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三、贡马

马在古代还经常被用作贡品。翻阅史书，频频可见“贡马”、“献马”、“进马”之类的字眼。贡物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从历代贡品中可以捕捉到许多文化的信息。

贡献制度起源甚早，大概在夏禹时代就开始了。从有关材料来看，尧舜禹时尚未见有以马为贡物之事。但到了夏商周三代，马已成了重要的贡物之一。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的属下“闳夭之徒”就曾向殷纣王进贡文马、美女等以确保被拘于?里的西伯侯的安全。书载：“帝纣乃囚西伯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西伯侯属下的“闳夭之徒”担心西伯侯的安危，急忙去莘国（今陕西韩城附近，以出美女名世）求来美女，去骊戎求得文马，去有熊之地求得九驷，通过费仲献给纣王。他们献给纣王的礼物，除了美女外，另外两件重要的礼物就是马――骊戎之文马和有熊九驷。《史记正义》：“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骊戎之文马为骏马，赤鬣缟身，目如黄金。有熊之地在今郑州境内，《括地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一驷为四匹马，九驷即为三十六匹马。殷纣王大概觉得这是十分珍贵而厚重的礼物，所以就把西伯侯给放了。

周谬王时，造父曾献良马给周。《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谬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谬王。”造父所献之骥之乘匹，据《史记索隐》：“言造父取八骏，品其色，齐其力，使驯调也，并四日乘，并两为匹。”盗骊、骅骝、绿耳，都是良马的名字，产于桃林之地。《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阔三百里，中多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之乘献周谬王也。”这些良马能日行千里，使周谬王见到了西王母，而且还帮助谬王建立了奇功。《史记?赵世家》：“谬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谬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造父因为献马有功，周谬王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成为战国时期赵国的先祖。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献马之记载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经常见到。《左传》：鲁桓公十五年（前697）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这里的车服，就是指车与戎服。前658年（周惠王十九年），晋国献乘。《左传?鲁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屈产为地名，《太平寰宇记》认为在山西石楼县。“屈产之乘”即屈产之地所出之骏马。虞在晋和虢之间，晋欲伐虢，必经虞地，所以晋才不惜以良马等贵重物品为代价献给虞国。晋文公还曾向周天子献“驷介百乘”。《史记?晋世家》载，晋文公五年（前632），“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百乘”。《史记集解》：“驷介，司马被甲也。”晋文公不但将“楚俘”交给了周天子，而且还进献了400匹披甲之战马。榆中地区的胡王还曾向赵武灵王献马。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

秦汉以后，马贡习俗最为普遍。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周边各地广为进贡。据《汉书?西域传》载：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张骞通西域，使大量西域物品如葡萄、苜蓿、胡麻、良马、橐驼等动植物以及名贵毛织品等，源源进入中原。这些物品的进入，也往往是以贡品的形式出现的。

汉代“贡马”，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有匈奴贡马、乌孙贡马和大宛贡马。匈奴与汉虽屡有战争，但也长期存在贡使关系。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匈奴单于献马。《史记?匈奴列传》：“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驼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匈奴“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送给文帝二匹马。直到王莽和东汉时期，史书中还有匈奴贡马的记载。

乌孙和大宛也多次向汉贡马。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乌孙贡马。“（乌孙王）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帝”。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乌孙贡西极马。

大宛是古代良马的主要产地。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大宛献天马。“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前11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大宛贡天马。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大宛贡善马。《史记?大宛列传》：“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

乌孙和大宛的良马，深受汉朝皇帝的喜爱，被称做“天马”、“西极马”等。《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除匈奴、乌孙、大宛外，汉代向汉朝天子贡马的还有乐浪、乌桓、羌、土燮、曰南等。汉以后，一直到清代，以马为贡物在史书中的记载更是频频可见，如三国时期有钟繇献马、鲜卑献马、于阗献马等，两晋时期有康居献马、大宛献马、高丽献马等，南北朝有慕容超献马、蠕蠕献马、拓拔焘贡马、吐谷浑献善舞马、高昌国献马等，隋代有突厥献马等，唐代有回纥献马、于阗献马、大食献马、吐火罗献马、龟兹国献马等，宋代有女真国献马、契丹献马、回鹘献马、党项献马、高丽献马等，元代有西域诸国献马、金竹贡马、佛郎国贡异马等，明代有日本贡马、朝鲜贡马、琉球贡马、交趾贡马、天方贡马等，清代有朝鲜贡马、琉球贡马等。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史书中关于“贡马”、“献马”的记载至少有三四百次，涉及中国境内和周边的许多民族和国家，最远的有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些以马为主角的交往活动，一概被汉文史籍称为“贡马”或“献马”，这是古代中国人特别是统治者自我中心意识的产物。古代封建帝王总是视中国为“泱泱大国”，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实际上，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去考察，并不是每一时期都是泱泱大国，更不是每一时期都是令八方臣服的世界中心。史书记载的“贡马”、“献马”（和其他贡物）之类，多流露出这样一种意识，似乎进贡就是表示臣服，今人治史也多有此论。将进贡与臣服等同，也是这种自我中心意识的产物。实际上，所谓“贡马”、“献马”之类，主要是古代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与中原王朝往来赠答的一种“礼物”，不都是表示“臣服”之意，更多是作为友好往来的象征。进贡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这里的马匹实际上是充当了各民族（国家、地区）与中原王朝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这一角色。

马匹在古代常常作为厚重之礼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说明马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声色犬马”一词虽为贬义，但说明马在古时是贵族阶层的重要宠物。中原地区缺少马匹，更缺少良马，惟其稀少，方显得更加珍贵。中原天子酷爱良马的故事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前文已举之汉武帝和唐太宗。上有好者下必效之。统治者的爱马之举势必会引起社会上的爱马之风，也激起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灵感。传统小说中有许多宝马良驹的故事，如三国故事中关羽的赤兔马和张飞的乌稚马、西游故事中的白龙马、说唐故事有《秦琼卖马》，说岳故事有《泥马渡康王》等，唐诗中也多有关于骏马的描写（详后）。文学中屡屡出现的宝马良驹形象，定与古人爱马之情以及历代贡马之事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