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尸体横七竖八,布满皖南山间。雨仍不时地下着,冻得战士们手脚冰冷。
叶挺指挥部队几度突围,均告失败。叶挺在11日致电毛泽东:“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唯士气尚高……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鉴于项英临阵动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在12日发来电报,指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饶漱石,那时在新四军中只是作为叶挺军长的朋友出现,化名梁朴。其实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的王聿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目击:在14日早晨,“军长的朋友”梁朴前来找叶挺,密谈了一阵子。事后王聿先才知道,正是这次密谈,他们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经叶挺、饶漱石决定,派出两名参谋持叶挺名片,前往附近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部联系谈判之事,以求争取时间,减少损失。
这时,叶挺手下大约还有两千来人。13日的战斗,格外酷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负伤阵亡。
14日傍晚,响了一天的枪声稀疏了。这时从山下传来喊声:“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
叶挺命令暂停还击。于是一位国民党一○八师副官处长,带着一个排上山来了。那位处长见了穿黄呢军服的军官,便知是叶挺军长,连忙敬礼,说明来意。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随来人下山,去见他的同学上官云相。
叶挺一去,便遭拘捕。在17日,叶挺被押往上饶,关入李村监狱。随同叶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则被关入上饶七峰岩监狱。据王聿先回忆,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叶挺生病,宪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脚镣,带他到李村监狱给叶挺看病。王聿先见到叶挺时,落下了热泪。
叶挺面目消瘦,须发很长,但墙上有着他用木炭写的两行大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此后不久,叶挺“失踪”。
叶挺到哪里去了呢?
1941年冬,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
阳翰笙看了字迹潦草的信,才猜出这个“夷”是叶希夷。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从笔迹、从信的内容,阳翰笙断定这确实是叶挺写的,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后来才得知,叶挺在囚室中事先写好这封信和一张条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说要如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条子和五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条子上写着,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见了此条子,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见了此条,把信寄出……
至于叶挺会把信寄给阳翰笙,是因为1939年叶挺到重庆时,阳翰笙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纪录片《战地特辑》。他和阳翰笙早在1926年便已相识于广州,那时周恩来是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则是政治部秘书。他正是考虑到阳翰笙在重庆目标不算太大,而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把信寄给阳翰笙……
叶挺是在1941年8月被从上饶李村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二号的;此后他又被转往重庆郊区、湖北恩施、广西桂林……
叶挺在狱中度过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闪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