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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困境求存减贡蠲税(1)
第一节出多于入岁缺巨饷。
一、国库如洗财政异常困难。
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是国库如洗，开支浩大，入不敷出，岁缺巨额兵饷。
顺治八年(1651)三月初六日，福临与户部尚书巴哈纳等人的一番对话，很有价值，最能显示此时大清王朝财政极端艰难的情形。帝问：各官俸银，用需几何，应于何月支给，大库所存，尚有若干？巴哈纳奏：俸银于四月支给，共需六十万两，今大库所存仅有二十万两。帝言，“大库之银，已为睿王用尽，今当取内库银按时速给。夫各官所以养赡者，赖有俸禄耳，若朕虽贫，亦复何损”。《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4页。
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年俸六十万两，并不算多，为何大库无银支付？还有哪些较大的必需费用，联系时局，此事不难解答。官俸之外，还有很多用费，数量最大者莫过于兵饷。
由于多尔衮摄政时的诸多弊政，激起抗清斗争遍及全国，持续不断，为了征剿，需增支兵弁将领行粮、马匹饲料和军装、武器、弹药费用，数目本已巨大，而为了保证旗开得胜，消灭敌方，必须增派士卒，必须招抚编纳降兵降将，这又使兵额大增，从而使兵饷开支急剧上升。
以四藩为例，顺治六年五月遣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之兵一万六千九百名，共二万，往剿广西，携家驻守，新增之兵多于旧兵五六倍。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万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新兵比旧兵多四倍余。《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10页。平西王吴三桂进攻四川，所增之兵更多。
为取四川，陕西增兵，粮饷浩大。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的陕西总督孟乔芳于顺治十年奏陈兵多饷巨地方难支之情说：
“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兵有增，饷在加，可是清政府却又未能统辖全国，一些省虽名义上归清所属，设有总督或巡抚，但兵火连年，府厅州县常被大西军大顺军夺据，这自然影响到田赋、丁税、盐课、关税等项收入。直到顺治八年十二月，官方册籍所载清政府辖区的人丁只有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五百八十四顷余，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零一百四十二两余和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余石，另征盐课银一百九十六万余两，而七十多年前明朝政府却有征赋田地七百余万顷，比此时田亩多了将近二倍。《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16、17页。
收入本来不太多，又不能全部收齐，地方拖欠赋银的情形相当普遍，数量很大。例如，江西省积欠粮银达一百五十五万余两，财赋重地之江南省，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四百余万两。从顺治元年至十七年，除去多次大规模蠲免以外，各省“拖欠银共二千七百万两有奇、米七百万石有奇”。《清世祖实录》第97卷第11页，第108卷第15页；《清圣祖实录》第12卷第13页。就连朝廷和京师官民食用所需的“漕粮”，亦大量拖欠，在顺治元年至七年里，共欠“漕粮三百余万石”。《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3页。
堂堂一个国家，支出并非只有京师官俸和地方兵饷，还有许多项目。天潢贵胄，从和硕亲王起，皆有俸银禄米，亲王岁俸万两、米五千石，亲王世子六千两、米三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郡王长子三千两、米一千五百石，贝勒二千五百两、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四百两，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亦各有俸银，禄米按俸银每二两给米一石。皇上、王公将军之女及女婿，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也有岁俸禄米。宗室王公以外的异姓贵族公、侯、伯、子、男爵及轻车都尉、骑都尉、恩骑尉等世职，亦有俸银禄米。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也有俸禄，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年俸各银二千五百两、缎四十匹，其他苏尼特等部亲王各银二千两、缎二十五匹，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依次减少。《清文献通考》第42卷。这些内外王公贵族俸银总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不会比京师百官俸银少多少。
中国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一年之中，不是南涝北旱，就是风灾蝗灾，总有一些省府州县发生灾害，赈济之银米数量很多，受灾地区自然不能照额定赋税征收，需要蠲减，又会影响国库收入。为保漕粮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供京师天子王公大臣、将士平民食用，为减少水灾，每年用于治河治江的费用也很大(后来康熙后期，岁拨河工银三四百万两)。接待外藩和外国使臣，赏赐款待，需银不少。宫廷开支更是一笔大的数字。因此户部、光禄寺、工部、礼部每年都要支出数以十万两计甚至百万两计的巨额银两。尤其是顺治年间，为了修建几乎被大顺军烧光了的众多宫殿，更用了巨量银两。加上摄政王多尔衮晚年挥霍浪费，为自己及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大修府第，“糜帑数百万，致兵饷空虚”。
正是由于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等大量开支，使国库如洗，财政极端困难，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妨碍了统一全国战争的进行，必须设法解决。
二、三年努力窘况略有好转。
解决财政困难的最简单、最正确的方针，不外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字虽不多，但很难做到，很难做好。绝大多数帝王宰相，一般只注意前两字，开源，尽量扩大财源，而且所开之源，都是冲着黎民百姓，用尽一切办法，从百姓身上榨取银米，结果是民穷国困。最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末万历、崇祯两朝的“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每年加派田赋银一千六七百万两，还有其他各种项目的苛敛，害得黎民家破人亡，流离满路，明王朝也随之覆灭。
殷鉴不远，众皆对加派深恶痛疾。故当顺治六年冬季江宁巡抚土国宝建议加派赋银以弥补兵饷之不足时，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立即上疏，痛加批驳说，“加派乃明朝陋习，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应运，首革此弊，年来东荡西除，兴师百万，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清世祖实录》第46卷第29、30页。终于否定其议，此路不通。顺治帝一亲政就免除睿王修边外避暑城之加赋二百五十万两。
不加田赋，可否另谋刮民之术？一些奸邪小人纷纷奏呈歪道邪门。原任曹州副将许武光居然于顺治八年八月上疏奏称：开封曾被水淹，明周王府内，“有银二三百万不止，曾被沉压，乞假臣三年之工，搜尽天下遗银，以资兵饷”。《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许武光心术太坏，巧言佞辞，很能惑人。明朝第一代周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五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开封，以宋朝故宫之地为府，除上万顷王府庄田外，岁禄就有米二万石，延续至明末，长达二百六十年，确有巨万银两，珍宝无数。明末李自成率军攻开封时，当时的周王出库银五十万两赏赐守卒，后被农民军决河灌城，“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第116卷。周王府是有巨万银两珍宝，也确系为水所淹，好像似应挖掘出来，变无用为有用，仅此一项，就可得银二三百万两，超过河南全省岁赋一倍，当会大有裨益于改善财政困窘状况。而且，明朝几十位亲王郡王，还有众多勋贵富商，也会有大量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时人传说，大顺军李自成入据北京时，“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此后散失。大西军张献忠搜获巨万银两珠宝，埋沉于成都锦江里。若照许武光所言，三年之内，“搜尽天下遗银”，为数何止亿万，兵饷哪能不足！但若真的如此办理，掘银之官吏役夫，必用数十万人，刨遍全国各省府州县，其掠民之惨，剥民之苦，扰民之害，远逾洪水猛兽，必将造成空前悲剧，民之家破人亡者，何止千千万万，全国在在鼎沸，国必大乱。
聪睿英俊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看透了许武光系借此求官牟利之奸邪下人，下谕痛斥其非说：“帝王生财之道，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亘古未有，倘此议一行，恐生事扰民，深属未便。许武光借端求官，兼图牟利，殊为不合，著交与该城御史斥逐”。《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
求官图利之小人，岂止废弁许武光，身为相当于汉侍郎或省按察使的正三品之阿达哈哈番(即轻车都尉世职)张国材，以兴修宫殿木材不敷，而奏请“开采云雾等山”。这又是明朝一大弊政的再版。明为修殿，遣派官吏，督率民夫数千数万，前往深山峻岭采木，常常耗银数百万，死人数以千计万计，闹得许多府州县民无宁日，流离满路。顺治帝阅疏后十分愤怒，下旨严厉驳斥说：“采木修造，系工部职掌。张国材生事图利，屡行妄奏，奉有严旨，何得又差家奴，假充官员从人，直入太和门内渎扰，甚属可恶。张国材并代奏家人，著刑部严审定拟具奏。”随即将张国材革职，流徙盛京。《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4页。
顺治帝也采取“开源节流”方针，但所谓“开源”之源，不是加派，不是增赋，而是扩大辖区，平定更多省府州县，开垦荒地，以增加正额田赋盐课和关税。当然，这比较难，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更不能立即奏效，所以他更注意“节流”，特别是力求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员，减少无用兵卒。
这两方面，睿王摄政末期已开始在做。顺治七年五月，因战事已较减少，便裁减了一些省府将士。计裁：真定总镇下游击二员、守备六员、中军一员、千总四员、把总七员、兵三千八百名；江南副将二员、游击九员、守备九员、千总三十五员、把总六十二员、兵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八名；河南兵五百名；山东千总五员、兵二千名；浙江都司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兵五千名；山西兵四千零六十名；陕西游击六员、守备六员、千总十二员、把总二十四员、兵一万零六百四十四名；湖广兵五千名；江西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兵三千名、福建兵五千名。《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4、5页。以上共裁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二百二十二员，兵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名。
顺治帝亲政后，着重抓了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费。顺治九年四月，户部遵旨会议钱粮不敷之事，议完后奏称：应裁登莱巡抚、宣府巡抚；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给外，每年多支米石应裁；户部礼部工部制造等库内监三百九十余名，应留数员，余尽裁革；总督、巡抚家人口粮应裁；州县修理察院、铺陈、家伙等项银两及州县备各上司朔望行香纸烛银两应裁；在外各衙门书吏人役，每月一人给工食银五钱，其余应裁；各省应解本色颜料药材等项，除京中无从备办者仍解本色外，其余应尽折银；工部钱粮，除紧急营建外，其余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庙等项工程，俱应停罢；在外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在京当铺及各店铺，仍酌量征税。顺治帝批准所议。《清世祖实录》第64卷第3、4页。
一些大臣也遵照帝谕，呈奏理财之法。顺治九年八月十九日，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奏：“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今“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乞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命择降寇流兵中老弱者屯垦荒田。帝批准其奏。《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6页。
顺治十年二月，陕西总督孟乔芳奏请裁兵一万二千名，每岁兵饷可省三十一万两。帝褒其议。《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经过多方努力和战事减少，财政困窘之情有所改善。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户部将收入支出之情及建议，向帝呈奏，现摘录如下：
“户部奏：国家所赖者赋税，官兵所倚者俸饷，关系匪轻。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零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银一百九十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此外有盐课银、关税银共二百七十二万四百两零，又会议裁扣工食等银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两零，除补前项不敷银数外，止应剩银二百六十万四千六百两零。又有临时水旱灾伤蠲免及小民拖欠数目，不能如额，又每遇出征，需用银米，及采买物料，喂养马匹草豆赏赉等项，难以预定。”《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26、27页。
这份奏疏可以说明四个问题。其一，收入较前有所增加。顺治八年十二月，清政府辖区共有人丁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八千五百八十四顷六十一亩、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现才过两年多，便实征地丁银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增加了五分之一，速度相当快，数量相当大。
其二，国库如洗之情有所改善。两年前，大库存银才二十万两，而京师官俸便需六十万两，严重地入不敷出，现除去各省存留、兵饷、俸银及解往各部寺之银外，户部还有“剩银”二百六十万余两，这可以说是十年来清政府唯一的一次有了“剩银”，可见比起两年前财政极其困窘之情，有了不小的改善和缓和。
其三，收入还不算多，财政仍很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限制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是户部所奏之地丁银，光是北直(即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的数字，还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未包括在内，因这四省大都为大西军、大顺军余部所辖，而这四省若按正常田地人丁赋银估算，大约有一百万两，如能将这四省统一过来，便可年增地丁银数十万至一百万两。二是荒田灾害太多，北直、山东等十一省，原定地丁额银为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余两，而由于“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余两”，只能实征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较诸原额，又减少了五分之一。三系各省存留太多，总数竟达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为实征银三分之一强。四系盐税关税不能大幅度增加，这也是由于全国尚未统一及兵火连年所致，少了四个省，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时有征战，农工商业尤其是盐税关税自会受到影响。顺治七年征盐课银一百七十七万余两，过了三年，顺治十年征盐课银二百一十二万余两，这是由于少了四省及兵火连年人丁不旺而受了限制，比后来全国统一、人丁众多、百业兴旺之岁银五百万、六百万、七百万两，大为逊色。与此相似，关税也不能征收太多，按户部所奏盐课关税银二百七十二万两计，扣除盐课银，关税只有六十万两，太少了，比后来关税年达三四百万两又有天渊之别。这些因素，决定了清政府收入难以大量增加，故财政仍很困难。
其四，兵饷占的比重太大。户部所列五项开支中，有三项是直接用于兵饷，即拨给顺治十一年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余万两，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京师官兵俸银约一百万两，共约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另一项“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也与军费有关，这笔巨额存留银，大都用于征战之需，像前引陕西总督孟乔芳所奏，顺治十年陕西应支出兵饷三百六十万两，尽全省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两以供，而不敷其半，可见陕西地丁赋银丝毫也不能解京，全部“存留银”皆供军需了。只有各省解部寺银二百零七万余两，与兵饷牵连不多。照此推算，户部实收之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两地丁赋银和二百七十二万两盐课关税银两，直接用于兵饷者达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超过实际总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存留银”八百余万两中，也有多半用于征战。这就是时人所说“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的实际情形。
一、国库如洗财政异常困难。
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是国库如洗，开支浩大，入不敷出，岁缺巨额兵饷。
顺治八年(1651)三月初六日，福临与户部尚书巴哈纳等人的一番对话，很有价值，最能显示此时大清王朝财政极端艰难的情形。帝问：各官俸银，用需几何，应于何月支给，大库所存，尚有若干？巴哈纳奏：俸银于四月支给，共需六十万两，今大库所存仅有二十万两。帝言，“大库之银，已为睿王用尽，今当取内库银按时速给。夫各官所以养赡者，赖有俸禄耳，若朕虽贫，亦复何损”。《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4页。
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年俸六十万两，并不算多，为何大库无银支付？还有哪些较大的必需费用，联系时局，此事不难解答。官俸之外，还有很多用费，数量最大者莫过于兵饷。
由于多尔衮摄政时的诸多弊政，激起抗清斗争遍及全国，持续不断，为了征剿，需增支兵弁将领行粮、马匹饲料和军装、武器、弹药费用，数目本已巨大，而为了保证旗开得胜，消灭敌方，必须增派士卒，必须招抚编纳降兵降将，这又使兵额大增，从而使兵饷开支急剧上升。
以四藩为例，顺治六年五月遣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之兵一万六千九百名，共二万，往剿广西，携家驻守，新增之兵多于旧兵五六倍。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万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新兵比旧兵多四倍余。《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10页。平西王吴三桂进攻四川，所增之兵更多。
为取四川，陕西增兵，粮饷浩大。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的陕西总督孟乔芳于顺治十年奏陈兵多饷巨地方难支之情说：
“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兵有增，饷在加，可是清政府却又未能统辖全国，一些省虽名义上归清所属，设有总督或巡抚，但兵火连年，府厅州县常被大西军大顺军夺据，这自然影响到田赋、丁税、盐课、关税等项收入。直到顺治八年十二月，官方册籍所载清政府辖区的人丁只有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五百八十四顷余，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零一百四十二两余和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余石，另征盐课银一百九十六万余两，而七十多年前明朝政府却有征赋田地七百余万顷，比此时田亩多了将近二倍。《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16、17页。
收入本来不太多，又不能全部收齐，地方拖欠赋银的情形相当普遍，数量很大。例如，江西省积欠粮银达一百五十五万余两，财赋重地之江南省，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四百余万两。从顺治元年至十七年，除去多次大规模蠲免以外，各省“拖欠银共二千七百万两有奇、米七百万石有奇”。《清世祖实录》第97卷第11页，第108卷第15页；《清圣祖实录》第12卷第13页。就连朝廷和京师官民食用所需的“漕粮”，亦大量拖欠，在顺治元年至七年里，共欠“漕粮三百余万石”。《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3页。
堂堂一个国家，支出并非只有京师官俸和地方兵饷，还有许多项目。天潢贵胄，从和硕亲王起，皆有俸银禄米，亲王岁俸万两、米五千石，亲王世子六千两、米三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郡王长子三千两、米一千五百石，贝勒二千五百两、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四百两，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亦各有俸银，禄米按俸银每二两给米一石。皇上、王公将军之女及女婿，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也有岁俸禄米。宗室王公以外的异姓贵族公、侯、伯、子、男爵及轻车都尉、骑都尉、恩骑尉等世职，亦有俸银禄米。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也有俸禄，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年俸各银二千五百两、缎四十匹，其他苏尼特等部亲王各银二千两、缎二十五匹，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依次减少。《清文献通考》第42卷。这些内外王公贵族俸银总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不会比京师百官俸银少多少。
中国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一年之中，不是南涝北旱，就是风灾蝗灾，总有一些省府州县发生灾害，赈济之银米数量很多，受灾地区自然不能照额定赋税征收，需要蠲减，又会影响国库收入。为保漕粮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供京师天子王公大臣、将士平民食用，为减少水灾，每年用于治河治江的费用也很大(后来康熙后期，岁拨河工银三四百万两)。接待外藩和外国使臣，赏赐款待，需银不少。宫廷开支更是一笔大的数字。因此户部、光禄寺、工部、礼部每年都要支出数以十万两计甚至百万两计的巨额银两。尤其是顺治年间，为了修建几乎被大顺军烧光了的众多宫殿，更用了巨量银两。加上摄政王多尔衮晚年挥霍浪费，为自己及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大修府第，“糜帑数百万，致兵饷空虚”。
正是由于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等大量开支，使国库如洗，财政极端困难，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妨碍了统一全国战争的进行，必须设法解决。
二、三年努力窘况略有好转。
解决财政困难的最简单、最正确的方针，不外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字虽不多，但很难做到，很难做好。绝大多数帝王宰相，一般只注意前两字，开源，尽量扩大财源，而且所开之源，都是冲着黎民百姓，用尽一切办法，从百姓身上榨取银米，结果是民穷国困。最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末万历、崇祯两朝的“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每年加派田赋银一千六七百万两，还有其他各种项目的苛敛，害得黎民家破人亡，流离满路，明王朝也随之覆灭。
殷鉴不远，众皆对加派深恶痛疾。故当顺治六年冬季江宁巡抚土国宝建议加派赋银以弥补兵饷之不足时，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立即上疏，痛加批驳说，“加派乃明朝陋习，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应运，首革此弊，年来东荡西除，兴师百万，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清世祖实录》第46卷第29、30页。终于否定其议，此路不通。顺治帝一亲政就免除睿王修边外避暑城之加赋二百五十万两。
不加田赋，可否另谋刮民之术？一些奸邪小人纷纷奏呈歪道邪门。原任曹州副将许武光居然于顺治八年八月上疏奏称：开封曾被水淹，明周王府内，“有银二三百万不止，曾被沉压，乞假臣三年之工，搜尽天下遗银，以资兵饷”。《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许武光心术太坏，巧言佞辞，很能惑人。明朝第一代周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五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开封，以宋朝故宫之地为府，除上万顷王府庄田外，岁禄就有米二万石，延续至明末，长达二百六十年，确有巨万银两，珍宝无数。明末李自成率军攻开封时，当时的周王出库银五十万两赏赐守卒，后被农民军决河灌城，“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第116卷。周王府是有巨万银两珍宝，也确系为水所淹，好像似应挖掘出来，变无用为有用，仅此一项，就可得银二三百万两，超过河南全省岁赋一倍，当会大有裨益于改善财政困窘状况。而且，明朝几十位亲王郡王，还有众多勋贵富商，也会有大量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时人传说，大顺军李自成入据北京时，“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此后散失。大西军张献忠搜获巨万银两珠宝，埋沉于成都锦江里。若照许武光所言，三年之内，“搜尽天下遗银”，为数何止亿万，兵饷哪能不足！但若真的如此办理，掘银之官吏役夫，必用数十万人，刨遍全国各省府州县，其掠民之惨，剥民之苦，扰民之害，远逾洪水猛兽，必将造成空前悲剧，民之家破人亡者，何止千千万万，全国在在鼎沸，国必大乱。
聪睿英俊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看透了许武光系借此求官牟利之奸邪下人，下谕痛斥其非说：“帝王生财之道，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亘古未有，倘此议一行，恐生事扰民，深属未便。许武光借端求官，兼图牟利，殊为不合，著交与该城御史斥逐”。《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
求官图利之小人，岂止废弁许武光，身为相当于汉侍郎或省按察使的正三品之阿达哈哈番(即轻车都尉世职)张国材，以兴修宫殿木材不敷，而奏请“开采云雾等山”。这又是明朝一大弊政的再版。明为修殿，遣派官吏，督率民夫数千数万，前往深山峻岭采木，常常耗银数百万，死人数以千计万计，闹得许多府州县民无宁日，流离满路。顺治帝阅疏后十分愤怒，下旨严厉驳斥说：“采木修造，系工部职掌。张国材生事图利，屡行妄奏，奉有严旨，何得又差家奴，假充官员从人，直入太和门内渎扰，甚属可恶。张国材并代奏家人，著刑部严审定拟具奏。”随即将张国材革职，流徙盛京。《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4页。
顺治帝也采取“开源节流”方针，但所谓“开源”之源，不是加派，不是增赋，而是扩大辖区，平定更多省府州县，开垦荒地，以增加正额田赋盐课和关税。当然，这比较难，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更不能立即奏效，所以他更注意“节流”，特别是力求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员，减少无用兵卒。
这两方面，睿王摄政末期已开始在做。顺治七年五月，因战事已较减少，便裁减了一些省府将士。计裁：真定总镇下游击二员、守备六员、中军一员、千总四员、把总七员、兵三千八百名；江南副将二员、游击九员、守备九员、千总三十五员、把总六十二员、兵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八名；河南兵五百名；山东千总五员、兵二千名；浙江都司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兵五千名；山西兵四千零六十名；陕西游击六员、守备六员、千总十二员、把总二十四员、兵一万零六百四十四名；湖广兵五千名；江西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兵三千名、福建兵五千名。《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4、5页。以上共裁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二百二十二员，兵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名。
顺治帝亲政后，着重抓了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费。顺治九年四月，户部遵旨会议钱粮不敷之事，议完后奏称：应裁登莱巡抚、宣府巡抚；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给外，每年多支米石应裁；户部礼部工部制造等库内监三百九十余名，应留数员，余尽裁革；总督、巡抚家人口粮应裁；州县修理察院、铺陈、家伙等项银两及州县备各上司朔望行香纸烛银两应裁；在外各衙门书吏人役，每月一人给工食银五钱，其余应裁；各省应解本色颜料药材等项，除京中无从备办者仍解本色外，其余应尽折银；工部钱粮，除紧急营建外，其余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庙等项工程，俱应停罢；在外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在京当铺及各店铺，仍酌量征税。顺治帝批准所议。《清世祖实录》第64卷第3、4页。
一些大臣也遵照帝谕，呈奏理财之法。顺治九年八月十九日，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奏：“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今“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乞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命择降寇流兵中老弱者屯垦荒田。帝批准其奏。《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6页。
顺治十年二月，陕西总督孟乔芳奏请裁兵一万二千名，每岁兵饷可省三十一万两。帝褒其议。《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经过多方努力和战事减少，财政困窘之情有所改善。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户部将收入支出之情及建议，向帝呈奏，现摘录如下：
“户部奏：国家所赖者赋税，官兵所倚者俸饷，关系匪轻。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零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银一百九十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此外有盐课银、关税银共二百七十二万四百两零，又会议裁扣工食等银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两零，除补前项不敷银数外，止应剩银二百六十万四千六百两零。又有临时水旱灾伤蠲免及小民拖欠数目，不能如额，又每遇出征，需用银米，及采买物料，喂养马匹草豆赏赉等项，难以预定。”《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26、27页。
这份奏疏可以说明四个问题。其一，收入较前有所增加。顺治八年十二月，清政府辖区共有人丁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八千五百八十四顷六十一亩、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现才过两年多，便实征地丁银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增加了五分之一，速度相当快，数量相当大。
其二，国库如洗之情有所改善。两年前，大库存银才二十万两，而京师官俸便需六十万两，严重地入不敷出，现除去各省存留、兵饷、俸银及解往各部寺之银外，户部还有“剩银”二百六十万余两，这可以说是十年来清政府唯一的一次有了“剩银”，可见比起两年前财政极其困窘之情，有了不小的改善和缓和。
其三，收入还不算多，财政仍很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限制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是户部所奏之地丁银，光是北直(即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的数字，还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未包括在内，因这四省大都为大西军、大顺军余部所辖，而这四省若按正常田地人丁赋银估算，大约有一百万两，如能将这四省统一过来，便可年增地丁银数十万至一百万两。二是荒田灾害太多，北直、山东等十一省，原定地丁额银为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余两，而由于“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余两”，只能实征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较诸原额，又减少了五分之一。三系各省存留太多，总数竟达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为实征银三分之一强。四系盐税关税不能大幅度增加，这也是由于全国尚未统一及兵火连年所致，少了四个省，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时有征战，农工商业尤其是盐税关税自会受到影响。顺治七年征盐课银一百七十七万余两，过了三年，顺治十年征盐课银二百一十二万余两，这是由于少了四省及兵火连年人丁不旺而受了限制，比后来全国统一、人丁众多、百业兴旺之岁银五百万、六百万、七百万两，大为逊色。与此相似，关税也不能征收太多，按户部所奏盐课关税银二百七十二万两计，扣除盐课银，关税只有六十万两，太少了，比后来关税年达三四百万两又有天渊之别。这些因素，决定了清政府收入难以大量增加，故财政仍很困难。
其四，兵饷占的比重太大。户部所列五项开支中，有三项是直接用于兵饷，即拨给顺治十一年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余万两，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京师官兵俸银约一百万两，共约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另一项“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也与军费有关，这笔巨额存留银，大都用于征战之需，像前引陕西总督孟乔芳所奏，顺治十年陕西应支出兵饷三百六十万两，尽全省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两以供，而不敷其半，可见陕西地丁赋银丝毫也不能解京，全部“存留银”皆供军需了。只有各省解部寺银二百零七万余两，与兵饷牵连不多。照此推算，户部实收之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两地丁赋银和二百七十二万两盐课关税银两，直接用于兵饷者达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超过实际总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存留银”八百余万两中，也有多半用于征战。这就是时人所说“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的实际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