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岁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后下雪。
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1月3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
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1月3日下午3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5点吃饭，6点半出发。
就这样，1月4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
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
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
5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3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
6日晨7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
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就在6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
就在6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一顾祝同一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也就在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7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四十师一二○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
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
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
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1月8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个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
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干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做了详细准备。
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茂林一带，重峦叠幛，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尸体遍地，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9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
直至1月10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词，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1月10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
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其中首次公布了他在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其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未加遮掩。原文如下：
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
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印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11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12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李一氓回忆此事时，心情颇为沉痛。他说：
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1942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1月3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
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1月3日下午3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5点吃饭，6点半出发。
就这样，1月4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
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
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
5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3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
6日晨7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
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就在6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
就在6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一顾祝同一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也就在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7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四十师一二○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
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
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
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1月8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个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
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干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做了详细准备。
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茂林一带，重峦叠幛，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尸体遍地，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9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
直至1月10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词，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1月10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
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其中首次公布了他在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其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未加遮掩。原文如下：
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
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印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11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12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李一氓回忆此事时，心情颇为沉痛。他说：
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1942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