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11章 困境求存减贡蠲税(3)

　　过了六天，顺治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议政王贝勒大臣奏称，满兵不应撤还，但协饷艰难，应将绿旗兵未招募者停止招募，投诚兵愿为民者为民，共以三万名为额(即减去三万)。各省军需，俱取之本省，独滇省由各省转输，致“黎民困苦，国课匮乏”，请敕令平西王及滇省督抚于本省设法取用，至于兵士月饷，仍令各省起运。江南省旧驻绿旗兵内有庸弱者，应行裁去，使该省之兵仍如原来规定的经制额数，浙江省亦照此办理。四川投诚兵，愿为民者为民，愿为兵者，派补各营，将现有绿旗兵中之老弱兵丁裁汰，仍然保持原来规定的兵额。杭州、西安、保定等地的绿旗兵，应行裁减一部分人。《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9、10、11页。顺治帝十分赞同裁减江南、浙江等省绿旗冗兵，但由于云南的特殊情况，该省新定，平西王吴三桂负有征剿南明之重任，李定国尚有不少部众，南明永历帝寄居缅甸，恐有后患，此时是否撤回满兵减少云南绿旗兵额，还需慎重，故降旨批示：滇省满洲大兵，应否撤回，绿旗兵应否以三万为数，米粮草料可否于该省民间取用，必身在地方，熟谙情形，乃能筹划万全。“平西王谙晓地方情形，著酌量详确速议具奏。余俱依议”。《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10页。

　　平西王吴三桂并不希望满兵久驻，影响他主宰滇黔的计划，更不愿意削减绿旗兵额。他当然早已料到朝廷会打这个主意，所以早就奏请将他挑选的一万二千名投诚兵编为义勇营与忠勇营，归己统辖，二营又各分中、前、后、左、右五营，每一千二百名为一营，以一名投诚官统率，并开具拟委为总兵官、中军、游击、守备的投诚官名单。顺治十七年七月初二，即议政王大臣议奏将云南六万绿旗兵投诚兵减为三万之后的十四天，兵部复议，同意吴之所请，请帝批示。顺治帝降旨，完全同意吴之请求，着投诚官马宝山以右都督充忠勇中营总兵官，分授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王会等九员为都督、副将、参将，分别为另外九营的总兵官，其余将弁，亦按吴三桂所拟委用。《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3页。不久，又允吴三桂所请，设云南援剿四镇，以四川右路总兵官马宁为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四川左路总兵官沈应时为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湖广益阳总兵官王大臣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都督同知杨武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1页。

　　吴三桂为确保已到手的兵权和统辖云南贵州之权，拥军自重，又于会议裁兵之前，奏请用兵水西等土司。他奏称：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马乃土司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水西、马乃系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故欲先发制人，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乌撒土司安重圣反复叵测，亦当并图收拾，以伸国威。此疏于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送呈帝阅，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密速议奏。十月初六议政王贝勒大臣奏称：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吴三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灭”。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22页，第141卷第3页。这场战争，在三年以后终于开始了。

　　而且就在议裁滇兵之后不久，顺治帝已批准吴三桂入缅追擒南明永历帝进攻李定国之奏请，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开国元勋武勋王扬古利之子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北京八旗军前往云南，会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这样一来，滇省绿旗兵当然不能大量裁减，从第二年吴三桂、爱星阿统领满、汉、土司兵及降兵共七万五千名和随军役夫十余万丁出征来看，滇兵不仅未裁多少，反而有所增加。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兵饷军费开支太大，国库收入不太多，全部用于军费亦甚不足，不裁兵额、不大减兵饷，不停止大的征战，就难摆脱困境。然而，如果过早大规模地裁减兵额，停止用兵，则不能统一全国，不能消灭南明永历帝权利及与之相连的大西军大顺军，全国就会分割，永无宁日，当然也说不上出现什么盛世。顺治帝福临，在他那位绝顶聪明的孝庄皇太后和议政王大臣与大学士的辅佐下，认准了这一根本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狠下决心，坚决要把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尽管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财政异常困难，但它能为后来的长治久安国家富强奠定坚实基础。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此，在出多于入，岁缺巨饷，筹银无方的财政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却蕴藏着不久的将来要出现“康乾盛世”的强大活力，少年天子福临在这一问题上显示了坚强的毅力和绝顶的智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四海苍生”“皆朕赤子”。

　　一、水旱战乱兵民穷苦至极。

　　顺治八年(1651)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碰到的另一必须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大难题是，兵民穷困，黔首冻馁，流离载道。明末横征暴敛，明清之际战火纷飞，清初圈地、投充、逃人、发、易服五大弊政，官吏沿明弊习贪污勒索，与此相连的是河工失修，灾旱频仍，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黎民饥寒交迫，兵士枵腹从事，民贫之极，兵困之极，放眼望去，一片凄凉景象，苦境何时能尽。这是任何一位想要有所作为之君难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民殷国富”，不仅是贤臣、清官、名士、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也是英君明主所望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

　　亲政之时，福临才十三周岁，作为一国之君来说，似乎太小，哪能通晓民情日理万机。兼之，多尔衮摄政之时，有意不为幼帝延师就学，增长才干，渊博学识，熟谙时事，领悟治国之道，使他亲政时竟致“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木陈：《北游集》。

　　然而，福临毕竟是有志之君，亲政之初，他对许多具体事务虽然不很了解，兵民之情不甚知悉，治国之术亦甚茫然，但他愿意有所作为，立志要为兵民做些好事，希望达到“安天下”的目的。何况他还有一位身历三朝久泛政海聪睿机警刚强果断的母后，当然会对爱子培养指点和教诲。

　　就在幼主举行亲政大典之后二十几天，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被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的孝庄后，给爱子下达了一道诰谕，全文如下。

　　“昭圣慈寿皇太后诰谕皇帝曰：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宏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赏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繇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5页。

　　孝庄太后此诰谕讲得很好，纲要性地指明了成为能使民富国强的英君明主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综观顺治帝亲政之后十年的言行作为，他在民为国本、擢用贤臣、勤学好问、“务图远大”等方面，确是在努力去做。

　　就巩固国本恤兵爱民而言，他可以说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竭力减轻兵民之苦。亲政后的一段时间，他为弥补亲政前之被迫闲置，不谙政务民情的弱点，一方面不断听取群臣建言，细阅章奏，同时又多方访闻，仔细思考，因而对全国兵民之痛苦，很快有了足够的了解。

　　他多次下诏求言，希望、督促群臣直言时弊和君主过失，一些有识之臣确也上过望君有为呈述时情的好奏疏。例如，顺治九年七月初四，吏科右给事中魏裔介奏称：“创业难，守成不易，古帝王凛凛乎覆舟驭索之惧，诚以骄恣易生，而晏安之足为害也。我皇上圣神文武，以创业兼守成，亘古帝王，未之或有。然纲纪法度，尚须修明，礼乐政刑，实多缺失。……方今畿辅多失业之民，吴越有水涝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闽楚馈饷未给，两河重困于畚锸，三楚奔疲于转运，川蜀虽下，善后之计未周，滇黔不宁，进取之方宜裕，此皆机务最紧，仰赖圣虑焦劳者也。”《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2页。此疏文辞简练，基本上反映了此时兵火连年，饷缺民疲，灾害频仍，田荒民困之情，但对民之苦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情形，则远不如季开生之奏疏更为详尽具体。

　　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礼科给事中季开生应帝地震求言之诏，特上长疏，痛斥地方官员吏役害民之十祸，摘录如下：

　　“天心仁爱，变不虚生。乃河决方张，继以地震。夫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谨择其贼民召？之大者约有十端。曰格诏旨，皇上轸念民瘼，遇灾必蠲，遇饥必赈，乃积棍蠹役，表里为奸，道府州县，通同欺隐，致百姓不沾实惠，此罔上害民者一也。曰轻民命，……暴横有司，以酷济贪，无所不至，而最惨者莫如取病呈一节，暗施毒计，冤毙无辜，此恣意害民者二也。曰纵豺虎，佐贰不受词，律也，乃堂官受其馈遗，不得不任其渔猎，上下苞苴通行，而小民家倾命绝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原无善类，况仗为爪牙，任其线索，州县火粟，道府油牌，星飞电扫，此徇役害民者四也。曰重耗克，天下火耗之重，每银一两，有加耗至五钱者，白粮每百石，官耗至五十两，百姓勉供正赋，物力已艰，徭役办纳，为劳更甚，入有秤耗，出有扣减，此出入交剥而害民者五也。曰阴市易，介寿称财，古亦有之，乃重纳绅衿之馈，阴以事酬，广徇乡故之托，而中分其有，致土著挟宠而凌乡曲，游客设利而剥小民，此上下相征而害民者六也。曰喜株连，事非大逆，罪止一身，今则一盗之获，必令诬攀富室，一赃之比，必令延蔓亲知，是盗止一家，捕盗者飞殃一邑，赃止十百，追赃者索饱百千，此为民害者七也。……凡此者，置民垫溺，甚于决河，杀民躯命，甚于地震，乞敕督抚严行剔濯，如有不悛，立行参处。”《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9―12页。

　　顺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罗绣锦、湖广巡抚迟日益、提督柯永盛等因湖南湖北大旱战乱民不聊生，特上题本，呈述困情，请求朝廷赐恩。此本题为《为楚省受异常之旱灾，遇不测之逆寇，民生日蹙，国赋难征，饷诎兵单，忧惶无措，谨沥血泣陈，仰祈圣鉴事》，摘录如下：

　　“楚省节经兵燹之后，民之囤积久空，所恃以谋朝夕而供国课者，惟逐年垦种之土田是赖。不意岁值大？，自春徂夏，四月不沾一雨，如湖南之武、岳、长、衡，湖北之汉、黄、安德等府，处处皆然。叠据南北道、府、州、县告旱之文，咸称赤地千里，沃壤暴为石田，窳畦灰飞，勺水且次远汲，山上之蕨薇采食已空，水中之芹藻争啖殆尽。……〔南〕北制兵，月饷压欠，驱之枵腹荷戈，济乎不〔济乎〕？今日湖南赋税，宝、靖一带以及辰属之半，见为贼踞，不可问矣。接邻常、永、衡、长之民，值此极旱极荒之候，救死不赡之民，徒施敲扑，将何应之？且民无食则思乱，催之迫则走险。……全楚之局，上窘于天时，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题本，顺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车克等题。

　　这道题本对湖广时情讲得很好，民贫兵困，战乱频仍，大灾再现，饷缺兵单，实在是危急万分，故顺治帝立即降旨，令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两天内就奏呈应急之策说：湖广额设官兵及定南王孔有德、续顺公沈永忠之官兵马匹，“岁需俸饷等银一百五十一万两”，本省额赋杂项等银一年总共只有八十一万余两，全部留充兵饷，尚缺银六十九万余两，已请准拨江、浙两省正项赋银及两淮盐课银运往补足，但迟迟未运到，现再请拨两淮盐课银十万两，以资接济。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阅奏疏、召见群臣和多方访问后，顺治帝对兵民惨遭天灾人祸极端痛苦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解民之困，安民裕民，左思右想，未得良策，因而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速下谕旨求言，要求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直言时弊，呈奏良策。

　　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大臣：“昔皇考上宾时，朕方六岁，正在冲幼，当时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绍丕基，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故于满兵之艰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化理，夙夜祗惧，不敢荒宁。……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纪纲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谕诸臣尽职尽言。②③《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4―6页；第6―7页；第9―12页。

　　第二天，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福临又下达专谕，对满洲将弁士卒说：

　　“朕以凉德藐躬，缵承祖宗鸿业，十有二年矣。睿王时，朕年冲幼，未预政务，尔等将士艰辛病苦，无由悉知。自亲政以来，五年于兹，各官竟未有以尔等疾苦入告者，意尔等居官者自有俸禄，充伍者自有月饷，足以赡养耳。近闻生计萧条，仆逃马毙，而又各处征剿，整理器械，久在行间，不得安处。且年来水旱频仍，秋成无望，无以聊生，此皆朕不德所致也。睿王时，尔等心期口诵，望朕于何日亲政，安天下，共享太平，岂料竟虚所望，言念及此，夙夜焦思，寝食俱废矣。嗟尔等将士，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劳苦如斯，朕岂忍复靳恩赏，有稽恤赍。但今封疆未靖，需用繁多，百姓未宁，钱粮逋额，是以朕怀莫慰。……稍俟丰足，即沛恩施，尔等其各知朕意。”②

　　过了五天，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九日，福临在这一日内，分别下达四道谕旨，一谕吏部等衙门，二谕吏部，三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这三道谕旨的内容基本相同，讲述兵民困苦之情，谕令诸臣直言献策。谕中说道：“年来水旱相仍，干戈未息，满洲兵丁困苦至极，饥寒百姓转徙死亡”，“民穷莫拯，兵食不充”，“饥窘人民转徙沟壑，满洲兵士困苦无聊，灾变未弭，时艰莫救”。第四道谕旨是谕户部。谕中讲道：“朕既为生民主，一夫不获，时廑朕衷”。“岂意比年以来，水旱频仍，干戈未靖，转输旁午，人不聊生，荡析离居，鬻及妻子，茕茕无告，辗转呼号，想其怨咨，必归于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祖宗付托之意，中夜以兴，潜焉出涕”。③。

　　这些谕旨，对当时军国大局、财经状况、社会面貌、吏治宦情和民生困苦兵丁艰辛的情形，讲得非常清楚，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仅就与顺治帝本身最有关系的两大问题，简述一二。第一，这些谕旨生动地、鲜明地、准确地、深刻地、形象地显示了少年天子的志向、性格、作风与此时的心情，即求治心切，恤兵爱民，勇于责己，迫切求计，焦心劳思，忧虑万分。第二，裕民无方，恤兵乏策。欲大施皇恩，重赏满兵，以固朝廷之根本，无银以付，要厚赐银米，赈济灾民，而“荒政未修，仓廪无备”，要大蠲钱粮，轻徭薄赋，“又恐国用不足”，“兵食不充”，一句话，无银无米，又不能大减额定赋税，这就是少年天子面临的严峻形势。

　　二、免除加派停筑避暑之城。

　　尽管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岁缺兵饷巨万，群臣筹银无计，但顺治帝牢记母后民为国本的教诲，竭力设法减轻兵民痛苦。在不能大减额赋大量赐予兵民银米的形势限制之下，他主要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以略纾兵民之困。首先就是免除筑城之加派赋银。

　　顺治七年七月初四，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长谕，宣布加派筑城钱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