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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横扫千军如卷席”
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
1931年2月22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
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1908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1929年，当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
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人”，人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人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
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为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
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
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竟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I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日：“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
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之外，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
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人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七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5月8日，公秉藩麾下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该旅步哨抓获一红军排长，说毛、朱、彭、黄皆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过来投诚。
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
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
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
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
于是，5月11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
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
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发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1963年至1978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宜告成立，台长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12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
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
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旱，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
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问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下午3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想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电台，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人”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1931年2月22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
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1908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1929年，当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
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人”，人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人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
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为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
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
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竟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I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日：“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
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之外，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
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人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七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5月8日，公秉藩麾下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该旅步哨抓获一红军排长，说毛、朱、彭、黄皆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过来投诚。
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
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
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
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
于是，5月11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
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
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发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1963年至1978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宜告成立，台长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12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
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
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旱，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
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问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下午3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想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电台，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人”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