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及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3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
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二十五天前——10月5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亟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紧接着，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是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
叶挺，早在1919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1924年10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1946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对此有所披露，但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
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1926年9月5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在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1927年12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代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1935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
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
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
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1937年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无须博古、叶剑英“保证”了！
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
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便加入中共，翌年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1930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其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要他奉命留下打游击时，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因此既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也就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
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道：
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还是一个大庙子！
1938年10月21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求之不得。
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
叶挺答日：“叶剑英。”
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过，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需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
1939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乘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
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国共摩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1940年5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一他也要掼纱帽了！
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在中共中央1941年1月所作出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这份中共中央《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剐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
项英在1940年5月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项英在同月12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
项英在同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
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和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
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3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
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二十五天前——10月5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亟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紧接着，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是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
叶挺，早在1919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1924年10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1946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对此有所披露，但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
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1926年9月5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在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1927年12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代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1935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
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
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
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1937年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无须博古、叶剑英“保证”了！
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
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便加入中共，翌年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1930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其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要他奉命留下打游击时，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因此既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也就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
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道：
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还是一个大庙子！
1938年10月21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求之不得。
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
叶挺答日：“叶剑英。”
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过，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需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
1939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乘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
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国共摩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1940年5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一他也要掼纱帽了！
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在中共中央1941年1月所作出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这份中共中央《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剐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
项英在1940年5月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项英在同月12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
项英在同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
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和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
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