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义疏

第18章 问神卷(2)

　　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憃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注〕本百篇，今二十九，故曰过半。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注〕叹恨书序虽存，独不如易之可推寻。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末如之何矣。”〔注〕数存，则虽愚有所不失；数亡，则虽圣有所不得。〔疏〕“易损其一也，虽憃知阙焉”者，“也”读为“邪”。世德堂本无此字，盖以不得其义而妄去之。音义：“憃，书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说文：“惷，愚也。”吴云：“言易之六十四，若损其一，虽愚人可以知其阙者。”按：论衡正说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隋书经籍志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徐氏养原今古文书增太誓说云：“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惟礼无闻。”洪氏颐烜读书丛说云：“易益说卦，尚书益太誓，皆三篇合为一篇。然则易于汉时固尝有逸。但此文‘易损其一邪’，乃是设辞，吴解得之，非指论衡所云也。”“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者，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又“经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注云：“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志云：“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今按经二十九卷者，尧典一，咎繇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太誓十，牳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酷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毋劮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康王之诰与顾命合为一卷，书序附秦誓之后，不入卷数。其中太誓一篇，刘向以下皆谓后来民间所献。或以为武帝时，或以为宣帝时，而其为后得，则众说所同。是伏生所传，惟有二十八篇，无太誓。然无以合于史、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说。王氏引之力辨伏书本有太誓，其云后得者，乃向、歆诸人传闻之误。按：刘子政博极群书，立言不苟，岂于经籍源流，本朝掌故，漫不深考，率以无据之辞着诸别录，而马季长、赵邠卿、王子雍之徒从而妄信之？此事理所必无。然则伏书既无太誓，而篇数又为二十九，其说颇不可通。于是，陈氏寿祺欲以书序当其一篇，而俞氏正燮、龚氏自珍则欲析康王之诰于顾命以当之。顾按诸旧闻，皆相乖剌。魏氏源又谓伏生所得与民间所献皆是太誓残本，此之所有或彼之所无，故可取为增补。然使伏书本有太誓，则民间所献即有可以增补之处，亦必不能谓太誓为后得。荣谓太誓后得充学之说，两汉诸儒从无异同，其为信而有征，显然可见。班志所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及云孔安国以古文尚书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皆尚书二十九篇既定以后追数之辞。史记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此则后人据汉书校改之。论衡正说述此事，谓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不言其小数；至宣帝得逸书一篇，下示博士，乃云“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其说足补诸史之阙。若夫宣帝以前，汉人引书有在后得太誓中者，此盖出大传或其它故书雅记，不必即为彼时尚书已有太誓之证。大传载尚书逸文在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不得以伏书无太誓，便谓大传不当有其逸文；亦不得因大传有太誓逸文，即断为伏书有此篇也。由是言之，二十八篇者，汉初伏生之书；二十九篇者，宣帝以后夏侯、欧阳之书。欧阳经又为三十二卷者，以后得太誓析为三篇，又以书序自为一卷，故三十二。不为书序作章句，故志有欧阳章句仍三十一卷矣。古文经四十六卷者，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古文悉有之。又于其中出康王之诰于顾命，是为三十；多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故四十六。其为五十七篇者，十六篇中九共为九，三十篇中盘庚、太誓各为三，为五十八；武成逸篇亡于建武之际，故五十七。班于总目据旧题，于注据见存耳。云“不备过半”者，此据当时学官传习尚书二十九篇言之。书本百篇，今于二十九篇中析盘庚、太誓各为三，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过三十四篇，亡逸者尚六十六。若以古文经五十八篇计之，则不备者止四十二，不云过半矣。“习者不知”者，汉书刘歆传：“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以尚书为备。”臣瓒注云：“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论衡正说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惜乎！书序之不如易”者，书序谓百篇之序。今文尚书之有序无序，说者各异。陈氏寿祺力主今文有序，讨论经传，举十有七事以证之。其第十四证即据法言此文为说，详见左海经辨。既今文有序，而习者不知书之不备者。正说又云：“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是当时学者未尝不见书序，即未尝不知书有百篇，而犹为此说者，以为二十九篇之外皆孔子所不取者也。“彼数也，可数焉，故也”者，两“数”字音义不为作音。按：数也之“数”，所据切。广韵十遇：“数，算数。”周数有九数。世本曰：“隶首作数。”是也。可数之“数”，所矩切。广韵九麌：“数，计也。”是也。司马云：“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数。”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阙一可知者，以其可用算数证明之。易经卦八，六十四为八自乘之数也。又六画而成卦，三百八十四为六与六十四相乘之数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者，征实易明，凭虚难晓。百篇之序虽存，而篇亡不足以证之，则序为空文。学者既以尚书二十九篇为备，则虽时有圣人，不能执空文与之争，明书序无所用也。注“本百篇，今二十九，故曰过半”。按：“二十九”治平本作“五十九”，世德堂本作“四十九”，皆妄人所改。不知此据当时所诵习之三家经文为言，故云不备过半。注“故曰过半”四字，即承正文而言，谓不备者过半也。若作“五十九”，则语不可解。此谬误之显然者，今订正。注“叹恨书序虽存，独不如易之可推寻”。按：俞云“书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传是也。序卦传自‘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皆以意义联贯其间。其或阙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损其一，虽憃知阙焉’。至书序则但云为某事作某篇，不相联贯，故上文曰‘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此或人叹书序不如易之意也。”荣谓：此言书有百篇，犹易有六十四卦。书序者，书有百篇之证。然易能证明六十四卦之不可阙一，而书序不能证明二十九篇之为不备，故发此叹。殊不谓书序作法不及序卦传之意义联贯。俞说谬矣。

　　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注〕叙以百篇。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注〕秦焚书，汉兴求集之，酒诰又亡一简。中者先师犹俄而空之，今渐亡。〔疏〕“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者，此明当时博士以尚书二十九篇为备，乃俗学之失真，非先师旧说如此，故举昔之说书者二事以正之。序者，篇之次第。序以百者，第篇之数以百，不以二十八或二十九，谓并有目无书者数之，不以见在为数也。盖以见在为数，则尧典第一，咎繇谟第二，禹贡第三，讫于秦誓为第二十八；加后得太誓，则秦誓为第二十九。而依百篇之序为次，则尧典、咎繇谟之间有舜典、汩作、九共、槁饫、大禹谟，凡十三篇，故咎繇谟为第十五。而咎繇谟、禹贡之间有弃稷，故禹贡为第十七。如是数之，讫于秦誓为第百也。伏生所传虽止二十八篇，然尚书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告、臩命，皆在二十八篇以外，是为伏生弟子亲闻百篇之说之明证。论衡正说云：“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然则伏生教授之际，百篇俨存。其所传二十余篇，乃生自全书中择取以先付讲习者。传授虽有后先，篇第不容改易。及生终业辍，尚书乃以二十八篇为止。弟子诠次，虽复以此二十八篇自为甲乙，然亦必兼列旧第，以存伏书之真。其后展转传写，则专数见在，凡不传诸篇，但列序目，不复数之。亦如传诗者虚存南陔等篇之义，更不入诸什中。则郑君所谓推改什首，非孔子之旧矣。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旧本有序篇以百者，子云犹及见之，故其言如此。此昔之说书者不以尚书为备之事，一也。音义；“俄空，苦贡切，缺也。”按：古书凡有脱文，每中空以识之，逸周书此例最多。“酒诰之篇俄空”，谓于酒诰脱简之处中空若干字，以示其有脱也。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诘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盖古者削竹为札以书，谓之简。连编众简，谓之篇。一简当今书之一行。简之长短有定，而其字数之多寡，每因篇而异。传写之际，必依原书以为程。伏生书与中古文同出先秦定本，其每篇简数、字数，彼此较若画一。及三家以今文写之，则改着缣帛，行数、字数非复竹书之旧。在竹书为一简者，在今文本或分属两行。然竹书有脱简，则今文本有脱字，简若干字，即脱若干字矣。酒诰、召诰之有脱字，既为三家所同。则必所据伏生书有然。伏书所脱者，而中书有之，故以中书校三家书，而得三家书酒诰、召诰脱字之数。因三家书二篇脱字之数，而知伏书脱简之数也。伏书有脱简，伏生不容不自知之。知有脱简，而老耄遗忘，不复能举其辞，而令传写者于此姑空若干字，以俟异日之或求得其文而补焉，故谓之俄空。俄之为言，假也。下文“天俄而可度”云云，王氏念孙杂志云：“俄与假声近而义同，周颂维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说文引作‘8以溢我’，是其例也。”按：王读彼文“俄而”为“假如”，不必尽合，而以释此文，则为确诂。故“俄空”云者，非忽亡之谓，乃姑阙之意。“酒诰之篇俄空”云者，非此篇全阙之谓，乃一篇之内有所中阙之意也。最初三家先师知其说者，其所写经文必皆如是。久而失其真，则不复尔。而旧本固不容尽亡，此必子云所见三家经文犹有于酒诰、召诰脱简之处中空若干字，以示其阙者，故云“酒诰之篇俄空焉”。不兼及召诰者，文不备耳。此昔之说书者不以尚书为备之事，二也。“今亡夫”者，“亡”读为“无”。论语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注云：“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法言此语正用论语文，其义亦同。盖子云晚年所见尚书通行之本已尽去旧第，直以二十九篇为孔子删定旧数。又酒诰、召诰脱简之处尽已联属无迹，不复知有阙文。专己妄作，全失本真，故发此慨。自来说法言此文者，皆不得其解。而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段氏玉裁異之說，尤謬誤不可從，今詳論之。后案云：“酒诰今见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轨、吴秘注皆不明确，徒乱人意。王应麟困学纪闻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俄空’即脱简之谓，而大传引酒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无此句，疑所脱即此等句。应麟此说亦非也。刘向校书，见有脱简，即应补入，必不任其脱落。但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脱简者，乃古文有而今文无。大传则伏生今文之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辑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处别得逸文，古文所无、故今酒诰亦无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脱一简之谓，不可以圭璧句当之。然则酒诰既已全亡，今酒诰甚完善，又从何而出？朱子语类徐孟宝问一条，竟以子云不见孔壁古文为说。孔壁古文，汉大儒多见之。况酒诰古、今文皆有，子云岂有不见？语类尤大误。反复考之，韩非说林篇引酒诰之文以为康诰，盖尚书或有别本，将酒诰混入康诰，扬雄偶据其本，遂以为俄空耳。”撰异云：“谓书序有百，而酒诰则无序，非谓尚书阙酒诰也。凡后人所谓数篇同一序者，皆有有目无序者厕其间。如：‘咎繇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谟、咎繇谟、弃稷。’按其实，则弃稷不统于此序。所以作弃稷者，不传也。‘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实，则疑至、臣扈不统于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传也。‘大戊赞于伊涉，作伊涉、原命。’按其实，则原命不统于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传也。‘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按其实，则高宗之训不统于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训者，不传也。酒诰、梓材亦正此类。以殷余民邦康叔，故作康诰一篇，其酒诰、樟材不统于此序，盖失其传。‘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谓，非竟亡也。然至于久而阙，则竟亡矣，故云‘今亡夫’。子云独举酒诰者，举一以例其余也。”按：段不见百篇之书，安能知某篇不统于某序？酒诰、梓材，皆康叔受封时，周公称王命以戒之之辞，正当与康诰同序，何以知其别有作意而不传耶？且即如其说，谓酒诰等篇别自有序，而百篇之中如九共当九篇，咸乂当四篇，太甲、盘庚、说命、太誓各当三篇，亦篇皆有序耶？古来尚书家但有百篇之说，从无百序之说，子云独何所据而云昔之说书者序有百耶？上文方云“书序，孔子末如之何”，明书序虽存，不能谕习者之罔。此忽慨叹于书序之有阙亡，义不相应，将安取耶？王自误解酒诰俄空为书亡酒诰，乃谓尚书别本尝有将酒诰混入康诰者，子云偶据其本，遂以为酒诰全亡。夫三家经文明明二十九篇，酒诰明明在二十九篇之内，孔壁古文，大儒犹多见之，岂博士定本，子云反未寓目，顾据其显然错误之别本，妄以不亡为亡，更为俗学所笑耶？至后案驳困学纪闻之语，尤全无是处。伯厚疑大传引酒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即脱简中之残句，本未必然。陈氏寿祺为今文与古文章句，多寡异同，非止一二，酒诰篇有“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语，大传所引，疑或此处之异文，未必为逸句也。其说深为近理，足破伯厚之疑。若后案以今酒诰无此句，即为刘向未尝补人之故，向之未尝补入，即为中古文并无此句之故，因而推定“俄空”之云，非指脱简之事。此其率臆速断，可谓一言以为不智。夫三家经文，皆汉时官书，功令所垂，上下共守。自非奏下博士从容集议，安能辄有增损？向但校三家与中古文异同，未闻有据中古文改定三家之事。不能将舜典、汩作诸逸篇并列学官，独能将酒诰、召诰脱简补入经文耶？今之尚书，绝非向所见之中古文。以今酒诰无此句，遂谓中古文之亦未尝有之，岂复有当耶？伯厚以酒诰脱简证明俄空之说，是也。惟云俄空即脱简之谓，则语殊未晰。盖脱简者，伏生书之事，俄空者，三家书所以识此脱简之事。脱简无所谓昔有而今无，知有脱简而为之中空以识之，则与序篇以百同为昔人存古阙疑之美，乃昔人所有者，而今更无之，所以为可喟。若解俄空为脱一简，则“今亡夫”三字为无义。或读“亡”如字，以为始也偶脱，而今也遂亡，则显与论语“今亡矣夫”异义，必不然也。吴胡部郎玉缙云：“杨子举酒诰，不及召诰。俄空者，疑所见酒诰首句为‘囗王若曰’，以其空围在第一字，故曰俄空。俄之言俄然也，忽也。后所见本，则有人已补成字。何以言之？释文出‘王若云’，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闻也。吾以为后录书者加之。’马所据盖即增补之本，而致疑于‘成’字，以为后加。所见甚卓。杨于书用欧阳义。孔疏云：‘马、郑、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欧阳即三家之一，孔所引亦增补之本。孔又称：‘三家云王年长，骨节成立。’此三家字浑举，或大、小夏侯之说。欧阳原本作空围。决不为‘成’字作训。或后来增字者幷增此注，亦未可知。马注称：‘卫、贾以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则卫宏、贾逵亦有‘成’字。盖自西汉末已盛行增字本，而空围之本殆绝，故卫、贾、马、郑诸儒皆未及见，宜杨子之致慨矣。”按：此说亦可备一义。

　　虞、夏之书浑浑尔，〔注〕深大。商书灏灏尔，〔注〕夷旷。周书噩噩尔。〔注〕不阿借也。下周者，其书谯乎！〔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疏〕“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者，音义：“浑浑，户昆切，又胡本切。灏灏，胡老切。噩，五谷切。”书尧典下伪孔传题“虞书”，孔疏云：“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郑玄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郑玄云：‘舜之美事，在于尧时。’是也。”段氏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尚书例也；三科之条，是古文尚书例也。三科谓作三书之时代。尧典、皋陶谟、禹贡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记之，或曰夏史记之，莫能别异，故相承谓之虞夏书，合商书、周书而有三科之说。”按：郑君尚书赞多从书纬，纬说皆为今文。法言说书，亦据当时所诵习。此文以虞夏之书与商书、周书别为三种，明用三科之条，则不得以此为古文尚书例可知。盖以有天下者之号名其书，则曰唐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依作史之时代详近略远，则曰虞夏书、商书、周书。其例皆出于今文诸师。古文无师说，安得有所谓书例耶？“下周者，其书谯乎”，音义：“谯乎，俗本非‘谁’。旧本皆作‘谯’。”宋、吴作“谁”，司马从之，云：“其书谁乎？言不足以为书也。”按：谯乎与浑浑尔、灏灏尔、噩噩尔相对，皆形容之辞，温公说非。御览六百七引作为“憔悴乎”。注“深大”。按：方言：“浑，盛也。”广雅释训：“浑浑，大也。”本篇云：“圣人之辞，浑浑若川。”注“夷旷”。按：史记司马相如传“灏溔潢漾”，正义引郭璞云：“皆水无涯际也。”夷旷即平广无涯之谓，灏溔叠韵，灏灏重言，其义同也。注“不阿借也”。按：世德堂本作“不阿附也”。汉书韦贤传“咢咢黄发”，颜注云：“直言也。”“噩”即“咢”字，文选韦孟讽谏诗作“谔谔”，李注云：“正直貌。”不阿借即正直之义。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按：音义引诗传云：“谯，杀也。杀，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所引诗传，鸱鸮毛传文。说文：“谯，娆譊也。”娆譊叠韵连语，烦苛之意，与酷烈义近。秦书酷烈，谓若始皇、二世诏令及诸刻石之辞，厉峻急，无复三代遗意。

　　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注〕嫌五经之难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注〕莫有不存其内而能出乎其外者也。〔疏〕“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者，艺文志云：“故曰易道深矣。”史记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云：“‘夫礼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荀子劝学云：“春秋之微也。”云深，云隐约，云禁未然，云微，皆不可使易知之说。“天俄而可度”云云者，吴云：“俄犹俄顷。”王氏念孙云：“俄而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则其覆物必浅；地假如可测，则载物必薄也。‘俄’与‘假’声近而义同，周颂维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说文引作‘8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通，见日知录卷三十二。”按：吴解是也。吾子：“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必不得读为“假如”。此“俄而”字当与同义，与上文“易知”字相应。凡事俄顷可知可能者，皆易易耳。天惟高也，故非不可度，不可俄而度；地惟厚也，故非不可测，不可俄而测；圣人之经惟象天地也，故非不可知，不可俄而知。若读“俄而”为“假如”，则是天竟不可度，地竟不可测，圣人之经竟不可佑矣，义殊未安。音义：“覆物，敷又切。”“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者，郛、郭解见吾子疏。吴云：“言不能出其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作“天地为万物之郭，五经为众说之郛”。注“莫有不存其内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按：世德堂本作“莫有不在其内而能出乎其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