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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剐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4月20日的卢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同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代表，四卜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叠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
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鄢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1927年2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束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
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
另外，还选出三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在八位政治局委员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
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赤色人物”们剐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4月20日的卢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同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代表，四卜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叠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
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鄢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1927年2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束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
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
另外，还选出三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在八位政治局委员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
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