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 第39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12)
第39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12)
多尔衮入关之时，质世子李亦在军中。入京之后，先曾居于武英殿东侧一室，后又移居一侯姓外戚的故宅。不久，世子又回沈阳去接家眷，多尔衮即表示：“元孙本非久留之人，即令还送本国。”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1页。李一家到北京不久，福临的登基大典便隆重举行了。十一月十一日早朝时，多尔衮把李等召去，对他们说，“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三公六卿的质子和陪臣等，也和世子一道回国，只留其他两个王子凤林大君和麟坪大君交替在此就可以了。”不久还答应在统一全国之后，“大君亦许东归”。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8、3739、3748页。本月二十六日，又正式向国王李通报此事，并将年贡中布、苏木、茶全部蠲免，其他如绵油、细布、布、粗布等各减一半到五分之一左右不等，元旦、万寿节，冬至等不同朝贺礼物因路程遥远并于元旦时一次贡进。《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李听了这些好消息，又将信将疑，对大臣们说：“清国此举果出于好意吗？不会有别的意思？”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9页。
实际上，当年皇太极对朝鲜十分苛刻，目的是防止他们和明朝内外夹攻。如今明朝已为清朝所取代，朝鲜便不成为威胁，多尔衮何必不趁此机会显示自己的大恩大德呢？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福临亲自到武英殿上为朝鲜凤林大君送行，亲自为大君劝酒，送他貂裘、鞍马等。多尔衮也送他锦缎、黄金鞍具，和会宁开市的咨文，命令礼部尚书等亲自在门外为他们饯行。有个清朝官员悄悄对朝鲜官员说：“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让他们送点礼品以表谢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48页。不久，李死去，多尔衮还以福临和他自己的名义分别派使节送信，以示慰问，退掉贡品，赐银五百两、缎三十匹。《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乙巳；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3751―3752.以后还一再减少岁贡的数额。在册封朝鲜王世子李、祭祀李薨逝和李登极即位之时，多尔衮都遣使赍表，前去祝贺或吊唁。这样，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已几同于明王朝统治时期，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清政府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事并不是没有。刚刚入关之初，“南方路绝，漕运不通，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加上战争需要，多尔衮便让李把朝鲜“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庚申。清使到朝鲜去，对他们要求，“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不可不准数入送”，朝鲜官员以困难相告，但清使“声色俱厉，略不动听”。朝鲜实在无法，只得答应给十万石。“时北京运米之令，急于星火。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发运了五万石之后，实在很难拿出，多尔衮见状无奈，只得下令：“尔国凶荒，人将相食云。再运之米，尽数蠲免。”一员清官还悄悄对朝鲜使臣说：“这次减米全是九王之力，希望能献些他喜欢的南草、良鹰，以表谢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42、3746―3747、3755、3761、3804―3805，3770页。
若说一时缺粮运米尚可算个“理由”，那么，其他的物质要求就不免是额外需索了。顺治三年，清向朝鲜要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子六千八百个，分摊到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诸地征收。又到义州去索取梨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输，州县不胜其扰”。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61页。
顺治六年，多尔衮要与朝鲜结亲，后嫌侍女不漂亮，大为震怒，又派专使赴朝选美色女子。朝鲜便分遣京官，选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城中也派捕盗偷偷到民间去访美女。“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一些大臣向朝鲜国王抱怨说，“选拔侍女，从京城到四方，有女之家，奔走逃窜藏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断发自缢者，路上人人都怨气冲天。”有的大臣甚至建议送娼妓去。李无可奈何，自称“念之气塞，言之哽咽，国事到此，予甚惭愧”。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04―3805页。以千百家人之痛苦，满足多尔衮一人的私欲，这在当时社会中早已是司空见惯，又岂是朝鲜人民独罹此难！
在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中朝人民一直是并肩战斗的。顺治六年，朝鲜国王李在接见清使时说：“倭情日渐可疑，至于今年而尤甚，脱有不测，敝邦将无以抵挡，日夜唯望上国之来援耳。”使者满口答应，认为“来救之举，岂敢少缓？”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70页。顺治七年正月，其国书送达清廷，认为日本人“鞭挞使臣，出言不逊”，必须造作兵器，修缮城郭，早做防备，请求清政府同意。《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乙丑。但多尔衮却认为他们是“假记倭情，欲为试探之地”，派巴哈纳、祁充格去朝鲜质问他们：“借倭为言，而欲修城池、缮甲兵者，将欲何为？”并调查“所谓倭情叵测之说出于何处”。调查结果，国书中虽略有失真之处，但日本“惹生另样事端，岁增年滋”的情况却是真实的。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8―3791、3806―0807页。但多尔衮却听信一面之词，认为“其修城集兵，整顿器械之事，原与倭国无涉，专欲与朕为难也”。《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七月辛未。朝鲜国王李忙派王弟李为陈奏使，亲赴北京解释此事，惶恐不安之情，溢于奏疏文字之外。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06―3807页。究此事原因，可能是清廷风闻朝鲜国中颇有些人主张反清，因此心怀疑虑，一有风吹草动，便惊慌失措起来。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多尔衮仍对朝鲜不甚信任。
(二)“漂倭事件”及其他。
中国的东邻还有一个日本。两国交往的历史虽长，唐朝时还经历了双方关系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但到明清之时，日本给中国留下的记忆却并不怎样美好。嘉靖间东南沿海的倭乱给百姓带来巨大损失，万历间中朝军民又并肩战斗，给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的侵略军以重创。明末清初之际，中国是大变动、大混乱的时期，日本各岛却逐渐从争战不休的战国时期进入相对稳定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家族以江户为中心，统治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长崎、京都、大阪等重要城市都在其治下。多尔衮入关后，日本与清朝并未建立联系，相反，其文书上却“犹书崇祯年号”，称清人为“鞑靼”，南明唐王隆武权利还请求日本出援兵抗清，其他消息也从与朝鲜的交往中得到。
就在顺治元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偶然、但最后又惊动了清日双方最高首脑的事情。本年四月，日本越前地方(今福井县)的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五十八人乘船往北海道经商，在海上被暴风吹到日本海西岸今苏联波谢特湾南侧、图们江口北面的海边上。住在这里的属清朝统治的瓦尔喀人误以为他们是盗挖人参的海贼，杀掉四十三人，剩下十五人被先送到盛京，又送到北京。
他们到北京之后，受到了清人的很好招待。派给他们三名搬运夫，每人每天发白米二三升，猪肉一斤，还有面粉、荞面、茶、酒、两只鹅。另外木柴、鱼、蔬菜、酱、盐、米都是每天发给，并发给他们绸缎被褥、棉帽、贴身衣裤和鞋袜。身体稍有不适，就派医生来诊。日本人好清洁，便特为其准备水。多尔衮还亲自召见他们数次，“恳切地问话”，使这些人觉得，这个“上上下下都怕”的人，对日本人倒很和蔼。另外，对于瓦尔喀杀日本人的事，清政府是做了审理的，日本人也看出，“当局对他们的行径是很气愤的”。
这些日本人后来记述道：“我们商量，尽管招待这般好，还是要回日本。"所以他们在顺治二年五月端午节这天向清政府提出回国的请求。这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将他们交给派往朝鲜的使者祁充格，护送回国。他们由一百人高举仪仗送到朝鲜后，又由朝鲜经对马到大阪。德川家光听说后，又把这些人叫到江户严加讯问，了解清朝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1辑，《鞑靼漂流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参见文后薛虹之校注。南京等地被清朝攻下的消息，也从这些人嘴里传到德川家光的耳中。
相形之下，日本对清王朝的态度则并不友好。德川家光的亲信家人有很多主张“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支持南明的，有的听说“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兵而来”。有的对朝鲜把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国遇难船只交还中国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怀疑反抗自己的耶稣教徒常常混杂在中国商船之中，因此对与此举有关的朝中两国心怀怨愤。多尔衮对那十五个日本难民百般照顾，送其回国，日本人也毫无感激之意，认为“鞑靼……送此漂人，正欲夸大”，朝鲜人受而送之，正是清朝的同谋。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61―3763、3791页。所以，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多尔衮虽把彩球抛向日本，但对方却未以诚相待，加上幕府时期实行“锁国”，明治维新后奉行侵略政策，使直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之前，双方关系都不甚亲密，甚至是相当紧张的。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岛的回回国、天方国，东南亚的安南、吕宋，东边的琉球等分别遣使入贡。多尔衮亦曾对安南、琉球、吕宋分别颁布谕旨，让他们把明朝所给封诰印敕交回，由清廷“照旧封赐”。《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丁丑。
(三)善待西人。
这个时候，多尔衮不仅要处理与这些老邻居的关系问题，还要和面貌、服装、宗教、语言都大大相异于己的西方人打交道。他当然不知道，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纷纷沿新航路向东方而来，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西方传教士与他们同船而至，借宣扬宗教之机，对被统治者施加新的思想渗透。在这些人的想象中道路铺满黄金的中国，自然是他们“开发”的重要对象，因此在多尔衮之前，明朝的朱姓皇帝们就已尝到了与这些人打交道的滋味。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船遇风浪，要求上岸曝晒货物，乘机入居澳门。在贿赂当地官员以后，他们擅自在澳门居住下来，将其变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第一块殖民地，通过对日、中、印及东南亚国家的转口贸易，使明末的澳门空前繁荣，因而刺激了西方人进一步“开拓”的野心。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利玛窦、庞迪我以及稍后的日耳曼人汤若望、邓玉函等天主教耶稣会士也乘机进入中国传教。他们认为在中国传教靠武力是无法奏效的，因此主张学习中国文化，结合不同信仰，介绍先进科学技术，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加强来往，企图以此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就明后期而言，一些著名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都与他们过从甚密，南明永历权利的皇族中也有很多人洗礼入教。而传教士中的佼佼者利玛窦还被特准进京朝见明神宗，在钦天监中供职，死后还特赐葬于北京，待遇可谓不薄。这一切，使得西方势力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多尔衮入关后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势。
多尔衮也没有以极其狭隘的民族偏见看待西人。顺治元年五月，他曾下令将北京北、南，中城百姓迁出，以屯将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历局顾问汤若望因为藏书、资料等太多，一时难于搬迁；又以教堂之旁不能没有神父居住为理由，五月十一日向多尔衮上疏，请求免除搬迁。多尔衮当即表示同意，并发给他满文谕旨一道，上写：“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他回到家中后，把谕旨向已进驻其室的清兵宣示，后者便纷纷退去。清史委员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汤若望”，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95页。后来又有人在庙旁开设骡马市，一些市棍“借言王府并工部名色，希图侵占”其地，因此汤若望又上疏请求“赐给清、汉字告示，张挂庙旁，庶人知畏法，远臣获宁”。不久内院便发给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满洲兵丁及衙门员役”再行滋扰，违者重惩。《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51页，“内院示稿”。汤若望见清廷对自己颇为有礼，便决定继续为新朝服务。
本年六月，汤若望上疏多尔衮，说他在崇祯年间曾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并制造了测量日月星晷等仪器，屡次推算都很正确。听说这些仪器都被起义军烧毁，所以准备另制进呈。另外他准备在八月初一按西洋新法推算京师和各省看见日食的具体时间、大小、方位等数字，事先交上来，让多尔衮派人考察是否准确。多尔衮认为“旧历岁久差讹，西洋新法屡屡密合”，让他提前两天把数字交上来等候检验。《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汤若望此举主要是为了在新统治者面前显示一下西法的科学性，以便站稳脚跟，多尔衮则显示出他不拘成法、勇于改新的政治家气度。七月，新历修成，多尔衮赐名《时宪历》，命于明年开始颁行天下。《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丁亥。当月，汤若望又以新历的“新处”上告多尔衮，多尔衮认为新历的节气、太阳出入、昼夜时刻都按地区不同推算，“果为精确”，不厌其烦地给予批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辰。到八月初一，多尔衮令冯铨等赴观象台用望远镜观察日食，发现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分秒和位置等都以西洋历法为最准，“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汤若望因而更得清廷信任。这年十一月，多尔衮向礼部发布命令，“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汤若望从此成为清朝的正式官员，钦天监监正。顺治二年十一月，他献上补订的《新历全书》，《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丁卯。得到多尔衮赏识，被加太常寺少卿衔。
至于多尔衮身后，汤若望则更受优宠：福临称他“老祖”，玄烨的继统也是根据他的建议。
另有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类思与葡萄牙人安文思，明末时入四川传教，为张献忠所获。在清军进攻张献忠时，他们险些被两个清兵所杀，忽有一兵迅速赶来，大声制止，说这二人系汤若望之友。那两个清兵听说，连忙收刀入鞘。原来“是时汤若望在北京治理历法，声名显著，阿玛王及各王公大臣均与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后来二人被解到率兵的豪格处，“因该亲王之吩咐，皆受优等之款待”，豪格“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52―53页。豪格的态度乃至八旗士兵的态度说明了摄政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宽容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并未因王朝的更替而停滞不前。
但这并不是说，清朝在多尔衮时期一反前朝政策、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顺治四年，两广总督佟养甲以通商裕国为理由，请求同意葡萄牙人入广东与粤商贸易，但户部鉴于崇祯年间葡人入广州后曾引起事端，认为应仍旧禁其入省，只许粤商到澳门去贸易，多尔衮对此也表示同意。《顺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八月丁丑。可见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表现得非常开明，但对有可能威胁自己安全的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这对在素称开明的玄烨也不过如此。
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多尔衮这样的重任：他一方面要解决明朝以至以前各代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方面要对付那些“长身高鼻，猫睛鹰嘴”的西方人。尽管摄政只有七年，但整个清王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瑕瑜互见的外交方针却是由此发端的。
实际上，当年皇太极对朝鲜十分苛刻，目的是防止他们和明朝内外夹攻。如今明朝已为清朝所取代，朝鲜便不成为威胁，多尔衮何必不趁此机会显示自己的大恩大德呢？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福临亲自到武英殿上为朝鲜凤林大君送行，亲自为大君劝酒，送他貂裘、鞍马等。多尔衮也送他锦缎、黄金鞍具，和会宁开市的咨文，命令礼部尚书等亲自在门外为他们饯行。有个清朝官员悄悄对朝鲜官员说：“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让他们送点礼品以表谢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48页。不久，李死去，多尔衮还以福临和他自己的名义分别派使节送信，以示慰问，退掉贡品，赐银五百两、缎三十匹。《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乙巳；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3751―3752.以后还一再减少岁贡的数额。在册封朝鲜王世子李、祭祀李薨逝和李登极即位之时，多尔衮都遣使赍表，前去祝贺或吊唁。这样，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已几同于明王朝统治时期，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清政府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事并不是没有。刚刚入关之初，“南方路绝，漕运不通，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加上战争需要，多尔衮便让李把朝鲜“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庚申。清使到朝鲜去，对他们要求，“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不可不准数入送”，朝鲜官员以困难相告，但清使“声色俱厉，略不动听”。朝鲜实在无法，只得答应给十万石。“时北京运米之令，急于星火。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发运了五万石之后，实在很难拿出，多尔衮见状无奈，只得下令：“尔国凶荒，人将相食云。再运之米，尽数蠲免。”一员清官还悄悄对朝鲜使臣说：“这次减米全是九王之力，希望能献些他喜欢的南草、良鹰，以表谢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42、3746―3747、3755、3761、3804―3805，3770页。
若说一时缺粮运米尚可算个“理由”，那么，其他的物质要求就不免是额外需索了。顺治三年，清向朝鲜要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子六千八百个，分摊到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诸地征收。又到义州去索取梨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输，州县不胜其扰”。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61页。
顺治六年，多尔衮要与朝鲜结亲，后嫌侍女不漂亮，大为震怒，又派专使赴朝选美色女子。朝鲜便分遣京官，选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城中也派捕盗偷偷到民间去访美女。“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一些大臣向朝鲜国王抱怨说，“选拔侍女，从京城到四方，有女之家，奔走逃窜藏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断发自缢者，路上人人都怨气冲天。”有的大臣甚至建议送娼妓去。李无可奈何，自称“念之气塞，言之哽咽，国事到此，予甚惭愧”。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04―3805页。以千百家人之痛苦，满足多尔衮一人的私欲，这在当时社会中早已是司空见惯，又岂是朝鲜人民独罹此难！
在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中朝人民一直是并肩战斗的。顺治六年，朝鲜国王李在接见清使时说：“倭情日渐可疑，至于今年而尤甚，脱有不测，敝邦将无以抵挡，日夜唯望上国之来援耳。”使者满口答应，认为“来救之举，岂敢少缓？”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70页。顺治七年正月，其国书送达清廷，认为日本人“鞭挞使臣，出言不逊”，必须造作兵器，修缮城郭，早做防备，请求清政府同意。《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乙丑。但多尔衮却认为他们是“假记倭情，欲为试探之地”，派巴哈纳、祁充格去朝鲜质问他们：“借倭为言，而欲修城池、缮甲兵者，将欲何为？”并调查“所谓倭情叵测之说出于何处”。调查结果，国书中虽略有失真之处，但日本“惹生另样事端，岁增年滋”的情况却是真实的。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8―3791、3806―0807页。但多尔衮却听信一面之词，认为“其修城集兵，整顿器械之事，原与倭国无涉，专欲与朕为难也”。《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七月辛未。朝鲜国王李忙派王弟李为陈奏使，亲赴北京解释此事，惶恐不安之情，溢于奏疏文字之外。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06―3807页。究此事原因，可能是清廷风闻朝鲜国中颇有些人主张反清，因此心怀疑虑，一有风吹草动，便惊慌失措起来。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多尔衮仍对朝鲜不甚信任。
(二)“漂倭事件”及其他。
中国的东邻还有一个日本。两国交往的历史虽长，唐朝时还经历了双方关系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但到明清之时，日本给中国留下的记忆却并不怎样美好。嘉靖间东南沿海的倭乱给百姓带来巨大损失，万历间中朝军民又并肩战斗，给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的侵略军以重创。明末清初之际，中国是大变动、大混乱的时期，日本各岛却逐渐从争战不休的战国时期进入相对稳定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家族以江户为中心，统治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长崎、京都、大阪等重要城市都在其治下。多尔衮入关后，日本与清朝并未建立联系，相反，其文书上却“犹书崇祯年号”，称清人为“鞑靼”，南明唐王隆武权利还请求日本出援兵抗清，其他消息也从与朝鲜的交往中得到。
就在顺治元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偶然、但最后又惊动了清日双方最高首脑的事情。本年四月，日本越前地方(今福井县)的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五十八人乘船往北海道经商，在海上被暴风吹到日本海西岸今苏联波谢特湾南侧、图们江口北面的海边上。住在这里的属清朝统治的瓦尔喀人误以为他们是盗挖人参的海贼，杀掉四十三人，剩下十五人被先送到盛京，又送到北京。
他们到北京之后，受到了清人的很好招待。派给他们三名搬运夫，每人每天发白米二三升，猪肉一斤，还有面粉、荞面、茶、酒、两只鹅。另外木柴、鱼、蔬菜、酱、盐、米都是每天发给，并发给他们绸缎被褥、棉帽、贴身衣裤和鞋袜。身体稍有不适，就派医生来诊。日本人好清洁，便特为其准备水。多尔衮还亲自召见他们数次，“恳切地问话”，使这些人觉得，这个“上上下下都怕”的人，对日本人倒很和蔼。另外，对于瓦尔喀杀日本人的事，清政府是做了审理的，日本人也看出，“当局对他们的行径是很气愤的”。
这些日本人后来记述道：“我们商量，尽管招待这般好，还是要回日本。"所以他们在顺治二年五月端午节这天向清政府提出回国的请求。这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将他们交给派往朝鲜的使者祁充格，护送回国。他们由一百人高举仪仗送到朝鲜后，又由朝鲜经对马到大阪。德川家光听说后，又把这些人叫到江户严加讯问，了解清朝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1辑，《鞑靼漂流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参见文后薛虹之校注。南京等地被清朝攻下的消息，也从这些人嘴里传到德川家光的耳中。
相形之下，日本对清王朝的态度则并不友好。德川家光的亲信家人有很多主张“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支持南明的，有的听说“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兵而来”。有的对朝鲜把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国遇难船只交还中国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怀疑反抗自己的耶稣教徒常常混杂在中国商船之中，因此对与此举有关的朝中两国心怀怨愤。多尔衮对那十五个日本难民百般照顾，送其回国，日本人也毫无感激之意，认为“鞑靼……送此漂人，正欲夸大”，朝鲜人受而送之，正是清朝的同谋。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61―3763、3791页。所以，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多尔衮虽把彩球抛向日本，但对方却未以诚相待，加上幕府时期实行“锁国”，明治维新后奉行侵略政策，使直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之前，双方关系都不甚亲密，甚至是相当紧张的。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岛的回回国、天方国，东南亚的安南、吕宋，东边的琉球等分别遣使入贡。多尔衮亦曾对安南、琉球、吕宋分别颁布谕旨，让他们把明朝所给封诰印敕交回，由清廷“照旧封赐”。《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丁丑。
(三)善待西人。
这个时候，多尔衮不仅要处理与这些老邻居的关系问题，还要和面貌、服装、宗教、语言都大大相异于己的西方人打交道。他当然不知道，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纷纷沿新航路向东方而来，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西方传教士与他们同船而至，借宣扬宗教之机，对被统治者施加新的思想渗透。在这些人的想象中道路铺满黄金的中国，自然是他们“开发”的重要对象，因此在多尔衮之前，明朝的朱姓皇帝们就已尝到了与这些人打交道的滋味。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船遇风浪，要求上岸曝晒货物，乘机入居澳门。在贿赂当地官员以后，他们擅自在澳门居住下来，将其变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第一块殖民地，通过对日、中、印及东南亚国家的转口贸易，使明末的澳门空前繁荣，因而刺激了西方人进一步“开拓”的野心。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利玛窦、庞迪我以及稍后的日耳曼人汤若望、邓玉函等天主教耶稣会士也乘机进入中国传教。他们认为在中国传教靠武力是无法奏效的，因此主张学习中国文化，结合不同信仰，介绍先进科学技术，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加强来往，企图以此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就明后期而言，一些著名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都与他们过从甚密，南明永历权利的皇族中也有很多人洗礼入教。而传教士中的佼佼者利玛窦还被特准进京朝见明神宗，在钦天监中供职，死后还特赐葬于北京，待遇可谓不薄。这一切，使得西方势力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多尔衮入关后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势。
多尔衮也没有以极其狭隘的民族偏见看待西人。顺治元年五月，他曾下令将北京北、南，中城百姓迁出，以屯将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历局顾问汤若望因为藏书、资料等太多，一时难于搬迁；又以教堂之旁不能没有神父居住为理由，五月十一日向多尔衮上疏，请求免除搬迁。多尔衮当即表示同意，并发给他满文谕旨一道，上写：“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他回到家中后，把谕旨向已进驻其室的清兵宣示，后者便纷纷退去。清史委员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汤若望”，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95页。后来又有人在庙旁开设骡马市，一些市棍“借言王府并工部名色，希图侵占”其地，因此汤若望又上疏请求“赐给清、汉字告示，张挂庙旁，庶人知畏法，远臣获宁”。不久内院便发给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满洲兵丁及衙门员役”再行滋扰，违者重惩。《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51页，“内院示稿”。汤若望见清廷对自己颇为有礼，便决定继续为新朝服务。
本年六月，汤若望上疏多尔衮，说他在崇祯年间曾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并制造了测量日月星晷等仪器，屡次推算都很正确。听说这些仪器都被起义军烧毁，所以准备另制进呈。另外他准备在八月初一按西洋新法推算京师和各省看见日食的具体时间、大小、方位等数字，事先交上来，让多尔衮派人考察是否准确。多尔衮认为“旧历岁久差讹，西洋新法屡屡密合”，让他提前两天把数字交上来等候检验。《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汤若望此举主要是为了在新统治者面前显示一下西法的科学性，以便站稳脚跟，多尔衮则显示出他不拘成法、勇于改新的政治家气度。七月，新历修成，多尔衮赐名《时宪历》，命于明年开始颁行天下。《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丁亥。当月，汤若望又以新历的“新处”上告多尔衮，多尔衮认为新历的节气、太阳出入、昼夜时刻都按地区不同推算，“果为精确”，不厌其烦地给予批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辰。到八月初一，多尔衮令冯铨等赴观象台用望远镜观察日食，发现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分秒和位置等都以西洋历法为最准，“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汤若望因而更得清廷信任。这年十一月，多尔衮向礼部发布命令，“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汤若望从此成为清朝的正式官员，钦天监监正。顺治二年十一月，他献上补订的《新历全书》，《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丁卯。得到多尔衮赏识，被加太常寺少卿衔。
至于多尔衮身后，汤若望则更受优宠：福临称他“老祖”，玄烨的继统也是根据他的建议。
另有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类思与葡萄牙人安文思，明末时入四川传教，为张献忠所获。在清军进攻张献忠时，他们险些被两个清兵所杀，忽有一兵迅速赶来，大声制止，说这二人系汤若望之友。那两个清兵听说，连忙收刀入鞘。原来“是时汤若望在北京治理历法，声名显著，阿玛王及各王公大臣均与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后来二人被解到率兵的豪格处，“因该亲王之吩咐，皆受优等之款待”，豪格“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52―53页。豪格的态度乃至八旗士兵的态度说明了摄政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宽容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并未因王朝的更替而停滞不前。
但这并不是说，清朝在多尔衮时期一反前朝政策、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顺治四年，两广总督佟养甲以通商裕国为理由，请求同意葡萄牙人入广东与粤商贸易，但户部鉴于崇祯年间葡人入广州后曾引起事端，认为应仍旧禁其入省，只许粤商到澳门去贸易，多尔衮对此也表示同意。《顺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八月丁丑。可见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表现得非常开明，但对有可能威胁自己安全的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这对在素称开明的玄烨也不过如此。
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多尔衮这样的重任：他一方面要解决明朝以至以前各代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方面要对付那些“长身高鼻，猫睛鹰嘴”的西方人。尽管摄政只有七年，但整个清王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瑕瑜互见的外交方针却是由此发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