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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4)
于是又派大臣去数落多铎，让他想想当年跪请自己继位，说两旗大臣都支持自己的情形，多铎还支支吾吾，想不承认。最后诸王贝勒大臣以多铎无理妄对，准备议罪。多尔衮则表示原谅，说这不过是大家各自反省，并非要加罪云云。《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这场风波的缘起，估计是有人对多尔衮地位日隆、功高震主表示不满，或许传出些风言风语，所以多尔衮才一再表示无意觊觎皇位，说“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同时又提醒多铎及其他人，当初是大家不愿立豪格为君的，而自己是有可能继位却予以拒绝的，因此不要对既定的统治秩序表示不满或后悔。
但是，尽管多铎始终没有和多尔衮完全携手，多尔衮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多铎对一再加到他身上的高而又高的荣誉也来者不拒，既未表现出多么感恩戴德，当然也不会表示什么反感。就是这样，多尔衮也还是大力扶植他，因为无论从可靠程度还是从能力来说，他都比其他人更值得信赖。所以，顺治六年三月，尽管大同前线军情紧急，但多尔衮一听说多铎在京城出痘，立刻就下令班师回朝。《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乙巳。
满洲人在关外的时候，很少出痘，进关之后，气候暖了，不知怎么就总害天花，一得此病，又无法医治，往往一命呜呼。多尔衮害怕传染，曾下令凡听说有出痘的，一律轰到京城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但郊外都是满人庄田，又怎能安生呢？不少百姓含着眼泪把出痘的婴孩丢在路旁，也有忍痛弄死的，搞得人心惶惶。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驱疹”。不过清初人害怕天花传染是确实的，后来福临死后，玄烨继位，有一个缘故就是他是出过痘的幸存者。
多尔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星期以后，多尔衮刚赶到居庸关附近，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就带来了多铎的死讯。多尔衮一听便大哭起来，连忙去掉红缨，换上素带，迅速向京城进发。天刚黑的时候，他赶入京城，到多铎的府第去慰问两位福晋。《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丁丑。后来阿济格请求以自己为叔王，说多铎无甚功绩时，多尔衮就斥责他说：“德豫亲王薨逝未久，何忍遽出此言？”然后历数多铎的功绩，表明对他的怀念。《清世祝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壬寅。顺治七年三月，，多尔衮又下令为多铎立碑，纪念他的周年忌日。《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三月己巳。多铎一死，在多尔衮看来，的确像是失去了一条膀臂。
(三)阿济格：一勇之夫。
阿济格是多尔衮和多铎的同母哥哥，他的为人和多尔衮、多铎都不太一样，性格比较外露、粗鲁，少心机，但是作战却比较勇猛。皇太极时期的历次重要战争，都有阿济格参与其间。天聪三年入关攻明，斩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又在北京广渠门外追杀袁崇焕、祖大寿的兵马，直到坐骑仆倒才回师；大凌河之战中，漫天白雾，对面不见人，阿济格又身先士卒，奋勇冲击；崇德元年他率军入关攻明，连续五十六战，俘获人畜十几万。回师后皇太极亲自出城迎接，发现阿济格身体消瘦、神形憔悴，不禁怆然涕下，连忙亲擎金杯，向他敬酒。清入关之时，他又劝多尔衮大肆屠戮一番，然后退兵沈阳，因而引起北京街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可见他属于那种缺少政治头脑、代表野蛮落后势力的一勇之夫。所以，尽管多尔衮经常让他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却不敢指望他作自己政治统治的辅弼。另外，阿济格时常做事任性，不顾后果，使多尔衮也十分难堪，这也使他在摄政时期无法得到多尔衮的重用。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派阿济格率军自边外进陕北，攻击李自成，但他刚到宣化就捅了娄子。宣府巡抚李鉴曾弹劾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朱某听说后，连忙派儿子进京，托相熟的旗人绰书泰到阿济格那儿去走后门，求阿济格给予印札，命令李鉴宽免朱寿鍪之罪。这回出师路过宣府，阿济格就召来李鉴说：“寿鍪忠良，宜释免。”李鉴不听，阿济格又派绰书泰和刘芳名逼李鉴。后来此事报到多尔衮那儿，朱寿鍪和绰书泰被杀，算是给阿济格一个警告。《清史列传》卷1，“阿济格”，第15页。后来阿济格军又迟迟未进入陕西，据说是他绕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妄行需索”，直到多铎破了西安，阿济格还“未知尚在何处”。多尔衮十分恼怒，便下谕斥责他，让他继续剿灭农民军余部，以赎从前之罪，不得以流寇已遁就自行班师。《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辛酉。阿济格这回不敢怠慢，一直尾追李自成不舍，先后八战八捷，又得到了李自成的死讯。这样，多尔衮才高兴起来，表示“甚嘉悦”，认为阿济格“运筹决胜，茂著勋庸”，派使者去军中慰问。《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等条。但多尔衮不久发现李自成死讯不确，十分生气，责怪阿济格谎报军情，“奏报情形前后互异”，而朝廷这边已经举行过典礼，祭告过祖先，竟然是一场虚诳！所以在班师时，不许派人去迎接。《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己巳。军队开到卢沟桥时，多尔衮又派人告诉阿济格说：“尔等有罪，应议处，故不遣人迎接。尔等可至午门会齐后，即各归家。”《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癸未。把一班得胜将士搞得灰溜溜的。几天后，以阿济格威胁李鉴释免朱寿鍪、擅赴蒙古部落取马、甚至将顺治皇帝称为孺子等罪，将他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丁未。一场辛苦，反落一顿处罚。不过没多久，多尔衮就把他的亲王爵给恢复了。
两三年无事。阿济格去天津、曹县征剿当地农民军，两个月后又跑去大同驻防，结果因催办粮草等等搞得“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成为姜造反的借口之一。军情紧迫，多尔衮顾不得追究阿济格的责任，即派他为平西大将军，与巴颜等率兵征讨。顺治六年三月，阿济格两位福晋都因天花而死，多尔衮让他回京照料，阿济格当即表示：“若不乘摄政王代天摄政，为国出力之际，效力国家，更待何时？”认为他不再希望富贵，只是大丈夫重名誉，所以要努力名垂史册，不可以妻死而忘大事。多尔衮听了颇为满意，赏他鞍辔名马两匹。《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辛未。后来，阿济格又率兵恢复了大同左卫。
但是没多久，阿济格又开始向多尔衮伸手。六月，他派吴拜、罗玺去向多尔衮说，“豫亲王征流寇到庆都就躲了起来，破潼关却不全歼其众，追腾机思又不取其国，何功之有？郑亲王是叔父之子，我乃是太祖之子，为何封他们为叔王，不封我为叔王？”多尔衮一听就不高兴了，对吴拜历数了多铎的功绩，斥责阿济格：“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太不合理！”阿济格见作不了叔王，便请求营建府第，多尔衮更为恼火，便让诸王大臣们历数其罪，认为他在大同胡作非为，最后虽然没有以罪而罚他，但却禁止他干预六部事务，禁止他交结汉官。《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壬寅。
总的来说，阿济格在顺治初年没有什么掌握权利的机会，另外他和多铎同在一旗，又非旗主，个人实力也不甚强，加上他做事鲁莽，不顾后果，因此常常遭到多尔衮的斥骂和处罚。但是，阿济格毕竟是多尔衮的同母哥哥，同是白旗势力的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他仍是多尔衮相对信赖的人之一。据说多尔衮临死时曾与阿济格密商后事，但遭到反对者的迅速反击，使他未能如愿。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
多尔衮和他这两位兄弟牢牢地掌握着两白旗的力量。虽然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来势力时总是团结一致的。旗下满、汉、蒙大臣如阿山、英俄尔岱、准塔、韩岱，阿济格尼堪、明安达礼、佟图赖、石廷柱等人，大都对他们忠心耿耿，在固山额真任上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在稳固后方的基础上，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中，不仅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渐渐加强自己的权威，劈荆斩棘，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的道路。
第三节满汉关系格局的奠定。
一、“首崇满洲”。
王朝内部的矛盾冲突，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譬如汉人官绅之间的“南北党争”，就带有点儿满汉民族对立的色彩。多尔衮支持冯铨，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无论是服制、发式，还是内心都离清廷更近。后来汉军旗人、大学士宁完我出来弹劾陈名夏等南籍汉官领袖，罪名之一就是他企图恢复明朝旧制，“蓄发复衣冠”，导致陈名夏绞杀、陈之遴戍死。
清兵入关后，特别是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双管齐下，把矛头指向整个汉人的不同权利。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清廷大力推行一系列野蛮而狭隘的政策，使这样一对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民族斗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而多尔衮生活在这样一种风雨飘摇的形势之下，为了稳定统治，平息矛盾，更是处心积虑、夜不能寐。这样，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满汉关系格局，就成为当时至关重大、又对以后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从整个摄政的七年时间来看，入关后第一年民族压迫的色彩较轻。但即使如此，确立满族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服从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仍是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顺治元年六月，原明大同总兵姜提出，让明枣强王朱鼎“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多尔衮当即表示：“这太不合理！”虽答应这些昔日的皇亲国戚依然延续过去的品级，但不许干预一切国政军务。《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戌。当月，多尔衮派冯铨去祭告明朝诸帝，宣称“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并把明太祖的神牌从原来的宗庙中迁了出去。《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癸未。这表明朱明王朝的历史已经过去，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遵循新的统治秩序。特别是这年十月以后，关外满人大批入关，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从经济利益上说，都造成了大量差异。
从统治阶级来说，顺治五年以前，掌握实权的六部只有满尚书，汉人只有侍郎，顺治五年以后虽设汉尚书，但根本没有取得和满尚书同等的地位，不仅在站班行列上、奏事具名上有先后之分，而且在实际任事中，权力也远逊于满尚书。六部之外，还有一个完全由满人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事权力不小，这些我们前面都已提到过。实际上，不仅满洲贵族具有绝对权威，就是旗下奴仆也不把汉族大官放在眼里。这些旗下人骑着马、坐着车，碰见官员士绅也不躲避，汉人稍微不满，就一大群人围住轿子乱骂、起哄。有的人还把轿帘一挑，嬉皮笑脸地问：“这是谁家的妞儿呀？”陈名夏曾提议说，应下令不论满汉人，凡遇朝臣，都该旁行远避，违者送刑部打板子，但由于涉及满人的利益，没人理睬这个建议。后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与旗下人争道，竟挨了后者的鞭子！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争道”。时人有诗叹道：
牛车无数塞天街，俱是兵儿运草柴。
科道相逢谁敢喝，欠身立马任挤排。方文：《山续集》卷1，“都下竹枝词”。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1，“方文”，第121页。
前面提到过正黄旗下投充人辱骂官员被责，反将知县、教官等处罚，也是清初“首崇满洲”原则的体现。时人史？曾记载说：“清朝法纪混淆，重满轻汉，虽一放马厮养，鞭府县正官，无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虽衣冠扫地，不知羞也。”史？：《恸余杂记》。至于在圈地、投充、逃人诸事中严重损害汉人官绅利益的例子则更是举不胜举。
对于广大汉族百姓来说，所受压迫和歧视更重。顺治元年十一月，金之俊曾上疏请求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索驿递夫马、廪粮、草料等。《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己丑。顺治二年四月，多尔衮也谈到满洲人“恐吓民人，逼胁投充”，一些满洲庄头“勒价强买，公行抢夺，房垣、毁仓廪，攘其衣物赀财。少不遂意，即恃强鞭挞。甚至有捏称土贼，妄行诬告”，而有些地方官“不能稽查”，“庸懦溺职”，不敢从公处理。《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癸亥，辛巳。后来，满汉人之间纠纷日益增多，多尔衮连忙下令内院传谕，“凡各部所审事情，务将满汉条例逐一开列，移送刑部定拟具奏”。《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丁卯。而各部开列的满汉条例自然都以满人利益为重，所以后来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事屡屡发生。顺治三年多尔衮下令禁止上疏涉及发、圈地等五事，言者治罪，就是他不顾社会矛盾激化而极力维护满人，特别是贵族权益的集中体现。
顺治四年四月，经过一系列无效或收效甚微的调整满汉关系、平息满汉纠纷的行动，终于以福临的名义发下一道上谕，其中说：“朕出百姓于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昨见刑部所奏，有满洲阿尔代诬杀汉人张可材、抢其家资一案，随令审实斩讫示众。近来听说满洲有抢夺良民财物者，复有汉人投充满洲，借势横行，害我良民者，殊干法纪。以后被害汉人遇见不法之徒，须记其姓名，控告到地方官处，即行申报到部，究其情节轻重，严行定罪，不得丝毫偏袒。……”《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丁酉。这说明满人欺压汉人的程度日益加深，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首崇满洲"的国策既定，这类事屡禁不止，顺治六年五月又下谕重申“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禁止满洲将士抢夺汉人，《清世祖实录》卷44，顾治六年五月壬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维护整个满人的特权，多尔衮还极力保留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为避免被较高的汉人文明同化，故意强调民族差别，在两个民族间制造隔阂，这就具有消极的意义了。顺治七年三月，多尔衮对礼部颁谕，认为以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都是擅长骑射之功。今虽天下一统，但也不能忘掉武备。因此下令：“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七年三月戊寅。但对于汉人，却不准私藏弓刀马匹，甚至要考武进士的人也要受限制。这种不同的对待，实际上隐着满人时刻准备打压和防备汉人之意。当然，像发、改着满洲装束等等就更是如此，不仅不容许本族人民改易习俗，还要强迫其他民族按此制行事，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导致同心同德，反而在民族间造成更严重的对立。
二、“以汉治汉”，优待汉绅。
多尔衮懂得，尽管要保持“首崇满洲”的原则，但要统治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自己民族的汉人为主的国家，要“以汉治汉”才行。因此，在省一级的大员如督、抚的职位上，他大量安插汉人。但是，为了有一个过渡，使“首崇满洲”的原则贯彻到地方，落实满洲的统治，多尔衮大量任用了汉军旗人，如总督这个重要职位，在摄政期间有九至十个，虽然这其间有的取消，有的合并，有的属于新设，数量却大致差不多。先后担任过总督职务的，有十六个人，其中汉军旗人占十一人，像佟养量、佟养甲、杨方兴、王文奎等人，都是深受清廷信任的关外旧人。这些汉军旧人不同于满人，他们容易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又隶属旗下，对满族主人忠心耿耿，变心的可能性甚微，派他们去就任一省或几省的最高行政兼军事长官总督，是既放心，又得力，再合适不过了。
和总督不大一样的是，比总督地位略低的省级行政长官巡抚，其中汉官员的数量要比汉军旗人多些。摄政七年中，各地曾先后设立了近三十个巡抚职位，其中汉军旗人占先后担任过巡抚的六十四人中的十七人，除了一名满人线缙做过偏沅巡抚以外，其余四十六人全部是汉人官员。根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统计。纵观全部督抚人选，担任职务的满人也只有此一人。由此可见，权力较大的省级官员总督以满人信任的汉军旗人担任为多，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首崇满洲”的原则；权力较小的巡抚则大都由汉人担当，贯彻了“以汉治汉”的国策。至于省级的其他官员，如布政司、按察司官等，以及省以下各级官员，则大都任用汉族原官或降官，因为清廷统治者不仅无法提供这如此之多的官僚候选人，而且即使能提供，也不可能像汉族官员那样驾轻驭熟，顺利开动统治机器，反而可能扩大矛盾冲突。所以，像顺治二年七月，吏部同意了多铎任命的江南官员三百七十二名，阿济格委署的湖广、江南、江西官员五十名，全部都是明朝的降官，以后这类事情亦屡见不鲜。
为了便于统治，多尔衮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实行了“以汉治汉”对策，其在官僚机构上面的体现大抵如上所述。顺治亲政之后，据说以“亲汉”著称，康熙初年鳌拜辅政，据说以“重满”闻名，康熙亲政以后，又是“满汉一家”，但这样一种格局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参见周远廉、赵世瑜《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论整拜辅政”一文。
与此相应的是，多尔衮也实行了一系列笼络汉人官绅的政策措施。顺治元年七月，许多明朝勋戚纷纷请求清政府保留一部分田产，以供衣食之需。如田弘遇之子田敦吉，家中原有田产十余处，现上疏请求把大部分交给“御前，少助涓滴”，又请求把坟茔香火所在的三里河、留村、卢沟桥、中顶四处庄田“恩赐复业”。顺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原戚臣已故田弘遇八岁孤男，原任前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臣田敦吉谨奏为恳恩怜恤孤寡，溥沛皇仁以苏残孑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如武清侯之子李谏善请求除已被征作火药局的庄地之外，把自置庄田等几十顷发还，这样，“臣举家免沟壑之患矣”。其他还有许多勋戚提出类似请求。多尔衮对于这些人的请求一般来说都表示同意，以示新朝的宽大之政。他在李谏善的本上批道：
“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胥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舍，亦须加意仰体，毋得生事扰民，户部知道。”顺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原任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今尽难李国贤男、东宫侍卫锦衣卫官舍臣李谏善谨启为恭进自置庄田仰祈天思俯怜孤以尽愚忠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些故明勋戚见新主如此优待，不禁感激万分。驸马都尉冉兴让的孙子冉印孔已把“前朝钦赐赡田并私置地土”“具名缴报，以凭裁夺”，忽然接到多尔衮的谕旨，一切俱准照旧，觉得“天恩隆重，实出望外”，连忙上疏“恭谢天恩”。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原任管领大汉将军少师驸马都尉今死难冉兴让嫡长孙冉崇儒男锦衣卫副千户冉印孔谨揭为恭谢天恩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对于已经投降的宗室勋戚等等，多尔衮一般来说是比较优待的。如前面提到过他赏赐周奎、晋王朱审煊，镇国中尉朱允等银两、衣物、房屋等，还赐给故明妃嫔袁氏、任氏、范氏、郭氏、李氏、冯氏、邵氏、李氏衣物、银两不等。《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己丑、庚寅、甲午。到七月，正式规定了故明宗室赡养的银两、土地数目：亲王银五百两，郡主、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依次递减一百两。中尉以下，无论有无名封，及各王家下人丁，每名各给地三十亩。《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壬申。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优待。顺治三年二月，又定故明宗室恤典：亲王给银二百两，守墓八人，祭田九十亩，以下各级宗室各自待遇不等。《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二月壬戌。这些措施都是一种姿态，缓和前朝遗民与新朝间的矛盾冲突。
多尔衮这样对待故明宗室，主要是因为这类朱姓子孙，在全国各地的总数不下一二十万，很容易被起兵反清的人树为傀儡，号召力还非常强。把他们拉拢过来，将会减少统一的阻力。另外，这些宗室勋戚在明朝时占有大量土地，政治上有权有势，实际上就是汉人官绅的代表。对他们表示优宠，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汉人士绅的一种暗示：清廷对归顺的他们绝不会亏待。另外，多尔衮同意恤抚明末死难诸臣子孙、表彰门闾、尊孔子、下令荐举山林隐逸等等，都是在向汉人士绅摇动橄榄枝。特别是顺治二年六月以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多尔衮改变不了发、圈地之类民族政策，就只好通过拉拢汉人官绅来缓和矛盾，就此而言，多尔衮还是颇为努力的。
三、“满汉一家”的心愿。
顺治二年以后，多尔衮屡次下令禁止满人威逼投充、威逼买卖，禁止投充人借满人之名凌辱缙绅等等，悉如前述。虽然效果十分有限，但他三令五申，却是发自内心，因为他害怕这种矛盾冲突日益扩大。顺治四年三月，他下令禁止投充和圈地；四月，又发谕谈满汉平等之事，呼吁“满汉一家，同享升平”，都是由于形势日益紧张，使他不得不如此去做。顺治六年殿试策论，以满汉人怎样才能一体同心为题，更说明多尔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顺治五年八月，由于满汉人之间“争端日起，劫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万般无奈，只好分居，一切汉官汉人迁到南城，“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辛亥。不过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却表明多尔衮为避免满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煞费苦心。
当月，多尔衮又想出一法。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令允许满汉官民互通婚姻，除满官或汉官之女嫁人需经报部之外，其他无名无职者“听其自便”。另外规定，“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防止娶来作妾作婢，这也是对汉人的尊重。《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壬子、庚申。这一规定倒有积极意义，对满汉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有促进作用。顺治六年四月，礼科给事中姚文然看到殿试策论题中，“以满汉同心合力为念”，以为是“语言文字间隔难通，未免彼此有异同之见”，请求于新进士内选人学习满文，以后作为科道官员，召对时可省翻译，出外巡方时又可与满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丁未。后来多尔衮同意了他的请求，考选了四十名庶吉士分别学习满文和汉文。《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辛酉。
清朝入关之后，面临着一个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理满洲与人口众多的汉人的关系。既要像入关前那样维护满洲贵族对治下各族人民的绝对统治，又不能像入关前那样通过杀害、奴化之类手段强迫汉人服从，而是要建立一种满汉官绅的联合统治。无论是在官绅内部，还是在官绅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广大人民内部，都存在一个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满汉关系的格局问题。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首崇满洲”的原则没有变，不仅满洲贵族，而且一般满人，甚至投充旗下人都享有特殊的待遇和权利；对于汉人官绅集团，则在“首崇满洲”的前提下进行拉拢和利用，把他们安插在基层行政机构中，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地位，但他们的权限从未超过同等的满洲贵族。对于广大汉人来说，他们受民族压迫和歧视最深、最重，反抗也最烈。但是，多尔衮不可能把圈地、投充，逃人之类弊政完全取消，从而摘除他们颈上民族压迫的枷锁，只是在某些问题或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尽量缓和矛盾，减少摩擦，逐步安抚汉族百姓。
多尔衮所做的也只能如此。但他所奠定的这样一种满汉关系格局，大体上为后几代皇帝所遵循。
就这样，多尔衮在清初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挣扎、奋战，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被这些矛盾冲突所吓倒、压垮，反而利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斗争手段一个个地战胜这些困难。他的威望与日俱增，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
这场风波的缘起，估计是有人对多尔衮地位日隆、功高震主表示不满，或许传出些风言风语，所以多尔衮才一再表示无意觊觎皇位，说“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同时又提醒多铎及其他人，当初是大家不愿立豪格为君的，而自己是有可能继位却予以拒绝的，因此不要对既定的统治秩序表示不满或后悔。
但是，尽管多铎始终没有和多尔衮完全携手，多尔衮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多铎对一再加到他身上的高而又高的荣誉也来者不拒，既未表现出多么感恩戴德，当然也不会表示什么反感。就是这样，多尔衮也还是大力扶植他，因为无论从可靠程度还是从能力来说，他都比其他人更值得信赖。所以，顺治六年三月，尽管大同前线军情紧急，但多尔衮一听说多铎在京城出痘，立刻就下令班师回朝。《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乙巳。
满洲人在关外的时候，很少出痘，进关之后，气候暖了，不知怎么就总害天花，一得此病，又无法医治，往往一命呜呼。多尔衮害怕传染，曾下令凡听说有出痘的，一律轰到京城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但郊外都是满人庄田，又怎能安生呢？不少百姓含着眼泪把出痘的婴孩丢在路旁，也有忍痛弄死的，搞得人心惶惶。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驱疹”。不过清初人害怕天花传染是确实的，后来福临死后，玄烨继位，有一个缘故就是他是出过痘的幸存者。
多尔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星期以后，多尔衮刚赶到居庸关附近，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就带来了多铎的死讯。多尔衮一听便大哭起来，连忙去掉红缨，换上素带，迅速向京城进发。天刚黑的时候，他赶入京城，到多铎的府第去慰问两位福晋。《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丁丑。后来阿济格请求以自己为叔王，说多铎无甚功绩时，多尔衮就斥责他说：“德豫亲王薨逝未久，何忍遽出此言？”然后历数多铎的功绩，表明对他的怀念。《清世祝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壬寅。顺治七年三月，，多尔衮又下令为多铎立碑，纪念他的周年忌日。《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三月己巳。多铎一死，在多尔衮看来，的确像是失去了一条膀臂。
(三)阿济格：一勇之夫。
阿济格是多尔衮和多铎的同母哥哥，他的为人和多尔衮、多铎都不太一样，性格比较外露、粗鲁，少心机，但是作战却比较勇猛。皇太极时期的历次重要战争，都有阿济格参与其间。天聪三年入关攻明，斩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又在北京广渠门外追杀袁崇焕、祖大寿的兵马，直到坐骑仆倒才回师；大凌河之战中，漫天白雾，对面不见人，阿济格又身先士卒，奋勇冲击；崇德元年他率军入关攻明，连续五十六战，俘获人畜十几万。回师后皇太极亲自出城迎接，发现阿济格身体消瘦、神形憔悴，不禁怆然涕下，连忙亲擎金杯，向他敬酒。清入关之时，他又劝多尔衮大肆屠戮一番，然后退兵沈阳，因而引起北京街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可见他属于那种缺少政治头脑、代表野蛮落后势力的一勇之夫。所以，尽管多尔衮经常让他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却不敢指望他作自己政治统治的辅弼。另外，阿济格时常做事任性，不顾后果，使多尔衮也十分难堪，这也使他在摄政时期无法得到多尔衮的重用。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派阿济格率军自边外进陕北，攻击李自成，但他刚到宣化就捅了娄子。宣府巡抚李鉴曾弹劾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朱某听说后，连忙派儿子进京，托相熟的旗人绰书泰到阿济格那儿去走后门，求阿济格给予印札，命令李鉴宽免朱寿鍪之罪。这回出师路过宣府，阿济格就召来李鉴说：“寿鍪忠良，宜释免。”李鉴不听，阿济格又派绰书泰和刘芳名逼李鉴。后来此事报到多尔衮那儿，朱寿鍪和绰书泰被杀，算是给阿济格一个警告。《清史列传》卷1，“阿济格”，第15页。后来阿济格军又迟迟未进入陕西，据说是他绕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妄行需索”，直到多铎破了西安，阿济格还“未知尚在何处”。多尔衮十分恼怒，便下谕斥责他，让他继续剿灭农民军余部，以赎从前之罪，不得以流寇已遁就自行班师。《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辛酉。阿济格这回不敢怠慢，一直尾追李自成不舍，先后八战八捷，又得到了李自成的死讯。这样，多尔衮才高兴起来，表示“甚嘉悦”，认为阿济格“运筹决胜，茂著勋庸”，派使者去军中慰问。《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等条。但多尔衮不久发现李自成死讯不确，十分生气，责怪阿济格谎报军情，“奏报情形前后互异”，而朝廷这边已经举行过典礼，祭告过祖先，竟然是一场虚诳！所以在班师时，不许派人去迎接。《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己巳。军队开到卢沟桥时，多尔衮又派人告诉阿济格说：“尔等有罪，应议处，故不遣人迎接。尔等可至午门会齐后，即各归家。”《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癸未。把一班得胜将士搞得灰溜溜的。几天后，以阿济格威胁李鉴释免朱寿鍪、擅赴蒙古部落取马、甚至将顺治皇帝称为孺子等罪，将他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丁未。一场辛苦，反落一顿处罚。不过没多久，多尔衮就把他的亲王爵给恢复了。
两三年无事。阿济格去天津、曹县征剿当地农民军，两个月后又跑去大同驻防，结果因催办粮草等等搞得“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成为姜造反的借口之一。军情紧迫，多尔衮顾不得追究阿济格的责任，即派他为平西大将军，与巴颜等率兵征讨。顺治六年三月，阿济格两位福晋都因天花而死，多尔衮让他回京照料，阿济格当即表示：“若不乘摄政王代天摄政，为国出力之际，效力国家，更待何时？”认为他不再希望富贵，只是大丈夫重名誉，所以要努力名垂史册，不可以妻死而忘大事。多尔衮听了颇为满意，赏他鞍辔名马两匹。《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辛未。后来，阿济格又率兵恢复了大同左卫。
但是没多久，阿济格又开始向多尔衮伸手。六月，他派吴拜、罗玺去向多尔衮说，“豫亲王征流寇到庆都就躲了起来，破潼关却不全歼其众，追腾机思又不取其国，何功之有？郑亲王是叔父之子，我乃是太祖之子，为何封他们为叔王，不封我为叔王？”多尔衮一听就不高兴了，对吴拜历数了多铎的功绩，斥责阿济格：“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太不合理！”阿济格见作不了叔王，便请求营建府第，多尔衮更为恼火，便让诸王大臣们历数其罪，认为他在大同胡作非为，最后虽然没有以罪而罚他，但却禁止他干预六部事务，禁止他交结汉官。《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壬寅。
总的来说，阿济格在顺治初年没有什么掌握权利的机会，另外他和多铎同在一旗，又非旗主，个人实力也不甚强，加上他做事鲁莽，不顾后果，因此常常遭到多尔衮的斥骂和处罚。但是，阿济格毕竟是多尔衮的同母哥哥，同是白旗势力的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他仍是多尔衮相对信赖的人之一。据说多尔衮临死时曾与阿济格密商后事，但遭到反对者的迅速反击，使他未能如愿。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
多尔衮和他这两位兄弟牢牢地掌握着两白旗的力量。虽然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来势力时总是团结一致的。旗下满、汉、蒙大臣如阿山、英俄尔岱、准塔、韩岱，阿济格尼堪、明安达礼、佟图赖、石廷柱等人，大都对他们忠心耿耿，在固山额真任上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在稳固后方的基础上，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中，不仅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渐渐加强自己的权威，劈荆斩棘，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的道路。
第三节满汉关系格局的奠定。
一、“首崇满洲”。
王朝内部的矛盾冲突，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譬如汉人官绅之间的“南北党争”，就带有点儿满汉民族对立的色彩。多尔衮支持冯铨，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无论是服制、发式，还是内心都离清廷更近。后来汉军旗人、大学士宁完我出来弹劾陈名夏等南籍汉官领袖，罪名之一就是他企图恢复明朝旧制，“蓄发复衣冠”，导致陈名夏绞杀、陈之遴戍死。
清兵入关后，特别是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双管齐下，把矛头指向整个汉人的不同权利。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清廷大力推行一系列野蛮而狭隘的政策，使这样一对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民族斗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而多尔衮生活在这样一种风雨飘摇的形势之下，为了稳定统治，平息矛盾，更是处心积虑、夜不能寐。这样，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满汉关系格局，就成为当时至关重大、又对以后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从整个摄政的七年时间来看，入关后第一年民族压迫的色彩较轻。但即使如此，确立满族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服从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仍是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顺治元年六月，原明大同总兵姜提出，让明枣强王朱鼎“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多尔衮当即表示：“这太不合理！”虽答应这些昔日的皇亲国戚依然延续过去的品级，但不许干预一切国政军务。《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戌。当月，多尔衮派冯铨去祭告明朝诸帝，宣称“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并把明太祖的神牌从原来的宗庙中迁了出去。《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癸未。这表明朱明王朝的历史已经过去，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遵循新的统治秩序。特别是这年十月以后，关外满人大批入关，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从经济利益上说，都造成了大量差异。
从统治阶级来说，顺治五年以前，掌握实权的六部只有满尚书，汉人只有侍郎，顺治五年以后虽设汉尚书，但根本没有取得和满尚书同等的地位，不仅在站班行列上、奏事具名上有先后之分，而且在实际任事中，权力也远逊于满尚书。六部之外，还有一个完全由满人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事权力不小，这些我们前面都已提到过。实际上，不仅满洲贵族具有绝对权威，就是旗下奴仆也不把汉族大官放在眼里。这些旗下人骑着马、坐着车，碰见官员士绅也不躲避，汉人稍微不满，就一大群人围住轿子乱骂、起哄。有的人还把轿帘一挑，嬉皮笑脸地问：“这是谁家的妞儿呀？”陈名夏曾提议说，应下令不论满汉人，凡遇朝臣，都该旁行远避，违者送刑部打板子，但由于涉及满人的利益，没人理睬这个建议。后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与旗下人争道，竟挨了后者的鞭子！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争道”。时人有诗叹道：
牛车无数塞天街，俱是兵儿运草柴。
科道相逢谁敢喝，欠身立马任挤排。方文：《山续集》卷1，“都下竹枝词”。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1，“方文”，第121页。
前面提到过正黄旗下投充人辱骂官员被责，反将知县、教官等处罚，也是清初“首崇满洲”原则的体现。时人史？曾记载说：“清朝法纪混淆，重满轻汉，虽一放马厮养，鞭府县正官，无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虽衣冠扫地，不知羞也。”史？：《恸余杂记》。至于在圈地、投充、逃人诸事中严重损害汉人官绅利益的例子则更是举不胜举。
对于广大汉族百姓来说，所受压迫和歧视更重。顺治元年十一月，金之俊曾上疏请求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索驿递夫马、廪粮、草料等。《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己丑。顺治二年四月，多尔衮也谈到满洲人“恐吓民人，逼胁投充”，一些满洲庄头“勒价强买，公行抢夺，房垣、毁仓廪，攘其衣物赀财。少不遂意，即恃强鞭挞。甚至有捏称土贼，妄行诬告”，而有些地方官“不能稽查”，“庸懦溺职”，不敢从公处理。《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癸亥，辛巳。后来，满汉人之间纠纷日益增多，多尔衮连忙下令内院传谕，“凡各部所审事情，务将满汉条例逐一开列，移送刑部定拟具奏”。《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丁卯。而各部开列的满汉条例自然都以满人利益为重，所以后来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事屡屡发生。顺治三年多尔衮下令禁止上疏涉及发、圈地等五事，言者治罪，就是他不顾社会矛盾激化而极力维护满人，特别是贵族权益的集中体现。
顺治四年四月，经过一系列无效或收效甚微的调整满汉关系、平息满汉纠纷的行动，终于以福临的名义发下一道上谕，其中说：“朕出百姓于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昨见刑部所奏，有满洲阿尔代诬杀汉人张可材、抢其家资一案，随令审实斩讫示众。近来听说满洲有抢夺良民财物者，复有汉人投充满洲，借势横行，害我良民者，殊干法纪。以后被害汉人遇见不法之徒，须记其姓名，控告到地方官处，即行申报到部，究其情节轻重，严行定罪，不得丝毫偏袒。……”《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丁酉。这说明满人欺压汉人的程度日益加深，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首崇满洲"的国策既定，这类事屡禁不止，顺治六年五月又下谕重申“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禁止满洲将士抢夺汉人，《清世祖实录》卷44，顾治六年五月壬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维护整个满人的特权，多尔衮还极力保留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为避免被较高的汉人文明同化，故意强调民族差别，在两个民族间制造隔阂，这就具有消极的意义了。顺治七年三月，多尔衮对礼部颁谕，认为以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都是擅长骑射之功。今虽天下一统，但也不能忘掉武备。因此下令：“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七年三月戊寅。但对于汉人，却不准私藏弓刀马匹，甚至要考武进士的人也要受限制。这种不同的对待，实际上隐着满人时刻准备打压和防备汉人之意。当然，像发、改着满洲装束等等就更是如此，不仅不容许本族人民改易习俗，还要强迫其他民族按此制行事，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导致同心同德，反而在民族间造成更严重的对立。
二、“以汉治汉”，优待汉绅。
多尔衮懂得，尽管要保持“首崇满洲”的原则，但要统治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自己民族的汉人为主的国家，要“以汉治汉”才行。因此，在省一级的大员如督、抚的职位上，他大量安插汉人。但是，为了有一个过渡，使“首崇满洲”的原则贯彻到地方，落实满洲的统治，多尔衮大量任用了汉军旗人，如总督这个重要职位，在摄政期间有九至十个，虽然这其间有的取消，有的合并，有的属于新设，数量却大致差不多。先后担任过总督职务的，有十六个人，其中汉军旗人占十一人，像佟养量、佟养甲、杨方兴、王文奎等人，都是深受清廷信任的关外旧人。这些汉军旧人不同于满人，他们容易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又隶属旗下，对满族主人忠心耿耿，变心的可能性甚微，派他们去就任一省或几省的最高行政兼军事长官总督，是既放心，又得力，再合适不过了。
和总督不大一样的是，比总督地位略低的省级行政长官巡抚，其中汉官员的数量要比汉军旗人多些。摄政七年中，各地曾先后设立了近三十个巡抚职位，其中汉军旗人占先后担任过巡抚的六十四人中的十七人，除了一名满人线缙做过偏沅巡抚以外，其余四十六人全部是汉人官员。根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统计。纵观全部督抚人选，担任职务的满人也只有此一人。由此可见，权力较大的省级官员总督以满人信任的汉军旗人担任为多，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首崇满洲”的原则；权力较小的巡抚则大都由汉人担当，贯彻了“以汉治汉”的国策。至于省级的其他官员，如布政司、按察司官等，以及省以下各级官员，则大都任用汉族原官或降官，因为清廷统治者不仅无法提供这如此之多的官僚候选人，而且即使能提供，也不可能像汉族官员那样驾轻驭熟，顺利开动统治机器，反而可能扩大矛盾冲突。所以，像顺治二年七月，吏部同意了多铎任命的江南官员三百七十二名，阿济格委署的湖广、江南、江西官员五十名，全部都是明朝的降官，以后这类事情亦屡见不鲜。
为了便于统治，多尔衮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实行了“以汉治汉”对策，其在官僚机构上面的体现大抵如上所述。顺治亲政之后，据说以“亲汉”著称，康熙初年鳌拜辅政，据说以“重满”闻名，康熙亲政以后，又是“满汉一家”，但这样一种格局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参见周远廉、赵世瑜《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论整拜辅政”一文。
与此相应的是，多尔衮也实行了一系列笼络汉人官绅的政策措施。顺治元年七月，许多明朝勋戚纷纷请求清政府保留一部分田产，以供衣食之需。如田弘遇之子田敦吉，家中原有田产十余处，现上疏请求把大部分交给“御前，少助涓滴”，又请求把坟茔香火所在的三里河、留村、卢沟桥、中顶四处庄田“恩赐复业”。顺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原戚臣已故田弘遇八岁孤男，原任前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臣田敦吉谨奏为恳恩怜恤孤寡，溥沛皇仁以苏残孑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如武清侯之子李谏善请求除已被征作火药局的庄地之外，把自置庄田等几十顷发还，这样，“臣举家免沟壑之患矣”。其他还有许多勋戚提出类似请求。多尔衮对于这些人的请求一般来说都表示同意，以示新朝的宽大之政。他在李谏善的本上批道：
“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胥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舍，亦须加意仰体，毋得生事扰民，户部知道。”顺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原任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今尽难李国贤男、东宫侍卫锦衣卫官舍臣李谏善谨启为恭进自置庄田仰祈天思俯怜孤以尽愚忠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些故明勋戚见新主如此优待，不禁感激万分。驸马都尉冉兴让的孙子冉印孔已把“前朝钦赐赡田并私置地土”“具名缴报，以凭裁夺”，忽然接到多尔衮的谕旨，一切俱准照旧，觉得“天恩隆重，实出望外”，连忙上疏“恭谢天恩”。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原任管领大汉将军少师驸马都尉今死难冉兴让嫡长孙冉崇儒男锦衣卫副千户冉印孔谨揭为恭谢天恩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对于已经投降的宗室勋戚等等，多尔衮一般来说是比较优待的。如前面提到过他赏赐周奎、晋王朱审煊，镇国中尉朱允等银两、衣物、房屋等，还赐给故明妃嫔袁氏、任氏、范氏、郭氏、李氏、冯氏、邵氏、李氏衣物、银两不等。《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己丑、庚寅、甲午。到七月，正式规定了故明宗室赡养的银两、土地数目：亲王银五百两，郡主、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依次递减一百两。中尉以下，无论有无名封，及各王家下人丁，每名各给地三十亩。《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壬申。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优待。顺治三年二月，又定故明宗室恤典：亲王给银二百两，守墓八人，祭田九十亩，以下各级宗室各自待遇不等。《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二月壬戌。这些措施都是一种姿态，缓和前朝遗民与新朝间的矛盾冲突。
多尔衮这样对待故明宗室，主要是因为这类朱姓子孙，在全国各地的总数不下一二十万，很容易被起兵反清的人树为傀儡，号召力还非常强。把他们拉拢过来，将会减少统一的阻力。另外，这些宗室勋戚在明朝时占有大量土地，政治上有权有势，实际上就是汉人官绅的代表。对他们表示优宠，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汉人士绅的一种暗示：清廷对归顺的他们绝不会亏待。另外，多尔衮同意恤抚明末死难诸臣子孙、表彰门闾、尊孔子、下令荐举山林隐逸等等，都是在向汉人士绅摇动橄榄枝。特别是顺治二年六月以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多尔衮改变不了发、圈地之类民族政策，就只好通过拉拢汉人官绅来缓和矛盾，就此而言，多尔衮还是颇为努力的。
三、“满汉一家”的心愿。
顺治二年以后，多尔衮屡次下令禁止满人威逼投充、威逼买卖，禁止投充人借满人之名凌辱缙绅等等，悉如前述。虽然效果十分有限，但他三令五申，却是发自内心，因为他害怕这种矛盾冲突日益扩大。顺治四年三月，他下令禁止投充和圈地；四月，又发谕谈满汉平等之事，呼吁“满汉一家，同享升平”，都是由于形势日益紧张，使他不得不如此去做。顺治六年殿试策论，以满汉人怎样才能一体同心为题，更说明多尔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顺治五年八月，由于满汉人之间“争端日起，劫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万般无奈，只好分居，一切汉官汉人迁到南城，“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辛亥。不过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却表明多尔衮为避免满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煞费苦心。
当月，多尔衮又想出一法。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令允许满汉官民互通婚姻，除满官或汉官之女嫁人需经报部之外，其他无名无职者“听其自便”。另外规定，“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防止娶来作妾作婢，这也是对汉人的尊重。《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壬子、庚申。这一规定倒有积极意义，对满汉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有促进作用。顺治六年四月，礼科给事中姚文然看到殿试策论题中，“以满汉同心合力为念”，以为是“语言文字间隔难通，未免彼此有异同之见”，请求于新进士内选人学习满文，以后作为科道官员，召对时可省翻译，出外巡方时又可与满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丁未。后来多尔衮同意了他的请求，考选了四十名庶吉士分别学习满文和汉文。《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辛酉。
清朝入关之后，面临着一个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理满洲与人口众多的汉人的关系。既要像入关前那样维护满洲贵族对治下各族人民的绝对统治，又不能像入关前那样通过杀害、奴化之类手段强迫汉人服从，而是要建立一种满汉官绅的联合统治。无论是在官绅内部，还是在官绅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广大人民内部，都存在一个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满汉关系的格局问题。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首崇满洲”的原则没有变，不仅满洲贵族，而且一般满人，甚至投充旗下人都享有特殊的待遇和权利；对于汉人官绅集团，则在“首崇满洲”的前提下进行拉拢和利用，把他们安插在基层行政机构中，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地位，但他们的权限从未超过同等的满洲贵族。对于广大汉人来说，他们受民族压迫和歧视最深、最重，反抗也最烈。但是，多尔衮不可能把圈地、投充，逃人之类弊政完全取消，从而摘除他们颈上民族压迫的枷锁，只是在某些问题或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尽量缓和矛盾，减少摩擦，逐步安抚汉族百姓。
多尔衮所做的也只能如此。但他所奠定的这样一种满汉关系格局，大体上为后几代皇帝所遵循。
就这样，多尔衮在清初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挣扎、奋战，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被这些矛盾冲突所吓倒、压垮，反而利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斗争手段一个个地战胜这些困难。他的威望与日俱增，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