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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太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徐徐而流的湘江。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颀长的毛泽东和戴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随着担架，在警卫们的护送下，走过店铺簇拥的丁字口，走过湘江上的石桥，子尹路就在眼前了。
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
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
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我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
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
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
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
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采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观点，人称“反报告”。
张闻天指出：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时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
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
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我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
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
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
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
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采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观点，人称“反报告”。
张闻天指出：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时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