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38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11)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不仅是因为腾机思等还没有拿获，漠北蒙古的桀骜不驯也不能就此了之。九月己未，多尔衮让喀尔喀土谢图汗下属额尔德尼托尹的贡马使臣回去对他们的主人说，在草青之前，将腾机思等擒住交来，否则大兵一到，你们往哪里逃？次年四月，多尔衮又对前来通贡的喀尔喀部落下属几部使臣说，“腾机思率部来归时，我以女下嫁，又封他为王，但他却背德叛逃。豫亲王率军讨逆，与尔等无关，但你们却派兵迎犯，所以上天降祸于尔等。今后你们如能擒腾机思，就率其国来献，不能即用兵剿灭之，再不能派亲信大臣到这里来作人质，我就派兵亲去征剿。”

　　不料喀尔喀的另一大部落首领札萨克图汗却在这时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来信。信中与清廷尔我相称，并将满洲称为“红缨蒙古”，认为清朝收服汉人，“念总属我红缨蒙古所得，甚为喜悦，故去年我曾遣使朝贺”。信中说苏尼特是逃而复回，你们派兵来追，又与喀尔喀部的军队交战，另外额尔克楚虎尔私掠巴林之事，我们正要和你们理论理论，如果愿意，可派使者来谈判。多尔衮接到来书，自然十分恼火，回信质问札萨克图汗：“尔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意欲与我敌体乎？”接着又说前述二事本与你们无干，如你们可以作主，就去和你谈判，并将他们擒来献上。如果只是口出狂言，绝没有什么好处。如你们真的愿意通好，必须遵守礼法，改正错误，趁雨雪之前，派使前来，如不遵旨，就不用遣使了。同时又对来朝的伊思丹津喇嘛颁谕，令其归还赔偿所掠巴林的人畜，并以驼百头、马千匹来赔罪，否则将断绝往来。谕土谢图汗下属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和札萨克图汗下属俄木布额尔德尼说，须将腾机思擒拿献上，并归还巴林人畜。对额尔克戴青则态度不同，认为他“从未举兵从逆”，“善则善，恶则恶，没有不报之理”。在双方书信往还期间，漠北三汗下属的各部落首领仍然前来进贡，并为双方传递信息。到顺治五年八月，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硕雷遣使为侵夺巴林部落人畜前来谢罪，遵旨进贡马千匹、驼百头。随后，硕雷汗又派人进贡貂皮、马匹等。几天后，苏尼特部叛逃的腾机特等来京朝见，多尔衮不但对其表示宽恕，而且还赐宴、赏缎匹，并令其袭封其兄腾机思的郡王爵位。不久，札萨克图汗的贡使也来朝见，表明双方和解。至此，一场延续了将近三年的争执告一段落，结局是漠北蒙古低头臣服――此时还是表面的、暂时的臣服，多尔衮也比较满意。此事过程详见《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丁未；卷27，顺治三年七月丁巳、壬戌，八月乙酉、丁酉，卷28，顺治三年九月己未、丙寅、丁卯；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丙子；卷32，顺治四年五月乙巳；卷40，顺治五年八月乙、未等条。但漠北蒙古真正向心于清政府，统一于清朝盟旗制度之下，还要到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被迫迁入内蒙的时候。

　　(四)与漠西蒙古初相往来。

　　漠西厄鲁特蒙古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与清廷的来往也多了起来。清兵入关之后，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几成四部之主。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正是因为不愿受其统辖而分别离开原来的牧地，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和青海一带，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又在西藏建立了统治。另一杜尔伯特部则在阿尔泰一带游牧。自顺治二年以后，和喀尔喀三部牧地毗邻的漠西准噶尔部落下属的一些大小部落，或遣使或亲自前来朝贡。如《清实录》所载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吴霸锡台吉、达尔汉吴把什、达贵温布、色冷台吉，额尔德尼吴巴什、罗布藏胡土克图下巴汉格隆、盆苏克扎穆苏、阿布贵诺颜下讷门汗，土布新、布哈山晋、落绩克什虎巴图鲁台吉、图克齐文贝、鄂齐尔图台吉、达尔汗囊素、干布胡土克图、巴图鲁贝勒、舒虎儿戴青等，都曾在这期间来北京朝贡，统治者照例对他们加以宴请和赏赐。准噶尔部当时的最高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也和清廷建立了联系。

　　厄鲁特蒙古的有些部落与清廷的关系还不仅仅保持在贡赐关系的程度上。多尔衮就曾请厄鲁特部落奉事佛法诺门汗出兵协助清军对付喀尔喀三部，诺门汗也答应说：“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有征讨，我当以兵助之。”有些部落在甘肃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时曾帮助清军打压起义军，被多尔衮分别赐号，如峨木布车臣戴青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得尼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等。《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壬辰。有些相距较远的部落如厄鲁特部落台吉鄂齐尔图，则表示在清廷与喀尔喀三部的争执中，“虽僻处遐荒，力能则相机相助，不能则遣使通好。”多尔衮对这种态度表示满意，并一再把喀尔喀三部在苏尼特、巴林等事上的罪恶向他们宣示，并告诫他们：“尔等既已效顺，傥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四月乙未。

　　尽管如此，多尔衮对漠北、漠西蒙古人始终怀有戒心。他曾专门下令禁止王公大臣等擅给喀尔喀部落贡使甲胄和兵器，《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丙子。又下令给户部和兵部，严格限制购买喀尔喀和厄鲁特的驼只马匹，而居庸关以内的所有官吏军民都不得购买他们的驼马，否则按贼律问罪。《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二月乙酉。

　　但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最高首领顾实汗却和清廷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不过，他是作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与清廷往来的。

　　二、纽带抛向藏原回疆。

　　西藏，元明时称乌斯藏，又称唐古特或汤古忒，有前藏(康)、中藏(卫)和后藏(藏)之分，或即分为前藏和后藏。明末清初之际，中国腹地民不聊生、灾荒四起，正孕育着大变动的风暴；而西藏也因内部矛盾争执而四分五裂，遍地荆榛。明时期取代了萨迦家族而成为西藏最有势力的统治者帕木竹巴家族――其中衮玛札巴坚参贝桑波曾被明成祖朱棣封为阐化王――此时衰落下来，手下大臣们，以及大臣的手下们，各自以家族为单位兵戎相见，争夺西藏的霸权。而十五世纪开始的红、黄教派之争则和权利之争纠缠在一起，使西藏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帕木竹巴家族权利的一个大臣兴起于后藏，他们在藏巴汗的领导下，支持红教，与支持黄教的前藏帕木竹巴权利和蒙古势力为敌。就在这个时候，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顾实汗来到西藏，与黄教势力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时，西藏各派首领已经知道清权利的兴起，并且似乎预见到它将取代明朝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于是，崇德七年十月，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等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盛京，带来了达赖喇嘛(黄教首领)，藏巴汗等不同派别的信件，似乎请求这个新权利的首脑给予支持和仲裁。但皇太极也了解到西藏内部矛盾冲突的情况，因此在给他们的回信中模棱两可，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只说“不分服色红黄”，“以宏佛教”。这无论是从民族政策还是宗教政策方面说，都是极其明智的。但是皇太极并不知道，就在这个西藏代表团到达盛京的时候，藏巴汗已经被顾实汗彻底打败，西藏出现了顾实汗和黄教达赖五世、班禅四世的联合统治。G？杜齐《十三至十八世纪西藏中部简史》，见《西藏画卷》第一册。

　　多尔衮进入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之后，恢复与西藏的统属关系就成为一件符合传统、自然而然的事情。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颁布平定陕西等处诏书，其中有两条说：

　　西番都指挥、宣慰、招讨等司，万户、千户等官，旧例应于洮河、西宁等处，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原有官职者，许至京朝见授职，一切政治，悉因其俗。

　　乌思藏番僧应从陕西入贡者，该布政司察号，果赍有印信番本咨文，准照旧例入贡。《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丁卯。

　　基本承继了前朝的做法。但和明朝不同的是，清廷对蒙古、对西北各族不是采取拒之门外的政策，而是努力与其结好，特别是此时漠北蒙古与清廷的关系还不很落实，就更需要与和蒙古人同信一教的西藏地方权利联络感情，利用黄教宗主达赖和班禅的力量对蒙古加以约束。

　　大约在顺治二三年间，顾实汗得到清朝入主中原的消息，便上表入贡，庆贺胜利，对清政府的决定表示“臣等无不奉命”。《蒙文老档》第2号、第3号。见《西北史地》1983年4期马汝珩、成崇德：《准噶尔民族权利奠基人――巴图尔浑台吉》。顺治三年八月，先前派到达赖那儿去的使者察罕喇嘛归来，还带来了达赖和顾实汗时使节班第达喇嘛和达尔汉喇嘛，后者带来了请安表和金佛、念珠、普鲁绒、甲胄、马匹等贡品。多尔衮则以甲胄，弓箭、撒袋，大刀、鞍辔、银器、缎匹、皮张等赏赐他们。《清世祖实录》卷27，顺治三年八月戊戌。是年十月，达赖和顾实汗又遣使上贡。《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戊寅。这时候，西藏的主要统治者们都知道清朝入主中国一事，因此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巴哈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伊尔扎尔萨布胡土克图、萨思夏喇嘛，额尔济东胡土克图，伊思达格隆胡土克图，诺门汗等纷纷上书请安，贡献方物。到顺治四年，多尔衮又派使节携礼物去慰问。《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丙戌。这之后，双方一来一往，频繁联系，有时达赖和顾实汗分别遣使表贡，有时共同派使前来。顺治五年五月，多尔衮又派喇嘛席喇布格隆等去西藏请达赖喇嘛进京，并慰问班禅胡土克图讷门汗，请他也劝达赖来京。《消世祖实录》卷38，顺治五年五月甲申。尽管达赖未能成行，但他和顾实汗的贡使仍往来不断。后来顺治帝亲政，继续派人去敦请达赖，使达赖五世终于在顺治九年底来到北京，受到隆重接待，并赐他“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拉达赖喇嘛”的封号，以及刻有这个封号满、汉、蒙、藏几种文字的金印。顾实汗亦被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也赐金印。达赖五世回藏之后，不仅黄教的地位大大提高，中央权利与西藏和蒙古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顺治五年六月，有乌斯藏阐化王叫作舒克的派使者顾什琐诺木必拉式进京入贡。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在西藏政治生活中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多尔衮并未因此而歧视他们，对他们仍优礼有加，一视同仁。七月辛卯，多尔衮赐顾什琐诺木必拉式号为“妙胜慧智灌顶国师”，锡诰命，并敕谕，舒克等曰：“你们遣使进表，具见真诚归服之意，我们很高兴。如今天下一家，虽是远方异域，也要一视同仁。想你们西域向来尊崇佛教，臣属中国已有成例，明朝给的敕诰印信送来之后，我们就给予换授，一切照旧不变。”《清世祖实录》卷39，顺治五年六月辛丑、七月辛卯。之后，阐化王也不断遣使入贡。因此，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西藏地方权利和宗教权利纷纷与中央权利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雍、乾进一步在藏确立统治奠定了基础。

　　现在新疆一带在明朝时也有许多小割据权利。除了最靠东的哈密等地设卫管理之外，其他如吐鲁番、别失八里、于阗等国都向中央权利朝贡。明末清初，北疆亦为准噶尔部控制，而南疆则在叶尔羌汗国统治之下，都未与清王朝互通往来。只有吐鲁番首领苏鲁谭、阿布伦、木汉默德，阿济汗于顺治三年五月遣使进贡，请求规定进贡额例。多尔衮对此也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四海宁谧，遐域向风”的表现。他说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恿汗次子察哈台的封地，从明立国以来，隔绝二百八十多年，如今幸而复合，真是天意。他言外之意是说双方民族权利早该有密切关系，频繁往来，因此颇为自得。于是他让吐鲁番“时来朝贺，大贡小贡，悉如旧例”，如此政府便不会忘记他们。此外他并没有忘记让他们缴还明朝的敕印，以便重新给予封爵，表示已受新王朝的领导。《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辛酉、六月壬午。

　　就这样，在多尔衮摄政短短的七年里，由于双方的努力，一条并不十分牢固但却仍是友谊的纽带把北京和远在西陲浩浩茫茫的藏原回疆联结在一起。

　　当然，在这方面，多尔衮的努力比起他的后代子孙如康熙、雍正、乾隆……以及新一代各族儿女所做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尔衮时期则正是各民族向心于中央权利的千里之始呀！

　　三、东邻旧朋和泰西新友。

　　(一)对朝关系中的善善恶恶。

　　朝鲜与中国本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几千年来一直关系密切。清太宗皇太极为了安定后方，割断明王朝与朝鲜的联系，先后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逼迫朝鲜与明朝断绝一切往来，臣服于清，并向清朝进贡，还把朝鲜王世子等派往沈阳作人质。朝鲜国王李在兵临城下之际，不得不接受这样野蛮而屈辱性的条件，对清王朝表示臣服。

　　皇太极死后，福临登基，摄政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向朝鲜颁发即位诏书，并颁皇太极给李的遗谕，大意是说，“岁贡方物，悉出于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困”，各类贡物予以减少。《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丙午。多尔衮则对李态度极好，朝鲜大臣认为这是“欲树恩于我”。但李却表示怀疑，认为“九王年少刚愎，其意何可测也？前则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云，予不能无疑焉。”大臣们一再解释这是多尔衮“欲市恩于我国也”，李才苦笑一声，认为自己是“惊弓之鸟”，听见好消息，反要产生怀疑。可见当时朝鲜国王对清王朝是不大信任的，对皇太极的对朝政策也颇不满意，所以他们内心中“犹不忍背弃大明”，祭祝之文，公家收藏文书还都写的是崇祯年号。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19，3720、3723、3724、2721、3731页。一些武将还企图尊世子李为国王，李为太上皇，联络明朝军船，“送胡将之头于中朝”，“事成即用崇祯年号”，吴晗辑：《朝鲜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3页。发动武装政变。事败后，他们亦声称“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一片浩然之气。⑤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4页。

　　大致说来，多尔衮执政之后，对朝鲜的态度有所改善。崇德八年底，他放李回国省亲，又给朝鲜国王去信，说“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拒绝接受私人馈赠，⑤并禁止诸王大臣接受一切外国礼物。《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正月庚寅。后来听说朝鲜平定了反清的叛乱，十分高兴，多尔衮还派使臣专程去朝鲜慰问。同时把过去逃往朝鲜的瓦尔喀部落人解送回国一事停止，认为他们“在尔朝鲜与在我国无异”。《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