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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短暂而声名显赫的一生(1)
第一节文武全才。
一、智勇双全的大帅。
像爱新觉罗家族的许多子孙一样，多尔衮从小就擅长骑射，时常驰骋在疆场之上。皇太极天聪二年，多尔衮十七岁，他和十五岁的多铎一起，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取得敖穆伦大捷。皇太极见两个小弟弟初次从征远国就立此勋劳，十分高兴，分别赐以美号，多尔衮号为墨尔根戴青，就是聪明的统帅之意。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多尔衮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以计获胜，所以获得这样的美号。由此可见，多尔衮从小就不是一勇之夫，而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帅之才。
此后，他多次入关攻明，在天聪五年大凌河之战后，他和阿巴泰跟着降而复叛的祖大寿，乔装为溃逃的明军，结果锦州城内的明军发兵接应，被他们杀伤不少。战术上得当，战略上也颇有主张。天聪七年，皇太极向诸王贝勒征询意见，讨论进攻明、察哈尔和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提出应整顿兵马，乘谷熟时入关，围北京，截断明朝的援兵，摧毁屯堡，立足于久驻，表明了他夺取明朝天下的远大抱负。天聪八年，他和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率军追击察哈尔林丹汗残部，说降额哲，崇德元年征朝鲜时又说服李放弃抵抗，和平攻取江华岛，都体现了他军事家的谋略，所以崇德元年皇太极建国大清时，他被封为和硕睿亲王，说明他的特点就是足智多谋，聪明睿智，从墨尔根戴青变成了墨勒根王。“墨尔根”或“墨勒根”均为满文的译音，即“聪睿”之意。
顺治元年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几大支互相敌对的势力，使当时的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这样一种形势，往往是瞬息万变的，谁能把握住时机，谁就能占有优势。由于主要敌人是明朝，所以多尔衮曾派人去联络农民军，争取攻明的统一战线。但局势逐渐发生变化，主要谋士范文程也指出来：“我们虽说是与明朝争天下，实际上却是与流寇在角逐”。多尔衮立即发现他建议的正确性，决定改变以往的计划，几天之内就发动大军南征，把这看作是“创业垂统之时”，不可失去的良机。事实证明，多尔衮的决定非常及时，如果慢了一两步，就有可能出现别样结果。但没有多久，多尔衮又得知农民军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便放慢步伐，在边外游移观察动静，而吴三桂决定献关投降，又使他见机而作，迅速挥军前往山海关，赶在李自成陷关之前与吴三桂结成同盟。这一动、一静，又一动；一快、一慢，又一快，完全根据形势而定，体现了多尔衮既果敢大胆、又心细谨慎的军事家胸怀。可以说，入关之役最充分地体现了多尔衮的军事才能。
入关之后，军事形势更复杂了，敌人增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但是摄政时期军事上的失误却依然很少，多尔衮还能应付自如。他把矛头首先指向农民军，这在战略上显然是对头的，因为力量对比对清军无利，就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况且这样做还能争取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麻痹江南官绅。于是，他入北京之后，即命吴三桂、阿济格等马不停蹄地追击农民军，又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对大顺军展开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但是，他也犯了一个军事家不该犯的错误，就是在顺治元年十月之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发兵双管齐下，矛头指向汉人，若不是大顺军怀庆之役偶然帮了他一个忙的话，他会为自己的疏忽大受其害。在汉人的抗清斗争全面展开之后，多尔衮不仅派重要的王公将领如豪格、多铎、阿济格、满达海、勒克德浑等经常率兵在全国征战，而且以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坐镇川、湘、鄂、两广诸地，剿灭南明权利的抗清势力。洪承畴坐镇南京，总管江南一切军政大事，实行“以汉治汉”，也颇见成效。正是多尔衮恰当地使用了这些降清汉将，才使他在姜反叛时调集所有重要王公对这个心腹之患进行围剿，无需为南方的战争分忧。
多尔衮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常采取正确的军事对策，除了他个人的才能之外，还在于他能敏锐地发现臣僚们军事建议的价值，并且总是对这些建议加以利用。如顺治元年六月柳寅东建议速攻大顺农民军，八月吴惟华提出“征西四策”，多尔衮都表示同意，并在用兵时按建议的方略去做。同在八月，多尔衮看到山东莱川知府黄纪的奏疏，说四川形势险要，如农民军退守四川，将会危及周边数省，关系重大。请求在京的四川旧弁陈联芳、卢进忠、简化龙、李芝秀四人派到征陕西的清军那里效力，可以先进川招抚旧部、乡勇、土司等，一同剿灭农民军。而四川平定，“滇、黔、楚、粤之间，不烦一旅而定矣”。多尔衮见此建议事关重大，颇有可取之处，急忙把陈联芳等四人召到内院，亲自询问他们军情。《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戊辰。
多尔衮不仅在战略总方针上亲自把关，在一些具体战术上也时时过问，凡有重大军事行动，他对主帅常常叮咛嘱咐，授以作战方略。顺治二年初多铎攻下西安之后，多尔衮立即指示他“趋往南京”，以及他和阿济格的具体分兵事宜。等到多铎攻克南京、俘获福王，以及进一步攻取浙江之后，他又派人到多铎那里，布置一系列善后措施。顺治二年七月洪承畴被派去经略江南，多尔衮又面授机宜，认为“江南初经归命，其余各省远迩未同，已归者尚多惊疑，未附者或怀观望”，要安定江南半壁，还需下大气力。于是他亲自指示对江南各省已经归顺者、未归顺者、“顽梗无知、乘机啸聚”者，以及降兵、降官、故明废绅的具体处理办法，还针对江南水乡的特点，令各督抚挑选精壮，参用满汉，练成水军，以备随时调用。《世祖清实录》卷19，顺治三年七月壬子。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率兵入陕，与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一同征剿四川。临行前又谆谆告诫他们：“如果大军一到，贼寇败逃，就慎勿穷追，以致使军队疲劳。……至于屯驻军营，更当考虑地势，有事当随时驰奏，请旨定夺。”《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后来豪格征四川、博洛等征浙闽，多尔衮都有内容相似的指示。多铎是多尔衮的爱弟，因此多铎出征的成败更为多尔衮关心。顺治三年五月，多铎出征蒙古苏尼特部，临行时，多尔衮嘱咐他说：
“尔受命御众，凡行军之事，必须同诸将商量好，以图万全。别以为自己能干而违反大家的意见，别以为自己的将勇兵强而轻敌。队伍营寨，？望听静，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不得怠隋。信赏必罚，相机行事，乘敌不备而破之。我军将士有首先陷阵、破敌立功的，或有临阵败走，惑乱军心、干犯重刑的，要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奏闻。各官犯有小错，或护军校、骁骑校以下犯罪应斩的，商量好后立即发落。千万不要懈怠，你要谨慎呵！”
后来多尔衮将多铎送出安定门时，还对他说：“听说腾机思、腾机特等已经投奔了喀尔喀部硕雷，若果真如此，你即将硕雷一并抓来。到临阵之时，将帅应身先士卒，不得退后，以冒虚名。傥若敌人败入杭爱山一带，可即班师，以后再整兵征讨，定要根除。”《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丁未。像这样的具体指示，以后还经常发出。
对战争中的功过，多尔衮像乃兄皇太极一样，一向赏罚分明。如顺治元年十二月，以平定青州功，赏赐和托、李率泰、额孟格、陈锦、柯永盛等四十三人黄金、彩币、貂皮等物；又以招抚山西功，赐固山额真叶臣、祖泽润、石廷柱、巴颜、李国翰、刘之源、佟图赖、吴守进、金砺、库鲁克达尔汉阿赖、伊拜、觉罗巴哈纳银六百两至三百两不等，满、蒙、汉八旗梅勒章京以下四百多人也被赏银两有差。《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又先后追叙征锦州、杏山、山海等处功，对宗室以下八旗满洲官员五十五人加以升级封爵。《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壬寅、丁未。当然，像多铎平定江南，后又征苏尼特部大捷，更免不了重赏，跟随他麾下的将士也都能同得好处。反过来，阿济格征李自成时行动迟缓，又汇报不实，再杂以它罪，降为郡王。顺治二年十二月，跟随阿济格剿灭农民军的格尔泰因弃兵败走之罪，被削一世职，罚银三百两；吴三桂下护军统领巴克勇也因“随众私逃”被提议革职。《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年十二月乙巳。在攻取南京时，谭泰因向图赖建议缓师，被下狱，没收家产，希思翰、索尔和与硕尔对都因庇护谭泰分别处以斩首、籍没家产，免死折赎等刑。顺治五年二月，以希尔艮在征张献忠时与别人争功，降职折赎，但主将同僚不加检举，也要处罚，如鳌拜停赏、苏纳海鞭一百折赎、觉罗巴哈纳降爵赎身等。《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二月庚寅。像这类赏罚是常有的事。总的来说，升赏多于降罚，这对于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有很大作用。
总之，清初，特别是入关以后的七年里，任何一次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多尔衮的指挥筹划，而他对形势透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实力的正确认识，加上他丰富的作战经验、较强的驾驭将士的能力，都是清朝初年清军作战胜多负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尽管对这些军事行动、对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所造成的破坏表示遗憾，但对多尔衮军事家的才干仍不得不由衷钦佩。
二、聪睿机警的英主。
(一)志向远大知识渊博。
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往往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为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他就难以作出长远的战略规划，如果没有宽阔的政治家胸怀，他就无法与可能被自己争取的势力结成同盟，无法熟练地驾上驭下，使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死。当然，一个政治家的身上应当拥有更多的优秀品质，他应该比军事家具有更多方面的才能。多尔衮就不仅是个军事家，而且也是个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父兄从没有经过他所经历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从没有统治过这样广阔的领地，从他开始――不是从福临开始――清朝才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一个王朝，他是爱新觉罗家族中“君”临天下的第一人。
多尔衮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很早以前就树立起来了的。天聪七年他积极倡议攻明，主张长驻关内，眼光是落在北京城里紫禁城的宝座上的。平时他注意形势的变化，注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后来他曾回忆说：“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他还说：“我在东边时，每见此中朝报，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为可笑，后来越看不得了，所以径不看了。”后来还曾对洪承畴说，”我在东边，只闻洪军门是至清的好官。”《多尔衮摄政日记》说明他对明朝人、事十分关心，关心的目的则不言自明。天聪五年皇太极初设六部时，即以他主管六部之首的吏部事务，他在主持吏部事务期间，多少熟悉了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方法。
皇太极特别喜欢历史，主要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以为今天之鉴。但他不仅自己熟读经史，还经常号召诸王大臣读书，有时召集诸王大臣汇聚一堂，听大学士们讲读史书。虽然官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多尔衮这方面的爱好如何，但他肯定会受到皇太极的影响，对历史知识不会陌生。顺治二年六月，由于紫禁城被农民军焚毁，这时正在兴修宫室，多尔衮就问大学士：
“殿工所用大木产于何处？”
“四川、湖广一带”，大学士们答道。
多尔衮又问：“大木可常有么？”
“极大者也难得。殿柱有的要用三合、四合、六合粗的。”
他再问：“听说皇极一殿，费至六百万金，果然是这样么？”
大学士答：“不错。另外两厂贮存的木料还不在此数。”
多尔衮叹道：“一殿之工就花费六百万，太奢侈了！汉文帝修露台，惜百金之费，何况六百万？但汉文帝吝惜百金，也节俭得过分了。大凡天下事，自有适中之道，太过与不及都不对。比如尧之茅茨不剪一事，就过于俭了。帝王所居，怎么能这样呢？”《多尔衮摄政日记》
由此可知，多尔衮也颇知古代历史，难得的是，他对这些史实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对前朝的历史，多尔衮更为重视，因为它能为自己直接提供十分有用的经验教训。顺治三年三月，他组织翻译成满文的《洪武宝训》告成，便“御制”了序文，颁行中外。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了范文程、冯铨等人充当总裁官，编纂《明史》。
远大的志向，渊博的知识，加上他先天的聪明，为他发展自己的政治家才能添上了翅膀。他能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临危不乱，显然与此有关。崇德八年皇太极死后的继统之争，是考验多尔衮以及一切满洲贵族的时候，但只有多尔衮―人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当时两派势力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如果真发生冲突，不管是哪一方得胜，都将是两败俱伤，将会大大削弱八旗的军事实力，很难预料这场冲突之后，清朝是否还能入主中原，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强大的农民军和后来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这时，多尔衮站出来妥协了。他忍下一口气，提出了立先帝幼子的折中方案，自己和济尔哈朗作摄政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的要求，把双方重新团结起来，为整兵入关问鼎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一点，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应该永远感激他才是。
(二)精明强干勤劳任事。
作为一个政治家，多尔衮对人和事的判断力是比较强的，他不轻信别人的说法或是轻易为他人所左右，也经常发现问题，眼里不揉沙子。顺治六年户部尚书巴哈纳参劾天津武将王三锡霸占官屯地五百亩，租银归己，后来调任喜峰口参将后，这些土地留给他弟弟王定鼎继续收租，提议给予重处，多尔衮起初也表示同意。顺治六年六月三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谨据实纠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后来王三锡又上疏申辩，说是他在天津任上倡导垦荒，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他弟弟王定鼎首先起来响应，自备牛种，认垦土地，使“附近土民陆续认垦至七千余亩”，最后“给由永为民业”。派去调查的顺天御史曹叶卜也认为他们垦荒有功，“不特利民，且以裕赋”，“其任内原未侵占，亦无留霸之迹”。多尔衮见此，便改变主意，再让有关部门“核议”，顺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顺天监察御史曹叶卜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谨据纠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最后搞清楚了，便宣布王三锡等无罪。
同年，漕船押解官陈长祚北上时少了三条船，其妻刘氏说，是船过济宁时，遇靖南王军队，截走四条船中的三条，“连粮装载兵马南行，氏夫随船跟讨粮票销算”，刘氏自己驾所剩之船北上交差。但一些官员都说三王南征时，“未闻沿途轻留粮船”，或说陈长祚到淮安时为何不去总漕衙门说明情况，认为刘氏口供“事有可疑”。但是，多尔衮并未因此就偏信有关官员的一面之词，而在奏本上批道：
“陈长祚少船情由，著确察追拟具奏。该部知道。”顺治六年十月初十日直隶监察御史裴希度为运粮储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表明他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对下层官员或百姓也不歧视。
前面提到过盐山知县上疏表功，说曾有四百多名“马步贼”出现，形势急迫，后被他率捕役、乡兵等击败，捕获数名。但多尔衮马上发现里面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著核拟。原报贼四百，今仅获数名，辄侈言功，著察奏。该部知道。”顺治四年天津巡抚张忻为申解诛获大盗事(残本)。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又有前面提到过一本，说被告阴积金已经病死，“无从稽审”，后又写阴积金在复审中出庭作证！多尔衮便批道：
“著核拟。本内阴积金初报病亡，后乃出证，中间有无情弊？原问各官著该抚按确察具奏。该部知道。”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山西监察御史吕维檀为据揭特参不肖官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说明多尔衮十分精细，看奏章时从不敷衍马虎；所以常从宇里行间发现问题。这种认真负责处理政事的态度在明朝诸帝那里十分少见，后又为清朝前期诸帝世代相传，到雍正皇帝那儿得到集中体现。
（三）反虚饰、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多尔衮为人比较爽直，对明代那一套虚假的官场作风很看不惯。有一次大学士宣读山东巡抚丁文盛的奏本，中间谈到有个中军将领十分勇敢，不避火炮。他就说：
“火炮迅疾，难见难避，不是人们不想避，而是欲避不能罢了。要是见炮不避，那准是个傻瓜。”
他又提起当年清军攻锦州时，洪承畴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神器实在凶险。后来破了锦州，他把此事对祖大寿说起，祖大寿立刻慌了，忙说：
“果有此事？要是当时炮中王马怎么是好？”多尔衮笑着对大学士们说：
“当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实在可笑。”
又一日，阿济格奏报消灭李自成事到京，朝廷准备祭告郊庙社稷，起草的祭文中有“神人共愤”一语。多尔衮又发议论说：
“明朝人博学倒是博学，只是像这样的话就不大合适。人心之愤可以看得出来，若天之愤，从何而来？如今是王师翦寇，便如此说；倘若两军相持，不分胜负，难道是说天在愤与不愤之间么？”《多尔衮摄政日记》
不但嘲笑了明朝官绅的酸腐之气，而且对上天也不大敬，颇有点儿无神论的味道。
与此相符，多尔衮对提升某官时某官总要再四控辞的虚假作风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有心愿居官，而徒尚虚名”，因此明令禁止，说再有控辞者，即允所辞，永不录用。顺治四年六月，大理寺卿王永吉因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上疏控辞，多尔衮火了，说：“王永吉为何不遵明旨？著革职，永不录用。”《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丙子。同年五月，他对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人说：“尔等纂修《明史》，其间是非得失，务宜据事直书，不必意为增减，以致文过其实。”《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丁卯。同样表明了他耿直和务实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多尔衮曾指示全体官民，“以后一切章奏不得拘牵文义、摭拾浮词，但将时宜事务明确敷陈。盖语繁而支则难听，言简而当则易行，言之有益无益，不在繁简，主要看干得怎么样。自今以后，遇有切于时务者，随时入告，不必等凑多条，以致迟延国家利益之事。早行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行一日，则受一日之病，唯以迅速为尚耳。”《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年癸亥。后来看到御史王显条陈吏部的奏本，他就说：
“这是吏部自己的职权范围，何须御史泛为条陈？此等不切要领的本章，徒费精神批答，可出旨驳正之。”
大学士们忙打圆场，说：“作臣子的进言很难，也不能全都禁止。”
多尔衮默然。一会儿才慢慢说：“从轻驳之，令他知道警醒就够了。若驳之太严，恐怕会阻塞言路。”
大学士们想了想说，“可以按王上说的意思，借个古事引申来说。”
多尔衮笑着同意了。《多尔衮摄政日记》。
(四)重视言路。
的确，多尔衮对于言路还是很重视的，一般来说，他也能虚心纳谏，鼓励批评。入关之初，他曾对众官说：
“我见你们有过错，就立即诫饬，但我自摄政以来，并没有听到你们有一言规谏，难道我所做的都那么有道理么？”
大家认为他所行皆善，一无可议。多尔衮则认为，即使是圣主行政，也不能都好，何况他呢？因此希望众臣遇有不当，便抗颜陈说。《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甲寅。
湖南人赵开心是个直性子，他在顺治元年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后，先后对明太子案、驱逐痘民、减少冤狱等事提出意见。顺治二年五月，他弹劾李若琳，说他“垂涎内院一席，辄借头为先资”，结果遭到多尔衮的严厉批驳，只好沉默不语。有一天，多尔衮突然想起他来，说：
“御史赵开心驳了他一个本，再不见上了。人臣进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说的不是，何妨再上？”
大学士说：“估计他是谨慎的意思。”
多尔衮说：“他在家中定做下几个本也未可知。”
下来以后，多尔衮又赐他骡子，鼓励他进言。过了几天，赵开心又上一本，多尔衮就笑了说：
“赐他骡子，遂有此本。”后来又赏他衣帽等物。多尔衮说：
“不是为他反对剃头、现又赞同而赏他，只是因为他敢言的缘故。大致赵开心言事十件，未必都对，但可听者居多。”《多尔衮摄政日记》
顺治三年二月的一天，多尔衮把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学士额色黑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我继承太祖、太宗的遗业，代上摄政，唯恐错误遗漏太多，使百姓不得安生，因此日夜费心。再加上我身体不好，不胜劳累，所以如我有过失，你们不要不说，应各抒己见。”
几人都说：“自古以来，凡做国君的担心不能治国，这个国家就必定治理得好；凡认为国家没什么难治的，其国必败。这不仅是靠自己亲自过问政务，关键还要任用得人。如今王上您总揽大权，还任贤举能，就取得了成绩。”
多尔衮说：“你们讲得不错。如今国家一切事务都有专人负责，户部靠英俄尔岱，内院就靠范文程、刚林、宁完我、额色黑，你们应该努力工作，不畏辛劳。”
他又对范文程说：“你一向身体不好，别过分劳累，早点儿回家休息，好好休养。”
范文程忙跪下叩头致谢。“我一介微躯，怎敢当王上的温慰？”
多尔衮又转过身来对宁完我说：“你一向就有上疏陈奏的习惯，怎么最近不说话了？你们内院官员对国家事务应当经常条奏才对。”
范文程等忙答应：“文程等朝夕在王上左右，凡有意见，总是当面提出，无需具本敷陈。”
多尔衮这才不说话了。《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二月乙酉。
多尔衮虚心纳谏，对他入关后应付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极有好处。打从入关伊始，降清汉官的意见建议就接踵而来，一般来说都为多尔衮所采纳。《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五月和六月共有官员建议十五项，明确为多尔衮接受了的有十项。其中对后来的历史影响较大的有柳寅东关于速攻李自成的建议，宋权关于革除加派、荐举人才的建议，金之俊关于蠲赋的建议等。多尔衮正是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经验，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对农民军、对南明的和战上、在开国立制方面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些方面的成功又正说明了他政治家的天资颇高。另外，没有一个政治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斗争手腕，他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冲突中也不可能获胜。这些，我们都已有专章述及，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节声色犬马私生活。
一、多癖。
对于多尔衮的私生活，我们的确知之不多。野乘稗史里面倒有些描述，但真实性又得大打折扣。有的说他对什么珍美味都不感兴趣，只对牛肉感兴趣，炒菜用牛油，甚至用牛骨头当柴烧，每天早晨还要喝一大碗牛奶。有一次钱谦益来见，多尔衮摆上奶茶敬客，钱牧斋却不习惯那味道，勉强喝了一口，差点儿呕出来。多尔衮见了大笑说：“南蛮子！无福消受此美品也。”更有甚者，传他爱吃毒蛇恶虫等物，唾沫都是一股腥气，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了。
又说他喜好喝茶，比如龙井、碧螺春、武夷山茶、乌龙、普洱等茶都是他喜爱之物。据说每年他都要举行品茗会数次，评论何者以香胜，何者以味胜，何者以色胜。他还让幕宾撰写了《续茶经》三卷，其中以四川峨眉山的云雾茶为天下第一。还说这《续茶经》刊刻甚精，上有魏象枢、冯溥、刘子壮等人的题诗，多尔衮还写了序，文字典雅，传说是吴梅村代笔。《续茶经》一书倒是确有，三卷，附录一卷，清陆廷灿撰，不过陆廷灿生活在康熙末年经雍正到乾隆初年之间，《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续茶经》序。根本不可能和多尔衮发生关系。说他可能嗜茶，是由于喝茶的习惯人人都可能有，且多尔衮又喜好吸烟，烟酒茶之间本来联系就很密切。
多尔衮十分喜欢吸烟是有案可稽的。清将龙骨大曾对朝鲜使者说：“九王喜吸南草”，希望他们送些来献给多尔衮。满洲贵族在关外时就喜好吸烟，是一种普遍的嗜好。在索尼的肖像里，“一个烟草袋和一个烟斗盒分别挂在一条由一个宝石钩子别着的暗蓝色镶边腰带的左右”，成为他的一件不离身的必需品，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参见中国人民大家清史研究室编《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赵世瑜译：“宫廷肖像画中的规范和现实主义”。而传说中的多尔衮则顷刻不离烟草，在朝房时就笼在袖中，在军旅中时就把烟锅放在箭房里。睿王府中的妇女小孩都吸烟不止，还专门在后园中开辟了一块烟叶地。另外还说多尔衮非常喜欢吸西洋进贡的鼻烟，一天就得用半两。
还有的传说多尔衮爱狗成癖，他养的狗有三千多条，种类不下数百。有的大如马，有的小如猫，还各有名称。如著名的金狮大王、通天豹子、地上龙、旱地蛟、雪毛虎、呼天彪等，都是蒙古、西藏等地贡献来的。对这些狗要喂猪肉和羊肉，每五条狗由一人管理。以上传说均见民国出版《多尔衮轶事》。这个说法是否可信，我们还不能得知，但多尔衮喜欢鹰是无疑的，因为前述清将向朝鲜使节要南草的同时，还让他贡献良鹰，而彼时正在北京的那些“漂倭，”也记载说；“曾见过九王子一次带着鹰出外狩猎的情况，据讲架有大鹰千架，虽然不知道鹰的准数，据我们所见，确有千架之多。伺候的人则更多。”《鞑靼漂流记》，见《清史研究集》第1辑。既然打猎要鹰，必然要狗；养鹰如此之多，狗当然也不在话下，可证上述传说也并非尽属子虚。
二、登徒子。
多尔衮的私生活颇为荒唐放荡，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喜好女色成为他的一大特点，甚至不惜很大的代价来满足他个人的肉欲。顺治二年闰六月，他曾问大学士：
“明朝宫女数千，王府亦多宫女，此时也照此行之可乎？”大学士们回答；“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
多尔衮笑了。他问：“目前就行此事何如？”
大学士们慌忙阻止。“臣等仰见王上圣德，亦必不行此事。”《多尔衮摄政日记》
但后来多尔衮还是“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五月戊午、癸酉。
我们前面提到过豪格死后多尔衮即将其妻博尔济锦氏收用之事，二人以前就已相识的疑点是存在的。在把豪格妻拥为已有的同时，又发下求婚敕书，并对朝鲜使节罗说，他刚刚丧偶，希望和朝鲜国结亲。罗回答说，现存公主只有两岁。但清方却说：“公主年幼，则虽择于宗室中可合者，亦无妨。”
不久巴哈纳被派到朝鲜，带去求婚敕书，上写：
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特谕。
这完全是一种以上压下、强迫命令的口气。而文中一再强调选择标准是“淑美”，道出了多尔衮求亲的真意。
后来巴哈纳和祁充格把选来的宗室女子挑看了一番，让十六岁的女子准备出发，十三岁的先留在宫中等着，朝臣的女儿也要作为侍女送去。怎奈多尔衮迫不及待，又写书信催女子们上路，信中说：“梭红等至，说王女淑美，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即使如此，多尔衮还是欲火中烧，坐立不安，干脆以行猎的名义出山海关。五月癸酉这一天，在连山碰上了送亲的行列，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当天就在宿营地与朝鲜公主同了房。《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5页。
多尔衮开始见公主貌美，颇有喜色，对朝鲜送亲使臣也挺亲切，没想到他本来就是满足一时的欲望，没有爱情可言，所以一回到北京，就对朝鲜使臣抱怨“公主之不美，侍女之丑陋”。说“尔国不肯精择，公主既不满意，侍女亦多丑陋，尔国之不诚，于此益可见矣。”再度派到朝鲜的清朝使节说得更露骨：“今行所干，专在侍女，本国若选送色美者，则皇父王必见而悦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释。不然，陈奏使虽十往，无益矣。”
朝鲜君臣一听，知道多尔衮只是以娶妻为名，实际上是要多选美女充其后宫，无奈只得遍访于民间，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结果侍女送到半路上，传来了多尔衮的死讯，便半路折回，免除了一场灾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4―3809页。但朝鲜义顺公主被多尔衮占有之后，不但没有举行婚礼大典，反而在多尔衮身败名裂之后，随着家产被没收、家属被分给诸王，也被转送到阿巴泰儿子(岳乐？)的名下。
三、“太后下嫁”疑案。
还有一件流传甚广、但又众说纷纭的事，就是所谓“太后下嫁多尔衮”一案。太后即指皇太极之庄妃、福临之母、后来的孝庄文太后博尔济锦氏(或写作博尔济吉特氏)，此人生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当年深受皇太极的喜爱，后来受皇太极差遣，竟感化了被俘后以绝食相抗的洪承畴，使其死心塌地为清王朝效力。仅仅这一点，就给后世的文人骚客提供了谈资，觉得年轻貌美的寡妇(皇太极死时她年仅三十)与雄才伟略的小叔多尔衮之间，就该有“英雄美女”间的那类事情，何况多尔衮立了她的幼子福临、而非他人为帝，更令人疑窦顿生。
于是，有的野史就写道：
“多尔衮……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而博尔济古特氏且年盛，独居寡欢，以为彼功多，且让帝位而不居，非以身报之，曷足以极其功？以是遂通焉。”
又有人记载说，范文程在多尔衮福晋死后曾建议：“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视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后又记载说，当时有恩诏誊黄，宣示天下。其中说：“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还有的说顺治间礼部旧档中，有有关国母下嫁礼仪的请旨奏章。以上均可见《清朝野史大观》卷1，“清宫遗闻”第4―5页。说得有鼻子有眼。
一、智勇双全的大帅。
像爱新觉罗家族的许多子孙一样，多尔衮从小就擅长骑射，时常驰骋在疆场之上。皇太极天聪二年，多尔衮十七岁，他和十五岁的多铎一起，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取得敖穆伦大捷。皇太极见两个小弟弟初次从征远国就立此勋劳，十分高兴，分别赐以美号，多尔衮号为墨尔根戴青，就是聪明的统帅之意。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多尔衮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以计获胜，所以获得这样的美号。由此可见，多尔衮从小就不是一勇之夫，而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帅之才。
此后，他多次入关攻明，在天聪五年大凌河之战后，他和阿巴泰跟着降而复叛的祖大寿，乔装为溃逃的明军，结果锦州城内的明军发兵接应，被他们杀伤不少。战术上得当，战略上也颇有主张。天聪七年，皇太极向诸王贝勒征询意见，讨论进攻明、察哈尔和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提出应整顿兵马，乘谷熟时入关，围北京，截断明朝的援兵，摧毁屯堡，立足于久驻，表明了他夺取明朝天下的远大抱负。天聪八年，他和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率军追击察哈尔林丹汗残部，说降额哲，崇德元年征朝鲜时又说服李放弃抵抗，和平攻取江华岛，都体现了他军事家的谋略，所以崇德元年皇太极建国大清时，他被封为和硕睿亲王，说明他的特点就是足智多谋，聪明睿智，从墨尔根戴青变成了墨勒根王。“墨尔根”或“墨勒根”均为满文的译音，即“聪睿”之意。
顺治元年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几大支互相敌对的势力，使当时的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这样一种形势，往往是瞬息万变的，谁能把握住时机，谁就能占有优势。由于主要敌人是明朝，所以多尔衮曾派人去联络农民军，争取攻明的统一战线。但局势逐渐发生变化，主要谋士范文程也指出来：“我们虽说是与明朝争天下，实际上却是与流寇在角逐”。多尔衮立即发现他建议的正确性，决定改变以往的计划，几天之内就发动大军南征，把这看作是“创业垂统之时”，不可失去的良机。事实证明，多尔衮的决定非常及时，如果慢了一两步，就有可能出现别样结果。但没有多久，多尔衮又得知农民军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便放慢步伐，在边外游移观察动静，而吴三桂决定献关投降，又使他见机而作，迅速挥军前往山海关，赶在李自成陷关之前与吴三桂结成同盟。这一动、一静，又一动；一快、一慢，又一快，完全根据形势而定，体现了多尔衮既果敢大胆、又心细谨慎的军事家胸怀。可以说，入关之役最充分地体现了多尔衮的军事才能。
入关之后，军事形势更复杂了，敌人增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但是摄政时期军事上的失误却依然很少，多尔衮还能应付自如。他把矛头首先指向农民军，这在战略上显然是对头的，因为力量对比对清军无利，就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况且这样做还能争取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麻痹江南官绅。于是，他入北京之后，即命吴三桂、阿济格等马不停蹄地追击农民军，又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对大顺军展开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但是，他也犯了一个军事家不该犯的错误，就是在顺治元年十月之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发兵双管齐下，矛头指向汉人，若不是大顺军怀庆之役偶然帮了他一个忙的话，他会为自己的疏忽大受其害。在汉人的抗清斗争全面展开之后，多尔衮不仅派重要的王公将领如豪格、多铎、阿济格、满达海、勒克德浑等经常率兵在全国征战，而且以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坐镇川、湘、鄂、两广诸地，剿灭南明权利的抗清势力。洪承畴坐镇南京，总管江南一切军政大事，实行“以汉治汉”，也颇见成效。正是多尔衮恰当地使用了这些降清汉将，才使他在姜反叛时调集所有重要王公对这个心腹之患进行围剿，无需为南方的战争分忧。
多尔衮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常采取正确的军事对策，除了他个人的才能之外，还在于他能敏锐地发现臣僚们军事建议的价值，并且总是对这些建议加以利用。如顺治元年六月柳寅东建议速攻大顺农民军，八月吴惟华提出“征西四策”，多尔衮都表示同意，并在用兵时按建议的方略去做。同在八月，多尔衮看到山东莱川知府黄纪的奏疏，说四川形势险要，如农民军退守四川，将会危及周边数省，关系重大。请求在京的四川旧弁陈联芳、卢进忠、简化龙、李芝秀四人派到征陕西的清军那里效力，可以先进川招抚旧部、乡勇、土司等，一同剿灭农民军。而四川平定，“滇、黔、楚、粤之间，不烦一旅而定矣”。多尔衮见此建议事关重大，颇有可取之处，急忙把陈联芳等四人召到内院，亲自询问他们军情。《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戊辰。
多尔衮不仅在战略总方针上亲自把关，在一些具体战术上也时时过问，凡有重大军事行动，他对主帅常常叮咛嘱咐，授以作战方略。顺治二年初多铎攻下西安之后，多尔衮立即指示他“趋往南京”，以及他和阿济格的具体分兵事宜。等到多铎攻克南京、俘获福王，以及进一步攻取浙江之后，他又派人到多铎那里，布置一系列善后措施。顺治二年七月洪承畴被派去经略江南，多尔衮又面授机宜，认为“江南初经归命，其余各省远迩未同，已归者尚多惊疑，未附者或怀观望”，要安定江南半壁，还需下大气力。于是他亲自指示对江南各省已经归顺者、未归顺者、“顽梗无知、乘机啸聚”者，以及降兵、降官、故明废绅的具体处理办法，还针对江南水乡的特点，令各督抚挑选精壮，参用满汉，练成水军，以备随时调用。《世祖清实录》卷19，顺治三年七月壬子。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率兵入陕，与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一同征剿四川。临行前又谆谆告诫他们：“如果大军一到，贼寇败逃，就慎勿穷追，以致使军队疲劳。……至于屯驻军营，更当考虑地势，有事当随时驰奏，请旨定夺。”《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后来豪格征四川、博洛等征浙闽，多尔衮都有内容相似的指示。多铎是多尔衮的爱弟，因此多铎出征的成败更为多尔衮关心。顺治三年五月，多铎出征蒙古苏尼特部，临行时，多尔衮嘱咐他说：
“尔受命御众，凡行军之事，必须同诸将商量好，以图万全。别以为自己能干而违反大家的意见，别以为自己的将勇兵强而轻敌。队伍营寨，？望听静，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不得怠隋。信赏必罚，相机行事，乘敌不备而破之。我军将士有首先陷阵、破敌立功的，或有临阵败走，惑乱军心、干犯重刑的，要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奏闻。各官犯有小错，或护军校、骁骑校以下犯罪应斩的，商量好后立即发落。千万不要懈怠，你要谨慎呵！”
后来多尔衮将多铎送出安定门时，还对他说：“听说腾机思、腾机特等已经投奔了喀尔喀部硕雷，若果真如此，你即将硕雷一并抓来。到临阵之时，将帅应身先士卒，不得退后，以冒虚名。傥若敌人败入杭爱山一带，可即班师，以后再整兵征讨，定要根除。”《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丁未。像这样的具体指示，以后还经常发出。
对战争中的功过，多尔衮像乃兄皇太极一样，一向赏罚分明。如顺治元年十二月，以平定青州功，赏赐和托、李率泰、额孟格、陈锦、柯永盛等四十三人黄金、彩币、貂皮等物；又以招抚山西功，赐固山额真叶臣、祖泽润、石廷柱、巴颜、李国翰、刘之源、佟图赖、吴守进、金砺、库鲁克达尔汉阿赖、伊拜、觉罗巴哈纳银六百两至三百两不等，满、蒙、汉八旗梅勒章京以下四百多人也被赏银两有差。《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又先后追叙征锦州、杏山、山海等处功，对宗室以下八旗满洲官员五十五人加以升级封爵。《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壬寅、丁未。当然，像多铎平定江南，后又征苏尼特部大捷，更免不了重赏，跟随他麾下的将士也都能同得好处。反过来，阿济格征李自成时行动迟缓，又汇报不实，再杂以它罪，降为郡王。顺治二年十二月，跟随阿济格剿灭农民军的格尔泰因弃兵败走之罪，被削一世职，罚银三百两；吴三桂下护军统领巴克勇也因“随众私逃”被提议革职。《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年十二月乙巳。在攻取南京时，谭泰因向图赖建议缓师，被下狱，没收家产，希思翰、索尔和与硕尔对都因庇护谭泰分别处以斩首、籍没家产，免死折赎等刑。顺治五年二月，以希尔艮在征张献忠时与别人争功，降职折赎，但主将同僚不加检举，也要处罚，如鳌拜停赏、苏纳海鞭一百折赎、觉罗巴哈纳降爵赎身等。《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二月庚寅。像这类赏罚是常有的事。总的来说，升赏多于降罚，这对于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有很大作用。
总之，清初，特别是入关以后的七年里，任何一次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多尔衮的指挥筹划，而他对形势透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实力的正确认识，加上他丰富的作战经验、较强的驾驭将士的能力，都是清朝初年清军作战胜多负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尽管对这些军事行动、对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所造成的破坏表示遗憾，但对多尔衮军事家的才干仍不得不由衷钦佩。
二、聪睿机警的英主。
(一)志向远大知识渊博。
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往往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为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他就难以作出长远的战略规划，如果没有宽阔的政治家胸怀，他就无法与可能被自己争取的势力结成同盟，无法熟练地驾上驭下，使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死。当然，一个政治家的身上应当拥有更多的优秀品质，他应该比军事家具有更多方面的才能。多尔衮就不仅是个军事家，而且也是个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父兄从没有经过他所经历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从没有统治过这样广阔的领地，从他开始――不是从福临开始――清朝才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一个王朝，他是爱新觉罗家族中“君”临天下的第一人。
多尔衮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很早以前就树立起来了的。天聪七年他积极倡议攻明，主张长驻关内，眼光是落在北京城里紫禁城的宝座上的。平时他注意形势的变化，注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后来他曾回忆说：“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他还说：“我在东边时，每见此中朝报，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为可笑，后来越看不得了，所以径不看了。”后来还曾对洪承畴说，”我在东边，只闻洪军门是至清的好官。”《多尔衮摄政日记》说明他对明朝人、事十分关心，关心的目的则不言自明。天聪五年皇太极初设六部时，即以他主管六部之首的吏部事务，他在主持吏部事务期间，多少熟悉了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方法。
皇太极特别喜欢历史，主要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以为今天之鉴。但他不仅自己熟读经史，还经常号召诸王大臣读书，有时召集诸王大臣汇聚一堂，听大学士们讲读史书。虽然官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多尔衮这方面的爱好如何，但他肯定会受到皇太极的影响，对历史知识不会陌生。顺治二年六月，由于紫禁城被农民军焚毁，这时正在兴修宫室，多尔衮就问大学士：
“殿工所用大木产于何处？”
“四川、湖广一带”，大学士们答道。
多尔衮又问：“大木可常有么？”
“极大者也难得。殿柱有的要用三合、四合、六合粗的。”
他再问：“听说皇极一殿，费至六百万金，果然是这样么？”
大学士答：“不错。另外两厂贮存的木料还不在此数。”
多尔衮叹道：“一殿之工就花费六百万，太奢侈了！汉文帝修露台，惜百金之费，何况六百万？但汉文帝吝惜百金，也节俭得过分了。大凡天下事，自有适中之道，太过与不及都不对。比如尧之茅茨不剪一事，就过于俭了。帝王所居，怎么能这样呢？”《多尔衮摄政日记》
由此可知，多尔衮也颇知古代历史，难得的是，他对这些史实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对前朝的历史，多尔衮更为重视，因为它能为自己直接提供十分有用的经验教训。顺治三年三月，他组织翻译成满文的《洪武宝训》告成，便“御制”了序文，颁行中外。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了范文程、冯铨等人充当总裁官，编纂《明史》。
远大的志向，渊博的知识，加上他先天的聪明，为他发展自己的政治家才能添上了翅膀。他能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临危不乱，显然与此有关。崇德八年皇太极死后的继统之争，是考验多尔衮以及一切满洲贵族的时候，但只有多尔衮―人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当时两派势力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如果真发生冲突，不管是哪一方得胜，都将是两败俱伤，将会大大削弱八旗的军事实力，很难预料这场冲突之后，清朝是否还能入主中原，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强大的农民军和后来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这时，多尔衮站出来妥协了。他忍下一口气，提出了立先帝幼子的折中方案，自己和济尔哈朗作摄政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的要求，把双方重新团结起来，为整兵入关问鼎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一点，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应该永远感激他才是。
(二)精明强干勤劳任事。
作为一个政治家，多尔衮对人和事的判断力是比较强的，他不轻信别人的说法或是轻易为他人所左右，也经常发现问题，眼里不揉沙子。顺治六年户部尚书巴哈纳参劾天津武将王三锡霸占官屯地五百亩，租银归己，后来调任喜峰口参将后，这些土地留给他弟弟王定鼎继续收租，提议给予重处，多尔衮起初也表示同意。顺治六年六月三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谨据实纠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后来王三锡又上疏申辩，说是他在天津任上倡导垦荒，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他弟弟王定鼎首先起来响应，自备牛种，认垦土地，使“附近土民陆续认垦至七千余亩”，最后“给由永为民业”。派去调查的顺天御史曹叶卜也认为他们垦荒有功，“不特利民，且以裕赋”，“其任内原未侵占，亦无留霸之迹”。多尔衮见此，便改变主意，再让有关部门“核议”，顺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顺天监察御史曹叶卜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谨据纠参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最后搞清楚了，便宣布王三锡等无罪。
同年，漕船押解官陈长祚北上时少了三条船，其妻刘氏说，是船过济宁时，遇靖南王军队，截走四条船中的三条，“连粮装载兵马南行，氏夫随船跟讨粮票销算”，刘氏自己驾所剩之船北上交差。但一些官员都说三王南征时，“未闻沿途轻留粮船”，或说陈长祚到淮安时为何不去总漕衙门说明情况，认为刘氏口供“事有可疑”。但是，多尔衮并未因此就偏信有关官员的一面之词，而在奏本上批道：
“陈长祚少船情由，著确察追拟具奏。该部知道。”顺治六年十月初十日直隶监察御史裴希度为运粮储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表明他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对下层官员或百姓也不歧视。
前面提到过盐山知县上疏表功，说曾有四百多名“马步贼”出现，形势急迫，后被他率捕役、乡兵等击败，捕获数名。但多尔衮马上发现里面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著核拟。原报贼四百，今仅获数名，辄侈言功，著察奏。该部知道。”顺治四年天津巡抚张忻为申解诛获大盗事(残本)。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又有前面提到过一本，说被告阴积金已经病死，“无从稽审”，后又写阴积金在复审中出庭作证！多尔衮便批道：
“著核拟。本内阴积金初报病亡，后乃出证，中间有无情弊？原问各官著该抚按确察具奏。该部知道。”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山西监察御史吕维檀为据揭特参不肖官员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说明多尔衮十分精细，看奏章时从不敷衍马虎；所以常从宇里行间发现问题。这种认真负责处理政事的态度在明朝诸帝那里十分少见，后又为清朝前期诸帝世代相传，到雍正皇帝那儿得到集中体现。
（三）反虚饰、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多尔衮为人比较爽直，对明代那一套虚假的官场作风很看不惯。有一次大学士宣读山东巡抚丁文盛的奏本，中间谈到有个中军将领十分勇敢，不避火炮。他就说：
“火炮迅疾，难见难避，不是人们不想避，而是欲避不能罢了。要是见炮不避，那准是个傻瓜。”
他又提起当年清军攻锦州时，洪承畴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神器实在凶险。后来破了锦州，他把此事对祖大寿说起，祖大寿立刻慌了，忙说：
“果有此事？要是当时炮中王马怎么是好？”多尔衮笑着对大学士们说：
“当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实在可笑。”
又一日，阿济格奏报消灭李自成事到京，朝廷准备祭告郊庙社稷，起草的祭文中有“神人共愤”一语。多尔衮又发议论说：
“明朝人博学倒是博学，只是像这样的话就不大合适。人心之愤可以看得出来，若天之愤，从何而来？如今是王师翦寇，便如此说；倘若两军相持，不分胜负，难道是说天在愤与不愤之间么？”《多尔衮摄政日记》
不但嘲笑了明朝官绅的酸腐之气，而且对上天也不大敬，颇有点儿无神论的味道。
与此相符，多尔衮对提升某官时某官总要再四控辞的虚假作风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有心愿居官，而徒尚虚名”，因此明令禁止，说再有控辞者，即允所辞，永不录用。顺治四年六月，大理寺卿王永吉因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上疏控辞，多尔衮火了，说：“王永吉为何不遵明旨？著革职，永不录用。”《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丙子。同年五月，他对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人说：“尔等纂修《明史》，其间是非得失，务宜据事直书，不必意为增减，以致文过其实。”《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丁卯。同样表明了他耿直和务实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多尔衮曾指示全体官民，“以后一切章奏不得拘牵文义、摭拾浮词，但将时宜事务明确敷陈。盖语繁而支则难听，言简而当则易行，言之有益无益，不在繁简，主要看干得怎么样。自今以后，遇有切于时务者，随时入告，不必等凑多条，以致迟延国家利益之事。早行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行一日，则受一日之病，唯以迅速为尚耳。”《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年癸亥。后来看到御史王显条陈吏部的奏本，他就说：
“这是吏部自己的职权范围，何须御史泛为条陈？此等不切要领的本章，徒费精神批答，可出旨驳正之。”
大学士们忙打圆场，说：“作臣子的进言很难，也不能全都禁止。”
多尔衮默然。一会儿才慢慢说：“从轻驳之，令他知道警醒就够了。若驳之太严，恐怕会阻塞言路。”
大学士们想了想说，“可以按王上说的意思，借个古事引申来说。”
多尔衮笑着同意了。《多尔衮摄政日记》。
(四)重视言路。
的确，多尔衮对于言路还是很重视的，一般来说，他也能虚心纳谏，鼓励批评。入关之初，他曾对众官说：
“我见你们有过错，就立即诫饬，但我自摄政以来，并没有听到你们有一言规谏，难道我所做的都那么有道理么？”
大家认为他所行皆善，一无可议。多尔衮则认为，即使是圣主行政，也不能都好，何况他呢？因此希望众臣遇有不当，便抗颜陈说。《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甲寅。
湖南人赵开心是个直性子，他在顺治元年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后，先后对明太子案、驱逐痘民、减少冤狱等事提出意见。顺治二年五月，他弹劾李若琳，说他“垂涎内院一席，辄借头为先资”，结果遭到多尔衮的严厉批驳，只好沉默不语。有一天，多尔衮突然想起他来，说：
“御史赵开心驳了他一个本，再不见上了。人臣进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说的不是，何妨再上？”
大学士说：“估计他是谨慎的意思。”
多尔衮说：“他在家中定做下几个本也未可知。”
下来以后，多尔衮又赐他骡子，鼓励他进言。过了几天，赵开心又上一本，多尔衮就笑了说：
“赐他骡子，遂有此本。”后来又赏他衣帽等物。多尔衮说：
“不是为他反对剃头、现又赞同而赏他，只是因为他敢言的缘故。大致赵开心言事十件，未必都对，但可听者居多。”《多尔衮摄政日记》
顺治三年二月的一天，多尔衮把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学士额色黑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我继承太祖、太宗的遗业，代上摄政，唯恐错误遗漏太多，使百姓不得安生，因此日夜费心。再加上我身体不好，不胜劳累，所以如我有过失，你们不要不说，应各抒己见。”
几人都说：“自古以来，凡做国君的担心不能治国，这个国家就必定治理得好；凡认为国家没什么难治的，其国必败。这不仅是靠自己亲自过问政务，关键还要任用得人。如今王上您总揽大权，还任贤举能，就取得了成绩。”
多尔衮说：“你们讲得不错。如今国家一切事务都有专人负责，户部靠英俄尔岱，内院就靠范文程、刚林、宁完我、额色黑，你们应该努力工作，不畏辛劳。”
他又对范文程说：“你一向身体不好，别过分劳累，早点儿回家休息，好好休养。”
范文程忙跪下叩头致谢。“我一介微躯，怎敢当王上的温慰？”
多尔衮又转过身来对宁完我说：“你一向就有上疏陈奏的习惯，怎么最近不说话了？你们内院官员对国家事务应当经常条奏才对。”
范文程等忙答应：“文程等朝夕在王上左右，凡有意见，总是当面提出，无需具本敷陈。”
多尔衮这才不说话了。《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二月乙酉。
多尔衮虚心纳谏，对他入关后应付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极有好处。打从入关伊始，降清汉官的意见建议就接踵而来，一般来说都为多尔衮所采纳。《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五月和六月共有官员建议十五项，明确为多尔衮接受了的有十项。其中对后来的历史影响较大的有柳寅东关于速攻李自成的建议，宋权关于革除加派、荐举人才的建议，金之俊关于蠲赋的建议等。多尔衮正是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经验，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对农民军、对南明的和战上、在开国立制方面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些方面的成功又正说明了他政治家的天资颇高。另外，没有一个政治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斗争手腕，他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冲突中也不可能获胜。这些，我们都已有专章述及，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节声色犬马私生活。
一、多癖。
对于多尔衮的私生活，我们的确知之不多。野乘稗史里面倒有些描述，但真实性又得大打折扣。有的说他对什么珍美味都不感兴趣，只对牛肉感兴趣，炒菜用牛油，甚至用牛骨头当柴烧，每天早晨还要喝一大碗牛奶。有一次钱谦益来见，多尔衮摆上奶茶敬客，钱牧斋却不习惯那味道，勉强喝了一口，差点儿呕出来。多尔衮见了大笑说：“南蛮子！无福消受此美品也。”更有甚者，传他爱吃毒蛇恶虫等物，唾沫都是一股腥气，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了。
又说他喜好喝茶，比如龙井、碧螺春、武夷山茶、乌龙、普洱等茶都是他喜爱之物。据说每年他都要举行品茗会数次，评论何者以香胜，何者以味胜，何者以色胜。他还让幕宾撰写了《续茶经》三卷，其中以四川峨眉山的云雾茶为天下第一。还说这《续茶经》刊刻甚精，上有魏象枢、冯溥、刘子壮等人的题诗，多尔衮还写了序，文字典雅，传说是吴梅村代笔。《续茶经》一书倒是确有，三卷，附录一卷，清陆廷灿撰，不过陆廷灿生活在康熙末年经雍正到乾隆初年之间，《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续茶经》序。根本不可能和多尔衮发生关系。说他可能嗜茶，是由于喝茶的习惯人人都可能有，且多尔衮又喜好吸烟，烟酒茶之间本来联系就很密切。
多尔衮十分喜欢吸烟是有案可稽的。清将龙骨大曾对朝鲜使者说：“九王喜吸南草”，希望他们送些来献给多尔衮。满洲贵族在关外时就喜好吸烟，是一种普遍的嗜好。在索尼的肖像里，“一个烟草袋和一个烟斗盒分别挂在一条由一个宝石钩子别着的暗蓝色镶边腰带的左右”，成为他的一件不离身的必需品，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参见中国人民大家清史研究室编《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赵世瑜译：“宫廷肖像画中的规范和现实主义”。而传说中的多尔衮则顷刻不离烟草，在朝房时就笼在袖中，在军旅中时就把烟锅放在箭房里。睿王府中的妇女小孩都吸烟不止，还专门在后园中开辟了一块烟叶地。另外还说多尔衮非常喜欢吸西洋进贡的鼻烟，一天就得用半两。
还有的传说多尔衮爱狗成癖，他养的狗有三千多条，种类不下数百。有的大如马，有的小如猫，还各有名称。如著名的金狮大王、通天豹子、地上龙、旱地蛟、雪毛虎、呼天彪等，都是蒙古、西藏等地贡献来的。对这些狗要喂猪肉和羊肉，每五条狗由一人管理。以上传说均见民国出版《多尔衮轶事》。这个说法是否可信，我们还不能得知，但多尔衮喜欢鹰是无疑的，因为前述清将向朝鲜使节要南草的同时，还让他贡献良鹰，而彼时正在北京的那些“漂倭，”也记载说；“曾见过九王子一次带着鹰出外狩猎的情况，据讲架有大鹰千架，虽然不知道鹰的准数，据我们所见，确有千架之多。伺候的人则更多。”《鞑靼漂流记》，见《清史研究集》第1辑。既然打猎要鹰，必然要狗；养鹰如此之多，狗当然也不在话下，可证上述传说也并非尽属子虚。
二、登徒子。
多尔衮的私生活颇为荒唐放荡，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喜好女色成为他的一大特点，甚至不惜很大的代价来满足他个人的肉欲。顺治二年闰六月，他曾问大学士：
“明朝宫女数千，王府亦多宫女，此时也照此行之可乎？”大学士们回答；“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
多尔衮笑了。他问：“目前就行此事何如？”
大学士们慌忙阻止。“臣等仰见王上圣德，亦必不行此事。”《多尔衮摄政日记》
但后来多尔衮还是“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五月戊午、癸酉。
我们前面提到过豪格死后多尔衮即将其妻博尔济锦氏收用之事，二人以前就已相识的疑点是存在的。在把豪格妻拥为已有的同时，又发下求婚敕书，并对朝鲜使节罗说，他刚刚丧偶，希望和朝鲜国结亲。罗回答说，现存公主只有两岁。但清方却说：“公主年幼，则虽择于宗室中可合者，亦无妨。”
不久巴哈纳被派到朝鲜，带去求婚敕书，上写：
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特谕。
这完全是一种以上压下、强迫命令的口气。而文中一再强调选择标准是“淑美”，道出了多尔衮求亲的真意。
后来巴哈纳和祁充格把选来的宗室女子挑看了一番，让十六岁的女子准备出发，十三岁的先留在宫中等着，朝臣的女儿也要作为侍女送去。怎奈多尔衮迫不及待，又写书信催女子们上路，信中说：“梭红等至，说王女淑美，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即使如此，多尔衮还是欲火中烧，坐立不安，干脆以行猎的名义出山海关。五月癸酉这一天，在连山碰上了送亲的行列，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当天就在宿营地与朝鲜公主同了房。《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5页。
多尔衮开始见公主貌美，颇有喜色，对朝鲜送亲使臣也挺亲切，没想到他本来就是满足一时的欲望，没有爱情可言，所以一回到北京，就对朝鲜使臣抱怨“公主之不美，侍女之丑陋”。说“尔国不肯精择，公主既不满意，侍女亦多丑陋，尔国之不诚，于此益可见矣。”再度派到朝鲜的清朝使节说得更露骨：“今行所干，专在侍女，本国若选送色美者，则皇父王必见而悦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释。不然，陈奏使虽十往，无益矣。”
朝鲜君臣一听，知道多尔衮只是以娶妻为名，实际上是要多选美女充其后宫，无奈只得遍访于民间，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结果侍女送到半路上，传来了多尔衮的死讯，便半路折回，免除了一场灾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4―3809页。但朝鲜义顺公主被多尔衮占有之后，不但没有举行婚礼大典，反而在多尔衮身败名裂之后，随着家产被没收、家属被分给诸王，也被转送到阿巴泰儿子(岳乐？)的名下。
三、“太后下嫁”疑案。
还有一件流传甚广、但又众说纷纭的事，就是所谓“太后下嫁多尔衮”一案。太后即指皇太极之庄妃、福临之母、后来的孝庄文太后博尔济锦氏(或写作博尔济吉特氏)，此人生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当年深受皇太极的喜爱，后来受皇太极差遣，竟感化了被俘后以绝食相抗的洪承畴，使其死心塌地为清王朝效力。仅仅这一点，就给后世的文人骚客提供了谈资，觉得年轻貌美的寡妇(皇太极死时她年仅三十)与雄才伟略的小叔多尔衮之间，就该有“英雄美女”间的那类事情，何况多尔衮立了她的幼子福临、而非他人为帝，更令人疑窦顿生。
于是，有的野史就写道：
“多尔衮……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而博尔济古特氏且年盛，独居寡欢，以为彼功多，且让帝位而不居，非以身报之，曷足以极其功？以是遂通焉。”
又有人记载说，范文程在多尔衮福晋死后曾建议：“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视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后又记载说，当时有恩诏誊黄，宣示天下。其中说：“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还有的说顺治间礼部旧档中，有有关国母下嫁礼仪的请旨奏章。以上均可见《清朝野史大观》卷1，“清宫遗闻”第4―5页。说得有鼻子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