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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钟情董妃遗诏罪己(2)
但是，可能与太监影响有关，从顺治十四年起，他先后宣召了一批高僧至京，参禅论佛，对佛教崇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一位为帝召见的是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乃福建延平人，十八为僧，师为百痴行之，师祖系费隐通容。顺治十三年五月，憨璞性聪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初顺治帝福临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十月初四又召入禁中，于万善殿召对。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令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答称：“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如此巧言相谀，焉能不获帝之欢心，故而“奏对称旨”。憨璞又竭力巴结太监，他之《憨璞聪语录》载，有赠太监之诗十首，其题目为：示内监澄寰何居士；寿司礼监弗二曹居士；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示太监明山李居士；示太监君弼谢居士；赠太监瑞云马居士；示太监珍宇程居士；示太监海藏李居士；示太监竹书王居士；示太监义山许居士。这些诗都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其《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中有：“文华星斗蘸湖光，海宇扶风理总纲，信道归心辅法社，施仁清政响殿堂”。其《示太监海藏李居士》中有：“佐佛如同常辅国，信心护念道心坚”。他还另写一诗《赠弗二曹居士》，其诗为：“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憨璞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既巧言谀辞，逢迎皇上，又广交内侍，暗施影响，因而憨璞性聪自然蒙帝宠信，被帝敕封为“明觉禅师”，多次召对，并遵帝询，列荐南方高僧。自此而后，玉林？、木陈、玄水杲等先后至京。
玉林？，原籍江南蓉城人，幼年虔诚奉佛，悟道甚早，二十三岁即就任湖州报恩寺住持，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帝于顺治十五年九月遣使宣诏，请他入京说法。玉林？故作清高，卧病不起，且以母未葬为辞，辞谢不应，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巧妙奏对，甚蒙皇上推崇。福临屡至玉林？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其为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书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上则用龙池派中行字辈之行，即法名为“行痴”。从此帝致玉林？之御札，“悉称弟子某某，即玺帝亦有痴道人之称”，对玉林？之弟子，“俱以法兄师兄为称”。帝初赐玉林？以“大觉禅师”称号，寻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南还。
比玉林？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是其同辈名僧木陈。木陈乃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住持宁波天童寺。顺治十六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在京八月，极受皇上尊崇，下榻于万善殿，被封赐“弘觉禅师”尊号。帝曾多次来殿相晤和请教，尊称其为“老和尚”，以师相待，自视为弟子。除了参禅问佛以外，两人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红拂等，话题广泛，见解相同。福临对木陈之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木陈南归前夕，帝依恋不舍，要他留下两名弟子，早晚说话，遂商定留旅庵本月和山晓本皙二人，住居京师善果寺。
玉林？的大弟子茚溪森伴帝最久，足足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茚溪森是广东博罗人，宦官子弟，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茚溪森与帝相处最长，且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茚溪森因师傅玉林？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帝乃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从此庵更名为“圆照僧寺”。
在玉林？、木陈等僧的强烈影响下，顺治末年世祖福临笃信佛教，几乎成了僧徒之傀儡，疏远了玛法汤若望，且欲颁行反对某教的文件。《北游集》载，有一次帝与木陈会晤时，帝对木陈说：“昨在宫看先和尚(木陈之师密云圆悟)语录，见总直说中有《辩天三说》，道理固极透顶透底，更无余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读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与他辨析一番，今见先和尚此书，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阁臣冯铨及词臣制序，将谋剞劂，使天下愚民不为左道所惑。”木陈盛赞少君之示说：“皇上此举，功流万世，顾先师大义微言，何幸折中我皇圣人哉。”帝又说：汤若望曾进天主教书，“朕亦备知其详，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何缘惑世，真不可解。”只是由于福临很快病逝，这一反对某教的文件才未得颁行全国。
顺治帝在其最后三四年里如此信佛崇佛，自然会影响到他治理国政的时间和精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确系弊习，但幸好他尚未像前朝媚佛之帝，大兴土木，广修寺观，滥施国帑，劳民伤财，尚可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节一见倾心至死不渝。
一、典礼极隆董鄂氏册为皇贵妃。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初六，京城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典礼。册封之文说：“朕惟乾行翼赞，必资内职之良，坤教弼成，式重淑媛之选，爰彰彝典，特沛隆恩。咨尔董鄂氏，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兰殿承芬，允佐二南之化。兹仰承懿命，立尔为皇贵妃，锡之册宝。其尚祗勤夙夜，衍庆家邦，雍和钟麟趾之祥，贞肃助鸡鸣之理，钦哉！”宝文为“皇贵妃宝”。《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2、23页。
此事之令人惊奇者有三。第一，晋封太快。五个多月前，六月初七，礼部以册立两妃九嫔典礼奏请，帝降旨批示：“今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应行事宜，尔部即照例酌议具奏。”过了九天，六月十六日，礼部奏上册立皇妃仪注：册立两妃，宜用金册，先一日祭告太庙，至期遣使赍册前往两妃所居宫册立。帝命于八月以后择吉举行。又过了十天，六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又过了将近两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16页。
从这些奏疏和圣谕来看，最初本是要册立东西二宫两位皇妃，东宫皇妃是原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但因四贞不愿，奏称早已由父许字孙延龄，只好作罢。董鄂氏于八月二十五日始册为“贤妃”，并非顶替孔四贞之东宫皇妃位置，只是当时世祖福临的几位妃子之一，可是，册立之后仅只一月，九月二十八日，即被谕升为皇贵妃。九月二十九日帝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吉期行册封礼。《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30页。董鄂氏入宫不久即封贤妃，再晋皇贵妃，升迁之速，史上罕有。
第二，典礼极隆，特颁大赦恩诏。十二月初六举行晋封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时，典礼十分隆重。当日早晨，奉册宝于彩亭，礼部侍郎邬赫、启心郎吴马护等送至皇上居住之南苑，将节、册、宝奉置于帝所御之殿左黄案上。帝御殿，阅过册、宝，正使大学士刘正宗、副使礼部侍郎邬赫、薛所蕴跪于殿阶下，大学士巴哈纳捧节，学士麻勒吉捧册，学士折库纳捧宝，分授予正使副使。正使、副使捧节、册、宝前往皇贵妃之宫，经内监、宫女，转授予皇贵妃。第二日，十二月初七，颁诏天下。黎明之时，设诏书黄案于太和殿内左侧，宗室觉罗固山额真、尚书、精奇尼哈番(子爵)等官以下，异姓公侯伯及满汉文武有顶带官员以上，俱著朝服，齐集午门外，外郎、耆老等俱集天安门金水桥前。大学士觉罗巴哈纳捧取诏书，交与礼部尚书恩格德，群臣随恩格德行至金水桥前，宣诏官向群臣宣诏，然后置诏书于龙亭，张盖奏乐，自大清门出，入礼部大门，礼部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后将诏书刊示天下。
诏书宣告说：“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无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恩赦之条目有十：除十恶等真正死罪及贪官衙蠹应斩者不赦外，其余死罪俱减一等，军罪以下，一律赦免；朝审候决重犯，减等发落；各省府监候秋决各犯，减等处理；文官除贪赃、失城、欠粮等罪不赦外，其余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予宽宥；啸聚山海者，真心来归，赦免其罪；各处盗贼，改过自首，准赦前罪，等等。《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6、7页。
有清一代，大赦恩诏何止数百道，但皆无此诏之奇特。它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是包括入关前那段时间在内的清朝三百年里，唯一的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的太祖、太宗，在此之后的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九朝，皆未发生过类似事件，确可算是罕有之隆恩。
第三，虽无皇后之名，却系六宫之主。少年天子福临除顺治十一年册立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孝庄皇太后之侄孙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外，尚有静妃(废皇后)、佟妃(康熙帝之生母)、贞妃、淑妃(皇后之妹)、恪妃(汉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恭妃、端妃及庶妃数名，只有董鄂氏一人是皇贵妃。不久康熙朝定制：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位、皇妃二位，妃四位、嫔六位，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即除后以外，后宫之中，皇贵妃为最高封号之人，她经常在无后之时(未册皇后或皇后去世未立新后之前)或后生病之时，主持六宫事务。此时，世祖福临虽有了第二位皇后，但帝以其虽“秉性淳朴”，但“乏长才”，而董鄂妃“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且甚蒙皇太后喜爱，故宫中庶务，皆妃经理，“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
董鄂氏之如此超升皇贵妃及其实系六宫之主，在有清一代还属罕见，于是引出了关于她的来历的各种传说。一种颇为流行的传说，认为董鄂氏乃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董妃董小宛说》载称：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过分伤感，遂遁五台山出家为僧。此董妃即冒辟疆之姬董小宛，被清兵所掠，辗转入宫，蒙帝特宠，用满洲姓董鄂氏。
冒辟疆，即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江苏如皋人，宦官子弟，十岁能诗，才高誉广，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四公子”。他于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与小宛初识，十五年娶为妾，第二年同返故里。清军入关，下南京，冒府阖家避难流离，疆又患重病，几丧黄泉。顺治四年辟疆又为仇家诬陷，险被擒捕，事解之后，又复长病，小宛侍病解危，身心交瘁，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病故，享年二十八岁。
照此看来，董小宛并非董鄂妃。根据有三。其一，董小宛比顺治帝福临大十四岁多，当其芳名远扬，十六岁与冒襄初识之日，福临才是一位吃乳的岁余幼童，其死之时，二十八岁，福临只有十三岁。其二，若说其在乱中被清兵掠获，辗转入宫，那么，从顺治二年到八年，小宛以一位二十一岁的少妇混到二十八岁，已成为半老之徐娘，又有何术能迷惑十三岁的少君？若按实录所记是顺治十三年册立为妃，则小宛已有三十三岁，又怎能诱使十八九岁的青年皇帝对其专宠？其三，小宛之死于顺治二年正月初二冒襄家中，既有夫君的长篇忆妻悼妻佳作《影梅庵忆语》，详记相识、完婚、蒙难、侍夫及劳病而死之情，又有当时好些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皆可证明小宛之死于冒府，那么，她又怎能于顺治十三年被册为皇贵妃。此说显难成立。孟森先生著有《董小宛考》，对比论述，十分精辟，载于《心史丛刊（外一册）》。
另一种说法则并非民间传说，而是近代学者的论断，主张董鄂氏乃系满洲宿将鄂硕之女，先嫁于帝之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后被皇上热恋，致其夫因愤致死或自缢，皇上就册立董鄂为妃。此说亦缺乏实在的根据。这种见解主要是根据《汤若望传》的一段记述，推论而来。《汤若望传》载：“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她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有的学者认为，这位满籍军人之夫人既能接近皇帝，则非疏远小臣，而襄亲王去世不久，帝即册立董鄂妃。兼之，满洲旧有治栖之俗，兄死之后，或侄死之后，其未亡人分为原夫之弟、侄、叔纳取，如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卒后，其妻分给侄子豪格、岳？，太祖第十子德格类死，其妻给予其弟阿济格，豪格死后，嫡福晋被叔叔多尔衮纳为福晋。可见，董鄂妃即系襄亲王之福晋。
揆诸史实，这一论断很难成立，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通读《汤若望传》，满洲“军人”与满洲“王公”之分，十分严格，各有明确的含义和范围，不能混为一谈。现将传中一些叙述引列于后：“顺治御前头几次所开的各王公大臣的会议中”；帝于顺治八年出外行猎，“仅只亲王数位与皇太后留守京都”；“三位满洲妇女”至汤宅，声称“她们是汤若望所认识的一位亲王底眷属”；顺治八年举行皇上大婚时，“汤若望不得不在宫廷之中随同群王群臣作整日之庆祝”；新筑大殿举行落成典礼之日，“各王公大臣连汤若望”俱皆参加；皇帝寿诞，“汤若望和一切皇族贵戚文武官员以及王公贝勒都一律趋朝拜贺”；顺治十年“汤若望救了二百余名满洲贵族底性命，在这二百余名满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由于“一位过于贪求荣誉的亲王”(即敬谨亲王尼堪)远驰中伏阵亡，全军“二百余名军官”按律当斩；等等。这里面，亲王、宗室王公显然与大臣、贵戚有着严格的区别。如若还嫌不太明朗，那么，再举一条。当顺治帝怒冲冲地宣布要御驾亲征郑成功，以斩杀威胁谏阻之人时，“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队前往汤府，请求汤若望进谏。在这里，亲王、贵显、部臣，朝中官吏，区别十分清楚。原因不难了解，汤若望在顺治年间一直和清朝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宗室王公，以及皇亲国戚、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打交道，他熟谙政局和官场，他当然知道亲王地位之高权势之大，与一般满人甚至是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贵贱悬殊，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因此，很难将“满籍军人”，定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第二，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皇子，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母系漠南蒙古阿巴噶部扎萨克卓礼克图郡王多尔济之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在五宫后妃中名列第三位。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诏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册文说：“爰仿古制，用展亲亲之谊，尔博穆博果尔乃太宗文皇帝之子，朕之弟也，锡以金册金印，封为和硕襄亲王”。《清世祖实录》第89卷第10页。所封之根据，仅因其是先帝之子今帝之弟，未言有任何军功。这与册封英、肃、豫等王及承泽享王硕塞(帝之兄长)的册文叙列各王之军功，完全不同。这也是事实，英、豫等王百战沙场，军功累累，而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元年大军入关之时，只是一个两岁多的乳臭幼童，到十二年册封为王时，才十四周岁多，从未也不可能披甲统兵厮杀，当然无军功可言。因此，博穆博果尔只是一位王爷，而非“满籍军人”，他根本不知征战为何物！
董鄂氏不是襄亲王的福晋，但按《汤若望传》的记载，她是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这位满籍军人究竟是谁，已是无从考察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必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将领，因为按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命妇，才能也必须按期入宫随侍皇太后和皇后。另外，董鄂氏之父鄂硕，亦非中下级武官，而是开国将领之一。
鄂硕之父名叫鲁克素，太祖时率丁四百来归，其子锡罕授备御世职，天聪初战亡于朝鲜。鄂硕袭父世职游击，多次出征，于天聪九年晋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即后之护军参领，官阶正三品。入关以后，又领兵随征，攻潼关，下苏州，打杭州，战湖广，晋世职二等男(正二品)，顺治八年擢护军统领，官阶正二品。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册妃，再擢任正一品的内大臣，晋世职为一等子，第二年又因女晋封皇贵妃晋三等伯，当年去世，赠三等侯。《清史稿》第241卷，《鄂硕传》。其兄罗硕亦历任甲喇额真、工部侍郎、大理寺卿。以鄂硕这样统辖精兵千余名护卫皇上的亲近高级将领，其所选之女婿，谅必也非等闲之辈，当系三品以上军官，所以董鄂氏才有为皇上发现之机会，才有可能参与宫中盛宴或入侍太后、皇后而接近皇上，最后为帝册为贤妃和皇贵妃。
二、尽改荡习世祖专宠董鄂妃。
少年天子福临懂事之后，也沾染上了《汤若望传》中所说满洲贵族子弟的一些恶习。《汤若望传》中载述：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他结婚之前，“曾作了一件无道之事”，遭到玛法直谏。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为满人都过于沉溺、劫掠、烧杀和淫乐的生活的原因”，很难使他们信奉某教。
《汤若望传》中所记以上情形，相信与实际不会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应当作两个较大的修正和补充与解释。这些行为，不应该看作是整个满洲人都是这样做的，在五万左右满洲男丁及其二三十万六十岁以上之男人和十八或二十岁以下的少年青年与妇女，不可能都有劫掠烧杀淫乐的条件和行为，大多数满洲兵士与余丁(兵士之父兄子侄)贫穷困苦，没有淫乐的物质条件。只有满洲王公贵族大臣及其少爷，才有条件而且大多数也确实是寻欢作乐，“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像摄政王多尔衮，妻妾成群，还要在八旗广选美女，逼求蒙古、朝鲜公主、格格、福晋，酒色过度，三十九岁即因此丢命。豫亲王多铎尽管开国有功，智勇双全，却迷恋女色，很早就和卖身女鬼混，甚至要公开霸占大学士范文程的夫人，后来在顺治二年下江南时，又广觅美女，逼娶寡妇刘三秀，最后，三十五岁时即过早去世。宗室王公中败坏人伦和通弟妇兄妾侄媳之事，层出不穷。不应把这一部分少数特权阶层的行为和品质作风，扩大到整个满洲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好色放纵，并非呱呱坠地之日即有此根，乃是由于其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时期所处的地位而决定的。宗室王公子弟，一生下来便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之阿哥，尤其是嫡福晋之子，将来必然袭封父亲崇爵，贵为王公，仆婢成群，包衣众多，庄园遍布关内外，岁领俸银数千两上万两，只用“锦衣玉食”四字，难以形容其富贵荣华。不少子弟在七八岁、九岁十岁甚至一两岁时便因父王去世而袭封王爵。这些在侯门深似海的环境中长成的王爷、贝勒爷、贝子爷、公爷，在小人的唆使、影响之下，怎能不走上荒淫无耻的道路？
顺治帝福临之处境比这还坏。摄政时他只能骑射行猎嬉耍度日，亲政后他虽然励精图治，欲为明君，也做了不少大事，文治武功皆有成就，但万岁之尊，使其容易偏听谀言。尤其可恶的是，太监中之奸狡歹徒，拼命腐蚀皇上，影响皇上，“他们诱引欲望本来就很强烈的皇上，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魏特：《汤若望传》，第322页。兼之，众多的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和宫女，大都在竭力设法诱引皇上，宠幸于己。所以，顺治帝福临在性生活方面确实变成了一个好色之徒，这就是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册妃以前的少年天子。尽管玛法拼命谏阻劝诫，都无济于事，福临仍然我行我素，放荡淫纵。好色必然昏庸，荒淫无耻又必导致愚蠢、残暴、祸国殃民，甚至亡国败邦，唐明皇隋炀帝皆系前车之鉴。看来，逆势是无法扭转了，福临最后将沦落为好色昏君而遗臭万年了。
然而奇迹出现了，福临遇到董鄂氏及册其为妃为皇贵妃之后，竟然专宠爱妃，尽改荡习。福临为什么这样宠爱董鄂妃，并能因此将历年恶习尽行涤除？董鄂妃究系何种人也？尽管史料缺略，但根据帝于爱妃死后亲撰董鄂氏《行状》，以及有关资料，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
首先，董鄂氏必然是天香国色的绝代佳人。少年天子英俊聪睿，天下共主，富有四海，自然是心比天高，眼高于顶，因此尽管后宫之内不乏美女，可是没有一个能拴住皇上之心。但是，自董鄂妃入宫以后，五年之内朝夕共处，专宠于一身，若非绝世佳人，怎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
其次，情投意合，红粉知己。貌美固然能获君宠，然仅靠容貌，亦难长专帝爱，一则韶华易逝，红颜易衰；再则疾病若生，更易珠黄人老；三则只是金玉其外，胸无点墨，亦难长蒙英俊君主垂青。废后容貌不为不美，连厌恶其人之顺治帝，亦言“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然而性情乖张，嫉心特强，“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爱好与帝亦异，终被帝废。董鄂妃入宫不久，身体渐弱，后长病三年，“容瘁身癯”，容颜自当减色，然而帝仍对其宠爱不衰。推究其故，显系因为帝妃之间，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故能长相厮守。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帝妃皆有治国安邦之志。福临固以明君自期，董鄂妃亦竭力襄助夫君励精图治。帝曾下谕免视朝，妃谏劝说：群臣能因视朝而获睹天颜，“愿陛下毋以倦勤罢”，帝从其言而频频视朝。每当日讲之后，妃必请帝讲述所讲之义，帝“与言章句大义，后(董鄂妃死后追册为皇后)辄喜”。间有遗亡，妃必谏劝说：“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帝阅章奏，常至深夜，妃皆在侧随侍。有些奏疏是循例待批者，帝略为翻阅，即置于棹，实即已同意其奏。妃即进谏说：“此讵非机务，陛下遽置之耶？”帝答复说：“无庸，故事耳。”妃复谏说：“此虽奏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帝乃细阅。时时事事，董鄂妃皆以襄助夫君治国安邦为务，勉君勤理国政。
第二，治国之道相同，皆以孔孟仁政之学为准。有一日，福临阅览刑部奏述应予处死犯人之疏时，握笔犹豫，不忍勾决。妃见状问询说：此疏所述何事，致陛下心轸。帝答称：此乃秋决疏，疏中十余人待朕批准后，即予正法。妃闻之泣下恳请说：“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从此以后，福临“于刑曹爰书”，必详细阅览。妃犹勉帝再读说：“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与其失入，毋宁失出”。福临忆及此情盛赞妃之宽厚说：“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重，或有更令覆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妃每劝帝与诸大臣共食，遇逢大臣有过致帝不乐时，劝谏帝宽厚，详察是非，“以服其心，不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福临追忆妃之诸事说：“嗟夫，朕日御万机，借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天下之大，亿人之多，红粉知己，仅妃一人，这就是帝妃恩爱如山似海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三，孝养母后，善侍夫君。福临盛赞爱妃对母后之孝顺恭养说：“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有一次太后染病，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故太后亦视妃如女，“出入必偕”，“爱其贤，若怀环宝”。妃之侍帝，更是尊崇挚爱，体贴入微，侍养备至。“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遇逢庆典，帝饮酒数杯，妃既数诫侍者“若善事上，寝室无过燠”，又于中夜亲至寝所侍帝。帝返宫稍晚，妃必“迎问寒暑”，促进饮食。帝好狩猎，妃必谏阻说：“陛下借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深赞妃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当他骑马之时偶然失脚，辄惊于色。
第四，天资敏慧，聪睿过人，经史佛学书法，皆有造诣。帝追忆妃情写道：“(后)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和贤妃良媳，自然能与皇上议论治政之道，参禅悟佛，挥毫疾书，志同道合，恩爱愈笃。这样一来，福临昔日之荡习便尽行涤除，从此他就全心全意热爱董鄂妃，爱笃情痴，至死不渝。
三、爱妃仙逝顺治帝悲痛欲绝。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对于少年天子福临来说，是他最伤心、最不幸也是促使他加速死亡的可诅咒的凶险日子。在这一天里，他唯一的心上人，唯一的红颜知己皇贵妃董鄂氏与世长辞了。噩讯传来，福临犹如突遭晴天霹雳，悲不欲生。时人记道：“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董鄂妃此时确不该死，她才二十二岁，完全可以更加长寿，为什么会艳年早逝？看来可能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先已有病，延续三年，致“容瘁身癯”。二是爱子早殇。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子，尽管此子排行第四，上有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下有皇五子常宁、皇七子隆禧，皇长子、皇六子、皇八子早殇，但只有玄烨之母佟氏系妃(而且很可能也是庶妃），福全、常宁、隆禧之母俱系庶妃，惟有董鄂妃之子是皇贵妃所生，母之封号最贵，又系皇上唯一专宠之爱妃，因而备受父皇宠爱，人们认为此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时皇太子的”。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皇子未能长大成人，却于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刚只三个半月，便去世了，连名字都未来得及取。福临十分悲痛，谕令追封荣亲王，命礼部于黄花山建立寝园安葬，并因侍卫桑阿尔寨、吴巴旦明知荣亲王之丧，却“违制宴乐”，予以严惩。《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页，第114卷第13页，第115卷第21页，第120卷第11页。董鄂妃别无儿女，仅此一子，却百日而殇，焉能不悲！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宫中乃是非之地，后妃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本已难处，而现在所有矛盾皆已集中在董鄂妃身上，她已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周旋，化凶为吉，使她心力交瘁，力难支撑。董鄂氏之入宫超擢皇贵妃，独专帝宠，无后之名，有后之实，招来各方面的敌视和不满。孝庄皇太后对此特宠，很难满意。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形势和太后娘家的特殊利益看，她都希望儿媳是漠南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以便充分依靠、利用娘家父兄弟侄所辖的蒙古健儿，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治内御外，为清帝的江山社稷，大显身手，拱卫宸极。因此，第一位皇后是她的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之亲兄弟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顺治十年第一位皇后废为静妃之后，太后又于她娘家选了三位妃子，一位是太后亲侄孙女，父系镇国公绰尔济(后晋贝勒)，五月封妃，六月册为第二位皇后，另一位是其亲妹，册封为淑妃。第三位是太后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亲弟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后晋亲王)，此女进宫不久去世，追封悼妃。太后计议固很周到，一后二妃围绕皇上，当然能巩固娘家特殊地位和依靠弟侄之蒙古兵来保卫大清王朝，不料，万密之中有一疏，她这位性格倔强又特重感情的爱子顺治皇帝福临，却偏偏看不上皇后和淑妃，偏偏只宠爱董鄂氏，甚至很可能有再废皇后之心。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帝竟谕告礼部，严厉指责皇后不孝，令停进笺奏说：“朕惟皇后表正宫闱，孝敬为先，凡委曲尽礼，佐朕承欢圣母，此内职之常也。”乃当母后染病之时，皇后虽承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向年废后之举，因与朕不协，故不得已而行之，至今尚歉于怀，引为惭德，但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兹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照旧外，其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议奏。初七三大臣九卿等议上，应遵谕停进中宫笺表。《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5、6页。若联系顺治十年八月帝谕废后之理由是其“无能”，那么此次指责皇后对母后不孝，其罪就远逾“无能”了，完全可能由停笺表而进一步发展到废其后位了。过了两个多月，三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命复中宫笺表说：前以皇后问安礼节稍疏，曾谕停其笺表，因“母后圣体违和，未及奏闻”，“今始奏知，朕面奏皇太后慈谕，谓朕前日之旨，笃于事亲，道理宜然，但念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且素切眷爱。慈谕宽仁，敬当遵奉，嗣后中宫笺奏等项，著照旧封进”。《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0页。
此谕所述太后谕称念其“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之理由，显然太不充分。不错，皇后年龄并不太大，但已是芳龄十七之大人了，何况她已当了五年的皇后，焉能说“方在冲龄，未娴礼节”，此言明系借口而已。真实之情当是太后不满此举，谕劝皇儿停止惩处，照旧进表。且母后之谕，恐亦含有不能再行废后之事的意思。帝因专宠董鄂妃，而对皇后如此冷淡甚至有再废之心，太后能对异姓臣仆区区二品护军统领之女不怀怨意吗？皇后及其他妃嫔能不生嫉而侧目于董鄂氏吗？
第一位为帝召见的是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乃福建延平人，十八为僧，师为百痴行之，师祖系费隐通容。顺治十三年五月，憨璞性聪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初顺治帝福临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十月初四又召入禁中，于万善殿召对。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令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答称：“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如此巧言相谀，焉能不获帝之欢心，故而“奏对称旨”。憨璞又竭力巴结太监，他之《憨璞聪语录》载，有赠太监之诗十首，其题目为：示内监澄寰何居士；寿司礼监弗二曹居士；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示太监明山李居士；示太监君弼谢居士；赠太监瑞云马居士；示太监珍宇程居士；示太监海藏李居士；示太监竹书王居士；示太监义山许居士。这些诗都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其《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中有：“文华星斗蘸湖光，海宇扶风理总纲，信道归心辅法社，施仁清政响殿堂”。其《示太监海藏李居士》中有：“佐佛如同常辅国，信心护念道心坚”。他还另写一诗《赠弗二曹居士》，其诗为：“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憨璞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既巧言谀辞，逢迎皇上，又广交内侍，暗施影响，因而憨璞性聪自然蒙帝宠信，被帝敕封为“明觉禅师”，多次召对，并遵帝询，列荐南方高僧。自此而后，玉林？、木陈、玄水杲等先后至京。
玉林？，原籍江南蓉城人，幼年虔诚奉佛，悟道甚早，二十三岁即就任湖州报恩寺住持，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帝于顺治十五年九月遣使宣诏，请他入京说法。玉林？故作清高，卧病不起，且以母未葬为辞，辞谢不应，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巧妙奏对，甚蒙皇上推崇。福临屡至玉林？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其为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书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上则用龙池派中行字辈之行，即法名为“行痴”。从此帝致玉林？之御札，“悉称弟子某某，即玺帝亦有痴道人之称”，对玉林？之弟子，“俱以法兄师兄为称”。帝初赐玉林？以“大觉禅师”称号，寻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南还。
比玉林？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是其同辈名僧木陈。木陈乃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住持宁波天童寺。顺治十六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在京八月，极受皇上尊崇，下榻于万善殿，被封赐“弘觉禅师”尊号。帝曾多次来殿相晤和请教，尊称其为“老和尚”，以师相待，自视为弟子。除了参禅问佛以外，两人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红拂等，话题广泛，见解相同。福临对木陈之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木陈南归前夕，帝依恋不舍，要他留下两名弟子，早晚说话，遂商定留旅庵本月和山晓本皙二人，住居京师善果寺。
玉林？的大弟子茚溪森伴帝最久，足足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茚溪森是广东博罗人，宦官子弟，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茚溪森与帝相处最长，且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茚溪森因师傅玉林？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帝乃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从此庵更名为“圆照僧寺”。
在玉林？、木陈等僧的强烈影响下，顺治末年世祖福临笃信佛教，几乎成了僧徒之傀儡，疏远了玛法汤若望，且欲颁行反对某教的文件。《北游集》载，有一次帝与木陈会晤时，帝对木陈说：“昨在宫看先和尚(木陈之师密云圆悟)语录，见总直说中有《辩天三说》，道理固极透顶透底，更无余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读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与他辨析一番，今见先和尚此书，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阁臣冯铨及词臣制序，将谋剞劂，使天下愚民不为左道所惑。”木陈盛赞少君之示说：“皇上此举，功流万世，顾先师大义微言，何幸折中我皇圣人哉。”帝又说：汤若望曾进天主教书，“朕亦备知其详，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何缘惑世，真不可解。”只是由于福临很快病逝，这一反对某教的文件才未得颁行全国。
顺治帝在其最后三四年里如此信佛崇佛，自然会影响到他治理国政的时间和精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确系弊习，但幸好他尚未像前朝媚佛之帝，大兴土木，广修寺观，滥施国帑，劳民伤财，尚可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节一见倾心至死不渝。
一、典礼极隆董鄂氏册为皇贵妃。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初六，京城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典礼。册封之文说：“朕惟乾行翼赞，必资内职之良，坤教弼成，式重淑媛之选，爰彰彝典，特沛隆恩。咨尔董鄂氏，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兰殿承芬，允佐二南之化。兹仰承懿命，立尔为皇贵妃，锡之册宝。其尚祗勤夙夜，衍庆家邦，雍和钟麟趾之祥，贞肃助鸡鸣之理，钦哉！”宝文为“皇贵妃宝”。《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2、23页。
此事之令人惊奇者有三。第一，晋封太快。五个多月前，六月初七，礼部以册立两妃九嫔典礼奏请，帝降旨批示：“今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应行事宜，尔部即照例酌议具奏。”过了九天，六月十六日，礼部奏上册立皇妃仪注：册立两妃，宜用金册，先一日祭告太庙，至期遣使赍册前往两妃所居宫册立。帝命于八月以后择吉举行。又过了十天，六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又过了将近两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16页。
从这些奏疏和圣谕来看，最初本是要册立东西二宫两位皇妃，东宫皇妃是原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但因四贞不愿，奏称早已由父许字孙延龄，只好作罢。董鄂氏于八月二十五日始册为“贤妃”，并非顶替孔四贞之东宫皇妃位置，只是当时世祖福临的几位妃子之一，可是，册立之后仅只一月，九月二十八日，即被谕升为皇贵妃。九月二十九日帝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吉期行册封礼。《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30页。董鄂氏入宫不久即封贤妃，再晋皇贵妃，升迁之速，史上罕有。
第二，典礼极隆，特颁大赦恩诏。十二月初六举行晋封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时，典礼十分隆重。当日早晨，奉册宝于彩亭，礼部侍郎邬赫、启心郎吴马护等送至皇上居住之南苑，将节、册、宝奉置于帝所御之殿左黄案上。帝御殿，阅过册、宝，正使大学士刘正宗、副使礼部侍郎邬赫、薛所蕴跪于殿阶下，大学士巴哈纳捧节，学士麻勒吉捧册，学士折库纳捧宝，分授予正使副使。正使、副使捧节、册、宝前往皇贵妃之宫，经内监、宫女，转授予皇贵妃。第二日，十二月初七，颁诏天下。黎明之时，设诏书黄案于太和殿内左侧，宗室觉罗固山额真、尚书、精奇尼哈番(子爵)等官以下，异姓公侯伯及满汉文武有顶带官员以上，俱著朝服，齐集午门外，外郎、耆老等俱集天安门金水桥前。大学士觉罗巴哈纳捧取诏书，交与礼部尚书恩格德，群臣随恩格德行至金水桥前，宣诏官向群臣宣诏，然后置诏书于龙亭，张盖奏乐，自大清门出，入礼部大门，礼部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后将诏书刊示天下。
诏书宣告说：“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无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恩赦之条目有十：除十恶等真正死罪及贪官衙蠹应斩者不赦外，其余死罪俱减一等，军罪以下，一律赦免；朝审候决重犯，减等发落；各省府监候秋决各犯，减等处理；文官除贪赃、失城、欠粮等罪不赦外，其余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予宽宥；啸聚山海者，真心来归，赦免其罪；各处盗贼，改过自首，准赦前罪，等等。《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6、7页。
有清一代，大赦恩诏何止数百道，但皆无此诏之奇特。它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是包括入关前那段时间在内的清朝三百年里，唯一的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的太祖、太宗，在此之后的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九朝，皆未发生过类似事件，确可算是罕有之隆恩。
第三，虽无皇后之名，却系六宫之主。少年天子福临除顺治十一年册立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孝庄皇太后之侄孙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外，尚有静妃(废皇后)、佟妃(康熙帝之生母)、贞妃、淑妃(皇后之妹)、恪妃(汉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恭妃、端妃及庶妃数名，只有董鄂氏一人是皇贵妃。不久康熙朝定制：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位、皇妃二位，妃四位、嫔六位，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即除后以外，后宫之中，皇贵妃为最高封号之人，她经常在无后之时(未册皇后或皇后去世未立新后之前)或后生病之时，主持六宫事务。此时，世祖福临虽有了第二位皇后，但帝以其虽“秉性淳朴”，但“乏长才”，而董鄂妃“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且甚蒙皇太后喜爱，故宫中庶务，皆妃经理，“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
董鄂氏之如此超升皇贵妃及其实系六宫之主，在有清一代还属罕见，于是引出了关于她的来历的各种传说。一种颇为流行的传说，认为董鄂氏乃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董妃董小宛说》载称：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过分伤感，遂遁五台山出家为僧。此董妃即冒辟疆之姬董小宛，被清兵所掠，辗转入宫，蒙帝特宠，用满洲姓董鄂氏。
冒辟疆，即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江苏如皋人，宦官子弟，十岁能诗，才高誉广，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四公子”。他于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与小宛初识，十五年娶为妾，第二年同返故里。清军入关，下南京，冒府阖家避难流离，疆又患重病，几丧黄泉。顺治四年辟疆又为仇家诬陷，险被擒捕，事解之后，又复长病，小宛侍病解危，身心交瘁，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病故，享年二十八岁。
照此看来，董小宛并非董鄂妃。根据有三。其一，董小宛比顺治帝福临大十四岁多，当其芳名远扬，十六岁与冒襄初识之日，福临才是一位吃乳的岁余幼童，其死之时，二十八岁，福临只有十三岁。其二，若说其在乱中被清兵掠获，辗转入宫，那么，从顺治二年到八年，小宛以一位二十一岁的少妇混到二十八岁，已成为半老之徐娘，又有何术能迷惑十三岁的少君？若按实录所记是顺治十三年册立为妃，则小宛已有三十三岁，又怎能诱使十八九岁的青年皇帝对其专宠？其三，小宛之死于顺治二年正月初二冒襄家中，既有夫君的长篇忆妻悼妻佳作《影梅庵忆语》，详记相识、完婚、蒙难、侍夫及劳病而死之情，又有当时好些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皆可证明小宛之死于冒府，那么，她又怎能于顺治十三年被册为皇贵妃。此说显难成立。孟森先生著有《董小宛考》，对比论述，十分精辟，载于《心史丛刊（外一册）》。
另一种说法则并非民间传说，而是近代学者的论断，主张董鄂氏乃系满洲宿将鄂硕之女，先嫁于帝之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后被皇上热恋，致其夫因愤致死或自缢，皇上就册立董鄂为妃。此说亦缺乏实在的根据。这种见解主要是根据《汤若望传》的一段记述，推论而来。《汤若望传》载：“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她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有的学者认为，这位满籍军人之夫人既能接近皇帝，则非疏远小臣，而襄亲王去世不久，帝即册立董鄂妃。兼之，满洲旧有治栖之俗，兄死之后，或侄死之后，其未亡人分为原夫之弟、侄、叔纳取，如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卒后，其妻分给侄子豪格、岳？，太祖第十子德格类死，其妻给予其弟阿济格，豪格死后，嫡福晋被叔叔多尔衮纳为福晋。可见，董鄂妃即系襄亲王之福晋。
揆诸史实，这一论断很难成立，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通读《汤若望传》，满洲“军人”与满洲“王公”之分，十分严格，各有明确的含义和范围，不能混为一谈。现将传中一些叙述引列于后：“顺治御前头几次所开的各王公大臣的会议中”；帝于顺治八年出外行猎，“仅只亲王数位与皇太后留守京都”；“三位满洲妇女”至汤宅，声称“她们是汤若望所认识的一位亲王底眷属”；顺治八年举行皇上大婚时，“汤若望不得不在宫廷之中随同群王群臣作整日之庆祝”；新筑大殿举行落成典礼之日，“各王公大臣连汤若望”俱皆参加；皇帝寿诞，“汤若望和一切皇族贵戚文武官员以及王公贝勒都一律趋朝拜贺”；顺治十年“汤若望救了二百余名满洲贵族底性命，在这二百余名满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由于“一位过于贪求荣誉的亲王”(即敬谨亲王尼堪)远驰中伏阵亡，全军“二百余名军官”按律当斩；等等。这里面，亲王、宗室王公显然与大臣、贵戚有着严格的区别。如若还嫌不太明朗，那么，再举一条。当顺治帝怒冲冲地宣布要御驾亲征郑成功，以斩杀威胁谏阻之人时，“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队前往汤府，请求汤若望进谏。在这里，亲王、贵显、部臣，朝中官吏，区别十分清楚。原因不难了解，汤若望在顺治年间一直和清朝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宗室王公，以及皇亲国戚、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打交道，他熟谙政局和官场，他当然知道亲王地位之高权势之大，与一般满人甚至是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贵贱悬殊，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因此，很难将“满籍军人”，定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第二，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皇子，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母系漠南蒙古阿巴噶部扎萨克卓礼克图郡王多尔济之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在五宫后妃中名列第三位。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诏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册文说：“爰仿古制，用展亲亲之谊，尔博穆博果尔乃太宗文皇帝之子，朕之弟也，锡以金册金印，封为和硕襄亲王”。《清世祖实录》第89卷第10页。所封之根据，仅因其是先帝之子今帝之弟，未言有任何军功。这与册封英、肃、豫等王及承泽享王硕塞(帝之兄长)的册文叙列各王之军功，完全不同。这也是事实，英、豫等王百战沙场，军功累累，而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元年大军入关之时，只是一个两岁多的乳臭幼童，到十二年册封为王时，才十四周岁多，从未也不可能披甲统兵厮杀，当然无军功可言。因此，博穆博果尔只是一位王爷，而非“满籍军人”，他根本不知征战为何物！
董鄂氏不是襄亲王的福晋，但按《汤若望传》的记载，她是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这位满籍军人究竟是谁，已是无从考察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必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将领，因为按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命妇，才能也必须按期入宫随侍皇太后和皇后。另外，董鄂氏之父鄂硕，亦非中下级武官，而是开国将领之一。
鄂硕之父名叫鲁克素，太祖时率丁四百来归，其子锡罕授备御世职，天聪初战亡于朝鲜。鄂硕袭父世职游击，多次出征，于天聪九年晋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即后之护军参领，官阶正三品。入关以后，又领兵随征，攻潼关，下苏州，打杭州，战湖广，晋世职二等男(正二品)，顺治八年擢护军统领，官阶正二品。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册妃，再擢任正一品的内大臣，晋世职为一等子，第二年又因女晋封皇贵妃晋三等伯，当年去世，赠三等侯。《清史稿》第241卷，《鄂硕传》。其兄罗硕亦历任甲喇额真、工部侍郎、大理寺卿。以鄂硕这样统辖精兵千余名护卫皇上的亲近高级将领，其所选之女婿，谅必也非等闲之辈，当系三品以上军官，所以董鄂氏才有为皇上发现之机会，才有可能参与宫中盛宴或入侍太后、皇后而接近皇上，最后为帝册为贤妃和皇贵妃。
二、尽改荡习世祖专宠董鄂妃。
少年天子福临懂事之后，也沾染上了《汤若望传》中所说满洲贵族子弟的一些恶习。《汤若望传》中载述：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他结婚之前，“曾作了一件无道之事”，遭到玛法直谏。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为满人都过于沉溺、劫掠、烧杀和淫乐的生活的原因”，很难使他们信奉某教。
《汤若望传》中所记以上情形，相信与实际不会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应当作两个较大的修正和补充与解释。这些行为，不应该看作是整个满洲人都是这样做的，在五万左右满洲男丁及其二三十万六十岁以上之男人和十八或二十岁以下的少年青年与妇女，不可能都有劫掠烧杀淫乐的条件和行为，大多数满洲兵士与余丁(兵士之父兄子侄)贫穷困苦，没有淫乐的物质条件。只有满洲王公贵族大臣及其少爷，才有条件而且大多数也确实是寻欢作乐，“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像摄政王多尔衮，妻妾成群，还要在八旗广选美女，逼求蒙古、朝鲜公主、格格、福晋，酒色过度，三十九岁即因此丢命。豫亲王多铎尽管开国有功，智勇双全，却迷恋女色，很早就和卖身女鬼混，甚至要公开霸占大学士范文程的夫人，后来在顺治二年下江南时，又广觅美女，逼娶寡妇刘三秀，最后，三十五岁时即过早去世。宗室王公中败坏人伦和通弟妇兄妾侄媳之事，层出不穷。不应把这一部分少数特权阶层的行为和品质作风，扩大到整个满洲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好色放纵，并非呱呱坠地之日即有此根，乃是由于其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时期所处的地位而决定的。宗室王公子弟，一生下来便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之阿哥，尤其是嫡福晋之子，将来必然袭封父亲崇爵，贵为王公，仆婢成群，包衣众多，庄园遍布关内外，岁领俸银数千两上万两，只用“锦衣玉食”四字，难以形容其富贵荣华。不少子弟在七八岁、九岁十岁甚至一两岁时便因父王去世而袭封王爵。这些在侯门深似海的环境中长成的王爷、贝勒爷、贝子爷、公爷，在小人的唆使、影响之下，怎能不走上荒淫无耻的道路？
顺治帝福临之处境比这还坏。摄政时他只能骑射行猎嬉耍度日，亲政后他虽然励精图治，欲为明君，也做了不少大事，文治武功皆有成就，但万岁之尊，使其容易偏听谀言。尤其可恶的是，太监中之奸狡歹徒，拼命腐蚀皇上，影响皇上，“他们诱引欲望本来就很强烈的皇上，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魏特：《汤若望传》，第322页。兼之，众多的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和宫女，大都在竭力设法诱引皇上，宠幸于己。所以，顺治帝福临在性生活方面确实变成了一个好色之徒，这就是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册妃以前的少年天子。尽管玛法拼命谏阻劝诫，都无济于事，福临仍然我行我素，放荡淫纵。好色必然昏庸，荒淫无耻又必导致愚蠢、残暴、祸国殃民，甚至亡国败邦，唐明皇隋炀帝皆系前车之鉴。看来，逆势是无法扭转了，福临最后将沦落为好色昏君而遗臭万年了。
然而奇迹出现了，福临遇到董鄂氏及册其为妃为皇贵妃之后，竟然专宠爱妃，尽改荡习。福临为什么这样宠爱董鄂妃，并能因此将历年恶习尽行涤除？董鄂妃究系何种人也？尽管史料缺略，但根据帝于爱妃死后亲撰董鄂氏《行状》，以及有关资料，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
首先，董鄂氏必然是天香国色的绝代佳人。少年天子英俊聪睿，天下共主，富有四海，自然是心比天高，眼高于顶，因此尽管后宫之内不乏美女，可是没有一个能拴住皇上之心。但是，自董鄂妃入宫以后，五年之内朝夕共处，专宠于一身，若非绝世佳人，怎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
其次，情投意合，红粉知己。貌美固然能获君宠，然仅靠容貌，亦难长专帝爱，一则韶华易逝，红颜易衰；再则疾病若生，更易珠黄人老；三则只是金玉其外，胸无点墨，亦难长蒙英俊君主垂青。废后容貌不为不美，连厌恶其人之顺治帝，亦言“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然而性情乖张，嫉心特强，“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爱好与帝亦异，终被帝废。董鄂妃入宫不久，身体渐弱，后长病三年，“容瘁身癯”，容颜自当减色，然而帝仍对其宠爱不衰。推究其故，显系因为帝妃之间，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故能长相厮守。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帝妃皆有治国安邦之志。福临固以明君自期，董鄂妃亦竭力襄助夫君励精图治。帝曾下谕免视朝，妃谏劝说：群臣能因视朝而获睹天颜，“愿陛下毋以倦勤罢”，帝从其言而频频视朝。每当日讲之后，妃必请帝讲述所讲之义，帝“与言章句大义，后(董鄂妃死后追册为皇后)辄喜”。间有遗亡，妃必谏劝说：“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帝阅章奏，常至深夜，妃皆在侧随侍。有些奏疏是循例待批者，帝略为翻阅，即置于棹，实即已同意其奏。妃即进谏说：“此讵非机务，陛下遽置之耶？”帝答复说：“无庸，故事耳。”妃复谏说：“此虽奏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帝乃细阅。时时事事，董鄂妃皆以襄助夫君治国安邦为务，勉君勤理国政。
第二，治国之道相同，皆以孔孟仁政之学为准。有一日，福临阅览刑部奏述应予处死犯人之疏时，握笔犹豫，不忍勾决。妃见状问询说：此疏所述何事，致陛下心轸。帝答称：此乃秋决疏，疏中十余人待朕批准后，即予正法。妃闻之泣下恳请说：“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从此以后，福临“于刑曹爰书”，必详细阅览。妃犹勉帝再读说：“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与其失入，毋宁失出”。福临忆及此情盛赞妃之宽厚说：“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重，或有更令覆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妃每劝帝与诸大臣共食，遇逢大臣有过致帝不乐时，劝谏帝宽厚，详察是非，“以服其心，不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福临追忆妃之诸事说：“嗟夫，朕日御万机，借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天下之大，亿人之多，红粉知己，仅妃一人，这就是帝妃恩爱如山似海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三，孝养母后，善侍夫君。福临盛赞爱妃对母后之孝顺恭养说：“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有一次太后染病，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故太后亦视妃如女，“出入必偕”，“爱其贤，若怀环宝”。妃之侍帝，更是尊崇挚爱，体贴入微，侍养备至。“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遇逢庆典，帝饮酒数杯，妃既数诫侍者“若善事上，寝室无过燠”，又于中夜亲至寝所侍帝。帝返宫稍晚，妃必“迎问寒暑”，促进饮食。帝好狩猎，妃必谏阻说：“陛下借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深赞妃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当他骑马之时偶然失脚，辄惊于色。
第四，天资敏慧，聪睿过人，经史佛学书法，皆有造诣。帝追忆妃情写道：“(后)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和贤妃良媳，自然能与皇上议论治政之道，参禅悟佛，挥毫疾书，志同道合，恩爱愈笃。这样一来，福临昔日之荡习便尽行涤除，从此他就全心全意热爱董鄂妃，爱笃情痴，至死不渝。
三、爱妃仙逝顺治帝悲痛欲绝。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对于少年天子福临来说，是他最伤心、最不幸也是促使他加速死亡的可诅咒的凶险日子。在这一天里，他唯一的心上人，唯一的红颜知己皇贵妃董鄂氏与世长辞了。噩讯传来，福临犹如突遭晴天霹雳，悲不欲生。时人记道：“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董鄂妃此时确不该死，她才二十二岁，完全可以更加长寿，为什么会艳年早逝？看来可能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先已有病，延续三年，致“容瘁身癯”。二是爱子早殇。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子，尽管此子排行第四，上有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下有皇五子常宁、皇七子隆禧，皇长子、皇六子、皇八子早殇，但只有玄烨之母佟氏系妃(而且很可能也是庶妃），福全、常宁、隆禧之母俱系庶妃，惟有董鄂妃之子是皇贵妃所生，母之封号最贵，又系皇上唯一专宠之爱妃，因而备受父皇宠爱，人们认为此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时皇太子的”。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皇子未能长大成人，却于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刚只三个半月，便去世了，连名字都未来得及取。福临十分悲痛，谕令追封荣亲王，命礼部于黄花山建立寝园安葬，并因侍卫桑阿尔寨、吴巴旦明知荣亲王之丧，却“违制宴乐”，予以严惩。《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页，第114卷第13页，第115卷第21页，第120卷第11页。董鄂妃别无儿女，仅此一子，却百日而殇，焉能不悲！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宫中乃是非之地，后妃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本已难处，而现在所有矛盾皆已集中在董鄂妃身上，她已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周旋，化凶为吉，使她心力交瘁，力难支撑。董鄂氏之入宫超擢皇贵妃，独专帝宠，无后之名，有后之实，招来各方面的敌视和不满。孝庄皇太后对此特宠，很难满意。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形势和太后娘家的特殊利益看，她都希望儿媳是漠南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以便充分依靠、利用娘家父兄弟侄所辖的蒙古健儿，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治内御外，为清帝的江山社稷，大显身手，拱卫宸极。因此，第一位皇后是她的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之亲兄弟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顺治十年第一位皇后废为静妃之后，太后又于她娘家选了三位妃子，一位是太后亲侄孙女，父系镇国公绰尔济(后晋贝勒)，五月封妃，六月册为第二位皇后，另一位是其亲妹，册封为淑妃。第三位是太后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亲弟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后晋亲王)，此女进宫不久去世，追封悼妃。太后计议固很周到，一后二妃围绕皇上，当然能巩固娘家特殊地位和依靠弟侄之蒙古兵来保卫大清王朝，不料，万密之中有一疏，她这位性格倔强又特重感情的爱子顺治皇帝福临，却偏偏看不上皇后和淑妃，偏偏只宠爱董鄂氏，甚至很可能有再废皇后之心。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帝竟谕告礼部，严厉指责皇后不孝，令停进笺奏说：“朕惟皇后表正宫闱，孝敬为先，凡委曲尽礼，佐朕承欢圣母，此内职之常也。”乃当母后染病之时，皇后虽承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向年废后之举，因与朕不协，故不得已而行之，至今尚歉于怀，引为惭德，但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兹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照旧外，其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议奏。初七三大臣九卿等议上，应遵谕停进中宫笺表。《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5、6页。若联系顺治十年八月帝谕废后之理由是其“无能”，那么此次指责皇后对母后不孝，其罪就远逾“无能”了，完全可能由停笺表而进一步发展到废其后位了。过了两个多月，三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命复中宫笺表说：前以皇后问安礼节稍疏，曾谕停其笺表，因“母后圣体违和，未及奏闻”，“今始奏知，朕面奏皇太后慈谕，谓朕前日之旨，笃于事亲，道理宜然，但念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且素切眷爱。慈谕宽仁，敬当遵奉，嗣后中宫笺奏等项，著照旧封进”。《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0页。
此谕所述太后谕称念其“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之理由，显然太不充分。不错，皇后年龄并不太大，但已是芳龄十七之大人了，何况她已当了五年的皇后，焉能说“方在冲龄，未娴礼节”，此言明系借口而已。真实之情当是太后不满此举，谕劝皇儿停止惩处，照旧进表。且母后之谕，恐亦含有不能再行废后之事的意思。帝因专宠董鄂妃，而对皇后如此冷淡甚至有再废之心，太后能对异姓臣仆区区二品护军统领之女不怀怨意吗？皇后及其他妃嫔能不生嫉而侧目于董鄂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