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1925年10月初。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是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1925年3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1929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
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以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
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巾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写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不过，载人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二十七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年，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后，于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三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十五号。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党员约占一百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二百五十二张选票中，有三张废票，即有效票为二百四十九张。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一百七十三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常委（汪精卫、谭延闽、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主席为汪精卫）之一。
常委会下设一处八部，组成中央党部。一处即秘书处，八部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业部、妇女部、海外部。其中，宣传部部长由中央主席汪精卫兼任。
据1926年2月5日中央执委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
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表宣传部部长案。
决议：照准。
于是，毛泽东正式出任同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三天之后——2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又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
于是，沈雁冰出任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何许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传中，也曾这么写及：
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是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1925年3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1929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
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以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
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巾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写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不过，载人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二十七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年，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后，于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三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十五号。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党员约占一百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二百五十二张选票中，有三张废票，即有效票为二百四十九张。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一百七十三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常委（汪精卫、谭延闽、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主席为汪精卫）之一。
常委会下设一处八部，组成中央党部。一处即秘书处，八部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业部、妇女部、海外部。其中，宣传部部长由中央主席汪精卫兼任。
据1926年2月5日中央执委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
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表宣传部部长案。
决议：照准。
于是，毛泽东正式出任同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三天之后——2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又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
于是，沈雁冰出任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何许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传中，也曾这么写及：
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