。“鞭挞之余，皮肉焦烂；禁锢之久，家产荡然”。《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乙巳。因此请求多尔衮发下旨意，让各级司法部门迅速结案。

　　总的来说，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法制是极不健全的，这除了清初社会动乱不安、统治者无法严格按律办事之外，大量法外之法的存在也使律条几成空话。另外，皇帝(摄政王)个人的意旨，明末弊习的残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法律的实施。

　　当然，即使多尔衮制订了一部更为完善的《大清律》，并且使它健全地贯彻下去，它也是为中央王朝服务的。

　　第四节放眼万里外。

　　一、为新“长城”增砖添瓦。

　　（一）与蒙古的早期交往。

　　四十多年以后，多尔衮的侄孙、举世闻名的康熙大帝曾经说过：“过去秦朝人大兴土木，修筑长城。我朝对蒙古有恩，因此而形成的防线比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实际上，这新的长城是由乃曾祖努尔哈赤奠基、乃祖皇太极开始营建、经叔祖多尔衮、父亲福临的努力，到自己这儿才初具规模、略见成效的。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族在塞外的势力依然很强大，对明王朝一直保持着威胁。到明后期，他们活动的地区分为三大部：一是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一是活动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的漠北蒙古；一是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直到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的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与清(后金)的接触最早，关系也最密切。

　　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的时候，蒙古人是一大威胁，特别是有些蒙古部落与明朝联合起来对付后金，更引起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皇太极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根据自己的实力，制订了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以和为主的对蒙策略。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曾与后金为敌，但被努尔哈赤打败，并通过迎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孔果尔贝勒之女等与其结盟。后来像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等都与科尔沁部贝勒之女结婚，结成同盟。后来明安贝勒等干脆率部归附后金，成为后来蒙古八旗的前身。漠南蒙古还有喀尔喀五部。努尔哈赤通过利用他们五部间的矛盾，通过对来归者的重赏，通过联姻等手段，终于使喀尔喀五部从联明抗金，转变为联金抗明。天命四年，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对天盟誓，使努尔哈赤身边又减少了一个敌人。《清太祖实录》卷6，天命四年十一月。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统帅之下也十分强盛，但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等部不忍受其欺凌，全部倒向后金，使其十分孤立。皇太极继位之后，联合蒙古诸部三击林丹汗，迫使他西逃青海，病死在那里，其子额哲则率众归附后金。到此时，漠南蒙古基本上全部臣服于后金，并被编成盟旗，统一于皇太极的领导之下。

　　这一切，对于漠北蒙古震动较大。当时漠北蒙古主要是喀尔喀三部，分别为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所统领，力量也很强大，“其地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北界鄂罗斯，南尽瀚海”福格：《听雨丛谈》卷2，“蒙古”第30页。由于双方相隔较远，因此比较容易和平相处。崇德三年，双方经过谈判，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答应每年向清朝进奉“九白之贡”，《清太宗实录》卷38，崇德二年八月辛丑，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喀尔喀总叙”，商务印书馆，1939年。形成了臣属关系。但是，由于双方联系不多，实际上还很少互通声气，使这种臣属关系远比漠南蒙古为疏。像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四部，虽然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的弟弟墨尔根岱青、其从兄弟都喇勒和硕齐也派使臣来到盛京，但在这时候与清的联系相对较少，这里就不谈它了。

　　(二)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

　　多尔衮入关之后，主要精力当然用于对付关内的事情：烽火连天，战争不断，经济凋敝，财政危机……已经使多尔衮忙于招架，但对蒙古诸部却仍像乃父乃兄那样重视，他知道蒙古的作用，他也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二者间的关系。他曾令理藩院起草文书，通告蒙古各部清军入关及夺取明朝天下之事，延请达赖喇嘛入京。《蒙文老档》第1号，转引自《西北史地》1983年期马汝珩、成崇德，“略论准噶尔民族权利的奠基人――巴图尔浑台吉”。顺治元年八月福临动身来京，途中察哈尔的固伦公主及外藩蒙古王，贝勒等出来迎接，贡献驼马。福临则设宴会招待他们，赏赐他们大量缎匹、银器、弓箭、甲胄、鞍辔，佩刀等。《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庚辰。正式迁都北京之后，一些蒙古部落如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苏尼特等部派人贺迁都，朝廷均给予大量赏赐。这之后，蒙古各部落的进贡和清朝廷的回赐时有发生，对于入关帮助清军作战的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等部落更是优劳有加，封赏甚丰。

　　至于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往还。顺治二年九月，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及其祖母和硕福妃、母和硕贤妃来朝。这可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至亲。这位吴克善的妹妹就是大名鼎鼎的孝庄文皇后，皇太极之妻、今上福临之母，满朱习礼则是吴克善的弟弟。皇帝的二位舅舅来探亲，自然礼节周到，不比寻常。多尔衮、济尔哈朗亲自率众臣迎接，并大开宴会，以示欢迎。《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甲寅、己巳。十月，外藩蒙古二十七旗的头目来朝，又开宴迎接。《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辛卯。顺治四年八月，福临出边行猎，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分别相见，进行宴请赏赐。《清世祖实录》卷33，顺洽四年八月甲戌、丙子，丁丑，壬午。多尔衮因事率兵出塞，察哈尔、敖汉、扎鲁特等部落的王、公、贝勒、贝子等又到多尔衮军前相会，多尔衮不免又要开宴会，予赏赐。《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午十月辛亥、甲寅，十一月庚申。双方通过首脑人物的相见不断加深感情。

　　在入朝的座次问题上，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与和硕亲王同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仅次于英郡王阿济格，其他藩王再次之。可见对其十分优宠。

　　传统的联姻政策依然为多尔衮所遵循。顺治二年四月，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同其子巴雅思护朗来朝，迎娶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主，双方饮宴快乐，自不待言。到他们临行之日，多尔衮派刚林等对他们说：

　　天下已定，正是百姓休养之时，恐怕蒙古捣乱，所以如有事的话，缓则密奏候旨，急则便宜行之，我就靠着你了。”巴达礼等听了，感激涕零，说，“我以往蒙太宗的宠眷，如今又受王上的大恩，怎敢不以死相报？《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丙寅，甲戌；卷16，顺治二年五月丁未。

　　可见联姻政策颇有成效。是年十月，多尔衮又将皇太极二女固伦公主再嫁给察哈尔汗的儿子阿布鼐。《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乙巳。此女原是额哲之妻，额哲死后嫁其弟。此人即林丹汗之子，额哲之弟，与他保持姻亲关系，自然也很有意义。顺治四年十二月，皇太极第十一女固伦公主也下嫁给阿霸垓部落噶尔玛索讷木。《清世祖实录》卷35，顺治四年十二月己卯。从清廷来说，由多尔衮做主嫁给福临作皇后，后来又被福临废掉的博尔济锦氏，就是吴克善之女、孝庄文皇后的侄女。多尔衮自己也在顺治四年八月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八月丁丑。后来自己的福晋博尔济锦氏死了，他又续娶了原肃王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丁卯、己卯。除此之外，在满蒙王公大臣之间的联姻也不少见。这一政策在满蒙关系的疏密过程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后来魏源曾感叹道：“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蒙古外戚扈戴之力。”魏海：《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第99页

　　(三)漠北蒙古――腾机思事件。

　　多尔衮对漠北蒙古人的态度就不那么热情了，在摄政期间，双方还发生过一次龃龉。

　　顺治三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腾机特、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各率部投奔喀尔喀车臣汗硕雷，“并掠巴林部人畜”，被多尔衮视为背叛，立刻派豫王多铎、承泽郡王硕塞等率军往征，并命令外藩蒙古兵在克鲁伦河汇合，征讨叛臣。实际上苏尼特等部原来就依附于喀尔喀的车臣汗，后来一起降清，与清朝的关系比喀尔喀要更为密切，因为它原属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牧地也稍靠南。多尔衮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因为前方战事方急，后院千万不能起火，因此他亲自率诸王大臣将远征军送出安定门，并嘱咐多铎说，如果腾机思等果真投奔了硕雷，那就把硕雷一并抓来。如果敌人败入杭爱山一带，就立即班师，以后再整兵征讨。几乎就在同时，与科尔沁等同属图美尼雅哈齐诸子世系的四子部落已将叛逃者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五台吉杀了，俘获大量人马羊驼。多尔衮十分高兴，即把所获财物赐给了四子部落的有功人员。

　　到七月，多铎率军包围了腾机思，舅爷满朱习礼一马当先，大败腾机思。之后，清军乘胜渡过土拉河，阵斩腾机特子多尔济、巴图舍津、腾机思之孙噶尔马、特木德克博音图，获得大量人口牲畜。后又与喀尔喀土谢图汗两个儿子及硕雷汗第四子所率军队直接交锋，清军都获大胜，硕雷汗逃往塞冷格地方。多铎见人马疲乏，便于七月十六日下令班师。

　　捷报传来，多尔衮心中很是兴奋，决定亲自出边迎接，礼节格外隆重。九月丙寅，多尔衮在乌兰诺尔迎候多铎，不一会儿，军队在踏踏蹄声伴随下出现，多尔衮忙率王公大臣等与出征将士一起拜天，行三跪九叩大礼。之后，多尔衮坐在一领金黄色的凉帐中，王公大臣们两厢侧立，只听赞礼官一声令下，又都再对多尔衮行三跪九叩头礼，多铎、硕塞、阿济格以及蒙古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札萨克图郡王等再向前与多尔衮行抱见礼，这才回坐到一领蓝色凉帐之下。随后便大开宴会，宰牛杀羊，开怀畅饮。多尔衮还把俘获的驼马牛羊赏赐出征将士，又赏给他们大量衣帽、弓刀，鞍辔、金银器皿之类，草原上一片欢腾。

　　多尔衮把欢迎庆功仪式搬到塞外，而且搞得如此隆重，主要是向蒙古诸部显示大清的威德，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蒙古问题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