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体系建设和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手段和方式不适合农民的特点,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和农民的需要;教育农民的主体缺失;教育体制僵化等方面。在本章和以后的两章中,我们试图根据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与实践,探索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回答“谁来教育农民”,“教育农民什么”和“怎样教育农民”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农村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就业体制、城乡分割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薄弱,教学内容缺乏地方特色,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对生产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需求,使回乡参加农村建设的毕业生在思想上和技能上缺乏准备,于是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时间越早,其文化水平越低,农业上急需的农业技术无法普及和推广,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教育部门独管教育的体制致使农村教育对农村需要考虑得少,这不仅造成了教学内容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相脱离,不能发挥教育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也影响了社会参与办教育的积极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就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科教兴农的实施加快了改变我国农村落后的局面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定的教育总是由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服务。同时,教育要较好的获得发展,也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转折必然对农村教育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也对我国的农村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村教育改革的提出,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与经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历史必然。
1.农村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也全面贯彻了“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方针,开始了对教育的改革。在农村,主要是调整将小学下放到大队所造成的不合理的学校布局和管理体制,整顿教育秩序,改革单一的教育结构,全面提高教师的水平和教学质量。因此,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然而,农村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在管理体制上,由于恢复了教育部门对所有学校的直接管理,学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疏远;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急需的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许多没有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缺乏适应当地建设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技术和技能。与此同时,教育理论界对以往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或反思,集中讨论了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这场讨论形成的主要观点是:教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是使人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场讨论形成了教育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思想,但是农村教育的实际与这个思想反差极大。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门多次发出文件,指明了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即必须从体制、结构、机制诸方面着手,全面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从农村教育的实际来看,长期以来,在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没有重视研究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习惯于用城市教育的模式去要求农村教育,脱离了农村的实际,特别是忽视了初高中毕业生的继续教育和充分发挥其在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因此,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从应试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实现学校教育和“三后”(初中后、高中后、少数地区小学后)教育的统筹,实行农、科、教的结合,开展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势在必行。
2.农村改革的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要提高生产效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在搞好种植业的同时,积极向林、牧、渔业多种经营发展,向农业综合开发、搞好大农业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学到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各种实用技术,接受有关的专业技术培训。而农村教育基本是结构单一的小学、初中以及普通高中教育,不能满足农民的这一需要。这就决定了农村教育必须从整体的教育结构包括教育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分布结构加以综合改革,形成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教育体系框架。
3.科技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就农村来说,最为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与国外相差10~20年,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而美国,农业产量增长的85%,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70%,都归功于农业科学技术;二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不少成熟的科技成果还处于样品、礼品、展品阶段,推广不力,致使科技成果浪费严重;三是总量不足的农业科技人员的专业结构和分布不合理,广大农村劳动者学习、吸收、消化运用新科技成果的能力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递减效应,即农业劳动者吸收和运用科技率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技贡献率低。农村教育如何面向当地建设,主动与科技部门结合,增强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村劳动者吸收、消化、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贡献率,成为各级教育部门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农村的教育改革在经过酝酿和准备阶段后,进入了全面推动的阶段。其标志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它明确了中小学教育也是地方事业,确定了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原则,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要由过去单纯的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
1986年2月,国家教委与河北省政府共同决定在阳原、顺平等县建立教育改革实验区,把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脱贫致富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从教育思想、结构、内容、体制、方法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要求优化教育结构,坚持“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促进“燎原计划”与“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的有机结合,为当地培养所需要的中、初级农业技术人才。在以后的10年间,全国建立了116个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30个地区级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联系点,加上各省市确立的实验县共有上千个,燎原计划的示范乡镇达到近万个。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指出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进一步为农村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94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动员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认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四大指出了“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的方针,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各级地方政府提出了“科技兴市”、“科技兴县”、“科技兴乡”等口号,把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当作振兴经济的根本措施,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典型。
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认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整个社会大系统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把教育这个子系统放在农村社会的有机整体之中,使教育和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第二,从农村教育这个整体来说,改革就是要处理好普教、职教、成教之间的关系,做到“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因地制宜恰当的衔接、沟通、渗透,既要增强教育的服务意识,又要充分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第三,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即包括教育观念的转变,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结构的调整,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更新等,而这一切都是围绕逐步建立一个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教育系统,实现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目标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