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说的是酉鸡与太阳的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华章,还为酉鸡同星宿的结合写上一笔:“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
古人观星,常常将几颗相邻的星视为一组,称为星宿。用线联结这些星,进而将其想象为一物。于是,夜空中有了恒星组成的金牛、织女,有了苍龙的角(宿)、心(宿)、尾(宿),有了方形的井。
古人在周天选择二十八个星宿,它们围成一圈,用来做观察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标志。二十八星宿成为刻度,天空上就有了丈量日月五星运动的标尺。“宿”的意思是停留。《论衡·谈天》:“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吏廨矣。”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二十八正可四方均分,每方七宿。七宿一组,又有磅礴的想象:东方像龙,西方似虎,南方如鸟,北方如龟蛇。四组合称四象,也叫四神。汉代张衡《灵宪》说:“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坐北朝南为正,故“前”就是南,“后”就是北,“左”为东,“右”为西。
苍(或青)、白、朱、玄(即黑)四方四色,体现了五行的方色。其实,苍龙未必色青,朱雀也非红色。东方属木,主春,万物生发,所以取植物绿。南方属火,主夏,方色选热烈的火红之色。
四时更移,四象代谢,东汉高诱以此解释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描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轮转:“东方少阳,物去太阴,甲散为鳞。鳞,鱼属也,龙为之长。”北方玄武主冬,为太阴,玄武之龟披甲。春来了,“甲散为鳞”。龙为鳞长,所以东为苍龙。夏代春,“盛阳用事,鳞散而羽”,“羽虫,凤为长”,所以夏为朱雀——南方朱雀与神鸟凤凰,很难在两者间划清界限的。夏之后为秋,“金气寒,裸者衣毛。毛虫之属,以虎为长”,所以西方白虎当其时。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淮南子·时则训》:“其虫介”。高氏注:“介,甲也,象冬闭固。甲虫龟为之长。”所以又回到冬——龟蛇所象征的北方玄武之象。然后冬去春来,甲再散为鳞,开始新一轮的轮转。
四象所辖星宿,分别是: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二十八宿起源的地点和时间,一直是中外天文学史讨论的课题。其起源,以中国说和印度说影响较大。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中、印二十八宿同源,印度的二十八宿是由中国传去的。根据天球赤道古今的不同,竺可桢曾作推算,结果是前4510年至前2370年期间,二十八星宿与天球赤道相合者较多。后来,他将所推定的时代后移,认为“在周朝初年已经应用二十八宿”。1976年,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又说,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前7世纪。
此后十年,湖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一成年男性骨架左右两侧有用贝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这是一座有殉葬人的墓葬。墓主人头南足北,左侧塑龙,右侧塑虎,脚下方以贝壳和两根人的胫骨摆塑北斗。墓平面所呈现的,东苍龙、西白虎,斗柄指东,俨然一幅天文图画。将其与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漆箱盖上的星象图相对比,苍龙白虎,颇为相似。碳同位素测定,濮阳蚌塑的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这一发现,显示了前40世纪,先民们观星测历的天文学水平。将星宿组成四象,大约先有东龙西虎,南北两象是后来完成的。
在那非常遥远的史前时代,那以陶器为文明旗帜的时代,华夏先民就如此生动地将动物(包括想象中的动物:龙)与星空联系起来。谁能说创造青龙白虎的思路,不可以产生创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的构想呢?
这便有了两套表示刻度的圆周系统。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画卷上,既画着二十八星宿围成的圆,又画着十二辰将周天分为十二份那样一个圆。天宇间这两个人为划定的“圆周”,它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十二辰用地支为标志号,十二支又有生肖配属,于是,就产生了十二生肖同二十八星宿的关联问题。宋代朱熹注意到这一点。据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记,朱熹曾谈到:
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它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
朱熹所对照比较的,就是二十八星宿和十二生肖这两套系统。十二辰中辰之位在东,辰为龙,四象中苍龙为东宫之象;十二辰丑的方位,同二十八宿里的牛宿大致相吻,丑属牛。因此,朱熹讲“唯龙与牛合”。白虎七宿在西,十二辰寅的方位正相反;朱雀七宿居南,鸡为鸟属,鸡所属配的酉却方位在西,朱熹称为“舛之甚者”。
朱熹评论两套系统“合”或是“不类”,立论不甚严谨,因为他用来同十二生肖做对比的,时而为四象、时而为二十八宿,他的对比举出四项,其中只有用来比照丑牛的牛宿,是从二十八宿的角度;其余三项涉及的龙、虎、鸟,均从四象角度,是以苍龙对辰龙,以白虎对寅虎,以朱雀对酉鸡。然而,不同的比较角度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同是与十二生肖做比较,以二十八宿去比,可以取其中任何一宿;以四象去比,便只能以七宿所组成的一象为单位了。
这就提示我们,进行这样的对比,应该分开两个层次。
以十二生肖对四象,相合者仅一,即辰龙与苍龙都居东,其余三象与生肖“不类”。以十二生肖对二十八宿,仅丑牛与牛宿相合,剩下二十七宿全都不沾边。这也难怪,因为二十八宿里的多数星宿,本来并不独立地以动物形象出现。实际上,二十八宿的命名,只有牛宿是十二生肖所含的动物,而这唯一的牛宿恰恰与丑牛的方位相契合。这种一发而中的,似乎在隐含着什么;但这隐含的东西,却又难以招架反证的冲击。反证是,四象的全部形象,取于五种动物,却只有苍龙可与辰龙相对应,其他四种与生肖“不类”。就十二生肖而言,没有把置于南的巳蛇放到北方,去合玄武的蛇;也没有把与辰龙同处东方的寅虎移到西面,去合西宫白虎;而鸡,也只肯让其属酉,无意南迁,投奔展翅南天的朱雀。这又说明,十二生肖并未曾理会四象二十八宿,是自行其是的另一套系统。
确实,在此意义上讲,二十八宿并未对十二生肖施加多少影响。以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为背景,它们是各具渊源的两套系统。
倒是十二生肖更具有扩大影响的张力。在自己完备的系统存在了漫长岁月以后,十二生肖将自身的整体形象,借二十八宿系统,进行了成功的复制。这便是二十八星宿神像。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引明代大学士王鏊的话说:
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则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榆,亥也;奎木狼,娄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觜火猴,参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午也;翼火蛇,轸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龙,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纪十二辰,而以七曜统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二十八星宿神是以二十八种动物来配二十八宿。其同十二支存在对应关系,比如酉:“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由生肖酉属鸡,一变三,扩展为三种动物;并且,雉、鸡、乌,取象大致相类。每一名称用三字,首字是星宿名;中间用金木水火土五星及日月,即王鏊所谓“以七曜统之”;末字为所取的动物。王鏊认为,二十八宿神为“十二肖之所始”。本末倒置,是缺乏依据的。
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引李长卿《松霞馆赘言》,谈二十八宿神与十二生肖的关系,另有见解:
二十八宿之属,其义何居?曰: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亢金龙,辰宫也,角木蛟附焉。蛟,龙类也。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类也。尾火虎,寅宫也,箕水豹附焉。豹,虎类也。牛金牛,丑宫也,斗木獬附焉。獬,牛类也。虚日鼠,子宫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类也。室火猪,亥宫也,壁水榆附焉。榆,猪类也。娄金狗,戌宫也,奎木狼附焉。狼,狗类也。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雉、乌,鸡类也。觜火猴,申宫也,参水猿附焉。猿,猴类也。鬼金羊,未宫也,井木犴附焉。犴,羊类也。星日马,午宫也,柳土獐、张月鹿附焉。獐、鹿,马类也。翼火蛇,巳宫也,轸水蚓附焉。蚓,蛇类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宫皆二,而四宫独三。
《松霞馆赘言》作者认为,二十八宿属配动物“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不过是十二生肖增倍而已。他的评述,用“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雉、乌,鸡类也”的句式,也体现了这一主张:先有十二生肖作为基础,凑齐二十八种星宿动物的途径,是靠“附焉”——以相类似的动物附加上去。二十八并不是十二的整倍数,子、午和卯、酉受到优待,每支三宿。十二地支中,子午拉开南北轴,卯酉扯平东西线,它们被视为经天纬地的“二绳”,较之另外八支更受到重视。所谓“日月所出之方”、“天地一定之位”,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对于七曜的安排,“两绳”似乎也优先,请看:
“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
“虚日鼠,子宫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
“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
“星日马,午宫也,柳土獐、张月鹿附焉。”
整齐划一,特点很是明显。处于“两绳”上的四支,所辖十二项,正当其位的房日兔、虚日鼠、昂日鸡,星日马,均含太阳,所附的八项中,四项拥着月亮,另四项摘得土星。日、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五行之中土色黄,位居中,也是有别于金木水火的。
以动物属配二十八宿,想象瑰丽,构思奇特,古人该是颇费斟酌的。然而,其先天性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即它是附会十二生肖而凑成的。
神话的年代一经过去就再不会有神话产生了。新创作的产物,只可能是仙话故事、鬼怪故事或民间传说。情同此理,形成四象和十二生肖的时代既已久远,不管怎样巧妙地拼合出一组动物,也难具备四象的磅礴气势、十二生肖的奇特阵容。为二十八宿配上二十八种动物的设计,不能说安排得不周全。但正是这用心良苦的谋划安排,暴露出太多人为的痕迹。翻版的痕迹较浓,证明它不是首创之作。因是对旧有物的发挥,对老段子的敷衍,虽经精雕细刻,终欠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