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三节 吕梁地区农村教育改革的实践

　　社会经济发展是人们根据外在资源条件而寻求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能动性活动的过程，从一般角度看，主体发展的可能性与可靠性取决于他能否获得能动性的机制，能否获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以及能否具备求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资源、能力与机制是主体获得发展的可能与可靠基础，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都可能带来贫困。诚然，资源稀缺可以开发或引进，机制缺乏则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或政策惠顾加以创造，但是对于主体发展能力不足又当如何呢？这种能动性机制不仅与制度和政策有关，而且与联系着人们心理与情感的文化交织在一起。当三者的欠缺之间发生选择性亲和作用时，就会形成稳定的贫困。经济学家纳克斯曾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并列造成的，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分析我国贫困地区贫困再生的过程和能动性机制欠缺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在贫困地区存在着一个造成主体发展能力欠缺的人才素质恶性循坏圈，即：人口素质低→发展能力不足→贫困→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

　　吕梁地区是富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它处在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吕梁山区中部。境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万公顷，占山区丘陵面积的74.6%，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1.68亿吨。这里的耕地地窄坡大，农业气候条件恶劣，旱、涝、风寒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没有保障。加之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长期为贫困所困扰。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区还有761个村子30余万人处于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特困状态吕梁历届地委、行署都始终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为任期内的主要任务。特别是1994年以来，吕梁地委、行署科学地分析了地区发展的限制因素，结合吕梁实际情况确定了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变生产条件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把发展农村教育放在重点地位，进而确定了扶贫攻坚的难点和突破口，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中，自从有人提出了“人的素质差是落后的本质”这一观点以来，贫困人口素质与贫困状况的内在联系，就在不同层次和角度上一再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根据《素质脱贫分析报告》提出的有关数据，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3.51年，年收人400～800元的农户受教育年限则为5.31年，“贫困地区农户经济行为”课题组计算了收益随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下降而下降的情况。所反映的是吕梁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贫困的关系。

　　可见，贫困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明显低于非贫困户，在我们调查的120户农民中，贫困户户主均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低，难于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更主要的是表现在观念落后，思想保守，他们不愿接受新经历和新经验，安全求稳意识浓厚，风险意识缺乏，发现和利用就业机会的动机与能力不足，特别表现在创业意识薄弱，短期行为严重等方面。在与贫困户代表交谈过程中，我们问及“你们最需要什么？”时，几乎所有人都回答“要钱”，“如果给你2000元钱你用来做什么？”，一个农民稍加考虑后告诉我们“用它开个小卖部”，“在一个只有十几户的山头上开小卖部，赚不来钱怎么办？”，“自己用”，这种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没有文化的贫困农民缺乏改变生存环境的长远奋斗目标。一方面他们需要钱，另一方面又缺乏去挣钱的动机，不少人在家闲着没事干却看不上每天挣15～20元的煤矿工或修路工。当他们有了钱后也不是用来改田造地、植树造林或发展养殖业，大多是图眼前的享受。这不仅是构成贫困的因素，也是稳定脱贫和获得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打破人才素质恶性循环怪圈的突破口，也是反贫困工作的一项战略选择，吕梁地区的脱贫正是从改革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开始的。

　　他们深刻认识到，经济贫困是吕梁贫困的表象，人才和技术贫困是贫困的本质。然而传统的升学教育，使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农村发展需要。全区每年升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仅占同龄人数的5%，95%的农村学生过不了升学的“独木桥”。每年返乡的初高中毕业生达3万余人，他们应该是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但实际上他们对于回乡一无思想准备，二无技术准备。据对全区10个县近13万名初、高中回乡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他们的年劳动收入超过当地劳动力平均收人的占33%，低于当地平均劳动收人的占66.4%。农村教育的这种状况及其结果显然不能适应农村脱贫和持续发展需要。然而在吕梁却有几个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使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需要相结合的典型。

　　1.圪叉吸学校。方山县的圪叉咀是历史上有名的贫困村和文盲村。由于太穷，50年代村里几次试办学校都未能维持下来。1962年，二十多岁的陈有良作为全村惟一识几个字的“秀才”，为了不让下一代再当文盲，几次下山终于请来了22岁的初中毕业生李建当老师。

　　小学创办后，为了让学校能生存下来，适应当地发展林业生产的需要，他们创办了校办小农场和小果园，进行勤工俭学，实现了办学经费自给。李建觉得小农场只解决了眼前问题，长远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的力量，逐步使全村人都富起来。他看到村周围都是荒山秃岭，决心把它都种成树，走育林育人并举、兴富民的路。于是他又向村里要了2.67公顷荒山坡，办起小林场。栽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买了许多书，钻研新技术，有些问题不懂，便到县上请教技术员。栽树时从划线、挖坑到浇水、除虫，一切都按科学方法办，结果小树成活率达90%以上。把植树造林知识列人高年级教学计划，使教学与生产、动脑与动手结合起来。师生多年来营造66.67公顷木材林和500多株树，为在全体村民中普及林果栽培技术起了示范作用。村民看学校的树长得茎粗叶茂，便主动地在房前屋后栽起了果树和木材林，接着退耕还林，建果园绿化荒山荒岭。为适应村民发展林业的要求，小学校又创办了农民夜校班，每天晚饭后，农民们坐在一起听李老师翻着书本讲栽树、选种、施肥、植保等方面的知识，间或还念念报纸，讲讲新闻。

　　现在的圪叉咀，全村69个劳动力，人人有一技之长，连没毕业的小学生都有人请去当果树嫁接的“师傅”。过去穷得出名的山村，如今人均木材林4公顷，果树60亩。人均收入超千元，从均粮食超千斤，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文明村。

　　几十年来，人们感到村里变化最大的是人。70年代初这个村就完成普及初等教育和扫盲任务，80年代中期，这个仅有132人的小山村，已培养了16名高中生、53名初中生，并为国家培养了7名大学生和5名中专生。与传统的山里人完全不同，他们精明能干，有文化，有技术，接受新生事物快，是圪叉咀村持续稳定发展的生力军。

　　2.前元庄学校。在总结圪叉咀办学经验基础上，吕梁地区于1987年又在柳林县前元庄村开展以构建“村校结合”、建立“三教统筹”的教育结构和实行“教、科、劳兼顾”的教学体制的教改实验。前元庄村支部书记兼前元庄学校校长康梦熊向我们介绍了实验学校办学的基本思路和做法。针对传统办学模式的种种弊端，他们建立了全新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改变了教育结构，理顺了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建设的关系。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村教结合。其内容一是村校干部交叉任职（由村支部书记任村教委主任，学校校长兼任村支部副书记）；二是村经济发展与教育同步规划，互为依托，互相促进；三是建立教师联系农户制度；四是建立两种教师制度，即学校专职教师兼任成人教育部的文化课教师，有专长的农民兼任学校劳动技术课和实习指导教师；五是学校图书、仪器向农民开放，村里的果园农田作为学生实验和实习基地。

　　在教育的内部结构上，实行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

　　学校设学前教育部、小学部、初中部和成人教育部，教育对象覆盖全村幼、少、青、壮不同年龄层次。初中部实行四年制，执行国家教委三年制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另外加开20%的职业技术课程。成人部根据学员情况和村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决定教学方式和专业设置。在教学体制与方式上，他们着眼于培养既有一定基础文化知识，又掌握脱贫致富专业技术的新一代农民。他们的农村教育同经济建设相结合并为之服务，是通过“校园经济”到“庭院经济”，再到“全村经济”的多元发展路子来实现的。首先他们从破除前元庄过去因种植葡萄失败而认为“这里不能种葡萄”的陈旧观念入手，从外地购回优质葡萄苗，并请县农科所的农艺师传授栽培技术，组织学生把葡萄苗精心栽在实验田里。同时三年级以上学生每人发一株葡萄苗，教他们栽种在自家院里，并定期指导。结果这批葡萄苗第二年春天的成活率达到97%，使村里的群众大为吃惊，纷纷到学校请教。学校趁热打铁，把育出的葡萄苗免费提供给群众，全村葡萄种植形成高潮。目前全村已栽植葡萄3500株，仅此一项每户增收100多元。接着他们继续进行了几十种新技术的引进实验，都获得了成功，并通过成人教育部把这些技术传给群众，使农户的庭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学校教师走出校门联系农户是前元庄教育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第二个措施。首先通过教师的指导在村里建立示范户，再通过示范户带动全村经济的发展。近十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办好一所学校，带动一个村子的路是可行的，学校作为发电机，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发展输送能源，使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94年，全村的粮食总产量达到30.5万千克，比1987年增长10倍；农民人均年收入达1100元，比1987年增长244%。农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都显著改善，特别是农民文化科技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93年该村被验收为无文盲村，全村基本劳力都掌握了1到2门实用技术，科技示范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0%以上，许多农业科学技术在这里都得了推广应用。适龄幼儿全部人园，小学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100%。据山西省教育研究部门对143名初中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升入高一级学校的82名，占57%；就业的91名，其中多数从事司机、焊工、农技、缝纫等技术性工作，其中有5名已成为科技示范户。同时村风村貌也得到了改善，多年来成为无文盲、无打架、无赌博、无上访、无封建迷信的“五无村”，被省、地、县评为精神文明村，走出了一条以农村教育促农村发展的新路。

　　3.刘家疙瘩学校。位于吕梁山西麓、黄河岸边的刘家疙瘩村，既无经济基础，又无矿产资源，加之黄河岸边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曾经是一个被当地农民认为“永远翻不了身”的典型贫闲村。全村380户人家，1160人，29.13公顷耕地，十年前人均粮食不足250千克，人均收入仅有200元。十年过去了，现在人均产粮450千克，人均收入达到1100元，不仅整体稳定脱贫，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十年来，他们大搞植树造林，创造了黄土高原雨水不下山的奇迹，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刘家疙瘩十年巨变靠的也是办教育，造就一代新农民。村里的带头人是退休教师陈步亮，1980年他回村时，村支部瘫痪，支部书记无人当，年逾花甲的陈步亮担任起了支部书记。他全方位地实施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他坚持三个教育原则：一是以点带面，先抓骨干选示范，再带动所有人；二是由浅入深，对文化技术的学习先简单后复杂，先普及后提高；三是从实到虚，先学习农民能直接受益的实用知识与技术，解决农民眼前的切身利益，再逐步灌输一些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始终坚持了教育过程中知识技能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村情、民意与市场经济需要相结合，幼教、普教、职教三教相结合的原则。陈步亮营造了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育人环境，随时随地地教育农民。用他的话说，“早上听广播，晚上上夜校；入村看展览，进家读书报；地头相互学，院里搞试验；不怕你不学，不学也要学”。田间、路旁、树上的木牌、纸条和各种标记营造了科学种田的氛围。陈步亮为教育农民十年来日复一日剪下整理后的报纸竟达到3万多块。每天早上5点半，高音喇叭准时响起陈步亮的声音，广播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党的方针政策、形势、科学知识、实用技术到农村日常工作，一年365天，连春节也没间断过。多年的熏陶使刘家挖瘩人养成了学习的习惯，仅有380户的小村子订阅的报刊就达31种。现在受教育主体与发展主体已是全体村民，施教者也不再以陈步亮为主，而是开始了五教互学、众教众学，一种大教育的氛围在村里形成。到1996年，就有8批共26人自发地到6个县、21个村参观学习各种典型，形成了以教育促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