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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
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12月2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
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
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
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
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只住毛和张，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负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因病躺在担架上，担架队里朝夕相处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会议仍在进行。到了上午9时多，敌机又来了。这一回，响起炸弹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走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身后的周恩来大叫：“稼祥，卧倒！”但已经来不及，王稼样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炸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抬到瑞金医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给他做了检查。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
不过，那时的担架，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编织成的网而已，下雨时，则盖上一层油纸。
在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王稼祥有长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日渐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
每当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脸，他们越谈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的精神特别好，白天则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
李德不时关注着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三人核心”。
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
12月12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
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
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12月儿日攻占了通道县城。
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
“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
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而去了。
这次“飞行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会议是在城外一个村庄里农民的厢房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三人团”，加上朱德，还有那“三人核心”。此外还有谁参加，不得而知。会议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倒是详细写及这次会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指薛岳所辖周浑元第八纵队——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
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引者注），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
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
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
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
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障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
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罗明后来在1935年2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12月2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
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
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
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
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只住毛和张，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负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因病躺在担架上，担架队里朝夕相处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会议仍在进行。到了上午9时多，敌机又来了。这一回，响起炸弹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走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身后的周恩来大叫：“稼祥，卧倒！”但已经来不及，王稼样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炸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抬到瑞金医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给他做了检查。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
不过，那时的担架，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编织成的网而已，下雨时，则盖上一层油纸。
在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王稼祥有长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日渐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
每当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脸，他们越谈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的精神特别好，白天则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
李德不时关注着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三人核心”。
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
12月12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
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
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12月儿日攻占了通道县城。
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
“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
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而去了。
这次“飞行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会议是在城外一个村庄里农民的厢房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三人团”，加上朱德，还有那“三人核心”。此外还有谁参加，不得而知。会议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倒是详细写及这次会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指薛岳所辖周浑元第八纵队——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
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引者注），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
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
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
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
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障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
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罗明后来在1935年2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