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猴子在耍猴习俗中,充当的不过是供人取笑玩乐的小丑似的角色,那么它们在人的饮食习俗里遭遇的命运,则更为悲惨——是刀俎间的鱼肉、餐桌上的佳肴。
吃猴肉的风习,在中国也由来已久,且绵延不断,这一点,从古代典籍中就可以知道。《吕氏春秋·本味》中说:“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荀子·非相》也说:“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可见早在先秦时代,猩猩已是贵族们享用的美餐。《异物志》记载:“南方以猕猴头为鲊”,也就是用猴头作腌肉;三国时《临海志》则曰:“粤民喜啖猴头羹”;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也载:“闽越江北诸夷啖猕猴”,也就是说,闽越江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喜吃猕猴腌制的肉。《太平广记》卷446引宋《北梦琐言》亦载:“戎泸彝僚,亦啖此物(指猕猴——引者注)。……僧以斧击,将归充食。”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对猴肉的食法与功效介绍更为详细:“猴肉主治风病,酿酒弥佳。作脯食,治久疟,头骨食之避瘴疫。”元时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也称:“猴肉,味酸,无毒,主治风劳疾,酿酒尤佳。”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里,说“巴徼人捕猴,盐藏、火熏食,云其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也多次提到猎人们捕食猴子给花果山带来的灾难。例如第二十八回,孙悟空重回花果山时,群猴向他诉苦道:
说起这猎户,可恨!他把我们中箭着枪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剥皮剔骨,酱煮醋蒸,油煎盐炒,当作下饭食用。或有那遭网的,遇扣的,夹活儿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戏,翻斤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的顽耍。
猴儿们被捉以后,或者被当街戏耍——就是上文所说的猴戏表演;或者被“酱煮醋蒸,油煎盐炒”,作为人们的美味佳肴,境遇的确凄惨,难怪孙大圣听罢,十分恼怒了。
从上述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不仅知道猴肉可食,而且知其味美;不仅知其可以饱肚腹,而且认为它可以治风劳、疗久疟、避瘴疫,有驱病强身的功效;不仅知道猴肉可以盐腌、火熏、做成肉干和肉汤,还知道它可以酿出上好的酒来。
说到人用猴肉酿出的“猴酒”,不能不提一提猿猴们自己酿制的“猿酒”或“猴儿酒”。明人周旦光《蓬栊夜话》及清人彭孙贻《粤西偶记》等记载:猿猴善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美异常,名曰“猿酒”。1985年10月的《安徽日报》上,还登载了一则趣闻:有人游览黄山时,在一块大石板下就发现了这样一泓黄澄澄的“猴儿酒”,味甜而微酸,酒香扑鼻。有人认为:这传奇般的猿酒或猴儿酒,并不是猿猴们有意识地酿制的,而是它们在贮存果物的过程中,果物发酵而成的,是猴子“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除了吃猴肉之外,一些地方的人还对猴脑情有独钟。广东省是我国饮食最为讲究的地区之一,故有“食在广州”的俗语流传。广东人的胃口也较杂,所谓“花草虫鱼,可为上菜;飞禽走兽,可成佳肴”。即以动物食品而言,除猪、牛、羊、鸡、鸭、鹅、鱼、虾之外,他们还吃狗、蛇、鼠、龟、螺、蛙、虫等。猴肉也一样。据说,广东地区是我国吃猴肉最盛行的地方,这里在明末清初时曾风行吃活猴脑,即把活猴关在笼中,食时便用铁锤敲破猴头,当场取其脑髓。从清朝后期起,这种残忍的吃法逐渐消失。据周三全《猴羹与猴脑》一文介绍:清末以后,广东许多菜馆和食摊所经营的“猴脑汤”、“炒猴肉丝”、“熏猴肉片”等,一般都先将活猴宰杀,然后将脑与肉分别烹制;如今,在广州市经营猴肉菜的饭馆只有“野味香”一家,他们做的“猴脑汤”和“雪耳扒猴掌”尤为著名。
人也是动物,不过自己觉得“高级”些而已;在生物界无情的食物链中,他也是其中的一环,不过势力更猛些、胃口更大些而已。看来,作为杂食性动物,人恐怕很难放弃屠杀别的动物为食的做法,即使是对动物怀有恻隐之心的人,也往往不能免俗。古代方士服用金玉朱砂、黄精白术、佛家戒食五荤,可一般人终究难以做到,所以君子只好“远庖厨”。现在欧美人提倡动物保护,然而他们自己却不能舍弃吃牛羊猪或鸡鸭鱼,由此可见人类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终究有限。但是,像吃活猴脑之类的做法,确使人类难以摆脱“残忍”的罪名。猿猴如果会说人话,一定会站出来,大声疾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