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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又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巾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上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顺直省委作的报告（1928年7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足，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奠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
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厦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
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套成立，陈独秀停职。
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
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公开决裂。
在中共《对政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人中国现代史史册。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又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巾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上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顺直省委作的报告（1928年7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足，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奠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
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厦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
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套成立，陈独秀停职。
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
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公开决裂。
在中共《对政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人中国现代史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