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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短暂而声名显赫的一生(3)
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因“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出边围猎。《清世祖实录》卷51，顺治七年十一月壬戌。多尔衮因什么病不高兴？有病还能出去打猎奔波？我想也与“风疾”有关系：心情烦躁，无法稳下心来干事情，所以打猎散散心，解解闷。不料病发摔下马，把膝盖摔伤。有人为他涂上凉膏，但太医傅胤祖却认为这样处理不好。这天围猎，士兵们赶出一只虎来，多尔衮勉强射了三箭，但伤口疼痛难忍，体力也跟不上，只得草草收场，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驻扎在喀喇城。到十二月初九日夜，多尔衮勉强嘱咐了后事，竟一命归天了。
多尔衮壮年病逝，主要由于他体质一直不强，前面所说他日夜操劳，引起风疾，恐怕是他暴亡的直接因素。但是官书、正史中均未提到的一点，即他纵欲无度，淘虚了身体，恐怕也是导致他身体羸弱的重要原因。就正史所载他娶豪格福晋，向朝鲜搜求美女，在八旗内选美等等即可为证，另外有些私家记述说他曾送给刘泽清几个侍女，都是被他破了身的；此外野史笔记中说他好色之事，更是不胜其数。过多地在女色方面耗费精力，使他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难支应军政大事的重担，使他风疾日益加重。过分纵欲本是前朝帝王的通病，而满洲贵族似乎尤甚，如太祖努尔哈赤正式的后妃就有十四人，太宗皇太极有十五人，世祖福临有十九人，圣祖玄烨有三十九人……诸王中如多铎、阿济格、代善等等，都是有名的好色之徒；甚至八旗官兵在攻城陷阵之后，也无不以抢掠、蹂躏妇女为能事，这些暴行都与落后野蛮的风俗习惯有关，也是短命者多的原因之一。
二、昙花一现的殊荣。
多尔衮死后五天，消息才传到京城。这个消息如晴空霹雳，使不同阶层、派系的人都为震惊，一时不知所措，只是下诏让百姓换上素服，为多尔衮服丧。又四天，多尔衮的柩车回到北京，福临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换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去迎接。福临连跪三次，亲自举爵祭奠，痛哭失声，文武百官伏在大路左边举哀。从东直门向西向南，一直到玉河桥的长长的路旁，都有四品以下各级官员跪在那里，痛哭哀悼。柩车来到王府之时，公主、福晋以下文武百官的命妇，都着缟服在大门内跪哭。当夜，诸王贝勒以下及各官都为他守丧。从这时起，为多尔衮举行的“国丧”就开始了，举国一片悲悼的气氛。
己亥，福临发下哀诏，其中说：“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以下宣布了五条“应行事宜”。其中定自戊辰之日开始为国丧日，共二十七日，官民人等一律服孝，在京禁止屠牛十三日；在京在外音乐嫁娶，官员停百日，民间停一月，等等。哀诏最后说：“于戏！恩义兼隆，莫报如天之德，荣衰备至，式符薄海之心。布告多方，咸宜知悉。”“皇父摄政王以疾上宾哀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过了六天，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庙享之事公之于众，并覃恩―大赦，赦条有十。“追尊皇父摄政王为义皇帝，元妃为义皇后覃恩大赦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时候，为多尔衮举行的国丧已近尾声，而同时，他声名显赫的历史也将告结束。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多尔衮的死，对于某些人来说显然是福音。对两黄旗来说，七年的压抑可算熬到了尽头；旗下大臣们可望重新直起腰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对于前摄政王济尔哈朗来说，几年来的打击压制也使他怀恨在心，总想有朝一日出来报复，这一时刻也已到来。对少年皇帝福临来说，摄政王无视皇权，操纵国家机器，显然都是僭越的行为。顺治元年正月，满达海等人上书摄政二王，请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在皇帝身边“朝夕讲论”，但多尔衮等以福临年纪尚小为理由加以拒绝，说是“尚需迟一二年”。《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丁未。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以为从古帝王都首重经筵，现在“正宜及时典学”，因此请求选择“端雅儒臣”为福临讲授《大学衍义》《尚书典谟》之类，多尔衮仍只答复：“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丙辰。不予重视。顺治二年三月，冯铨、洪承畴上疏说，福临“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几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请求选派满汉词臣，“朝夕进讲”。《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乙未。这次多尔衮索性不予回答，连借口也不找。这样，给亲政后的福临带来很大困难。但多尔衮的专横则给他留下了更恶劣的印象。顺治十二年他曾对诸王大臣们说：“于时墨勒根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大事，朕既不预，亦未有人向朕言者。”他对多尔衮擅自给他娶亲，“未经选择”，十分不满，后来终于下令废后。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5、366页。不仅多尔衮看不起福临，连他手下亲信也对小皇帝颇为轻视。福临去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等人故意把他引上崎岖小路，自己去走平路，以致护卫巴海坐骑失足。福临不得已，只好下马步行，巩阿岱等三人看见，竟讥笑说：“这样少年不学骑射！这样的路还用下马步行！”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6页”福临的尊严受到严重侵害，但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时多尔衮死了，出气的机会就来了。
实际上，多尔衮刚一死，福临就命令刚林到睿王府中将所有信符都收贮内库，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将赏功册收进大内，《清世祖实录》卷51，顺治七年十二月庚子。显然是夺权之举。六天后，又命议政大臣们会议英亲王阿济格、多尔衮三兄弟中仅存的白旗亲王之罪，在动多尔衮之前，先翦除最有实力的威胁。
据说，多尔衮临死前曾与阿济格密谈，但谈些什么，外界却不得而知。只是阿济格出来后立即派了三百骑兵，风驰电掣，赶往京城，颇有抢班夺权之意。但大学士刚林事先知道他的意思，立刻上马，日夜兼程七百里，先行入京，关闭九门，通知诸王大臣做好准备。等阿济格的三百骑一到，“尽收诛之”，阿济格随多尔衮柩车进京时，便被抓了起来。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3页。《清实录》中“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就是此意。《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
顺治八年正月初六日，诸王大臣议阿济格罪。仔细看看阿济格的罪状，很有意思，头一条是说他不尊重死去的摄政王：诸王五次哭临，唯他不去等等。据说他在多尔衮死后曾立即派人召其子劳亲率兵前来喀喇城，但许久不至，他便召吴拜、苏拜兄弟及内大臣博尔惠、罗什等正白旗大臣、原多尔衮的下属，问他们：“劳亲是我等阿哥，什么时候来？”吴拜等心想，他称其子劳亲是“我等”阿哥，意思是让我等依附于他；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增兵固守，防患于未然。《东华录》，顺治16.以下未特注作者的，均为王先谦：《东华录》。说阿济格此时企图把原属多尔衮的势力据为己有，成为他掌权的资本，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多尔衮摄政时期，阿济格所属只有十三个牛录，不到半个旗，力量很弱。据说多尔衮生前禁止手下大臣常到阿济格处走动，且不让多铎之子多尼去阿济格家。《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条载：“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格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
这时，多铎之子多尼掌握正蓝旗，多尔博掌管着两旗，《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未条记：“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这两旗一定是两白旗吗？还存在许多疑点。阿济格心颇不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其全部纳入自己的麾下。这一点，似乎不是多尔衮的生前遗愿，因为阿济格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多尔衮手下大臣的坚决抵制。比如他召唤阿尔津、僧格，这二人不敢即去，还要与额克亲、吴拜、苏拜等商量，并对阿济格说，以前一切事务都要启“摄政王裁决”，或与“两固山额真、两议政大臣、两护军统领”商议。这使阿济格大为恼火，对傅勒赫属下明安图吼道：“两旗之人，戈戟森列，尔主在后何为？可速来一战而死！”阿尔津等回去将会见的情景告诉额克亲、吴拜等五人，一起商量说：“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响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结果这些人竟去报告了济尔哈朗、满达海等诸王。
阿济格还企图提高自己父子的地位。他曾放风说，多尔衮曾对他说，对抚养多尔博甚为后悔，并将劳亲取入正白旗，意思是暗示诸王，多尔衮生前就有以劳亲取代多尔博的意思。他还说：“两旗大臣堪称劳亲之贤。”又对博洛说：“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暗示推举他继承摄政王的宝座。《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这些事不知是否确有，总之被当作阿济格的罪状交诸王大臣会议，最后将其幽禁，把原属他的十三牛录没收，归于福临所属两黄旗下；并把他从多铎那儿据有的七个牛录拨还多尼。其中投充汉人出旗为民，除少量家役之外，其余人口、牲畜全部入官。劳亲以率兵响应其父，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其他如阿济格手下前锋统领席特库“闻摄政王丧，不白之诸王”，被斩、抄家；毛墨尔根、穆哈达、马席、郎球、阿思哈、顾尔布习、莫洛浑、萨尔布海、星讷、都沙等，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斩刑、鞭责、抄家、革职等。这一下，虽然阿济格的罪行都与不尊重多尔衮有关，但实际上却借此狠狠打击了多尔衮的白旗势力，砍掉了死去的摄政王剩下的唯一膀臂。
同月戊午，福临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多尔博承袭事。议论的结果，是认为其俸禄、护卫及各种用品的数量是亲王的三倍，应将其护卫百名裁去四十名，诸用物有同于御用者一律裁革。福临表示，对多尔博应该特加恩礼，表示对多尔衮的缅怀。因应将其护卫裁二十名，其他同意大家的意见。这表面上是给多尔博留面子，实际上已经开始对他加以压抑。《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戊午。
这样，顺治八年正月庚申，福临颁诏天下，正式宣布亲政，标志着清初―个新时期的开端。在亲政诏书中，虽然仍在一开始提到“朕以冲龄即位，削平寇乱，垂衣端拱，统一多方，皆皇父摄政王之功也”，“顺治亲政大赦天下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但已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且不提他“成宗义皇帝”的谥号，仍称其“皇父摄政王”，其他一切政策措施都重新开始。在这前后，福临先后将博洛、尼堪复为亲王，将迅速投靠自己的苏克萨哈、詹岱封为议政大臣，久受压制的黄旗老臣鳌拜、巴哈等也进入议政大臣之列。满达海改封巽亲王，多尼改封信亲王，罗可铎为平郡王，瓦克达为谦郡王，杰书为康郡王，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拱卫皇权的势力。其中满达海、瓦克达为代善之子，杰书、罗可铎为代善之孙，都是红旗势力，福临以两黄旗拉拢久在人下的两红旗，再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就足以对付两白旗和正蓝旗势力，何况白旗大臣如苏克萨哈、詹岱，以及吴拜兄弟等，见大树已倒，纷纷投靠福临，使白旗势力内部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加上多尔博、多尼等没有多大的能耐，难以笼络手下大臣，使白旗势力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因此为败亡奠定了基础。
四、宣战。
(一)前奏：罗什等五人狱。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在多尔衮死后两个月，黄旗、红旗和镶蓝旗的联盟正式对白旗势力宣战。顺治八年二月癸未，他们先从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这几个正白旗的骨干身上开刀。他们的罪名是“动摇国是，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结果罗什、博尔惠论斩，额克亲、吴拜、苏拜俱革职为民，家产没收。但从这些人的具体罪状来看，的确比较冤枉。因他们都曾跟随多尔衮到喀喇城去围猎，所以了解多尔衮的临终遗愿。多尔衮遗言中有恢复理事二王(博洛、尼堪)亲王爵之意，罗什等就将此事告诉了两黄旗大臣。此事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能是想通过两黄旗大臣转秉福临。但两黄旗大臣认为他们这是“言动不顺”，因此一个多月也未见回音。这时博尔惠已卧病在床，见穆尔泰去看他，就问起此事，“今两王已为亲王否？”《清史稿》卷246，列传33，“博尔辉”。穆尔泰回去后便告诉了额尔得赫，额尔得赫认为此事重大，必须报告博洛或尼堪。穆尔泰一害怕，就对谁也没说，还是额尔得赫去报告了尼堪，尼堪在颁亲政诏时又顺便告诉了博洛，二人又同告于济尔哈朗。以此为借口，两黄旗大臣和博洛，尼堪一同跑到济尔哈朗那儿去，说这是罗什等五人挑拨二王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博洛也认为这是“为我辈造衅耳”，怕当权后的福临和济尔哈朗因此拿他二人开刀。然后又指责他们“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目的是损害皇上，“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清世宗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就因为这事，把这五人判了罪。
罗什、博尔惠转达摄政王遗言本无可厚非，因为博洛、尼堪二人本已升任过亲王之爵。但两黄旗大臣将其看作白旗势力仍企图通过拉拢这二人重新把持权利，而这二人又害怕已经掌握了实权的两黄旗势力把自己视做白旗势力的代表予以打击，就出来为自己开脱，造成打击罗什等人的罪名。实际上，福临不久就恢复了二人的亲王爵，这说明五人转达多尔衮这个遗愿根本不能构成犯罪。此外，多尔博和多尼占有三旗，本是多尔衮打击豪格之后的产物，多尔衮把正蓝旗交给多铎，然后又传给多尼，责任怎么在罗什等身上？又罪名中有这样一条：
“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何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
其实就是豪格死后多尔衮从福临手上要走正蓝旗的证明。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对罗什等五人的处罚，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是指向他们的故主多尔衮的。所以额克亲还被说成“原非奸佞巧辩之人”，免其死罪；吴拜、苏拜兄弟在顺治九年后先后起复，为内大臣，死后分别谥以“果壮”和“勤僖”。《清史稿》卷230，列传17，“武理堪”第9304页。
(二)代天骄的悲惨结局。
果然不出所料。在处理五员白旗干将之后，屠刀便向死去的多尔衮劈来。顺治八年二月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揭发说，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在殉葬之前，把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叫来，嘱咐他们：“王爷没有让别人知道，他曾准备下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现在可以偷偷放在棺内。”另外多尔衮还企图到永平府圈房，偕两旗移驻。谭泰也出来反戈一击，揭发何洛会骂肃王诸子为“鬼魅”，锡翰揭发何洛会曾说：“上令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曾首告肃王，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据此，没收多尔衮家产人口入官，养子多尔博、女东莪俱给信王，何洛会党附多尔衮，予以凌迟处死，籍其家。《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己亥，福临正式将多尔衮罪状公布中外。其罪状有如下数条：
1．太宗死时诸王并无立多尔衮之议。任摄政王时又“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已功。”
2．将诸王大臣杀敌剿寇之功全归于己。
3．所用仪仗、音乐、侍卫等“僭拟至尊”，府第与宫殿相似，任意挥霍府库财物。
4．将原属黄旗的伊尔登、陈泰一族和刚林、巴尔达齐二族尽收入自己之旗。
5．假称太宗之位原系夺立。
6．逼使豪格不得善终，夺其妻子、官兵、户口、财产归己。
7．拉拢皇上侍臣额尔克戴青、席纳布库。
8．一切政事均自己处理，不奉上命，任意升降官员。
9．以朝廷自居，令诸王大臣日候府前。
根据这些罪状，认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有的传教士记载说，顺治“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了他以应得的惩罚”。卫匡国《鞑靼战纪》。朝鲜使臣的报告也印证了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其中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10页。
多尔衮的坟墓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一带，往北即十字坡街，东直门外大街。清乾隆三十八年，弘历曾说其“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9页。说的就是此地。据调查，其宝顶相当于今天新中街三条3号后门、托儿所、新中街西居委会的位置上，神桥相当于新中街2号楼，当初占地三百余亩。后被当地人称作“九王坟”。1943年，九王坟被盗，盗开后仅见三尺多高白底蓝花瓷瓶一个，里面有节炭。这也符合朝鲜人以陶器易金银葬具的记载。另九王坟西、今新兴里附近有“公主坟”小坟地一块，曾发现许多殉葬品，怀疑是其女东莪死后的葬身之地。“九王坟”资料系冯其利同志提供。
与此同时，平反昭雪的工作也在进行。二月癸卯，封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记注豪格军功于册。同月，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法喀提出，多尔衮在世时解除他们的职务、籍没家产纯属冤枉，福临都同意复其职，还其家产。《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二月癸卯。闰二月，封济尔哈朗子富尔敦为世子，济度为简郡王，勒度为敏郡王。又复图赖之子回色一等公爵。封硕塞为和硕亲王，爱星阿、衮布、廓布梭分别升级或加爵。《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闰二月己酉、壬子、乙卯。
(三)扫清残敌。
多尔衮被打翻在地了，矛头进而指向多尔衮旧日的党羽和亲信。闰二月壬戌，当权者认为前议劳亲之罪太轻，现降为庶人，除少量家产外，其他东西全部没收，并将他隶于满达海属下，阿济格的其余四子给博洛为奴。乙丑，以冯铨“居官七年以来毫无建白”，令其致仕，以谢启光“秽声盈耳，大玷官箴”，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以李若琳与冯铨“朋比为奸”，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其他如卓罗、罗壁巴朗、朱拉察俱革职，徐起元调任等等，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领导班子做了较大调整。刚林之狱
刚林是多尔衮的心腹大臣，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改隶正黄旗，主要是因为阿达礼、硕托议立多尔衮罪发受牵连的缘故，同时还有范文程被拨入镶黄旗。据说福临曾问刚林：“你是被睿王取去的呢？还是自己投靠的呢？”刚林回答说：“原来想把我拨给原主，被睿王取去，遂尔留用。”这时被当成刚林投靠多尔衮的罪状之一。这里面有个疑问：硕托是镶红旗宗室，因此事受牵连的有吴丹、范文程、硕托子拉哈齐兰布等；阿达礼为正蓝旗宗室，刚林按说应给继任之正蓝旗主豪格，如阿达礼弟勒克德浑、杜兰哈即拨与豪格属下。但刚林被拨入了正黄旗，竟意味着“被睿王取去”。后福临曾说起：“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东华录》顺治16，是不是说范文程被拨入镶黄旗不算“被睿王取去”，而刚林拨入正黄旗就是“被睿王取去”呢？前述罗什之狱的罪名之一是说多尼和多尔博共据有三旗，“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福临按说从皇太极那里继承下来两个黄旗，如何此时反只有一旗了？是多尔衮已据有了正黄旗、多尔博的两旗是指正白、正黄二旗吗？再有一种解释，是说刚林先被转入正黄旗，后又被多尔衮取入正白旗，即“被睿王取去”。谈迁曾记载：“又刚林隶黄旗，摄政王隶本旗，择某某代之，因获罪。”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刚林修史”，第368页。济尔哈朗也曾说：“又将黄旗下刚林、何洛会、巴尔达齐三族取入伊旗。”《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9页。但从正黄旗转入正白旗并不是崇德八年的事。因为“阿尔三亦同刚林往随睿王”，但据他自己说，在剿土寇随征湖广回来时，已经被拨到白旗，家已移住白旗。他还对正黄旗护军统领伊尔德抱怨说：“为何如此屡迁？今又要离你而去了。”《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亥。可见他也在崇德八年八月拨入正黄旗，大约在顺治三四年间又转入白旗，想刚林也应与他相同。所以，如果说崇德八年刚林即被多尔衮取去，那么正黄旗的领属仍是疑问。
是年闰二月乙亥，宣示刚林八罪，主要是投靠多尔衮，为其删改实录，并与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的阴谋，还有增删史档等数条。被判处死刑，籍没家产，妻子为奴。受其牵连，其弟常鼐革职解任，鞭二百，籍其家；祁充格为多尔衮死党，又同刚林一起私改史书，亦论死，籍没家产；范文程革职留任。
巴哈纳狱。
觉罗巴哈纳为满洲镶白旗人，摄政期间任户部尚书。福临亲政后，还任满洲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四月，以他“阿附睿王”，曾拨他随侍皇上，但他依恋多尔衮而不去；他还把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多尔衮府中，对两白旗官兵给饷不绝，而对两黄旗不给饷等罪，将巴哈纳革职解任，没收家产三分之二。与此有关同遭处罚的有硕詹、王国光、车克、布丹、祝世允、噶达浑、雅赖、硕色、穆臣等九人。
冷僧机狱。
冷僧机先属满洲正蓝旗，靠检举莽古尔泰和德格类图谋不轨而得到皇太极赏识，改隶正黄旗。多尔衮摄政之后，他迅速转而投靠多尔衮，极尽逢迎之能事，因而得到多尔衮的宠信。多尔衮死后，他请求福临对多尔博及罗什加恩，认为这是当年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而多尔衮坚持拥立皇上的回报。福临听了颇不高兴，召集大臣审问。结果当年拥立豪格的黄旗大臣全不认账，只是当时发誓说，“若换朝廷宫殿瓦色，变易旗帜，我等即死于此地”，结果认为拥立肃王之事纯属子虚，冷僧机是妄奏诬蔑。而且他还私送弓箭决拾及白狼裘给多尔衮，结果免死为民，其家产只按一般士兵给予，其他全部没收。但是，冷僧机的噩运才只是开始，更严酷的处罚还在后头。
谭泰狱。
谭泰也是满洲正黄旗人，也在多尔衮摄政之初便投靠了他。世祖亲政之后，他还升授吏部尚书，晋一等公。当年他下狱时，多尔衮曾派人给他送野鸡和野猪肉，并搭救他出狱。后谭泰感恩戴德，曾当着多尔衮的面对众臣说：“我死亦在此门，生亦在此门”，并在多尔衮死后发誓报恩。这时罪发，众臣议他处理政事含混朦胧，以妹夫佟图赖越旗驻防杭州，与公主争房，毁掉别人告他之状，诬杀巴布海，拆毁图尔格和图赖的茔室，不送孝端后梓宫，行猎时对上不恭等十几条大罪，最后论死，其子孙免死为民，没收家产。《东华录》顺治16、17；《清世祖实录》卷55、56、57等。阿济格狱的了结
围剿多尔衮党羽的斗争还未有穷期，福临又腾出手来了结叔父阿济格的事。自这年正月阿济格被免死幽禁以后，一点也不老实。日本漂人曾记载说，他“听说是个粗野人，考虑问题粗率，……麻脸，身材魁梧，眼神令人望而生畏”。《鞑靼漂流记》的确，由于他在幽禁中尚图谋不轨，闰二月，将他从“原系之处幽于别室”。这之后，阿济格还私藏刀四口，派手下三百名妇女偷挖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同谋于某日某时越狱。福临听说大怒，把原给三百妇女减为十人，原给僮仆、衣物、牲畜、金银等全部追回，以后饭食全部自外传入，对其严加看管。十月，阿济格对看守他的章京毛海等大发脾气，说：“我一子给巽王为奴、一子给承泽王为奴，女儿罢了原亲，另与别人，侍婢也尽配了人。我要把厢房拆了，堆起衣服来放火！”当天下午，看守就听见有拆毁屋瓦的声音，急忙来报告。诸王大臣商议处死阿济格，福临也表示：“即使从宽再留，亦不安分”，于是令他自尽。《东华录》顺治16.《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第315页，“上传稿”。或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阿济格本是个性格暴躁之人，又从显赫尊贵的亲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罪囚，自然十分不甘心，但这样一闹，就给处死他制造了借口，他的死是多尔衮三兄弟中最惨的。自此，白旗三亲王、努尔哈赤的三个最勇敢的儿子就一个也不剩了。
拜尹图等五人狱。
转眼间冬去春来，又到了顺治九年的三月，可是，无情地打击政敌的斗争却并未结束。是月，济尔哈朗等以多铎为多尔衮同胞兄弟，建议尽削王爵，后以行兵有功，降为多罗郡王，其子多尼也被降为信郡王，罢议政。
当月二十二日申时，“捧出上传”，令诸王大臣详议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墨勒根王”之罪，再次兴起大狱。拜尹图是显祖之孙，镶黄旗人，巩阿岱、锡翰乃其兄弟，五人都是两黄旗大臣，他们都先后投靠多尔衮，成为其心腹。福临在压制了白旗势力之后，最后来清除叛徒。
他们的罪名有二十条之多，如逼迫鳌拜、索尼等悔弃当初忠于皇上的誓言，投奔多尔衮，从而巩阿岱等被封为贝勒、贝子，鳌拜、索尼等却问罪降革；如崇德八年阿济格、多铎劝多尔衮继位时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继位的很少，而与两白旗有亲的就包括巩阿岱、锡翰等；又如多尔衮见这几人寄养在正蓝旗的子女已长成，让他们领回时，他们则表示“莫说见在这边的孩子们，即在那边孩子们，还要添送过来。连我们身子情愿一同报效。我们以卑贱之身家，蒙升贝勒、贝子，算入八家内，没世不敢忘，愿终身报效。”当罗什、博尔惠被杀后，他们因害怕而领回，却又取内库金银、衣物、马匹等谢其养育之恩。再如围猎时不尊重甚至羞辱皇上，如他们在多尔衮死后极力推荐多尔衮手下大臣十四员，说他们“披沥肝胆，来抱皇上之足，当破格优养”。其他罪行，也多与投靠多尔衮、打击黄旗其他大臣有关。根据以上罪行，诸王大臣中有一半认为，这五人“罪犯重大，合该族诛”；有一半认为应把他们“各戮其身，家私籍没，兄弟子侄为民”。最后由福临拍板定案，以拜尹图本是庸懦无能之人，主要是被诸弟牵连，念其年迈，免死禁锢狱中；其他四人全部处死，没收家产。由于伯阳(岳乐？)寄养锡翰之子，也受牵连，被革职，没收牛录为闲人，其母亦革去和硕格格。参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8页《清世祖实录》卷63.
至此，福临――济尔哈朗势力对多尔衮党羽的打击大致告一段落。虽然后来还有一些小的变动，但大规模的案狱已经没有了。经过这一年多来的屡次打击，年轻的福临已牢牢地掌握了权利，原多尔衮的势力一蹶不振，而东山再起的济尔哈朗也始终未能象多尔衮那样左右朝局。
摄政时期的一切均已成为历史。
多尔衮的赫赫声名、他手下大臣的荣华富贵，如今俱已成为过眼烟云。
第五节后世的评价及子孙的荣辱。
多尔衮在死后两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如果在摄政七年中他不是摄政王，不是皇叔父摄政王甚至皇父摄政王，而是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么他的一切罪状都会化为乌有，所有的只是各式各样的赞美之辞，不仅如此，还会给这位功勋卓著的人物以高得不能再高的评价。另外，他的家族还会得到优恤，子孙仍会受到恩宠，手下大臣亲信会作为先皇的辅弼而继续受到重用和尊敬。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明朝隆万间的权相张居正。用明神宗自己的话说，他也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的摄政之臣。他在位期间，利用自己的赫赫威权，整顿吏治，振刷朝纲，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丈量田亩，清查税收，致使万历的头十年边境安定，府库充实，出现了少有的承平景象。不过，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狠狠打击反对者而造成的，因为当时的积弊之深已非寻常手段所能解决，因此无论是整饬吏治，还是从世俗地主那儿争夺赋粮，都无疑会遭到多人的嫉恨。况且昔日的小儿皇帝如今也已长大成人，只有摆脱往时师傅的影子，才能显出乾纲独断的能力，加上反对者纷纷提出张居正的“违法乱纪”的事实，使他大有受骗上当之感，因而也对死去的张居正举起了屠刀。于是，这位煊赫一时的首辅被剥夺一切荣誉，家产没收，子弟充军，亲信大臣革职。当然，反对者并没有忘记给他加上谋反篡逆的罪名。
多尔衮和张居正的命运多少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他们都是从辅佐冲主起家，身后落得悲惨的下场；他们都曾利用自己的权势，实行自己的一整套政策，并为本朝本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张居正的被打倒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他的一系列措施得罪了在朝在野的许多官绅，他为实行这些措施而采用的方式――事实证明不采用那样的方式就无法实行他的措施――又深深刺痛了一般官绅士大夫的传统观念。因此，他的改革施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造成了他死后必然遭到群起而攻的原因。与此相较，他的那些罪名不过是为了打倒他而临时寻找出来的借口，并不都是这些反对者对他恨入骨髓的那些因素。
多尔衮死后被打倒没有这么大的意义。他的敌人完全是他摄政期间打击压制的那些人，他当时的打击压制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那些人是他的政敌――权利、权力之敌，却非政策之敌，其斗争性质属于官绅内部集团的权力之争。到多尔衮死后，铁案全翻，昔日的阶下囚成为掌权者，他们对多尔衮及其手下大臣的反攻也属同一性质。这样，多尔衮的罪名就绝不涉及他的各项政策、每个行动，而是集中在他妄自尊大、有篡逆之心这类罪名上。因此，抛开多尔衮一生的功过不论，只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作证据，把他打翻在地，显然不能服众，即使在当时看来，也颇不公平。
这一点，福临不是没有觉察。顺治十年三月上谕工部：“睿王坟园，因伊罪恶竟行废坏，似属不忍，其房屋门墙俱着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拨人看守。”②蒋良骐：《东华录》卷7.顺治十二年正月，福临下诏，令内外大小官员直言时政，其中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功勋，请求复其爵，修其墓。彭长庚的疏中说：“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当太宗上宾，坚持盟誓，扶立皇上。迨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睿王持大义，立置典刑。后睿王大权在握，于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谁能御之？而先驱底定，恭迎銮舆，此其功烈，诚不可泯也。是以当其初薨，尚无异议，乃为时无几，朝议纷起，论事削爵，毁灭过甚。即肃王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而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政之条。至于私匿帝服及御用等物，必由彼传谕织造，早晚赍送进御，彼时暂停王府，岂可与一切私匿御用者同例，而议为不轨也。方今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或其中不无冤抑，乞赐昭雪。”对这样一个大胆的建议，福临没有立刻予以驳斥；反而下令王大臣密议，说明他对此事颇为犹豫。②
多尔衮壮年病逝，主要由于他体质一直不强，前面所说他日夜操劳，引起风疾，恐怕是他暴亡的直接因素。但是官书、正史中均未提到的一点，即他纵欲无度，淘虚了身体，恐怕也是导致他身体羸弱的重要原因。就正史所载他娶豪格福晋，向朝鲜搜求美女，在八旗内选美等等即可为证，另外有些私家记述说他曾送给刘泽清几个侍女，都是被他破了身的；此外野史笔记中说他好色之事，更是不胜其数。过多地在女色方面耗费精力，使他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难支应军政大事的重担，使他风疾日益加重。过分纵欲本是前朝帝王的通病，而满洲贵族似乎尤甚，如太祖努尔哈赤正式的后妃就有十四人，太宗皇太极有十五人，世祖福临有十九人，圣祖玄烨有三十九人……诸王中如多铎、阿济格、代善等等，都是有名的好色之徒；甚至八旗官兵在攻城陷阵之后，也无不以抢掠、蹂躏妇女为能事，这些暴行都与落后野蛮的风俗习惯有关，也是短命者多的原因之一。
二、昙花一现的殊荣。
多尔衮死后五天，消息才传到京城。这个消息如晴空霹雳，使不同阶层、派系的人都为震惊，一时不知所措，只是下诏让百姓换上素服，为多尔衮服丧。又四天，多尔衮的柩车回到北京，福临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换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去迎接。福临连跪三次，亲自举爵祭奠，痛哭失声，文武百官伏在大路左边举哀。从东直门向西向南，一直到玉河桥的长长的路旁，都有四品以下各级官员跪在那里，痛哭哀悼。柩车来到王府之时，公主、福晋以下文武百官的命妇，都着缟服在大门内跪哭。当夜，诸王贝勒以下及各官都为他守丧。从这时起，为多尔衮举行的“国丧”就开始了，举国一片悲悼的气氛。
己亥，福临发下哀诏，其中说：“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以下宣布了五条“应行事宜”。其中定自戊辰之日开始为国丧日，共二十七日，官民人等一律服孝，在京禁止屠牛十三日；在京在外音乐嫁娶，官员停百日，民间停一月，等等。哀诏最后说：“于戏！恩义兼隆，莫报如天之德，荣衰备至，式符薄海之心。布告多方，咸宜知悉。”“皇父摄政王以疾上宾哀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过了六天，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庙享之事公之于众，并覃恩―大赦，赦条有十。“追尊皇父摄政王为义皇帝，元妃为义皇后覃恩大赦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时候，为多尔衮举行的国丧已近尾声，而同时，他声名显赫的历史也将告结束。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多尔衮的死，对于某些人来说显然是福音。对两黄旗来说，七年的压抑可算熬到了尽头；旗下大臣们可望重新直起腰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对于前摄政王济尔哈朗来说，几年来的打击压制也使他怀恨在心，总想有朝一日出来报复，这一时刻也已到来。对少年皇帝福临来说，摄政王无视皇权，操纵国家机器，显然都是僭越的行为。顺治元年正月，满达海等人上书摄政二王，请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在皇帝身边“朝夕讲论”，但多尔衮等以福临年纪尚小为理由加以拒绝，说是“尚需迟一二年”。《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丁未。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以为从古帝王都首重经筵，现在“正宜及时典学”，因此请求选择“端雅儒臣”为福临讲授《大学衍义》《尚书典谟》之类，多尔衮仍只答复：“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丙辰。不予重视。顺治二年三月，冯铨、洪承畴上疏说，福临“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几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请求选派满汉词臣，“朝夕进讲”。《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乙未。这次多尔衮索性不予回答，连借口也不找。这样，给亲政后的福临带来很大困难。但多尔衮的专横则给他留下了更恶劣的印象。顺治十二年他曾对诸王大臣们说：“于时墨勒根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大事，朕既不预，亦未有人向朕言者。”他对多尔衮擅自给他娶亲，“未经选择”，十分不满，后来终于下令废后。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5、366页。不仅多尔衮看不起福临，连他手下亲信也对小皇帝颇为轻视。福临去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等人故意把他引上崎岖小路，自己去走平路，以致护卫巴海坐骑失足。福临不得已，只好下马步行，巩阿岱等三人看见，竟讥笑说：“这样少年不学骑射！这样的路还用下马步行！”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6页”福临的尊严受到严重侵害，但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时多尔衮死了，出气的机会就来了。
实际上，多尔衮刚一死，福临就命令刚林到睿王府中将所有信符都收贮内库，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将赏功册收进大内，《清世祖实录》卷51，顺治七年十二月庚子。显然是夺权之举。六天后，又命议政大臣们会议英亲王阿济格、多尔衮三兄弟中仅存的白旗亲王之罪，在动多尔衮之前，先翦除最有实力的威胁。
据说，多尔衮临死前曾与阿济格密谈，但谈些什么，外界却不得而知。只是阿济格出来后立即派了三百骑兵，风驰电掣，赶往京城，颇有抢班夺权之意。但大学士刚林事先知道他的意思，立刻上马，日夜兼程七百里，先行入京，关闭九门，通知诸王大臣做好准备。等阿济格的三百骑一到，“尽收诛之”，阿济格随多尔衮柩车进京时，便被抓了起来。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3页。《清实录》中“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就是此意。《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
顺治八年正月初六日，诸王大臣议阿济格罪。仔细看看阿济格的罪状，很有意思，头一条是说他不尊重死去的摄政王：诸王五次哭临，唯他不去等等。据说他在多尔衮死后曾立即派人召其子劳亲率兵前来喀喇城，但许久不至，他便召吴拜、苏拜兄弟及内大臣博尔惠、罗什等正白旗大臣、原多尔衮的下属，问他们：“劳亲是我等阿哥，什么时候来？”吴拜等心想，他称其子劳亲是“我等”阿哥，意思是让我等依附于他；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增兵固守，防患于未然。《东华录》，顺治16.以下未特注作者的，均为王先谦：《东华录》。说阿济格此时企图把原属多尔衮的势力据为己有，成为他掌权的资本，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多尔衮摄政时期，阿济格所属只有十三个牛录，不到半个旗，力量很弱。据说多尔衮生前禁止手下大臣常到阿济格处走动，且不让多铎之子多尼去阿济格家。《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条载：“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格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
这时，多铎之子多尼掌握正蓝旗，多尔博掌管着两旗，《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未条记：“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这两旗一定是两白旗吗？还存在许多疑点。阿济格心颇不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其全部纳入自己的麾下。这一点，似乎不是多尔衮的生前遗愿，因为阿济格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多尔衮手下大臣的坚决抵制。比如他召唤阿尔津、僧格，这二人不敢即去，还要与额克亲、吴拜、苏拜等商量，并对阿济格说，以前一切事务都要启“摄政王裁决”，或与“两固山额真、两议政大臣、两护军统领”商议。这使阿济格大为恼火，对傅勒赫属下明安图吼道：“两旗之人，戈戟森列，尔主在后何为？可速来一战而死！”阿尔津等回去将会见的情景告诉额克亲、吴拜等五人，一起商量说：“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响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结果这些人竟去报告了济尔哈朗、满达海等诸王。
阿济格还企图提高自己父子的地位。他曾放风说，多尔衮曾对他说，对抚养多尔博甚为后悔，并将劳亲取入正白旗，意思是暗示诸王，多尔衮生前就有以劳亲取代多尔博的意思。他还说：“两旗大臣堪称劳亲之贤。”又对博洛说：“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暗示推举他继承摄政王的宝座。《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这些事不知是否确有，总之被当作阿济格的罪状交诸王大臣会议，最后将其幽禁，把原属他的十三牛录没收，归于福临所属两黄旗下；并把他从多铎那儿据有的七个牛录拨还多尼。其中投充汉人出旗为民，除少量家役之外，其余人口、牲畜全部入官。劳亲以率兵响应其父，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其他如阿济格手下前锋统领席特库“闻摄政王丧，不白之诸王”，被斩、抄家；毛墨尔根、穆哈达、马席、郎球、阿思哈、顾尔布习、莫洛浑、萨尔布海、星讷、都沙等，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斩刑、鞭责、抄家、革职等。这一下，虽然阿济格的罪行都与不尊重多尔衮有关，但实际上却借此狠狠打击了多尔衮的白旗势力，砍掉了死去的摄政王剩下的唯一膀臂。
同月戊午，福临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多尔博承袭事。议论的结果，是认为其俸禄、护卫及各种用品的数量是亲王的三倍，应将其护卫百名裁去四十名，诸用物有同于御用者一律裁革。福临表示，对多尔博应该特加恩礼，表示对多尔衮的缅怀。因应将其护卫裁二十名，其他同意大家的意见。这表面上是给多尔博留面子，实际上已经开始对他加以压抑。《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戊午。
这样，顺治八年正月庚申，福临颁诏天下，正式宣布亲政，标志着清初―个新时期的开端。在亲政诏书中，虽然仍在一开始提到“朕以冲龄即位，削平寇乱，垂衣端拱，统一多方，皆皇父摄政王之功也”，“顺治亲政大赦天下诏”，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但已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且不提他“成宗义皇帝”的谥号，仍称其“皇父摄政王”，其他一切政策措施都重新开始。在这前后，福临先后将博洛、尼堪复为亲王，将迅速投靠自己的苏克萨哈、詹岱封为议政大臣，久受压制的黄旗老臣鳌拜、巴哈等也进入议政大臣之列。满达海改封巽亲王，多尼改封信亲王，罗可铎为平郡王，瓦克达为谦郡王，杰书为康郡王，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拱卫皇权的势力。其中满达海、瓦克达为代善之子，杰书、罗可铎为代善之孙，都是红旗势力，福临以两黄旗拉拢久在人下的两红旗，再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就足以对付两白旗和正蓝旗势力，何况白旗大臣如苏克萨哈、詹岱，以及吴拜兄弟等，见大树已倒，纷纷投靠福临，使白旗势力内部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加上多尔博、多尼等没有多大的能耐，难以笼络手下大臣，使白旗势力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因此为败亡奠定了基础。
四、宣战。
(一)前奏：罗什等五人狱。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在多尔衮死后两个月，黄旗、红旗和镶蓝旗的联盟正式对白旗势力宣战。顺治八年二月癸未，他们先从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这几个正白旗的骨干身上开刀。他们的罪名是“动摇国是，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结果罗什、博尔惠论斩，额克亲、吴拜、苏拜俱革职为民，家产没收。但从这些人的具体罪状来看，的确比较冤枉。因他们都曾跟随多尔衮到喀喇城去围猎，所以了解多尔衮的临终遗愿。多尔衮遗言中有恢复理事二王(博洛、尼堪)亲王爵之意，罗什等就将此事告诉了两黄旗大臣。此事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能是想通过两黄旗大臣转秉福临。但两黄旗大臣认为他们这是“言动不顺”，因此一个多月也未见回音。这时博尔惠已卧病在床，见穆尔泰去看他，就问起此事，“今两王已为亲王否？”《清史稿》卷246，列传33，“博尔辉”。穆尔泰回去后便告诉了额尔得赫，额尔得赫认为此事重大，必须报告博洛或尼堪。穆尔泰一害怕，就对谁也没说，还是额尔得赫去报告了尼堪，尼堪在颁亲政诏时又顺便告诉了博洛，二人又同告于济尔哈朗。以此为借口，两黄旗大臣和博洛，尼堪一同跑到济尔哈朗那儿去，说这是罗什等五人挑拨二王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博洛也认为这是“为我辈造衅耳”，怕当权后的福临和济尔哈朗因此拿他二人开刀。然后又指责他们“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目的是损害皇上，“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清世宗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就因为这事，把这五人判了罪。
罗什、博尔惠转达摄政王遗言本无可厚非，因为博洛、尼堪二人本已升任过亲王之爵。但两黄旗大臣将其看作白旗势力仍企图通过拉拢这二人重新把持权利，而这二人又害怕已经掌握了实权的两黄旗势力把自己视做白旗势力的代表予以打击，就出来为自己开脱，造成打击罗什等人的罪名。实际上，福临不久就恢复了二人的亲王爵，这说明五人转达多尔衮这个遗愿根本不能构成犯罪。此外，多尔博和多尼占有三旗，本是多尔衮打击豪格之后的产物，多尔衮把正蓝旗交给多铎，然后又传给多尼，责任怎么在罗什等身上？又罪名中有这样一条：
“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何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
其实就是豪格死后多尔衮从福临手上要走正蓝旗的证明。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对罗什等五人的处罚，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是指向他们的故主多尔衮的。所以额克亲还被说成“原非奸佞巧辩之人”，免其死罪；吴拜、苏拜兄弟在顺治九年后先后起复，为内大臣，死后分别谥以“果壮”和“勤僖”。《清史稿》卷230，列传17，“武理堪”第9304页。
(二)代天骄的悲惨结局。
果然不出所料。在处理五员白旗干将之后，屠刀便向死去的多尔衮劈来。顺治八年二月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揭发说，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在殉葬之前，把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叫来，嘱咐他们：“王爷没有让别人知道，他曾准备下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现在可以偷偷放在棺内。”另外多尔衮还企图到永平府圈房，偕两旗移驻。谭泰也出来反戈一击，揭发何洛会骂肃王诸子为“鬼魅”，锡翰揭发何洛会曾说：“上令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曾首告肃王，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据此，没收多尔衮家产人口入官，养子多尔博、女东莪俱给信王，何洛会党附多尔衮，予以凌迟处死，籍其家。《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己亥，福临正式将多尔衮罪状公布中外。其罪状有如下数条：
1．太宗死时诸王并无立多尔衮之议。任摄政王时又“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已功。”
2．将诸王大臣杀敌剿寇之功全归于己。
3．所用仪仗、音乐、侍卫等“僭拟至尊”，府第与宫殿相似，任意挥霍府库财物。
4．将原属黄旗的伊尔登、陈泰一族和刚林、巴尔达齐二族尽收入自己之旗。
5．假称太宗之位原系夺立。
6．逼使豪格不得善终，夺其妻子、官兵、户口、财产归己。
7．拉拢皇上侍臣额尔克戴青、席纳布库。
8．一切政事均自己处理，不奉上命，任意升降官员。
9．以朝廷自居，令诸王大臣日候府前。
根据这些罪状，认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有的传教士记载说，顺治“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了他以应得的惩罚”。卫匡国《鞑靼战纪》。朝鲜使臣的报告也印证了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其中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10页。
多尔衮的坟墓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一带，往北即十字坡街，东直门外大街。清乾隆三十八年，弘历曾说其“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9页。说的就是此地。据调查，其宝顶相当于今天新中街三条3号后门、托儿所、新中街西居委会的位置上，神桥相当于新中街2号楼，当初占地三百余亩。后被当地人称作“九王坟”。1943年，九王坟被盗，盗开后仅见三尺多高白底蓝花瓷瓶一个，里面有节炭。这也符合朝鲜人以陶器易金银葬具的记载。另九王坟西、今新兴里附近有“公主坟”小坟地一块，曾发现许多殉葬品，怀疑是其女东莪死后的葬身之地。“九王坟”资料系冯其利同志提供。
与此同时，平反昭雪的工作也在进行。二月癸卯，封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记注豪格军功于册。同月，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法喀提出，多尔衮在世时解除他们的职务、籍没家产纯属冤枉，福临都同意复其职，还其家产。《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二月癸卯。闰二月，封济尔哈朗子富尔敦为世子，济度为简郡王，勒度为敏郡王。又复图赖之子回色一等公爵。封硕塞为和硕亲王，爱星阿、衮布、廓布梭分别升级或加爵。《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闰二月己酉、壬子、乙卯。
(三)扫清残敌。
多尔衮被打翻在地了，矛头进而指向多尔衮旧日的党羽和亲信。闰二月壬戌，当权者认为前议劳亲之罪太轻，现降为庶人，除少量家产外，其他东西全部没收，并将他隶于满达海属下，阿济格的其余四子给博洛为奴。乙丑，以冯铨“居官七年以来毫无建白”，令其致仕，以谢启光“秽声盈耳，大玷官箴”，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以李若琳与冯铨“朋比为奸”，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其他如卓罗、罗壁巴朗、朱拉察俱革职，徐起元调任等等，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领导班子做了较大调整。刚林之狱
刚林是多尔衮的心腹大臣，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改隶正黄旗，主要是因为阿达礼、硕托议立多尔衮罪发受牵连的缘故，同时还有范文程被拨入镶黄旗。据说福临曾问刚林：“你是被睿王取去的呢？还是自己投靠的呢？”刚林回答说：“原来想把我拨给原主，被睿王取去，遂尔留用。”这时被当成刚林投靠多尔衮的罪状之一。这里面有个疑问：硕托是镶红旗宗室，因此事受牵连的有吴丹、范文程、硕托子拉哈齐兰布等；阿达礼为正蓝旗宗室，刚林按说应给继任之正蓝旗主豪格，如阿达礼弟勒克德浑、杜兰哈即拨与豪格属下。但刚林被拨入了正黄旗，竟意味着“被睿王取去”。后福临曾说起：“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东华录》顺治16，是不是说范文程被拨入镶黄旗不算“被睿王取去”，而刚林拨入正黄旗就是“被睿王取去”呢？前述罗什之狱的罪名之一是说多尼和多尔博共据有三旗，“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福临按说从皇太极那里继承下来两个黄旗，如何此时反只有一旗了？是多尔衮已据有了正黄旗、多尔博的两旗是指正白、正黄二旗吗？再有一种解释，是说刚林先被转入正黄旗，后又被多尔衮取入正白旗，即“被睿王取去”。谈迁曾记载：“又刚林隶黄旗，摄政王隶本旗，择某某代之，因获罪。”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刚林修史”，第368页。济尔哈朗也曾说：“又将黄旗下刚林、何洛会、巴尔达齐三族取入伊旗。”《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第39页。但从正黄旗转入正白旗并不是崇德八年的事。因为“阿尔三亦同刚林往随睿王”，但据他自己说，在剿土寇随征湖广回来时，已经被拨到白旗，家已移住白旗。他还对正黄旗护军统领伊尔德抱怨说：“为何如此屡迁？今又要离你而去了。”《东华录》顺治16，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亥。可见他也在崇德八年八月拨入正黄旗，大约在顺治三四年间又转入白旗，想刚林也应与他相同。所以，如果说崇德八年刚林即被多尔衮取去，那么正黄旗的领属仍是疑问。
是年闰二月乙亥，宣示刚林八罪，主要是投靠多尔衮，为其删改实录，并与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的阴谋，还有增删史档等数条。被判处死刑，籍没家产，妻子为奴。受其牵连，其弟常鼐革职解任，鞭二百，籍其家；祁充格为多尔衮死党，又同刚林一起私改史书，亦论死，籍没家产；范文程革职留任。
巴哈纳狱。
觉罗巴哈纳为满洲镶白旗人，摄政期间任户部尚书。福临亲政后，还任满洲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四月，以他“阿附睿王”，曾拨他随侍皇上，但他依恋多尔衮而不去；他还把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多尔衮府中，对两白旗官兵给饷不绝，而对两黄旗不给饷等罪，将巴哈纳革职解任，没收家产三分之二。与此有关同遭处罚的有硕詹、王国光、车克、布丹、祝世允、噶达浑、雅赖、硕色、穆臣等九人。
冷僧机狱。
冷僧机先属满洲正蓝旗，靠检举莽古尔泰和德格类图谋不轨而得到皇太极赏识，改隶正黄旗。多尔衮摄政之后，他迅速转而投靠多尔衮，极尽逢迎之能事，因而得到多尔衮的宠信。多尔衮死后，他请求福临对多尔博及罗什加恩，认为这是当年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而多尔衮坚持拥立皇上的回报。福临听了颇不高兴，召集大臣审问。结果当年拥立豪格的黄旗大臣全不认账，只是当时发誓说，“若换朝廷宫殿瓦色，变易旗帜，我等即死于此地”，结果认为拥立肃王之事纯属子虚，冷僧机是妄奏诬蔑。而且他还私送弓箭决拾及白狼裘给多尔衮，结果免死为民，其家产只按一般士兵给予，其他全部没收。但是，冷僧机的噩运才只是开始，更严酷的处罚还在后头。
谭泰狱。
谭泰也是满洲正黄旗人，也在多尔衮摄政之初便投靠了他。世祖亲政之后，他还升授吏部尚书，晋一等公。当年他下狱时，多尔衮曾派人给他送野鸡和野猪肉，并搭救他出狱。后谭泰感恩戴德，曾当着多尔衮的面对众臣说：“我死亦在此门，生亦在此门”，并在多尔衮死后发誓报恩。这时罪发，众臣议他处理政事含混朦胧，以妹夫佟图赖越旗驻防杭州，与公主争房，毁掉别人告他之状，诬杀巴布海，拆毁图尔格和图赖的茔室，不送孝端后梓宫，行猎时对上不恭等十几条大罪，最后论死，其子孙免死为民，没收家产。《东华录》顺治16、17；《清世祖实录》卷55、56、57等。阿济格狱的了结
围剿多尔衮党羽的斗争还未有穷期，福临又腾出手来了结叔父阿济格的事。自这年正月阿济格被免死幽禁以后，一点也不老实。日本漂人曾记载说，他“听说是个粗野人，考虑问题粗率，……麻脸，身材魁梧，眼神令人望而生畏”。《鞑靼漂流记》的确，由于他在幽禁中尚图谋不轨，闰二月，将他从“原系之处幽于别室”。这之后，阿济格还私藏刀四口，派手下三百名妇女偷挖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同谋于某日某时越狱。福临听说大怒，把原给三百妇女减为十人，原给僮仆、衣物、牲畜、金银等全部追回，以后饭食全部自外传入，对其严加看管。十月，阿济格对看守他的章京毛海等大发脾气，说：“我一子给巽王为奴、一子给承泽王为奴，女儿罢了原亲，另与别人，侍婢也尽配了人。我要把厢房拆了，堆起衣服来放火！”当天下午，看守就听见有拆毁屋瓦的声音，急忙来报告。诸王大臣商议处死阿济格，福临也表示：“即使从宽再留，亦不安分”，于是令他自尽。《东华录》顺治16.《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第315页，“上传稿”。或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阿济格本是个性格暴躁之人，又从显赫尊贵的亲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罪囚，自然十分不甘心，但这样一闹，就给处死他制造了借口，他的死是多尔衮三兄弟中最惨的。自此，白旗三亲王、努尔哈赤的三个最勇敢的儿子就一个也不剩了。
拜尹图等五人狱。
转眼间冬去春来，又到了顺治九年的三月，可是，无情地打击政敌的斗争却并未结束。是月，济尔哈朗等以多铎为多尔衮同胞兄弟，建议尽削王爵，后以行兵有功，降为多罗郡王，其子多尼也被降为信郡王，罢议政。
当月二十二日申时，“捧出上传”，令诸王大臣详议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墨勒根王”之罪，再次兴起大狱。拜尹图是显祖之孙，镶黄旗人，巩阿岱、锡翰乃其兄弟，五人都是两黄旗大臣，他们都先后投靠多尔衮，成为其心腹。福临在压制了白旗势力之后，最后来清除叛徒。
他们的罪名有二十条之多，如逼迫鳌拜、索尼等悔弃当初忠于皇上的誓言，投奔多尔衮，从而巩阿岱等被封为贝勒、贝子，鳌拜、索尼等却问罪降革；如崇德八年阿济格、多铎劝多尔衮继位时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继位的很少，而与两白旗有亲的就包括巩阿岱、锡翰等；又如多尔衮见这几人寄养在正蓝旗的子女已长成，让他们领回时，他们则表示“莫说见在这边的孩子们，即在那边孩子们，还要添送过来。连我们身子情愿一同报效。我们以卑贱之身家，蒙升贝勒、贝子，算入八家内，没世不敢忘，愿终身报效。”当罗什、博尔惠被杀后，他们因害怕而领回，却又取内库金银、衣物、马匹等谢其养育之恩。再如围猎时不尊重甚至羞辱皇上，如他们在多尔衮死后极力推荐多尔衮手下大臣十四员，说他们“披沥肝胆，来抱皇上之足，当破格优养”。其他罪行，也多与投靠多尔衮、打击黄旗其他大臣有关。根据以上罪行，诸王大臣中有一半认为，这五人“罪犯重大，合该族诛”；有一半认为应把他们“各戮其身，家私籍没，兄弟子侄为民”。最后由福临拍板定案，以拜尹图本是庸懦无能之人，主要是被诸弟牵连，念其年迈，免死禁锢狱中；其他四人全部处死，没收家产。由于伯阳(岳乐？)寄养锡翰之子，也受牵连，被革职，没收牛录为闲人，其母亦革去和硕格格。参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第368页《清世祖实录》卷63.
至此，福临――济尔哈朗势力对多尔衮党羽的打击大致告一段落。虽然后来还有一些小的变动，但大规模的案狱已经没有了。经过这一年多来的屡次打击，年轻的福临已牢牢地掌握了权利，原多尔衮的势力一蹶不振，而东山再起的济尔哈朗也始终未能象多尔衮那样左右朝局。
摄政时期的一切均已成为历史。
多尔衮的赫赫声名、他手下大臣的荣华富贵，如今俱已成为过眼烟云。
第五节后世的评价及子孙的荣辱。
多尔衮在死后两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如果在摄政七年中他不是摄政王，不是皇叔父摄政王甚至皇父摄政王，而是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么他的一切罪状都会化为乌有，所有的只是各式各样的赞美之辞，不仅如此，还会给这位功勋卓著的人物以高得不能再高的评价。另外，他的家族还会得到优恤，子孙仍会受到恩宠，手下大臣亲信会作为先皇的辅弼而继续受到重用和尊敬。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明朝隆万间的权相张居正。用明神宗自己的话说，他也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的摄政之臣。他在位期间，利用自己的赫赫威权，整顿吏治，振刷朝纲，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丈量田亩，清查税收，致使万历的头十年边境安定，府库充实，出现了少有的承平景象。不过，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狠狠打击反对者而造成的，因为当时的积弊之深已非寻常手段所能解决，因此无论是整饬吏治，还是从世俗地主那儿争夺赋粮，都无疑会遭到多人的嫉恨。况且昔日的小儿皇帝如今也已长大成人，只有摆脱往时师傅的影子，才能显出乾纲独断的能力，加上反对者纷纷提出张居正的“违法乱纪”的事实，使他大有受骗上当之感，因而也对死去的张居正举起了屠刀。于是，这位煊赫一时的首辅被剥夺一切荣誉，家产没收，子弟充军，亲信大臣革职。当然，反对者并没有忘记给他加上谋反篡逆的罪名。
多尔衮和张居正的命运多少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他们都是从辅佐冲主起家，身后落得悲惨的下场；他们都曾利用自己的权势，实行自己的一整套政策，并为本朝本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张居正的被打倒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他的一系列措施得罪了在朝在野的许多官绅，他为实行这些措施而采用的方式――事实证明不采用那样的方式就无法实行他的措施――又深深刺痛了一般官绅士大夫的传统观念。因此，他的改革施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造成了他死后必然遭到群起而攻的原因。与此相较，他的那些罪名不过是为了打倒他而临时寻找出来的借口，并不都是这些反对者对他恨入骨髓的那些因素。
多尔衮死后被打倒没有这么大的意义。他的敌人完全是他摄政期间打击压制的那些人，他当时的打击压制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那些人是他的政敌――权利、权力之敌，却非政策之敌，其斗争性质属于官绅内部集团的权力之争。到多尔衮死后，铁案全翻，昔日的阶下囚成为掌权者，他们对多尔衮及其手下大臣的反攻也属同一性质。这样，多尔衮的罪名就绝不涉及他的各项政策、每个行动，而是集中在他妄自尊大、有篡逆之心这类罪名上。因此，抛开多尔衮一生的功过不论，只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作证据，把他打翻在地，显然不能服众，即使在当时看来，也颇不公平。
这一点，福临不是没有觉察。顺治十年三月上谕工部：“睿王坟园，因伊罪恶竟行废坏，似属不忍，其房屋门墙俱着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拨人看守。”②蒋良骐：《东华录》卷7.顺治十二年正月，福临下诏，令内外大小官员直言时政，其中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功勋，请求复其爵，修其墓。彭长庚的疏中说：“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当太宗上宾，坚持盟誓，扶立皇上。迨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睿王持大义，立置典刑。后睿王大权在握，于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谁能御之？而先驱底定，恭迎銮舆，此其功烈，诚不可泯也。是以当其初薨，尚无异议，乃为时无几，朝议纷起，论事削爵，毁灭过甚。即肃王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而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政之条。至于私匿帝服及御用等物，必由彼传谕织造，早晚赍送进御，彼时暂停王府，岂可与一切私匿御用者同例，而议为不轨也。方今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或其中不无冤抑，乞赐昭雪。”对这样一个大胆的建议，福临没有立刻予以驳斥；反而下令王大臣密议，说明他对此事颇为犹豫。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