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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以汉杜陵 (雁塔) 区域发展为例
> 3.5 遗址破坏因素分析
3.5 遗址破坏因素分析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席卷全国。尤其在西部大开发形势下，绝大多数大遗址正面临极大的威胁，甚至正处于毁灭性的破坏中。我国的大遗址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致可分为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两大类。
3.5.1 人为破坏
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大遗址大多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活动直接相关，尤其是地处城镇中心或边缘的大遗址，直接受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冲击与威胁。其次是位于农村腹地的大遗址，因其占地规模巨大，不仅在土地利用方面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矛盾，有时还因遗址范围跨越若干行政区划（乡镇区划、县市区划等）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统一保护管理。
1.盗掘、偷盗。如出土有精美玉器的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墓葬、出土彩陶的甘青地区的古墓葬、出土各类艺术珍品的商周至汉唐的墓葬、赤峰及周边的辽墓等。不仅精美文物流失，而且大量遗迹及景观遭到破坏。作为一些遗址重要组成的田野石刻甚至一些寺庙塑像，也惨遭洗劫。据了解，全国古墓葬60%上都被盗过，历史上每次动乱、朝代更迭，都有盗墓现象发生。
杜陵在历史上遭受数次大规模盗掘，已造成文物流失和损坏；目前，不法分子的盗墓活动也危及到文物遗址的安全。到2004年2月为止，在有封土的62座陪葬墓中，发现有盗洞痕迹的陪葬墓共15座。
2.城乡建设发展的破坏、蚕食和威胁。特别是被现代城市叠压、半叠压或迫近的大遗址，遗址内人口密度大、增长快，迅速的城市化对大遗址威胁最严重。有的地方为城市化补偿耕地的需要，开始新的一轮大规模平整土地、水系，对遗址、生态都造成破坏。如：良渚遗址群、灵宝铸鼎原遗址群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中心都处于乡镇扩展用地之中；郑州商代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曲阜鲁故城、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故城、凤翔秦雍城遗址、寿县楚都寿春城遗址、三门峡虢国墓地、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大同北魏平城遗址、西安唐长安城遗址、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扬州唐宋城遗址、开封北宋东京城遗址、巩义宋陵、杭州南宋都城遗址等都处于现代城市之中；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安阳殷墟、西安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都面临城市市区迫近的压力。
由于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修梯田、挖土烧砖、筑路建房使陵区的自然地貌不断发生变化，致使遗址被大面积破坏。随着农房的扩张，农田的侵蚀，陪葬墓封土也有遭到蚕食和破坏的威胁。由于历史原因对封土已毁的陪葬墓没有采取必要的标识和保护措施，因此定位较难，加之不合理的灌溉方式，造成部分墓室塌陷或位置的湮没，农田灌溉水流的冲刷和积淤对遗址造成破坏。
3.基础设施建设的破坏。许多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未经认真前期的选址研究、论证审批、采取保护措施而直接穿越遗址区，造成大遗址的破坏。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安秦阿房宫等遗址区内竟然建设了公路，山东某段公路穿过古墓群，曾使汉画像石一片狼藉。
4.群众生产生活对大遗址的破坏。一些幸存的考古遗迹，也就是历史证据，可能因此日渐消失。高出于地表的宫殿、城墙和陵寝建筑遗址将因耕种而夷平。埋藏极浅的建筑遗址，在我国为数众多，深耕、退耕种树或挖树坑，都是毁灭性的。这些情况甚至相当普遍，如陕西周原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地表二、三十公分下就是宫殿基址，高大的汉魏洛阳故城太极殿遗址上种植小麦，被破坏的夯层历历在目。
5.错位的过度开发。在遗址保护区内过度搞旅游开发建设，致使许多大遗址区“三化”现象明显。
6.历史风貌的破坏。处在城市内或城市边缘的大遗址，不断受到高楼大厦、道路等威胁，现代化的建设将其团团包围，周围环境也遭到破坏。
7.错误的保护观念造成的破坏。不重视遗址保护，是对人类遗产的不负责任；绝对地保护，将保护与开发对立起来，是一种偏激的观念。以西安为例，周、秦、汉、唐四大遗址品位虽高，保护级别均是国家级且属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然而众遗址近四十年来一直被文物部门静静地保护着，旅游者难得接近，只有附近市民常来放放风筝，而所谓保护，也不过只反映在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上。单靠政府财政拨款，遗址保护最后势必难以保证。另一种错误的保护观念是不少地方的决策者认为残缺的遗址不如完整的“古董”好看，于是在开发模式选择上便决然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而决定将遗址修旧如新。如江宁县牛首山宏觉寺塔，恢复修建全塔。第三种是只保护古老的遗址，不重视近现代遗址。如大连城市建设过程中就忽视了对殖民地时期文化遗址的保护。
3.5.2 自然破坏
以自然破坏为主的大遗址大多数地处偏远地区，远离人群的经济活动范围。大遗址的自然破坏是相对缓慢的，但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全球性气候异常等因素加速了遗址的破坏。自然力的破坏，主要是水侵蚀、风化、风蚀等对遗址的破坏，这些破坏大多数情况下是渐变的，但成千年的累积破坏对大遗址也是巨大的。破坏现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一类是日常性的自然力侵蚀，如水土流失、水的物理化学作用、风化和风蚀等。
1.水土流失对大遗址的破坏
如杜陵、汉甘泉宫，水土流失造成了遗址区内的冲沟发育，不仅破坏了遗址的整体格局，而且也冲毁了遗址本体和破坏了历史环境风貌。
2.水的物理化学作用对遗址本体的破坏
①水的破坏：水的破坏是长期的，由于遗址与大地相连，地下水的渗透能引起化学风化，水分持续不断的由地下向外挥发，致使遗址表面出现非常小的裂缝，渐渐使表面粉末化，再遇雨水冲刷，使裸露的遗存因为水土流失而荡然无存；如果遗址附近排水不畅，则水从其根基部侵入，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②可溶盐的破坏：在地下水向遗址不断的侵蚀、挥发过程中，把土壤里的可溶盐分带到表层，造成盐分沉积，它们在环境温湿度变化和地下水渗透作用的影响下，反复溶胀――结晶，对土遗址造成严重的风化破坏。
③冻融侵蚀：冻融对土质的影响较大，土遗址夯土中含有方解石等物质，属易冻性材料。土遗址表面易形成冰冻层产生冻胀压力，当冰融化后，土表面有很高的孔隙度，其强度显著降低，这种冰冻、融化的反复作用，土遗址就会出现明显的裂隙。
3.风化对遗址的破坏
地面上的遗址由于没有植被覆盖，遗址的风化也在缓慢进行，风化使其一层一层的脱离，虽然速度比较缓慢，但上述几种破坏组合在一起，加速了遗址的破坏速度。主要包括：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三种。各种风化形式往往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遗址。
①物理风化：处于地面的遗址，由于温度的变化，在原地产生的机械性破碎称为物理风化。其主要方式有温差风化、冰冻风化两种。
②化学风化：主要作用方式有：融解作用、水化作用、酸化作用三种。生物风化：主要有生物的物理风化作用和生物的化学风化作用两种。
4.风蚀对大遗址的破坏
风沿地面吹动时，以自身的动能和挟带的碎屑物对地面进行的冲击和磨损等破坏作用。当风速较小或地面植被较好时，这种风蚀作用不明显；当风速较大或地面植被较少时，风蚀作用就很强烈。风蚀主要包括风吹蚀和磨蚀两种。如统万城遗址，风蚀是其主要破坏因素之一。
5.环境污染对大遗址的破坏
酸雨是加速遗址表面风化较为重要的因素。空气中的降尘很容易吸附水分和空气中的酸性气体SO、CO等污染物，落在土遗址上很难清除。它们吸附在遗址外层，使得表面的湿度大于内芯，潮湿的表面容易吸附酸性气体并利于霉菌的生长，霉菌的新陈代谢产物中有硝酸、亚硝酸和有机酸，它们与土中的杂质反应生成可溶盐又渗入表土起破坏作用。
3.5.1 人为破坏
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大遗址大多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活动直接相关，尤其是地处城镇中心或边缘的大遗址，直接受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冲击与威胁。其次是位于农村腹地的大遗址，因其占地规模巨大，不仅在土地利用方面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矛盾，有时还因遗址范围跨越若干行政区划（乡镇区划、县市区划等）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统一保护管理。
1.盗掘、偷盗。如出土有精美玉器的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墓葬、出土彩陶的甘青地区的古墓葬、出土各类艺术珍品的商周至汉唐的墓葬、赤峰及周边的辽墓等。不仅精美文物流失，而且大量遗迹及景观遭到破坏。作为一些遗址重要组成的田野石刻甚至一些寺庙塑像，也惨遭洗劫。据了解，全国古墓葬60%上都被盗过，历史上每次动乱、朝代更迭，都有盗墓现象发生。
杜陵在历史上遭受数次大规模盗掘，已造成文物流失和损坏；目前，不法分子的盗墓活动也危及到文物遗址的安全。到2004年2月为止，在有封土的62座陪葬墓中，发现有盗洞痕迹的陪葬墓共15座。
2.城乡建设发展的破坏、蚕食和威胁。特别是被现代城市叠压、半叠压或迫近的大遗址，遗址内人口密度大、增长快，迅速的城市化对大遗址威胁最严重。有的地方为城市化补偿耕地的需要，开始新的一轮大规模平整土地、水系，对遗址、生态都造成破坏。如：良渚遗址群、灵宝铸鼎原遗址群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中心都处于乡镇扩展用地之中；郑州商代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曲阜鲁故城、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故城、凤翔秦雍城遗址、寿县楚都寿春城遗址、三门峡虢国墓地、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大同北魏平城遗址、西安唐长安城遗址、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扬州唐宋城遗址、开封北宋东京城遗址、巩义宋陵、杭州南宋都城遗址等都处于现代城市之中；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安阳殷墟、西安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都面临城市市区迫近的压力。
由于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修梯田、挖土烧砖、筑路建房使陵区的自然地貌不断发生变化，致使遗址被大面积破坏。随着农房的扩张，农田的侵蚀，陪葬墓封土也有遭到蚕食和破坏的威胁。由于历史原因对封土已毁的陪葬墓没有采取必要的标识和保护措施，因此定位较难，加之不合理的灌溉方式，造成部分墓室塌陷或位置的湮没，农田灌溉水流的冲刷和积淤对遗址造成破坏。
3.基础设施建设的破坏。许多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未经认真前期的选址研究、论证审批、采取保护措施而直接穿越遗址区，造成大遗址的破坏。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安秦阿房宫等遗址区内竟然建设了公路，山东某段公路穿过古墓群，曾使汉画像石一片狼藉。
4.群众生产生活对大遗址的破坏。一些幸存的考古遗迹，也就是历史证据，可能因此日渐消失。高出于地表的宫殿、城墙和陵寝建筑遗址将因耕种而夷平。埋藏极浅的建筑遗址，在我国为数众多，深耕、退耕种树或挖树坑，都是毁灭性的。这些情况甚至相当普遍，如陕西周原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地表二、三十公分下就是宫殿基址，高大的汉魏洛阳故城太极殿遗址上种植小麦，被破坏的夯层历历在目。
5.错位的过度开发。在遗址保护区内过度搞旅游开发建设，致使许多大遗址区“三化”现象明显。
6.历史风貌的破坏。处在城市内或城市边缘的大遗址，不断受到高楼大厦、道路等威胁，现代化的建设将其团团包围，周围环境也遭到破坏。
7.错误的保护观念造成的破坏。不重视遗址保护，是对人类遗产的不负责任；绝对地保护，将保护与开发对立起来，是一种偏激的观念。以西安为例，周、秦、汉、唐四大遗址品位虽高，保护级别均是国家级且属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然而众遗址近四十年来一直被文物部门静静地保护着，旅游者难得接近，只有附近市民常来放放风筝，而所谓保护，也不过只反映在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上。单靠政府财政拨款，遗址保护最后势必难以保证。另一种错误的保护观念是不少地方的决策者认为残缺的遗址不如完整的“古董”好看，于是在开发模式选择上便决然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而决定将遗址修旧如新。如江宁县牛首山宏觉寺塔，恢复修建全塔。第三种是只保护古老的遗址，不重视近现代遗址。如大连城市建设过程中就忽视了对殖民地时期文化遗址的保护。
3.5.2 自然破坏
以自然破坏为主的大遗址大多数地处偏远地区，远离人群的经济活动范围。大遗址的自然破坏是相对缓慢的，但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全球性气候异常等因素加速了遗址的破坏。自然力的破坏，主要是水侵蚀、风化、风蚀等对遗址的破坏，这些破坏大多数情况下是渐变的，但成千年的累积破坏对大遗址也是巨大的。破坏现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一类是日常性的自然力侵蚀，如水土流失、水的物理化学作用、风化和风蚀等。
1.水土流失对大遗址的破坏
如杜陵、汉甘泉宫，水土流失造成了遗址区内的冲沟发育，不仅破坏了遗址的整体格局，而且也冲毁了遗址本体和破坏了历史环境风貌。
2.水的物理化学作用对遗址本体的破坏
①水的破坏：水的破坏是长期的，由于遗址与大地相连，地下水的渗透能引起化学风化，水分持续不断的由地下向外挥发，致使遗址表面出现非常小的裂缝，渐渐使表面粉末化，再遇雨水冲刷，使裸露的遗存因为水土流失而荡然无存；如果遗址附近排水不畅，则水从其根基部侵入，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②可溶盐的破坏：在地下水向遗址不断的侵蚀、挥发过程中，把土壤里的可溶盐分带到表层，造成盐分沉积，它们在环境温湿度变化和地下水渗透作用的影响下，反复溶胀――结晶，对土遗址造成严重的风化破坏。
③冻融侵蚀：冻融对土质的影响较大，土遗址夯土中含有方解石等物质，属易冻性材料。土遗址表面易形成冰冻层产生冻胀压力，当冰融化后，土表面有很高的孔隙度，其强度显著降低，这种冰冻、融化的反复作用，土遗址就会出现明显的裂隙。
3.风化对遗址的破坏
地面上的遗址由于没有植被覆盖，遗址的风化也在缓慢进行，风化使其一层一层的脱离，虽然速度比较缓慢，但上述几种破坏组合在一起，加速了遗址的破坏速度。主要包括：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三种。各种风化形式往往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遗址。
①物理风化：处于地面的遗址，由于温度的变化，在原地产生的机械性破碎称为物理风化。其主要方式有温差风化、冰冻风化两种。
②化学风化：主要作用方式有：融解作用、水化作用、酸化作用三种。生物风化：主要有生物的物理风化作用和生物的化学风化作用两种。
4.风蚀对大遗址的破坏
风沿地面吹动时，以自身的动能和挟带的碎屑物对地面进行的冲击和磨损等破坏作用。当风速较小或地面植被较好时，这种风蚀作用不明显；当风速较大或地面植被较少时，风蚀作用就很强烈。风蚀主要包括风吹蚀和磨蚀两种。如统万城遗址，风蚀是其主要破坏因素之一。
5.环境污染对大遗址的破坏
酸雨是加速遗址表面风化较为重要的因素。空气中的降尘很容易吸附水分和空气中的酸性气体SO、CO等污染物，落在土遗址上很难清除。它们吸附在遗址外层，使得表面的湿度大于内芯，潮湿的表面容易吸附酸性气体并利于霉菌的生长，霉菌的新陈代谢产物中有硝酸、亚硝酸和有机酸，它们与土中的杂质反应生成可溶盐又渗入表土起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